狐狸PK.刺猬丨两种阅读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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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l 维舟
多年前，我曾在“澎湃问吧”开过一个栏目，在线对话为什么读书、读什么书、如何读书。在短短两周多时间里，涌来五六百个提问，而其中最常被问到的问题之一，则是读书究竟应该“专”还是“博”。很多人似乎既想要成为一个“渊博的人”（这在我们社会仍是个很高级的称号），又害怕涉猎庞杂，无法将一门知识钻深吃透，最终一无所获。
这虽然是个伪问题，但就我所知，这确实曾经困扰过许多人——某种程度上，也包括我自己。我虽然从小偏好文科，但在文史哲内部，却兴趣极为广泛：小时候是古典文学打基础，近现代小说也读了一堆，中学时也曾是“文学少年”，自己尝试填诗作词、写散文小说；此外，我还深信“文史不分家”，对历史也一向沉迷，上大学后又渐渐意识到很多历史现象仅凭史学理论本身无法解释，于是又顺藤摸瓜去找了社会学、人类学、民俗学、语言学乃至心理学的书来读。
我当时的知交张晖则全然是另一种类型：他自高中矢志于学，一直有着明确的目标。他极少读现代文学，除了偶尔练笔填词，也不事创作；对历史、哲学等领域，如果相关，他也会翻翻，但始终不离开自己关注的核心，那就是古典文学。
如果说我读书是“顺藤摸瓜”式地延伸出去，那他可则说是“竭泽而渔”的方式：专注而穷尽地搜求材料，在高中时他就尽一切可能地购入自己感兴趣的红学研究资料，以及俞平伯、钱钟书的著作和相关材料，也正因此，他后来才能在进大学不久就指出《俞平伯全集》尚有佚作未收录，并在大三就完成《龙榆生先生年谱》这一被学界赞誉的论著。
《龙榆生先生年谱》，张晖著，学林出版社，2001年3月第一版，增订本由上海古籍出版社2020年3月出版
这种差异，无疑与我们各自的秉性有关，也是当时我们切磋时就深深意识到的。高中毕业之际，他去南京，我去厦门，彼此叮嘱看到什么好书，记得为对方留意（我们对彼此家里的藏书都早已了然于胸），但他笑了笑说：“这对你容易，对我可难了。”我明白他的意思：你感兴趣的东西太多了，我不知道帮你买什么书好。
英国思想史学者以赛亚·伯林曾在其名作“刺猬与狐狸”中，引用古希腊谚语“狐狸多机巧，刺猬仅一招”，将不同的思想家、作家划分为两类：狐狸兴趣多元，注重万物之复杂与联结，偏向“渊博”一端；而刺猬却致力于寻求唯一的真知，以不变应万变，崇尚专精。
就此而言，我是“狐狸”，而张晖是“刺猬”。类似的话，章学诚也说过：“高明者多独断之学，沉潜者尚考索之功，天下之学术，不能不具此二途。”某种程度上说，这两种不同的阅读方式，或许本身就是我们自身秉性的合理化。
但事情并不就此告终。在我们长久的讨论中，我们都发现了自身的问题所在：我很早就意识到，他因其专注而能阐幽发微，而我所追求的广博，如不收敛，最终可能散漫无归——这也是他作为诤友当面提出过的。
只是到了大学之后，他得偿所愿，主攻古典文学，很快声名鹊起，而我误打误撞去读了与自己兴趣完全不相干的专业，术业无专攻，也就愈发顺水漂了。他那时每次见面总劝我读研，我自嘲现在是野狐禅，只由着自己的兴趣读书，他以一贯的犀利毫不客气地说：“确实你不在学界中，这也无可厚非，但你到五十岁也这样？”
以赛亚·伯林根据古希腊谚语，将不同气质的知识分子分为狐狸、刺猬两大类。
那时读到伯林这段文字，我也感觉那个“想当刺猬的狐狸”就像是我自己：
他无论怎么说，都不曾有个整体之见；他不是、他根本不是刺猬；他所见者不是一，而是多，他那苦执困心、逃无可逃、不屈不挠、穿透一切而令他疯狂的清明眼光，看到的是一个比一个细微、一个个充满个性的许多事物。
我那时的困境，甚至还不仅是“怎样读书”，还包含着自我怀疑的“为什么要读书”。在无法向外人道的困苦中，阅读对我而言既是救赎也是泥沼。
确实，我也逼着自己读了不少，但却失去了方向，固然积累了不少材料，然而怎样在这积累中找到脉络和线索，让它们勾连起来稍具形状，则无人可以告诉我。那时我已经发现一个危险的境地：如果没有真正深入到具体的理路和论述中去，会发现宏大的谈论并不能带来新知。
张晖的路径则相反，他是专深多年，直到去香港读博，才感受到转型的痛苦。那时本来南京大学想挽留他下来编撰《全清词》，但他致力词学多年，愈发看见其窄小，有次和我当面感慨“难怪前人说‘词是小道’”，因而他坚拒了母校挽留，想拓展自我的视野，看到更开阔的世界。
然而此时，他深感痛苦与挫败，因为这个转变远比自己设想的更为艰难。要从词学进入诗学、古典文学，乃至普遍意义上的“文学”，这里每一层都有不同的梯度。当然他已有了扎实的基础，但转变仍然不是顺理成章的，因为这涉及到范式上的转变，有时甚至导向对自己原有习惯的全面质疑。
多年后他和我说，后悔自己少年时过于专深，其实那时应当博涉群书一点——他竟然也变成了一个“想成为狐狸的刺猬”。在方法上，他首先意识到了自己原先那种“竭泽而渔”的专深阅读方式会陷入两难：一是，材料可能是无穷尽的；二是，如果穷尽了，怎么办？更有甚者，有时如果不转变视角，根本就无法发现“材料”。
使他焦虑的另一点是：如果沿着老辈的道路继续向前走下去，那么最多也只是把他们开辟的道路走得更往前一点，却未必能开辟新路，照此旧径攀爬，如何才能超越他们？当然，和我不同的是，他说到底是认为“成为狐狸，才能更好地成为刺猬”，着眼点毕竟仍在后者。
学者张晖之墓，铭文“他曾真正活过”取自我的悼文，这是今年他夫人张霖祭奠时的照片，墓前并排放着的是他们两人各自的著作。
当他以三十六岁的英年早逝，我在漫长的追思中，逐渐看清了我们从少年时代以来走过的道路：如果最初我们都是“循性为学”，那么后来也都不约而同走向“矫性为学”，也就是说，意识到自己秉性与治学中存在的问题，有意识地去矫正它。
虽然前些年也有朋友忠告我：“经济学是你知识结构中的一大缺口，如果补上，会很有助于你深入观察社会。”无疑我也很清楚，这些年经济学话语在社会科学领域的渗透越发强势，但这两年我愈发意识到人的精力终究有限，不得不稍稍收缩战线，更聚焦于自己感兴趣的问题。
当然，不同的人对这必定有迥然不同的理解。据说金庸在北大演讲时，当被问及怎样才能写好小说时，他反复强调“一定要多读书，要成为一个杂家”，因为他觉得这样写出来的东西才“好看”。
苏珊·桑塔格也从评论家的角度说过：“我的胃口很大，兴趣广泛，但是我不认为自己是个美食家。就随笔而言，我喜欢写些我钦佩的东西。我钦佩的东西数量众多，如果它们未被充分写过，我愿意贡献自己的一份力量。我认为我无需在苦行与热切之间做出选择。”也就是说，在她看来，“评论”本身类似于西方古典传统中的“博雅”，本身应基于广博的兴趣而生发。
这两者确实不必然对立。宋史前辈邓广铭先生在谈论治学时，也强调“第一就是要博”，然而他所说的博却是指“专业定下来后，在本专业领域内的博”——这看起来是“专深”的另一种说法，只是用以反对琐碎割裂的治学之道。
唐史学者陆扬则道出了另一重境界：“如果史学工作者也可以分为狐狸和刺猬两个类型，本人无疑属于后者，也就是说只能在一个缩得很小的范围内进行聚焦式的工作。不过我读到过一个立陶宛的创始传说，里面提到说上帝一开始曾把大地弄得比天宇还大，多亏一只刺猬的提醒，才把大地缩小到和天宇相称。由此可见，在那只刺猬眼中，大地虽然被缩小了，却仍可以有天宇一般的浩瀚。”在这里，他其实改变了争论的界定，转而强调“小就是大”，鉴于学术分科之下，每个领域都有无数门道，也许每个刺猬都多多少少有这样的想法。
多年前的一张照片，可能是张晖给我拍的，在北京。当时手里读的是史华慈著《古代中国的思想世界》
这些年来，我曾听很多朋友说，倒是羡慕像我这样可以自由地阅读，而他们苦于学术分科的职业化，不得不硬着头皮去啃一些其实自己并不喜欢的本专业书籍。
当然，阅读本身就是一个复杂的行为，如欲有所发现，原本也早就不像古典人文时代那样，仅凭自己“喜欢”就可以了。但现在的学术分科之深也是事实，就像《北美中国学》中所说的那样，研究上古史与近代史的学者可能从来不会看彼此的成果，甚至不觉得对方是自己同行。
我一度向一位专治近代史的学者提起李峰的《西周的灭亡》写得好，得到一个尚属积极的答复：“是吗？倒是从来没读过先秦史的，我找来换换脑子也好。”也许只有我这样的外行，才把“历史学”看作是一个统一的门类。
在这样一个遍地是刺猬的时代，狐狸式的阅读方式很可能会被讥为“一英里宽，但只有一英寸深”；但就像几十年前美国大学教育的职业化激发了通识教育一样，当下知识共同体的内部分裂也有必要倡导一下公共阅读。
在学术史上，有不少重大变革倒是来自跨学科的“异花授粉”，最出名的无疑是达尔文的进化论，它几乎从一开始就漫溢出生物学的边界，对各个领域都产生了深远影响——有时是不幸的影响，诸如社会达尔文主义。曾对人类学研究产生很大冲击的《写文化》一书，不少作者其实原本是搞文学评论的。
对条块分割严重的国内学界来说，也许杂交、对话更有其必要。这可以使人们从本专业的洞穴中抬起头来，体验更广阔的时空与现实，促进不同领域的交流对话，借用爱德华·萨义德的话说，“从根本上来说，阅读行为可能是一次谨慎有度的人类解放和启蒙”。
我相信，狐狸与刺猬最终可以殊途同归。要有所创见与发现，最重要的是积累。没有积累的灵感与聪明，很快将耗尽而无后劲；而那些乍看灵光一闪的创见，其实也无不因深厚的积累而来——在发明创造上，术语称之为“前置技术”。
个人或许还有自己都无法解释的突发灵感，但如果是一生成就、一门学科、一个社会，则其发展恐怕没有跳跃性可言。这也就是为什么如果深入了解有些顶尖学者的学术成就会让人绝望，因为差距并不是他偶然写出了一篇比你更好的论文，而是你和人家之间差着许多年的积累。
从这一点上来说，“博”与“专”的对立是虚假的，真正的关键在于，这些知识是否有积累，彼此之间是否产生了结构性关联，借用哲学家维特根斯坦的话说，“端赖于看出联系的理解”（the understanding that consists in seeing connections）。如果没有积累和关联，那么再多的知识也只是一堆五颜六色的海洋球。
问题是，怎样才能有意识地积累知识？这样的问题意识，本身就是在阅读、在阅历中涌现的，它是过程的产物，而不是先有了它才开始阅读。正因此，阅读应当带来思考，而不能带来思考的阅读，只不过是一种拜物教。
每一次知识领域的范式转型，常常未必是后来者积累了更多东西，而是领先者所积累的东西，忽然之间变得过时乃至没有意义了，率先拥有新意识的后者，就此捕捉到了机会。
正是在这一点上，我相信不论是哪一种阅读方式，都可以通向全新的视野。托尔金曾说过一句耐人寻味的话：“云游的人并非都迷失方向。”（Not all those who wander are lost.）阅读也是一次云游，但要发现点什么，仅仅云游是不够的，而这最终，是为了通向一种智性的自由。
附记：本文其实是旧作，去年初写给腾讯“见书”的，但刊发一个多月后，继腾讯“大家”被赐死，专注于阅读、书评的“见书”也一并被注销。在此重发一次，也算作纪念。
去年的世界读书日，我也写过一篇，有兴趣可一并参见（已设置超链，点击篇名即可跳转）：《不能著作等身，总能读书等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