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森林 | 理解历史唯物主义“现实” 观念的三个向度

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主办

理解历史唯物主义“现实” 观念的三个向度

刘森林  | 文

作者简介

刘森林，1965年7月生，山东昌乐人，教育部长江学者特聘教授、山东省泰山学者特聘教授，教育部哲学教学指导委员会委员，山东大学哲学与社会发展学院院长。曾被列入教育部优秀青年教师资助计划，教育部新世纪优秀人才计划等。曾先后获得全国百篇优秀博士论文奖，研究类霍英东青年教师奖，五次（第三、五、六、七、八届）中国高校人文社会科学优秀成果奖（前四届三等，第八届二等），近期主要关注的问题：马克思与德国古典哲学的关系，中国、德国、俄国、日本的现代虚无主义问题，物化问题、中外启蒙问题，历史唯物主义现实观等。

摘   要：历史唯物主义的“现实”概念是对特殊、个别、用经验能证实的“事实”的进一步拓展。拓展主要表现在关涉范围的扩展、相比于理论更加重视行动及其效果两个方面。就前一方面而言，“事实”与个体主义的存在论和方法论相对应，“现实”则与辩证法的社会存在论和方法论相对应。就后一方面而言，作为行动阻碍的既定事实群并不是全部的现实，与实践内在相关的、不断生成创造着的现实才更关键和根本。行动者才有真切现实，旁观者只有既成甚至僵死的现实。由此，观察者－行动者的内在欲望以及意义追求、思想立场就作为两种内在因素介入对社会现实的认知界定。历史唯物主义存在论和认识论的要求凝聚到方法论上，体现为两点:一是把握整体性的从抽象到具体的方法，二是跨人文学科与经济学、社会学的跨学科方法。两者的融合才能超越现代性的碎片化倾向、超越躲避生命现实的消极逃避策略，把握到真正的社会现实。关键词：现实；事实；个体主义；辩证法；跨学科方法
按照瓦尔特·舒尔茨的说法，后观念论时代哲学的共同问题就是“理性与现实的关系究竟是什么样的”?虽然哲学家们认定的“现实”各不相同，“不过优先考察现实的这一点却是很明确的”，且都是“从现实出发反对理性”。(舒尔茨，第13页)人们日益认识到，“那个把握一切的东西和尺度已经不再是哲学思想，而是生命的现实了”;生命的重要性日益提升以至于人们“更想把它当做哲学的本源”。(同上，第13－14页)“现实”概念由此成为一个重要程度不断提升的基础性概念。马克思哲学是后观念论哲学的典型代表，“现实”观念对于它来说尤其关键。历史唯物主义的现实观念既与黑格尔及青年黑格尔派密切相关，又指向跨学科的广阔视野，并与不断变更着的现实本身密切连接。当下对历史唯物主义现实观的关注，与真切地把握当代中国非常复杂且快速发展着的现实之需要密切相关。不管是从历史唯物主义现实观对德国观念论哲学及浪漫派思想的推进，还是从立足当代中国历史唯物主义拓展深化的需要来说，进一步挖掘历史唯物主义“现实”观念的意蕴，都颇为必要。

一

视野:对“事实”的进一步拓展

从存在论－辩证法的角度看，自然世界与社会世界都是不断生成、发展着的连续整体和过程;没有静止、孤立的事实，只有不断发展着的连续整体。如果说，“自赫拉克利特与爱利亚学派的争论以来，形而上学过程便游离于形成和存在之间……存在和形成构成作为一切人性本质的模式的基本二元性的最普遍、最具形式性、最全面的形态，任何伟大的哲学都在此两者之间建立一种和解的或者片面决断性的关系”(西美尔，第182页)，那么，侧重于生成还是侧重于存在角度看待“现实”，就是一个最为基本的着眼点。从认识论－方法论的角度看，世界作为人面对的现实，需要人通过特定方法才能认知把握;我们无法一下子把握到整全的“现实”，只能先从事实认定出发。认识现实的出发点就是对事实的认定，也就是认知主体从某种意图或目标出发，“利用特殊的认知手段，对外部世界中的状况或事情所做的有意识的提取和搜集”(陈波，第31页)，所谓“事实”就是如此构成的。在笔者看来，“事实”是就确切性、可靠性而言的，反映的是认识把握的对象具有不虚幻、可证实、不可怀疑等性质，首先是个认识论的范畴。虽然从已发生事态中提取、确定什么样的东西作为“事实”离不开认知主体的意图、目标和采取的特定认知手段，但“事实”确是真切的、能够确切把握的、不能随意否认的。由于人的认知能力的局限，以及人把握世界的范围只能从身体所处的经验世界开始，“事实”往往就是个别和特殊的，用经验直接衡量和确认的。“事实总是特殊的、个别的，处于特殊时空关系之中的”，总是经验事实。(彭涟漪，第6页)

如果说，传统的“事实”概念不但是固定、确定的东西，而且是用经验可以证实的、关涉范围不大的东西，那么，这两点跟“现实”具有明显不同。在全球化的当代视野下，社会现实所牵涉到的系统规模与复杂性越来越大，远远超出个体的直接感受能力。或者说，在个体的直接感受与大规模社会系统的整合之间，出现了越来越大的鸿沟，用卡尔霍恩的话说就是，“现代社会日常生活所发生的最重要的转变，也许就是个人间的直接关系与大规模社会系统的组织方式和整合方式之间出现的越来越大、越来越深的裂痕”。(转引自渠敬东，第256页)在这种情况下，区分个体能直接感受和把握的“事实”与规模、结构、复杂性越来越大的“现实”，显得日益重要起来。

在日常经验视域内，从个体性视界、立场和角度出发确立“事实”与“现实”是常见之事。如果依据斯多葛主义－唯名论－现代自由主义的传统，对于任何存在来说，个体存在都是独立自足的，每个个体都独立、完整地分有了整体的所有性质;那么根本就不存在独立于具体个别存在之外的任何本质。在这个意义上，普遍性只是从独立个体中抽取出来的，并依赖于它。于是，“在直接的感知中经验性地被给予的个体，就成了思维的出发点，并且同时也是它唯一可靠的标准。所有由思维产生的普遍概念必须最终还要在它那里成为可以检验的”。(施密特，第238页)借助自由主义经济学思维方式的广泛传播，这种自私自利、像原子一样分散、不关心社会义务和道德义务、只关心利益交换的独立个体，成了主流经济学和社会理论的基本假设。在哲学上，这种假设不但与亚里士多德逝世后兴起的斯多葛哲学密切相关，与唯名论的哲学假设密切相关，也与近代机械论物理学密切相关。自由主义经济学有一个“经济学的机械论基础”。于此而论，这种“个体”是“完全脱离社会现实的”。(李斯特，第394、389页)推崇个体自足自立的这种看法后来得到自由主义理论的进一步凝练，上升为多种复杂的个体主义方法论。令人担忧的是，“经济学通过将方法论的个体主义树立为看待社会关系的唯一方式，正在逐步主导人文科学。”(同上，第386页)“现实”的认定由此必须从个体出发，局限在被独立个体可感觉和可把握的范围之内，或者说，“在这种思想看来，现实(the real)的源点是个体而非宇宙”。(维克利，第204页)近代以来历史主义对普遍主义的反叛，进一步强化了特殊性、个性的优先性地位和根本性价值。伴随着后现代主义对本质主义、基础主义遮蔽多样性、边缘性事实的批评，个体性、多样性、差异性得到空前的强化，不断凸显“多样性或独特性所具有的最高价值”。现实日益碎片化了，没有统一的规范约束指导个体，只有碎片化的直接现实。用克拉考尔的话说就是，由于抽象原则日益甚嚣尘上以及相对主义的不断加深，现代人越来越远离深度、认可多元化和碎片化，由此“对现实只是浅尝辄止”(克拉考尔，第373页)。这种思路及其衍生的方法，不断驱动着思想理论从个体视角出发确定“现实”。“现实”的认定越来越与可感觉、可把握、自己能直接证实、一眼望穿等特质联系在一起，与每个个体的直接性、可感性、可操作性联系在一起。而超出个体直接性的更复杂、更宽大、更难直接把握的“现实”则被蔑视甚至否认。超出直接性、可感性的“整体”被视为无法把握的“宏大叙事”，而且与传统形而上学的假定无法分割。“现实”的确定由此向可由个体直接经验、感受确定并由直接命题确定的“事实”接近。“现实”的“事实”化成为颇值得关注的一个事实。这种倾向的极端化甚至排斥、否定哲学把握“现实”的资格，“实证主义根本不承认哲学有权谈论现实，在它看来，只有从科学观点出发才能接近现实”。(劳特，第213页)

这一观点符合康德哲学的逻辑:“现实”的认定只能依赖于感性与知性能力。确切的感性经验与必要的知性归纳分析，是判定“现实”的可靠途径。如果进一步在更大整体视域内拓展，就会陷入“二律背反”。黑格尔与马克思批评这种观点，力主在一个更大的理性视域内看待“现实”。是立足于更大的理性视野来看待更根本的“现实”还是立足于感性经验来确定更直接的“现实”?按照斯多葛学派—司各脱和奥康主义的个体形而上学的基本立场，恐怕后者更受人们认可，具有更大影响力。它构成了西方传统从而也是现代思维方式的主流。荣格对此指出，西方传统把“现实”视为作用于我们的感觉器官的外在事实，这种思路仅仅根据感觉刺激来确定对我们有作用的“现实”，于是就只有很狭小的事实能成为“现实”。但这恰恰是我们的常识，以及西方现代实证主义思想的界定。“这种被限制了的世界画面，是西方人对世界的一种片面认识。这种片面认识往往被很不公正地说成是希腊理智的错误。把世界限制为物质的现实，就从作为整体的现实中割去了相当大的部分，剩下的不过是一块碎片，围绕这一碎片的则是巨大的阴影。”(荣格，第204页)荣格这里所说的“现实”其实就是我们所说的“事实”。

尼采的主张“没有事实，只有解释”则进一步凸显了“事实”认知者的欲望、能力和心理需求在事实认定中不可忽视的作用。在上帝死了之后，再没有一个毫无欲望、需求，能力无限、遇到任何情况都足够用、遇到任何局限都能超越、遇到任何问题都足以解决的超能认知者可以保证绝对事实了。尼采的看法与其说是凸显了立足于特定视角的单一“事实”的合法有效性，不如说是凸显了单一“事实”的局限性，或者超越单一视角、从更大视野、从多重视角的变换与整合中才更能看清“现实”的必要性和必然性。单一视角认定“事实”的合法性随着这一视角的变换、超越、拓展、多重整合而不断弱化。不受特定视角影响、确定的、全景式、唯一的事实，那是跟传统形而上学的“上帝”对应着的，对现实的人不具现实性。而更宽阔、更少局限性、更贴切的“现实”势必是向多视界融合、更有效的方法开放着。视界越小，局限越大;视界越固定、僵化，造就的遮蔽性越强。在马克思的理论对手中，凸显“事实”认定的个体直接性这一思路的极端代表就是施蒂纳。他完全否定我们遭遇到的物质存在和精神存在这两种存在的“现实性”品格，反而把这种认定本身视为一种遮蔽现实的意识形态偏见。也就是说，他把不是出自每个独一无二的“唯一者”的一切存在一概视为虚妄的意识形态妄想，只有“唯一者”自己感受、体验到的内在存在才是真切的“现实”。外在于自己的、迫使自己走向不同于自己内在命令的那些存在，都是意识形态强加给自己的，因而是虚妄的、缺乏内在根据的。只有听从自己内在的召唤，做与众不同的自我，才是真正回到自己的现实。所以，只有“‘独自性’是一种现实(Wirklichkeit)，这种现实因自身的原因就能消灭封锁你们自己道路的一切不自由。你们不欲与并不打扰你们的那些东西相脱离，而如若它开始打扰你们，那么你们就知道:‘你们务须更多地听从自己要甚于人!’”(Stirner，S.180)也就是说，普遍、一般的“人”其实没有现实性，甚至不该存在，只有“唯一者”才是现实的。现实性只能是个别的、独特的个性，而不可能是普遍一般性的东西。每个人自己的真正现实就是确认、发掘、营造、实现自己的独自性，而不是使自己埋没于一般的、普遍的人之中。普遍的本质都是虚妄、异化和欺骗。

20世纪初和改革开放初期，中国学界两次出现了对个体性的高度推崇，而且后一次常被赋予马克思主义的名义。黄克剑在1988年的《“个人自主活动”与马克思历史观》一文中强调，从类的视角考察人的发展，只能得到一种抽象的进步观念，只有从个人角度看，才能发现其丰富、复杂和真实。(参见黄克剑，第120页)这种立场发生以及改革开放以来经济学思维方式的日渐流行得到推广的历史合法性、必要性都毋容置疑，但它仍然改变不了这种看法与原生态历史唯物主义的差异。如果说无视个体性视角的做法是一种偏执和极端，把这一视角推向极致、无视其局限性同样也是一种偏执。实际上，马克思对施蒂纳这种从个体性出发确认社会现实之路所做的肯定是有限的，对超出这一限度的过度泛化持有一种明确的批判态度。对个体的推崇必须受到后来他越来越推崇的“阶级”与“类”的限定。追求个体与共同体、个性与普遍性、个别跟特殊及类统一的他认为，倘若离开社会的高度发展，离开人在普遍性、一般性维度上的发展，个性、独自性充其量只是一种偶然性的东西。“仅仅从个体性角度来看，是无所谓现实性的。因为离开社会性的感性，个体、个人会是什么和能是什么都无法确定。施蒂纳所谓脱离开社会性的个人、独自性，实际上仍然是把某种社会性‘加给个人的偶然性说成是他的个性’罢了。现实性不是一种偶然所是的东西，而是一种带有必然性的本质性的东西。离开社会性仅仅从个体性、个性、独自性角度解释现实性，那是找不到真正的现实性的，倒必定陷入某种虚幻性。”(刘森林，2017年，第46页)离开与他人的普遍交往，离开普遍交往基础上的生产关系和生产力的普遍发展，个人恐怕只能是一无所是。对施蒂纳的批判也是马克思对早期推崇具体、感性、个别性思想的一种自我反思和超越。通过这种反思和超越，马克思明白了感性、具体性、个性所生发出的“现实性”是有限的，不能无限推广。真正地走向现实，必须高度重视先前常常作为批判对象的本质性、普遍性、整体性维度。对于马克思继承的辩证法传统来说，“个体只能在所有他的生活表现的无所不包的整体中才能被经验。一个人所思、感受、意愿、所做的全部必须被他的个体性所渗透，对真正一个人的个体的和他同其他人共有的共同性的东西的‘分析的’区分，基本上是不可能的。”(施密特，第468页)从可把握的整体角度理解现实，从辩证法的视角把握社会现实，是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要求。

事实是单个、具体、确切的，现实则是整体、复杂、牵涉面颇广的。事实是确定的、当下的、既成的，而现实则是变动的、趋向未来的和有待发展的。事实是仅仅针对特定主体、特定事件而言的，而现实则必定牵涉到更多的主体和事件，虽然不同的主体、不同的事件所面对和牵涉出的现实也并不完全相同。事实可以用简单的数据来表示，现实要用数据表示必须用更大数据才行。历史唯物主义意义上的现实无法完全用简单数据表示出来。

二

实践:意义介入与行动介入

“现实”是遭遇到它的人主动行动时所遭遇的，一个必须予以把握并在此基础上采取行动以便实现某种目标的存在。可以说，“现实”除了具有比“事实”更大范围、需要更大视野观视之外，还更多是从行动及其效果角度而言的。它反映的首先是实践行动的积极进取性，以及立足点、目标、步骤与方案是否具有坚实的基础、可靠的前提、不虚幻等特质，既指实践行动遭遇到的、无法躲开的存在;同时也与事物(事态)内涵着的那些可能性能够实现出来内在相关，系指能够积极实现的某种存在。就此而言，“现实”更属于实践行动范畴。如果我们按照洛采所说，把“现实”(Wirklichkeit)分为实存、发生、关系的确立、有效性四个层面，那它的含义就更为清晰。他说“我们称某物是现实的，也即它存在，与之相反是不存在;某一事件是现实的，也即它正在发生或已经发生，与之相反则是没发生;一种关系是现实的，也即它被具有，与之相反则是不具有;最后我们也称一个命题是现实的，也即它有效(Geltung)，与之相反则是其有效性是成问题的”。(参见郝亿春，第85－86页)有效性不能仅仅局限在思想和理论层面，而应进一步上升到行动的层面。当启蒙精神力图揭示和拓展一种新的现实，就是要突破思想、理论的藩篱，进展到自然、社会的实存之中，追求自己的实现。从实践行动论的积极角度来看，“现实”的一个意蕴就是有效果，有效果就是现实的。只要你信，只要一种存在、价值对你的实践行动发生了作用、产生了效果，那它对你就是现实的。但“效果”往往可以从积极和阻碍两个方面来看。现实通常会给受其规范的行动者一定的意义指向，使得事件的发生在资源凝聚、社会支持、行动者自我期许等各个方面呈现出一定指向。我们往往习惯于从行动的阻碍角度看待“现实”，首先把约束、规范、决定行动目标的存在视为“现实”。“现实”的这种内涵给予行动者特定的基础、具体的规定、边界约束和规范，并使得特定事件的发生有确定的方向性和基础性，给所有观察者提供这样那样的判断轨迹。但约束、规范和决定性绝不是“现实”概念的仅有内涵。标志“效果”的“现实”意味着行动目标和策略的合理性，绝不是让行动者变成旁观者。“现实”首先是实践行为的某种积极追求引发的，只有立足于这个向度，才能谈论“现实”的发生。所以，积极创造性才是“现实”的首要含义，虽然它与合理性无法分开。这个含义给予行动者在既定约束、规范的基础上一定的可能性空间，在这个空间内，行动者施展一定的创造性，发挥或大或小的能动性作用，使得“现实”具有明显的可塑性、伸缩性以及积极性。如果仅仅从阻碍维度把约束性存在界定为“现实”，那“现实”极易成为冷酷无情、既定甚至僵死的东西，失去其生成、提升、发展甚至令人激动的品质。从积极有为、生成发展与既定确切、约束规定两个方面统一角度理解“现实”，是历史唯物主义的实践哲学的必然要求。“现实”从生成向存在的转化依赖于主体行动的目标指向，“现实”的落成离不开主体的意义追求。“现实”不是静止、僵死的一组事实，不是无欲无求的主体铁面无私、冷血动物般地加以固定、确认的东西。它是一组各种因素和趋势活跃于其中并被怀有不同欲望和意义追求的实践主体关切着、驱动着、利用着、有些方面可能是极力固定着、有些方面则可能尽力改变着的一种关系格局。欲望、意义、利益这些自然、文化、社会经济的因素以复杂形式穿插于各种事实之中，组成一个既有客观因素和力量、又有实践主体因素和力量介入其中的复杂系统。“现实”就在这个系统中被确定。仅仅从既成性角度看待“现实”，甚至把“现实”视为既定“事实”，是常见的日常观念。这种事实观没有考虑它的生成性特质，也没有考虑意识形态在确定事实的过程中造成的遮蔽和引导性作用。就像霍克海默与阿多诺揭示的，资产阶级害怕偏离事实，但“他们不知道，事实在被觉察到的时候已经受到了科学、商业以及政治中的惯例的严格规整。语言和思想中的明确性概念也受制于这些惯例，而当代的艺术、文学和哲学又都应当具备这样一种明确性概念”，以至于“错误的明确性不过是神话的另一种表达而已”。(霍克海默、阿多诺，前言，第4页)一旦考虑这些因素，那就进入“社会现实”的视域了。当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一版序言中说“物理学家是在自然过程表现得最确实、最少受干扰的地方观察自然过程的”，而“我要在本书研究的，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以及和它相适应的生产关系和交换关系”(《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4卷，第8页)时，他就是把这个研究对象视为整体性的、不断生成和发展着的“现实”了。在这个意义上，哈维说得对，用分析的方法解读马克思、或者将马克思的思想归之于因果模型，甚至“将他的理论用于接受实证数据的检验。所有上述这些做法，其实都脱离了辩证法”。(哈维，第14页)马克思的辩证法致力于把资本主义理解为一种具有复杂结构的动态的过程。之所以关注总体事实，就是追求特定目标的行动必然关涉到它们。现实是针对行动者而不是针对旁观者的。旁观者只有僵死的事实，没有生动和积极的现实。从辩证法的视角看，马克思要确认和推进的“现实”具有强烈的未来指向。如果我们同意洛维特的如下看法，认定“马克思所关注的基本问题同韦伯一样是围绕我们周围的现实性，我们被置入这种现实性之中，并且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生产过程的批判性分析一开始所采取的形式是以生产过程中人自身的异化为红线而对市民的世界进行批判”(洛维特，第57页);那么，这个“现实性”显然具有未来方向的定位和希冀，包含着当下向未来的生成性变迁在内，不可能是纯粹的当下性，不可能是纯粹的材料堆积，更不可能是毫无价值希冀的东西。而马克斯·韦伯要把握的现实却是尽力排除目的指向，达到价值中立。韦伯认定“他所从事的社会学是‘现实性的科学’。但它之所以当真是现实性的科学，并不是因为它单纯以科学的唯一一种可能的形式而总是以相同的和确定的方式把握了现实本身，而是因为韦伯——在对我们当今的理念和实在中的问题有充分意识的前提下——对我们的这种现实性采取了没有目的的态度，只是在其中介中，并因此是‘技术性地’对待它。”(同上，第95页)如果价值中立系指没有价值立场，或者在众多价值立场中能取得一个绝对的不偏不倚、对任何关涉方都无欲无求的中立立场，从马克思和尼采的角度来看，这是根本不可能的。完全的价值中立必定导致一个不偏不倚、完美地平衡各种视角与立场，没有明显的价值偏向，能克服各种内在与外在欠缺的上帝之神作为此种立场的支撑(参见刘森林，2019年)，因而无法经受尼采的质疑。所以，我们同意洛维特说法中对马克思的认定，但不能同意也适用于韦伯:“由于马克思和韦伯都相信他们了解了规定了我们的存在的那种现实性，且这种现实性必定是现实的和合乎人性的，因此他们的科学也就已经涉及了一种‘整体的东西’。这一整体并不是所有存在的东西的总和，而是根据一种原则而对具有意义的东西所进行的有意义的把握，在这一把握的基础上，现实性就是一种可以被彻底地和一致地研究的东西。”(洛维特，第97页)现实是一种生成性整体，是一种价值向度充斥其中因而朝着更有意义方向的凝聚和生成。对人而言的现实是一种社会关系。有了复杂的社会关系，有了阻碍或支持某些事实的因素参与进来，“社会世界的现实会在其传递过程中巨大地增加”(伯格、卢克曼，第53页)。这是历史唯物主义现实观极力强调的一个方面。它意味着，现代社会中的现实具有众多的因素和力量相互交织着:既有把它拉向这个方向的因素和力量，也有把它拉向另一个方向的事实与力量，最后沿着哪一个方向运作发展，取决于多种客观既定条件和行动者的努力。从本质性与实存性交叉共叠的视角来看，单纯的偶性事实是成不了“现实”的，至多是个“事实”。而逻辑上完美的必然性关系也不见得就是十足的“现实”。只有当某种“事实”进入一种社会关系体系，被这种社会关系所结构化，告别其单纯性，成为某种被复杂的多重力量约束着、纠缠着、共生着的社会事实并被现代主体组织和推动时，才成为“现实”。就此，王明珂曾举例解释说:比如我一个穷人子弟爱上一个校花，而现实则是由各种规则、习俗、政治经济文化结构组成的社会性体系，如今的社会现实使得我得不到这份爱。所以，现实“我们指的不是实质存在的某物体(如一块玉)，不是实际发生的某事件(如这美玉为一个平民掘得、拥有)，它们都只是‘事实’。对于‘现实’我们指的是社会中存在的、普遍的、受政治权力建构与维持的人群区分体系(如前面提及的性别、贫富、贵贱、族群、国别等等)，以及与此相关的习俗、常识、社会规范(如道德、律法)以及审美观。”(王明珂，第29页)这更多是从约束性、既成性、限定性角度界定的“现实”。而它之所以是“现实”，恰恰是因为“我”要去追求爱。追求爱的实践行动才造就了这里的“现实”。主动的行动才是使某些境况、条件“现实”起来的起因和关键。在这里，“‘现实’让‘事实’产生社会意义”;“不同的社会‘现实’让同一‘事实’产生不同的社会意义。”(同上)不同的行动也会使现实的认定发生差异。于是，“事实”向“现实”的转化，必定伴随着行动及其“意义”“趋向”“目标”的介入;借此，现实得以被构建。所以，“现实”是内在地包含着事实与价值的统一的。意义与价值使“现实”具有复杂、运动的特征，更具有对于不同的主体各不相同的意义或价值，并因而使得他们对“现实”的感受各有差异。对历史唯物主义来说，渴求和尊重事实并不是掉进琐碎事实的海洋无以自拔，而是在尽可能把握更大事实的基础上把握到作为主导趋势的规律，也就是现实的本质，并在此基础上不断地关注、重视新产生的大量事实，进一步把有意义的新事实纳入到对总体现实的解释之中，这是把被把握的“现实”常新化所必需的。众所周知，揭示这种复杂现实需要特定的复杂方法，马克思所采用的方法就是“具体－抽象－具体”的辩证方法，以及必然伴随的跨学科整体分析法。

三

方法:存在论的落实

与自然现实相比，历史唯物主义更重视社会现实。鉴于社会现实越来越复杂，把握它所需的方法要求就越来越高。“日常生活现实总是会以一种清晰的方式呈现自己，在其背后则是黑暗的背景。当现实的某些区域被照亮，其他区域就会陷入黑暗中。我不可能知道关于现实应知的所有事物。”(伯格、卢克曼，第38页)超越周边世界，敞亮更大视域的“现实”，需要更有效、更科学的方法。能把复杂整体、把生成性、涌动性在某种意义、程度上呈现出来的方法，日益显得至关重要。在某种意义上，方法比态度更为重要，方法论比存在论更彻底。就马克思来说，超越个体主义方法，才能走向辩证法的更大视野，接近对社会现实的确切理解。唯如此，方可积极把握、介入、推进现实，而不是躲避、虚化、浪漫化现实，方可达到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要求。

马克思在《资本论》二版跋中说，“研究必须充分地占有材料，分析它的各种发展形式，探寻这些形式的内在联系。只有这项工作完成以后，现实的运动才能适当地叙述出来。”(《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4卷，第21－22页)一旦本质性的内在联系被把握到，或“材料的生命一旦在观念上反映出来，呈现在我们面前的就好像是一个先验的结构了”。(同上，第22页)这个“先验的结构”即是本质性联系的把握，它在认识论上依赖于对大量的经验材料的占有，依赖于遵从特定方法对这些材料的鉴别、分析、批判、整理、归纳。正如哈维所说，这些材料来自多学科的视角，也必须对其进行严肃的鉴别批判:“马克思的研究方法来自现存的一切，基于所有事物经历过的现实，同时也始于政治家、经济学家、哲学家、小说家和其他类似的人们对各自经历的全部的、可获得的描述。他把这些材料置于严肃的批判之下，以发现能够说明现实运行方式的简单而有力的概念。这就是他所说的从具体到抽象的方法，即，我们从我们周围直观的现实着手，进而更深入地观察对现实起基础作用的概念。”(哈维，第8页)在这方面，马克思与恩格斯没有什么区别。恩格斯1895年3月12日在给施密特的信中也这样看待“事物的总的概貌”与关注“枝节”的区别和关系。他批评拘泥于枝节而忽视和无视总体，批评施密特们竟然把价值理解为一种非现实的虚构。这就必然“涉及从现实观点来看的一切概念”问题。他认为现实与反映它的概念“像两条渐近线一样，一齐向前延伸，彼此不断接近，但是永远不会相交，两者的这种差别正好是这样一种差别，这种差别使得概念并不无条件地就是现实，而现实也不直接就是它自己的概念。由于概念都有概念的基本特征，因而它并不是直接地、明显地符合于它必须从中才能抽象出来的现实，因此，毕竟不能把它和虚构相提并论……”(《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9卷，第408页)恩格斯在这里谈到的现实显然不是阿尔都塞批评的那种经验主义现实，而这种经验主义是一种资产阶级意识形态。依照科学方法并在经验事实基础上确立起来、好像是“先验结构”、由概念来表征的本质性现实，依然必须随着社会发展、随着经验事实的新变化做出调整和发展。固守本质现实，使之固化为抽象理念，跟经验主义地把现实实存化，都是割裂经验实存与本质结构的极端表现，都会导致丧失现实感的后果。阿尔都塞把恩格斯的现实观经验化，罗伯特·C·塔克认定马克思的现实观念来自黑格尔主义的先验理念，是无视经验现实的主观“内在现实”的投射和泛化，都是这种割裂的典型表现。实际上，观察者－行动者的内在需求、欲望作为第一种内在因素，思想立场、观察视角、意义目的作为第二种内在因素，都会参与到对社会现实的最终认定之中，某种意义上可以说是两种“内在现实”，但并不具有决定性。(参见刘森林，2020年)

整体性、跨学科性是历史唯物主义现实观的内在要求。从“现实”的整体性经过方法论的跨学科性到达复杂严格的从抽象到具体的科学方法，必须合理有效地处理“现实”的生成性与本质性之间的关系，也必须有效处理存在论与认识论、方法论的关系，必须在各个层次上落实唯物主义的要求。卢卡奇在存在论层面上坚持了历史唯物主义，他正确地认定，单个事实是无法呈现事物的本质的，它在思想方法上对应着实证思维和方法论个人主义;单个事实的延展和叠加最多能够接近直接现实，却无法达到真正客观现实。“事实(Tatsachen)隶属于总体，并在总体中才能变为‘现实的’。”(卢卡奇，第272页)的确，“即使是人们习惯于称之为‘事实’的东西也是由过程组成的。然后人们才能懂得，‘事实’也只是整个过程的一部分，是分离出来的、人为孤立的和僵化了的环节。这样人们也就同时懂得了，为什么当整个过程的过程式本质还是及其纯净，还没有被物化所僵化、所污染的时候，和事实相比，这样的整个的过程就代表着真正的更高级的现实性。”(Lukác，S.369)卢卡奇正确地把对应于实证主义和个人主义方法的“存在”称作“事实”，并进而认为“这种僵化的事实性使人们在方法上完全不可能理解这种直接事实(unmiittelbarenＲealität)”(ibid.，S.371)，因为直接事实的理解离不开总体性“现实”。但卢卡奇并没有真正在方法论上落实历史唯物主义存在论的要求。因为历史唯物主义呈现真正现实的方法必然要求更大的跨学科视野，这种视野绝不再是浪漫主义排斥经济学的单纯人文视野，而必须是以经济学、社会学为基础并包含人文社会科学甚至自然科学的宏大视野。卢卡奇存在论上超越直接事实的“现实”观随即又被方法论上排斥经济学、仅仅局限于人文－审美的浪漫主义做法大大冲淡了。卢卡奇现实观的历史唯物主义立场没有完成从存在论到方法论的提升，他的历史唯物主义现实观更多停留在存在论层次上，在方法论(辩证法)上并不彻底，没有完成对方法论的落实。

仅仅在人文学科中用力的德国早期浪漫派更是如此。这个派别借助哲学与诗学的统一反讽当下经验现实，以在文学艺术领域还有些真实效果的反讽与创造性来追求更纯真、更本质的现实，最后在对整体、无限、远方的诗性追求中陷入虚妄，把“诗与远方”变成缺乏充足现实基础的诗情梦幻，都无法达到对整体现实的切实把握。嘲讽事实，倾心于整体与无限，却在某种意义上陷入虚妄，最终跟醉心于固定事实的做法一样达不到对现实的科学把握。在诗性的感动中，浪漫派思想家们感受到了流动着的、变迁中的、正在趋向他们的理想的那种时隐时现的“现实”。在对当下经验现实的反讽、在寄予对“诗和远方”的无限向往上过足了瘾，却把真正的现实放进了难以把握的无限性之中，放进了随风而逝的空旷之中。浪漫派追逐“现实”的努力，跟卢卡奇追求整体现实的努力一样，缺乏切实可行的科学方法，缺乏应有的实际效果。虽然并非有意为之，但真实结果却是对真正现代现实的渐行渐远。虽然跟当下所谓看客心态、鸵鸟心态，跟陀思妥耶夫斯基笔下地下室人那种躺在床上以幻想、文本运作来躲避生命现实等逃避方法策略不同，但缺乏有效方法的浪漫化实际效果的确非常有限。

众所周知，除了坚持人文学科与经济学、社会学等社会科学甚至自然科学的跨学科视野，或者致力于多学科的视界融合统一，从形式上看，马克思从抽象到具体的方法依赖于最本质的简单化假定的逐步超越和完善。资本与劳动的理想模型，从一开始暂不予考虑商业资本、金融资本，暂不考虑管理劳动、科技劳动，但随后一步步把它们纳入进来，简单的理想模型不断丰富起来。只有这样，才能“使理论有可能对越来越大的现实领域加以考虑和做出解释”。(阿瑟，第27页)更大、更复杂现实的把握是与采取更多变量、在更加复杂的理论模型中纳入更多因素相适应、成正比关系的。由于历史唯物主义采取的是从后思索法，在这样的历程中，最本质的简单的商品关系只有在最发达、最复杂的资本主义社会条件下才能获得理解。因为，“对象是一个总体，在其中每一部分都要被其他部分补充才能是其所是。”(阿瑟，第30页)只有理解了这个整体，才能理解其中的每个环节和部分。在这个意义上，理论就是“对总体的重建”;而辩证法作为理论“最终的目标是完全被理解的整体，而任何既定阶段在过程中相比于整体总是有缺陷的”。(同上，第75页)矛盾的出现和解决只有在呈现整体的意义上才是有意义的。事物只有在发展到一定成熟度时才能体现出价值，只有在一个复杂整体中才能获得充分的展现和理解;而在萌芽时期、在未形成足够成熟的复杂结构条件下，它还没有获得自己的典型存在品格。所以，在严格的意义上，只有从整体出发，才能真正理解哪怕是起点上的存在，比如《资本论》的起点。只有从总体出发，才能真正地理解商品这个起点上的存在。“不能把《资本论》的起点看作历史假定或简单模型，而应将之视作复杂总体的暂时的和未成熟的抽象要素。而作为叙述起点的商品不得不在观点的每一个阶段上被重新概念化。”(同上，第41页)

于是，第一，只有理解了整体，才能呈现被理解了的现实。未被理解的现实，其整体性还无法向我们呈现。呈现是一种认知主体利用科学方法予以长期、复杂把握的结果，而且，“呈现”没有最终的状态，只有相对的结果。第二，我们能让什么样的“现实”呈现出来，不完全取决于“现实”本身的结构和性质，同时也取决于我们的方法及其中体现着的立场、态度与能力。未被我们理解、把握的“现实”虽然仍然存在于那里，但我们往往无法合理地言说，最多只能在某种意义上直觉、体会。要能公共地和有效地言说、分析、讨论，需要科学的把握和理解。只有理解了的“现实”，对我们来说才是无可争议、明朗、真切的“现实”。所以在这个意义上，概念、逻辑、方法才“在现实中处于支配地位”。(同上，第270页)马克思也曾明确指出，凭当事人的感觉、直接经验并不一定就能把握到本质的现实。例如，不能以商人、资本家、银行家的感觉、经验意识为依据来确立或否定理论概括出的规律。在《政治经济学的方法》一文中，他直接指出，“从实在和具体开始，从现实的前提开始，因而，例如在经济学上从作为全部社会生产行为的基础和主体的人口开始，似乎是正确的。但是，更仔细地考察起来，这是错误的。”(《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0卷，第41页)资产阶级古典经济学的出发点才是生动的具体，政治经济学批判的出发点只能是“商品”这个从生动具体中概括而来的、具有本质属性的“抽象物”。从此出发进一步上升到思维的具体，才“是思维用来掌握具体、把它当作一个精神上的具体再现出来的方式”。(同上，第42页)这个思维中的“具体再现”就是再现被理解了的整体，就是阿瑟如上所说的“最终的目标是完全被理解的整体，而任何既定阶段在过程中相比于整体总是有缺陷的”。(阿瑟，第75页)

这就意味着，能否把握到更大范围、更深层次的“现实”，特定的立场、方法和科学的工作努力至关重要。反过来说，方法论对现实的遮蔽与逃避，比存在论上对现实的否认与遮蔽更大、更严重、更隐蔽、效果更消极，因而也更值得关注。如果在某个环节、某个层面上固化住，就会产生对现实的遮蔽和无视。由于消极应对现实的方式、策略、方法多种多样，这一点显得尤为重要。滞留于碎片化，在排斥经济学的跨学科视域内浪漫化地诉求整体与无限，“地下室人”式的幻想与文本运作，只有口号和意念而没有有效方法和具体行动，构成逃避现实最为常见的几种方式。

历史唯物主义应对现实碎片化的方法是进一步完善方法论建构，谨防消极逃避策略，积极推进现实的进展。切克兰德的软科学方法论就是可以借鉴吸收的方法之一。由于方法的完善和现实本身的变动都永无终日，切克兰德认为:“这一点对社会理论的启示是，社会现实没有什么一劳永逸的实质性说明，因为不存在可与显得是宇宙之经受了充分检验的物理规则性的东西并列的社会现实。20世纪教导我们，即使是自然科学也只能获得暂时性知识;但至少作出这样的假定是合理的:存在着一个不变之物理的、化学的和生物的‘外在’世界，而且我们能够通过运用自然科学的方法来理解它。我们关于社会现实的知识甚至不能希望取得这种确定性;但人们理解它的方式原则上是可以合理地稳定的。因此，方法论比发现重要，过程比内容重要。”(切克兰德，第356页)

生成与存在的统一，实存与本质的统一，存在论与方法论的统一，科学把握与实践推进的统一，才是历史唯物主义现实观的本质内涵。它意味着要从遭遇的阻碍与创造性的生成两个角度看到“现实”。丧失主动性和创造性能力往往导致以各种变换花样的“逃避”策略应对现实。防止各种消极逃避策略，在通过有效的方法路径把握真正现实的基础上，积极有为地推进“现实”，才是历史唯物主义现实观的应有之义。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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微信编辑：杨慧宇

文章来源：《哲学研究》2021年第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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