这些建筑那么丑，却那么自信
你一定在身边或者网上见过一些令人啼笑皆非的“丑建筑”，但不一定知道有个“中国十大丑陋建筑评选”。它是由一批建筑界权威专家自发发起的，没有任何官方背景，“损”起来连业内大师也不放过的百无禁忌的评选。
上过榜的既有“一眼丑”的“大螃蟹”、“大酒瓶子”，三尊大神仙造型的酒店“福禄寿”，也有破坏海洋生态的恒大海花岛、伤害山城历史文化尺度的重庆来福士广场。改革开放后多元文化的冲击、资本的狂妄等原因，造就了源源不断的丑陋建筑。在评选迭代的十多年里，时代在变，“丑”的样态也在变。
在高歌猛进的时代，丑陋建筑乘着资本的泡沫涌现，而在城市化与经济发展放缓之时，也许正是理性回归的契机。比如，我们是否可以谈谈，自己城市里的公共建筑是否给市民以足够的接纳感？是否给了弱势群体以足够的可得性？我们理想中人与城市的关系是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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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场关于丑陋建筑的评选
我最早发现“丑陋建筑”这个物种，是在网上的一些航拍视频里。河北有个“福禄寿”，把楼建成了三座大神仙，神仙们矗立在一片高度只及他们腰间的楼房里，在蓝天的映衬下，向你露出诡异的微笑。难以想象这是一间酒店——为了神仙的外形完整，酒店房间的窗户被设计得极小。
如果继续找下去，你还会发现城市里的巨型俄罗斯套娃、大铜钱、大酒瓶子，或者其他一些活生生将一种奇怪形状拉大尺幅建成的东西。在城市里，它们尴尬地占据大片土地，可谓“视觉污染”。
后来我才知道，这些对丑陋建筑的发掘都来自一个“十大丑陋建筑评选”——你可以将它理解为建筑届的金酸莓奖。数月前，2021年第十二届评选结果公布，冠军颁给了海南海花岛，评语很毒辣，“资本任性妄为，破坏海洋生态，形态怪异杂乱，是炫富、媚俗文旅项目的典型。”在点评北京的一家大酒店时，评委又痛批其不久前的升级改造，“建筑更新改造未能纠正原有设计缺陷，越改越丑，有损首都东大门的城市形象。”
我很久没有在公共空间看见这么大胆的语言表达了，随即，我联系了“十大丑陋建筑评选”的组委会，发现这是由一群业界、学界的权威专家发起的评选活动，评委中包括知名的建筑与艺术史学者、高校建筑学院教授，以及重要的建筑师和建筑评论家等。
这个评选偶然开启于2010年，当时，一群建筑学专家在学术讨论会上闲谈，聊到周遭的某些建筑非常丑，有人提议干脆评个丑陋建筑，在座的建筑畅言网主编便和几位专家商量，组建了第一届评委会，并讨论出了第一届评选的规则：先在网上向大众征集丑陋建筑的提名（后来进一步开辟大众网络投票通道），再由专家对其进行评审。评委会负责人、建筑与艺术史学者、央美建筑学院客座教授王明贤告诉我，“我们本以为一两届就评完了，没想到丑陋建筑越战越勇”。
重庆市忠县黄金镇政府办公楼
2011年初，在跨越3个月的评选后，主办单位建筑畅言网公布了第一届十大丑陋建筑名单——“福禄寿”（河北天子酒店）、“大铜钱”（沈阳方圆大厦）与“山寨天安门”（重庆某政府办公楼）等。如此密集的视觉冲击点燃了网友的热情，一时间网上的转发和再创作铺天盖地。
就这样，在网友的热烈呼应中，赛事一做做了12年，也引发了许多连锁反应。在“丑事传千里”后，一些地方的丑陋建筑被偷偷拆掉了，比如江苏昆山市的“大闸蟹生态馆”——开发商耗资1300多万打造的“大螃蟹”，在登上2018年丑陋建筑榜不久，就卸了蟹腿。周榕听说，有些地方政府在发现自己建的楼荣登榜首后，特意发了内部文件，要求本地尽量淡化该新闻。
巴城大闸蟹生态馆
评委们坦言，对大型公共建筑的批评，可能会对相关部门造成影响，此外，随着评选的进行，一些知名建筑师的作品也开始“登榜”，这对评委会而言，又多了一层人情的压力，而评选之所以能抗住压力进行到第12年，靠的是一些业界资深前辈身上朴素的理想主义气息。评委中有三位80多岁的评委，自上世纪80年代起便在写评论、做活动，“他们其实起了压舱石的作用”。清华大学建筑系教授、评委周榕说。
评委会负责人王明贤今年68岁，是知名的当代建筑与艺术策展人，他记得，自上世纪90年代起，中国各地变成了拆老楼建新楼的大工地，王明贤一度对城市面貌感觉非常灰心，此后，中国的建筑评论也出现了断代。而这种断代，在进入互联网时代后，又意外地在“十大丑陋建筑评选”这样一场网络狂欢下获得了某种补足。
一定程度上，周榕感觉，这种网友的积极呼应，展露的是城市居民表达自己对公共事务意见的渠道之匮乏。“我们缺乏一个对使用者传递信息的平台，大家在自己常走的街道、天天待的办公楼里碰到问题，都没地方去说。”周榕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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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神仙”“大螃蟹”们属于一种叫象形建筑的类别，周榕委婉地说，“咱也不好说用低级来形容它，它其实就是个比较原始的审美，跟我们现代的审美距离比较大。按照康德的观点，现代社会的特点在于更多地使用理性思维，而理性思维的特点就是要有抽象、归纳的能力。”
另一类丑建筑，是将白宫、凯旋门、路易十四的宫殿等世界各地的知名建筑“复制”到中国某个城市的行为，这些作品的出现其实有一系列的历史原因，“（上世纪）90年代末到2008年以前的十几年时间里，是山寨白宫、山寨天安门这种建筑集中出现的时间，这与改革开放之后，整个中国经济的爆炸式增长有关。人们开始有钱了，但同时也陷入了价值观的迷茫期。”周榕说。
第一届评选的上榜建筑：安徽阜阳市颍泉区政府办公楼
那是一个审美上鱼龙混杂的时期，另一位评委，建筑评论家包泡曾对上世纪初建筑的狂飙突进有所记录，2004年，他参加过一场“中国喷泉工程研讨会”，主办人自豪地介绍，德国一个喷泉最多也就使用几十台泵，而东莞一个喷泉就能用3000个泵，超过欧洲一个国家一年的使用量。他发现，有五六年的时间里，全国大小城镇都掀起了“广场热”，“山东荣成人也自豪地称，他们广场可与天安门广场媲美”。
这种混杂里，是一种被极大压缩的城市化进程，周榕说，“我们是把西方工业革命以后，二百年的历史压缩在大概20年。于是，西方过去各个历史时期的建筑，比如西方古典、西方现代，当然还包括东方古典，你都可以在中国的同一时期看到”。
近几年，专家们发现，“丑陋建筑”的形态又发生了变化，从曾经的“一眼丑”变成了现在的“内涵丑”，“逐渐从原生态的丑，变形到新形态的丑”。王明贤笑道。
单纯抄袭、山寨、象形等粗制滥造的建筑在减少，一种新的，更具隐蔽性的“丑”出现了。“这些建筑更加精致，很多细节、构造、材料用得非常好，甚至在某些层面可以说很专业，但从文化的角度来看，依然是丑陋建筑。”周榕提及此前上榜的重庆朝天门码头来福士广场，“无论从世界任何城市设计的历史去看，都没有这么恶劣的设计”。
重庆朝天门码头来福士广场
“为‘提振’整个城市形象，设计用了一个典型的放大机制——在朝天门码头一连做了二三百米高的六个楼。重庆是个码头城市，整个城市都是从朝天门码头发源起来的，那里有整个重庆最值得保留的历史记忆，水运、经济、社会都在这里，是一个极其丰富的百科全书，但现在，你望过去只能看到一组楼。整个半岛自然起伏的地貌特征，都被挡在后面了，除此之外，它也对人文地理进行了大破坏——码头没有了，当时的一些城墙、门也都荡然无存了。”
此外，最新上榜的建筑还有海南的恒大海花岛，它的上榜理由是对环境生态的破坏和自身系统运营的不合理，“对海洋生态破坏这么大，拆没法拆，交也没法交，运营也没法运营——这个文旅项目位于儋州，又不是在重点中心城市，没有什么配套设施，它基本上全得靠自己来造一套生态系统，需要大量的钱来养护。现在养不了，就死在那，这么大的项目也很难有公司接盘，留下的就是一堆建筑垃圾。”周榕不客气地指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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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际上，光从学院教育端看，周榕认为，过去的几十年是中国房地产经济大发展的时代，做建筑的都是一批“最聪明的人”，“我们有长达二十多年的时期里，清华招分最高的2个学院，一个是经管学院，一个就是我们建筑学院。在2010年左右，我们招90个本科生，有10个是各省市的状元。”周榕回忆。
那么，当一个时期最聪明的人都涌进了一个行业，本该是这个促进这个行业蓬勃发展的——这里面出了什么问题？
事实上，许多上过榜的建筑设计师都为此感觉十分难受，工作上碰到面，他们常拉着评委说“有苦难言”。“福禄寿”原名叫“河北天子大酒店”，是第一届评选的十强，也是“丑陋建筑界”知名度最高的一个。王明贤听说，有人想采访福禄寿酒店的建筑师，但对方死活不同意公开自己的名字，“说他名字他会自杀的。”这名建筑师表示，做“福禄寿”是开发商的要求，自己本不愿意接的，但当时“家里很缺钱”。
与此同时，近年来，评选榜单里逐渐出现了世界级建筑大师的作品，每次在定下结果前，评委们都会为此进行许多讨论，“在国外，他们的作品做得很好，但在中国建的建筑，怎么就有问题？”王明贤说。
上海国际设计中心是2018年的丑陋建筑榜第一名，它是日本建筑大师安藤忠雄的作品。“这么大尺度的建筑，其实不是他的擅长。他们很多外国建筑师来到这里，常常会被甲方要求做一个非常高、非常大的地标性建筑，再加上时间赶，又有经费的考虑，有时就粗制滥造出来了。”王明贤说。
上海国际设计中心
建筑评论家顾孟潮更是犀利地指出，“评选丑陋建筑不仅是评选建筑物，还是评论社会机制、建设机制、业主、主管人，是我们的开发商、老板、业主造成了现在的丑陋建筑。”
我访问了一名曾在著名的国际建筑事务所SOM工作的建筑师，她在2006年参与设计了河南郑州的千玺广场。她告诉我，当时，政府提出，想让这个楼看上去像河南登封的嵩岳寺塔，那是一座北魏时期的佛塔，也是河南入选世界遗产名录的“天地之中”历史建筑群中重要的一座。
“但是没有多少建筑师会愿意把楼盖得像一个具象的物体。”她说，做设计时，建筑师决定将中国塔的特征抽象化——首先，他们做了一个方形的，比较现代的楼，然后让楼的每条边往里凹了一点，呈一条弧线，当人们从远处看时，可以看到楼的檐有点往上挑，这是他们从古塔里提炼出的一种内在的美感。结果，当把方案拿给政府看时，对方说，不行，我们要的就是长得像嵩岳寺塔。
郑州千玺广场
“后来，就被改成了这个样子。”她无奈地谈到。很不幸，这座建筑也成为了2017年丑陋建筑十强之一。它在外观上复刻了嵩岳寺塔，到夜晚，通塔亮起与塔同色的黄灯。市民不仅没发现它像古塔，还给它起了个诨名，“大玉米”。
让建筑回归人
在回答“比较喜欢什么样的建筑时”时，不少人回答，他们希望拥有一个别墅，这样的话，他们可以在自己院子里接触自然。
这并不是一种读题失败——对很多人来说，公共建筑确实跟他们没什么关系。公共建筑的无趣，以及意见监督渠道的长期匮乏，显然已经使许多市民对此“麻木”。
于是，对外部建筑失去改造的能力或兴趣的人们，正在成为室内的装修大师。王明贤觉得很奇怪，“每个房子都能装修个三次五次，对于怎么铺瓷砖、怎么挂窗帘，他们都很懂，但是没有格调。”另一位评论家包泡则这样讽刺中国家庭装修的风格窠臼：“吧台、日式窗户、欧洲古典铁艺、壁炉（只是冒着假火焰，而没有实用功能)，还有的是歌舞厅、酒吧的家庭化，更多的是星级酒店式的家庭。”
在这些问卷里，我只看到一份问卷对公共建筑提出了详细的意见，它来自一名上海无线电模具厂工人。在她看来，最喜欢的建筑，是“设备齐全（有座，有睡，有厕所，周边有购物场所）的”。我想起，周围的公园确实明净、一尘不染，而在这样一个城市里唯一可以亲近自然的场合，你几乎不会看见农民工、外卖骑手。我想知道的是，我们的公共场所，是否真的做到普惠性，给最底层的市民以接纳性和舒适感呢？
周榕曾看见有学生在知乎上提问，清华校园有没有一个可以让人哭泣的地方？这让他有了反思，“这里看上去很美、很有秩序，但确实没有很适合人哭泣的地方。我们的城市有很炫目的标志性建筑，但很难找到一个地方能让你感觉到，自己属于这个城市。我们有大量的绿地，看上去绿油油对吧？但是你进不去。我们当代人的情感是非常多样化的，但我们的公共空间的设计和建设就远远滞后于这些关怀。”
他提起，海淀原来有一个教堂，门口有一个垃圾站，设计师便设计了一个大台阶，把这个垃圾站藏在下头。那个台阶并不通向任何地方，甚至还有点味道，但台阶上却经常坐着一些人，整天地坐在那儿发呆。“这是人文权利。”
如果公共建筑不关照人的精神空间，那人就像个零件。在为一座城市设计体育公园时，建筑师马岩松曾专门花时间观察了一阵城里的年轻人。在一次采访中，他对我谈到，注视人群时，他恍惚感觉，现代人似乎成了生产线上的零件——他们不停地赶车、奔波，急着穿过安检、不同的大门，他们不会对周围东张西望，也不会在任何地方驻足停留。
但这一切本不该如此。
在北京郊区一所明亮的老房子里，82岁的建筑评论家包泡给我找出一本快被翻烂的旧书，是1962年美国出版的《寂静的春天》。“这本书指出，工业革命破坏了自然。我们的春天，没有鸟叫了，没有鲜花了，人的生存能力都下降了。”他十分珍爱这本书，还买来英文原版，尽管他看不懂。谈起东方建筑该往何处去时，他谈起古诗词里的意象，断桥、残雪，谈中国古典园林的设计，可以如何让人在公园里迂回、隐藏、停留。
“丑陋建筑话题，其实是中国在一个特定的历史发展期里的产物。”周榕谈到。“以后，那些初级的、丑到辣眼睛的设计会逐渐消失，因为大规模的城市化在中国已经完结了。”接下来，我们会进入一个存量改造的时代。
但丑陋建筑的评选还要办下去。2020年春节，住建部召集专家开会，专门讨论丑陋建筑。周榕心想，评选是不是要被砍了？为此，组委会曾进行内部讨论，评选是否可以停一停。
没想到，会后组委会得到通知，住建部有关领导非常关注这个评选，希望他们能把批评做下去。“我们觉得很吃惊，因为我们大量批评针对的都是政府主导的公共建筑，批判的内容又相当犀利。”周榕说。
很快，具体文件落实下来，2021年4月8日，国家发改委发文，“严禁建设丑陋建筑”。
一场纯粹的、本来源自一句玩笑话的民间评选，就这样获得了官方的认可，这是评委们始料未及的。“我希望，之后，丑陋建筑评选可以形成某种文化机制，变成一把达摩克利斯之剑。”周榕说。
“当设计师在设计、甲方在投资、政府在审批时，能隐隐感受到一种威慑力，他们要知道，某一种社会舆论的监督会在。”
看完丑陋建筑的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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采访、撰文：刘楚楚
编辑：王婧祎
运营编辑：王大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