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潇潇 | 马克思现实观的思想逻辑

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主办

马克思现实观的思想逻辑

李潇潇 | 文

作者简介

李潇潇，中国社会科学杂志社马克思主义理论部副研究员。

摘  要：现实观是马克思冲破种种观念论束缚，重构“改变世界”哲学的一把钥匙。从实践的唯物主义哲学到科学的共产主义构想，贯穿其中的是马克思现实观的思想路径。首先是“抛弃那需要幻觉的处境”，始终站在现实历史的基础上，进而向现实本身寻求观念，为人类解放创造现实条件。共产主义不是现实应当与之相适应的理想，而是消灭现存状况的现实的运动。马克思哲学仍将在现实的历史运动中延展着它的生命力。

关键词：唯物史观；现实观；宗教批判；人类解放

在马克思的哲学视野中，“绝对精神”作为普鲁士的国家哲学正处于解体之中，但各种寄生在黑格尔这具残骸上的思想体系依然在骚动着重新化合，各种秘传的“真正的社会主义”神灵也在四处游荡着。思想困局如何破解?现实观是马克思冲破种种观念论束缚，重构“改变世界”哲学的一把钥匙。从实践的唯物主义哲学到科学的共产主义构想，贯穿其中的是马克思现实观的思想路径。

今天我们研究马克思哲学，可以从多元视角作出各种阐释，但就其文本中的思想确定性来说，不能偏离现实观的主线，这就是与思辨哲学彻底决裂。通过对“现代德国哲学”的批判，马克思得出了一个直接契合人类解放宏大主题的哲学结论:“对实践的唯物主义者即共产主义者来说，全部问题都在于使现存世界革命化，实际地反对并改变现存的事物”。(《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第527页)马克思创立的唯物史观揭示了社会意识产生的根源、基础、机制，在层层意识所包裹的动机的背后，发现了人的物质生产的决定作用以及生产得以进行的社会关系的制约作用。这一重大发现不是在“纯粹的思想”中完成的，而是现实运动的表现和产物。正是现实观的奠基作用，马克思才超越了种种虚幻的理论空想，在科学的规范意义上指明了:“共产主义对我们来说不是应当确立的状况，不是现实应当与之相适应的理想。我们所称为共产主义的是那种消灭现存状况的现实的运动。这个运动的条件是由现有的前提产生的。”(同上，第539页)

一、抛弃需要幻觉的处境——宗教批判的现实化

前提批判是马克思留给我们的重要的思想方法论。最初的批判必然要拘泥于这个批判所反对的对象本身的种种前提，马克思最初的批判即宗教批判首先就确立了更为宏大和更为深远的批判原则，这就是“对宗教的批判是其他一切批判的前提”。(同上，第3页)

在马克思宗教批判的视域中，宗教是这个世界的总理论，是它的包罗万象的纲要。在这个纲要中，存在着两种相互生成又相互对立的现实性。一是“幻想的现实性”。宗教是人的本质在幻想中的实现，是使人民沉入幻觉的精神鸦片。正像它是无精神活力的制度的精神一样，宗教是在无情世界里得以安抚的心境。二是“真正的现实性”。所谓“真正的”就是被宗教颠倒的世界本身，其最直接的就是现实世界的苦难。面对人存在于其中的现世的苦难，“反宗教的斗争间接地就是反对以宗教为精神抚慰的那个世界的斗争”。(《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第3页)那么，反宗教的斗争为什么又是间接地呢?在当时的理论的德国，有实践意义的首先是宗教和政治。但是，政治在当时是一个荆棘丛生的领域，所以主要的斗争就转为反宗教的斗争。这一斗争，间接地也是政治斗争。

在前提性的更为深层的哲学观念中，自我意识是一切宗教观念的基础，也是宗教观念的创造原则。这是德国的方式所展现的精神现象的集中表现。在马克思青年时代，德国哲学、特别是青年黑格尔派所称的“绝对的批判”，从黑格尔的精神现象学中继承了一种观念论的思维技艺，即把存在于我身外的现实的、客观的链条转变成纯观念的、纯主观的链条。这种理论规定性就决定了把一切外在的感性的斗争都转变成纯粹的思想斗争，把一切现实的物变成了观念，并宣布自己是它们的思辨的统一，因此就有能力“统治和支配”它们。物质的和精神的因素被分割为两个对立面，构成了现实生活的整个世界。一方面是群众，他们是历史上物质的、非历史的、消极的因素;另一方面是精神、“绝对的批判”，他们是积极的因素。而一切历史行动都是由这后一种因素产生的，因而改造社会的事业被归结为大脑的活动。

黑格尔的哲学把实体理解为主体，理解为绝对的人格。这种内在的过程和理解方式构成了黑格尔方法的基本特征。在思辨的叙事框架中，黑格尔常常作出把握住事物本身的、现实的阐述。这种在思辨的阐述之中所作的现实的阐述，设置了一个根本性的颠倒方程，思辨阐述本身看成是现实的，现实的阐述则成了思辨的。穿过这种抽象话语的云层，马克思赋予历史内容地指出:“家庭和市民社会对国家的现实的关系被理解为观念的内在想像活动。家庭和市民社会都是国家的前提，它们才是真正活动着的;而在思辨的思维中这一切却是颠倒的”。(《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第10页)是市民社会决定国家，而不是相反。

这种颠倒的思维与神学家从合乎人性的观点来解释宗教观念如出一辙，这种解释方式自然地就不断违背自己的基本前提——宗教的超人性。在思辨统治的精神氛围中，马克思曾欣喜地看到路斯达洛编辑的《巴黎革命》周报上发出的警句——“伟人们在我们看来显得伟大，只是因为我们跪着。让我们站起来吧!”更重要的是，马克思借用这一警句表达了更为深切的思想产生的基础:要想站起来，仅仅在思想中站起来，而让用思想所无法摆脱的那种现实的、感性的枷锁依然套在现实的、感性的头上，那是不够的。

对于内容的脱离，使宗教成为抽象的、绝对的宗教，在马克思深刻揭示这一重大理论现象之前，费尔巴哈给了哲学家们所熟悉的概念辩证法致命一击。费尔巴哈在业已开展的对宗教的批判中，得出了“人创造了宗教，而不是宗教创造人”的唯物主义结论。他还进一步得出结论说，哲学应该从思辨的天国下降到人类贫困的深渊。在《关于哲学改造的临时纲要》中，费尔巴哈指出:“思辨哲学一向从抽象到具体、从理想到实在的进程，是一种颠倒的进程。从这样的道路，永远不能达到真实的、客观的实在，永远只能做到将自己的抽象概念现实化，正因为如此，也永远不能认识精神的真正自由;因为只有对于客观实际的本质和事物的直观，才能使人不受一切成见的束缚。”(费尔巴哈，第108页)费尔巴哈的贫乏在于他的直观，但是，“他在黑格尔以后起了划时代的作用，因为他强调了为基督教意识所厌恶而对于批判的进步却很重要的某几个论点，而这些论点是被黑格尔留置在神秘的朦胧状态中的”。(《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3卷，第17页)

青年黑格尔派的真正首领布鲁诺·鲍威尔把“无限的自我意识”作为自己的一切论断的基础，甚至把这一原则看成福音的创造原则。在马克思看来，要说明这种曾经在德国占统治地位的历史方法，以及说明它为什么主要在德国占统治地位的原因，就必须从它与一切意识形态家的幻想的联系出发，必须从他们的独断的玄想和曲解出发。由此，马克思揭露了宗教是人的本质在幻想中的实现，因为人的本质不具有真正的现实性。批判的思辨用真正神学的方式在人的存在这个“整体”之外寻求这些前提。批判的思辨在它研究的那个对象以外运动着。在这里，我们可以发现，马克思的思想具有真正的启蒙精神，它超越了启蒙思想家们仅仅诉诸理性的局限，如康德在关于什么是启蒙运动的回答时所说:必须永远有公开运用自己理性的自由，并且唯有它才能带来人类的启蒙。黑格尔认为:“理性是世界的灵魂，理性居住在世界中，理性构成世界的内在的、固有的、深邃的本性，或者说，理性是世界的共性。”(黑格尔，第80页)尽管黑格尔提出了“凡是合乎理性的都是现实的”这样的命题，但在马克思看来，启蒙至此所能达到的深度仅是获得自身或没有丧失自身的人的自我意识。而马克思的真正启蒙的更为深邃的要义不仅是有理智的人来思考，把现存的一切神圣化，而且更直接的是付诸与现实斗争的行动，并在行动中来建立自己的现实。思想不能代替行动，行动比思想更根本。

从思想世界降到现实世界，在行动中建立自己的现实，这就构成了马克思提出的“为历史服务的哲学的迫切任务”，即:“真理的彼岸世界消逝以后，历史的任务就是确立此岸世界的真理”(《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第4页)，就是揭露具有非神圣形象的自我异化。于是，宗教批判的主题被马克思彻底翻转了，对天国的批判变成对尘世的批判，对宗教的批判变成对法的批判，对神学的批判变成对政治的批判。一句话:“要求抛弃关于人民处境的幻觉，就是要求抛弃那需要幻觉的处境。”(同上)

人民处境表明:人就是人的世界，就是国家、社会。但是国家、社会产生了宗教这种颠倒的世界观。颠倒的世界观在现实性上也可以看作异化的世界观。“宗教的异化本身只是发生在意识领域、人的内心领域，而经济的异化是现实生活的异化。”(同上，第186页)

有产阶级和无产阶级同样表现了人的自我异化。但是，有产阶级在这种自我异化中感到“幸福”，感到自己被确证，认为异化是自己的力量所在，并在异化中获得人的生存的外观。无产阶级在异化中则感到自己是被消灭的，并在其中看到自己的无力和非人的生存的现实。两者如此尖锐对立，其对立着的矛盾恰恰源自宗教本质的世俗的、现实的基础。

二、始终站在现实历史的基础上——问题的现实性

马克思从现实历史的视野发现布鲁诺·鲍威尔反对施特劳斯的《耶稣传》所阐述的福音神话发生说，两人之间的争论是在“自我意识”对“实体”的斗争这一哲学幌子下进行的。拨开哲学的迷雾，问题的实质反而明朗化了，进入现实这个问题竟扩展为这样一个问题:在世界历史中起决定作用的力量是“实体”?还是“自我意识”?更重要的是纯粹的凭空想像，以修辞上的刻意追求代替充满诗意的构思?还是出于对现存宗教进行斗争的实践需要?

在马克思的问题意识中，宗教从一开始就是超验性的意识，这种意识是从现实的力量中产生的。马克思将宗教批判转化为现实批判，揭露具有非神圣形象的自我异化的哲学批判的现实，现实批判的问题意识必然本质性地和决定性地导向“改变世界”的哲学革命。

马克思源于现实的问题意识具有双重维度，不仅批判这种现存制度，而且同时还要批判这种制度的抽象继续。就理论抽象的一度而言，从德国的“思辨的批判”到“实践政治派”，其狭隘性就表现在没有把哲学归入德国的现实范围，现实的胚芽都在哲学家的头脑中萌生。因此，当我们不去批判我们现实历史的未完成的著作，而来批判我们观念历史的遗著——哲学的时候，我们的批判恰恰接触到了当代所谓的问题之所在的那些问题的中心。

以现实为中介，马克思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中提出了一个重大判断:“哲学家们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问题在于改变世界。”(《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第502页)

这并不是说世界不能解释或不可解释。不能解释是不可知论，不可解释是神秘主义。马克思针对的解释世界的哲学有其特定含义，基于新世界观的哲学的性质，问题在于改变世界。解释世界的哲学问题来自批判的头脑，而改变世界的哲学问题来自现实世界的矛盾。每个时代的谜语不能到头脑中去寻找，而只能到现实世界的矛盾中去寻找。

总之，检验哲学能不能实现“符合原则高度的实践”(梅林，第87页)的尺度，就在于能否提出必须推翻使人成为被侮辱、被奴役、被遗弃和被蔑视的东西的一切关系的时代问题。这个时代问题集中到一点就是达到人的高度的革命。

“一个时代的迫切问题，有着和任何在内容上有根据的因而也是合理的问题共同的命运:主要的困难不是答案，而是问题。因此，真正的批判要分析的不是答案，而是问题。……每个问题只要已成为现实的问题，就能得到答案。世界史本身，除了用新问题来回答和解决老问题之外，没有别的方法。因此，每个时代的谜语是容易找到的。这些谜语都是该时代的迫切问题，如果说在答案中个人的意图和见识起着很大作用，因此，需要用老练的眼光才能区别什么属于个人，什么属于时代，那么相反，问题却是公开的、无所顾忌的、支配一切个人的时代之声。问题是时代的格言，是表现时代自己内心状态的最实际的呼声。”(《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上册，第203页)在这里，值得进一步思考的是如下问题:

(1)解释世界的哲学用静止、永恒的思维把现存的一切神圣化，“所有这一切的中心思想仅仅是要不学无术地和空想式地把现存制度神圣化”。(《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第613页)这种解释在马克思看来是以哲学的方式替专制制度、警察国家、专断司法、书报检查制度辩护，而一旦把神圣的一切现实化，哲学就失去了神秘的外衣。

(2)马克思曾提出过“消灭哲学”，消灭的就是貌视逻辑上合理但内容上没有根据的哲学，即以“独立的哲学”面目出现的解释世界的哲学。这种解释的结果构成了把自己臆想的联系强加于各门实证科学的形而上学的思辨哲学传统，一旦转为对现实的描述，这种抽象本身便失去了生存环境。马克思致力于实现改变世界的哲学转向，这种以变革现实为目的哲学，是对以往解释世界的思辨哲学的超越。

(3)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到，马克思并不是哲学史上横空出世以天才的思想超越以往的哲学的哲学家。脱胎于德国古典哲学的马克思，以现实观终止了德国古典哲学的致思路向，不在现实中实现哲学就不能消灭哲学，但不消灭思辨哲学就不能成为现实。问题的现实化是马克思实现哲学革命的首要因素，是马克思登上德国哲学高峰的阶梯。恩格斯在总结这段思想史时写到:“哲学在黑格尔那里完成了，一方面，因为他在自己的体系中以最宏伟的方式概括了哲学的全部发展;另一方面，因为他(虽然是不自觉地)给我们指出了一条走出这些体系的迷宫而达到真正地切实地认识世界的道路。”(《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4卷，第273页)

现实观不仅包含在马克思哲学转向的问题意识中，而且直接催发了马克思历史辩证法的生成。

(1)历史存在论。马克思反复强调历史辩证法的源泉来自现实的矛盾运动。如果按照现代哲学的提法一定要建构历史存在论，那么可以说现实的矛盾运动就是马克思的历史存在论。相比较而言，经历了工业革命和政治革命的英国人和法国人即使是粗暴的理论但它毕竟是现实的对立在理论上的反映，毕竟还抱着一种是同现实最接近的政治幻想，而作为德国历史在观念上的延续，德国人却在“纯粹精神”的领域中兜圈子。他们离开实在的历史基础而转到思想基础上去，虚构出幻想的联系，把宗教幻想推崇为历史的动力。“黑格尔的历史哲学是整个这种德国历史编篡学的最终的、达到自己‘最纯粹的表现’的成果。”(《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第546页)马克思一针见血地指出，在黑格尔那里，“现实性没有被说成是这种现实性本身，而被说成是某种其他的现实性……观念变成了主体，而家庭和市民社会对国家的现实的关系被理解为观念的内在想像活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第10页)现在，人们把思维的取向聚集到实在的本质和尘世的事物时，形而上学的全部财富只剩下想象的本质了。

(2)历史认识论。这是基于社会矛盾运动，对由低级到高级依次更替的历史发展规律的把握。历史同认识一样，永远不会终结在人类的完美理想状态，其中每一阶段都有存在的现实性，并在现实性中展现为必然性，但对它自己内部逐渐发展起来的新的、更高的条件来说，它又有其暂时性而不得不让位于更高的阶段。正如资产阶级依靠大工业、竞争和世界市场在实践中推翻了一切稳固的、历来受人尊崇的制度一样，这种辩证哲学推翻了一切关于最终的绝对真理和与之相应的绝对的人类状态的观念。这种“辩证哲学”的革命性就在于，在它面前，不存在任何最终的东西、绝对的东西、神圣的东西;它指出所有一切事物的暂时性;在它面前，除了生成和灭亡的不断过程、无止境地由低级上升到高级的不断过程，什么都不存在。马克思宏观把握历史的方法论的科学性、马克思哲学的历史辩证性质已经表现得淋漓尽致了，而这一切都是在现实观中实现的伟大认识成果。

(3)历史主体论。与问题现实化有着共同命运的是历史主体论。历史的物质结果，预先规定新的一代本身的生活条件，使它得到一定的发展和具有特殊的性质。人民创造自己的历史，但不是随心所欲地创造，而是在历史提供的现有条件下的创造。只有在现实的世界中并使用现实的手段才能实现真正的解放。“解放”是一种历史活动，是由历史的关系，是由工业状况、商业状况、农业状况、交往状况促成的。(参见《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第527页)

问题意识进入不到现实的历史情境，就不能有效而深刻地洞察到这一点:“从前的一切唯物主义(包括费尔巴哈的唯物主义)的主要缺点是:对对象、现实、感性，只是从客体的或者直观的形式去理解，而不是把它们当做感性的人的活动，当做实践去理解，不是从主体方面去理解。”(《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第499页)更不可能像马克思那样直抵要害地抓住亚当·斯密和李嘉图的理论本质。“他们代表着一个还在同封建社会的残余进行斗争、力图清洗经济关系上的封建残污、扩大生产力、使工商业具有新的规模的资产阶级。”(《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卷，第156页)这种理论本质与他们所处的经济现实的密不可分的关系表明:“亚当·斯密和李嘉图这样的经济学家是当代的历史学家，他们的使命只是表明在资产阶级生产关系下如何获得财富”。(同上)因此，不在现实问题中就不能了解“‘革命的’、‘实践批判的’活动的意义”。(《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第499页)

总之，唯物史观“不是在每个时代中寻找某种范畴，而是始终站在现实历史的基础上”。马克思提出“世界的哲学化”和“哲学的世界化”命题(参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上册，第220页)，其本质含义就是“在自身中变得自由的理论精神成为实践力量，作为意志走出阿门塞斯冥国，面向那存在于理论精神之外的尘世的现实”。(《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上册，第75页)人应该在实践中证明自己思维的真理性，即自己思维的现实性和力量，自己思维的此岸性。马克思表达得如此清晰，以至今天再讨论马克思实践的唯物主义哲学性质还有必要吗?

三、为人类解放创造现实条件:向现实本身寻求观念

正如共产主义的历史所证明的，尽管这种变革的观念已经表述过千百次，但这对于实际发展没有任何意义。迄今为止的一切历史观不是完全忽视了历史的这一现实基础，就是把它仅仅看成与历史进程没有任何联系的附带因素。

马克思和恩格斯所著的《德意志意识形态》，其副标题明确指出是对“现代德国哲学以及各式各样先知所代表的德国社会主义的批判”。这些所谓的社会主义先知实际上是在幻象、观念、教条和臆想的存在物的伽锁下狗延残喘，这些哲学宣讲者的夸夸其谈只不过反映出德国现实状况的可悲。马克思在该著序言中指出，本书的目的就是要揭穿同现实的影子所作的哲学斗争，揭穿这种投合耽于幻想、精神委靡的德国民众口味的哲学斗争，使之信誉扫地。而与人类解放主题相一致的共产主义思想从来不是从头脑中凭空设计出来的，不是现实应当与之相适应的理想，而是作为主体的私有财产在现实历史中演进的自然结果，是历史逻辑、实践逻辑和理论逻辑基于现实必然性的统一。

从1844年起在德国像瘟疫一样传播开来的“真正的社会主义”，试图单纯由哲学前提出发，推导出科学社会主义结论，以形形色色的社会主义的那种唯心主义的和抽象人性论的世界观，以美文学的词句主张、靠泛爱的空谈来实现人类的解放。所有的德国哲学批判家们都断言:观念、想法、概念迄今一直支配和决定着现实的人，他们相信批判的思想活动一定会使现存的东西灭亡，而要做到这一点，只要有他们的孤立的思想活动就已足够。囿于精神世界的圣坛，问题本身就是抽象的产物。正是在共产主义的唯物主义者看到改造工业和社会结构的必要性和条件的地方，作为哲学基础的黑格尔式的那个无限的过程本身对理性的思维来说是否存在，始终是无法进入也无法证实的问题。

为什么各种社会主义的理论想像只是词句中的社会主义，问题在于从未想过进入到世俗世界，“来到坚实的地面上演戏”。(《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上册，第240页)以至问题变成了这样，放弃你的抽象，你也就会放弃你的问题。马克思鲜明地表达了自己的理论立场，“我们不打算竖起任何教条主义的旗帜”。在马克思看来，像卡贝、德萨米、魏特林所鼓吹的那种形式的共产主义，完全是一种教条主义的抽象观念。这里的本质区别在于，马克思的思想路径是从世界本身的原理中为世界阐发新的原理，从观念主义、理想主义转向“向现实本身去寻求观念”。(《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7卷，第12页)

这个转向意味着对社会主义的人来说，整个所谓世界历史不外是人通过人的劳动而诞生的过程，这个过程反映在人的观念中也就是历史辩证法的展开过程。共产主义是作为积极的现实，即否定之否定的肯定，因此，它是人的解放的一个现实的、对下一段历史发展来说是必然的环节。这个肯定还原为马克思的现实观语境，则可以表述为共产主义作为私有财产的积极扬弃就是要求归还真正人的生命，是自然界对人来说的生成过程。“感性世界决不是某种开天辟地以来就直接存在的、始终如一的东西，而是工业和社会状况的产物，是历史的产物，是世世代代活动的结果，其中每一代都立足于前一代所奠定的基础上，继续发展前一代的工业和交往，并随着需要的改变而改变他们的社会制度。”(《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第528页)

从这里，我们立刻就能发现马克思的认识路线的基本特征:“我们只能在我们时代的条件下去认识，而且这些条件达到什么程度，我们就认识到什么程度。”(《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9卷，第494页)这个程度不能理解为仅仅在理论任务中表现出来的理论自信，也不能理解为超历史的形而上学思维能力的绝对性，而只能理解为现实所能提供的条件和所能达到的程度。将这种认识路线放到整个历史过程或革命运动中去实现，就必然在私有财产的运动中，即在经济的运动中，为自己既找到经验的基础，也找到理论的基础。

马克思讲述自己的认识路线的形成时提到，除了法国和英国的社会主义者的著作以外，他也利用了德国社会主义者的著作。这只是表明马克思在批判各种社会主义的虚幻性质的同时，在市民社会的现实中转向整个实证的批判。而那些自称的所谓“真正的社会主义者”认为英法的共产主义文献并不是现实运动的表现和产物，而是纯理论的著作，这些著作像他们想象中的德国哲学体系一样，只要把法国人的思想翻译成德意志意识形态家的语言，就完全能从“纯粹的思想”中产生。他们完全看不到这些著作是以一定国家的一定阶级的整个生活条件为基础的。

马克思阐明了向现实寻求观念的思想路径:“我用不着向熟悉国民经济学的读者保证，我的结论是通过完全经验的、以对国民经济学进行认真的批判研究为基础的分析得出的。”(《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第111页)马克思进一步指出:“只有当私有财产造成作为无产阶级的无产阶级，造成意识到自己在精神上和肉体上贫困的那种贫困，造成意识到自己的非人化从而自己消灭自己的那种非人化时”(同上，第261页)，解放才有可能。当粗陋的共产主义简单地看到“无产和有产的对立”的地方，它还没有理解私有财产的积极的本质。“要扬弃现实的私有财产，则必须有现实的共产主义行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第347页)，而要有现实的共产主义运动，无产阶级必须自觉认识到自己的现实处境。

对于私有财产运动过程中劳动和资本的对立，马克思并没有从静态的、外在的机械论意义上去理解，而是从它的能动关系上、它的内在关系上并且是作为矛盾来理解劳动和资本的对立。这就是作为对财产的排除的劳动和作为对劳动的排除的资本的相互矛盾，作为促使私有财产的主体本质和客体化的劳动的矛盾得到解决的能动关系，共产主义是被扬弃了的私有财产的积极表现。

这样，从宗教的谜底在于现实世界的苦难到人的现实的谜底就在于私有财产的运动，“现实性在其展开过程中表明为必然性”就构成了马克思现实观的基本命题。现实性的规定，在黑格尔那里，不过是抽象的、绝对的思维的生产史，不过是全部外化历史和外化的全部消除，即逻辑的思辨的思维的生产史;而在马克思这里，则彻底“颠倒”过来了。

与之相反，反对从哲学精神的展开本质来规定现实性，马克思拯救了黑格尔把实体理解为主体的思想，现实性被引入作为市民社会基础的私有财产运动中展开，直接表现为私有财产的运动过程。在这个运动过程的被动的一端，人变成对自己来说是对象性的，这个对象性并非认识论意义上的具有自我审视的他我，而是变成异己的和非人的对象，生命表现为异己的现实。私有财产的运动过程同时也是人的自我异化的过程，是存在和本质、对象化和自我确证、自由和必然、个体和类之间的斗争的过程。确切地说，在马克思历史辩证法视域中，作为对象性的现实存在着否定方式和肯定方式。外化的生命表现就是异己的现实，这是否定方式的现实存在。对私有财产的积极的扬弃，则是对人的现实的占有，表现为人的现实的实现，这是肯定方式的现实存在。用马克思早期的哲学话语来说，就是“成为人的现实，因而成为人自己的本质力量的现实”。(同上，第304页)

那些在认识上纠缠不清的主观主义和客观主义、唯灵主义和唯物主义，只有在社会状态中、在工业的已经生成的对象性的存在中才失去它们彼此间的对立。而自然科学却通过工业日益在实践上进入人的生活，改造人的生活，并为人的解放做准备。因此，历史的全部运动，既是这种共产主义的现实的产生活动，即它的经验存在的诞生活动，同时，对它的思维着的意识来说，又是它的被理解和被认识到的生成运动。

正因为如此，具有历史根据和内容的辩证哲学的“原理的实际运用，……随时随地都要以当时的历史条件为转移”。(《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第5页)在马克思逝世以后，恩格斯为《共产党宣言》再版写的说明中始终强调共产党人的理论原理，决不是以这个或那个世界改革家所发明或发现的思想、原则为根据的。一切所有制关系都经历了经常的历史更替、经常的历史变更。因此，在实践方面，共产党人是各国工人政党中最坚决的、始终起推动作用的部分。在理论方面，他们胜过其余无产阶级群众的地方在于他们了解无产阶级运动的条件、进程和一般结果。不仅如此，对作为详细的理论和实践的纲领《共产党宣言》，恩格斯还特别指出，就这些原理的实际运用而言，今天看来毕竟已经过时，有些革命措施根本没有特别的意义，许多方面都会有不同的写法了。(参见《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第5页)共产党人不以任何原理为教条，而以历史的发展而发展。

作为为透彻了解无产阶级解放的真正的条件开辟道路的理论建构，恩格斯继承马克思的现实观，毫不附加任何理论神秘感地宣称:“我所在的党没有提出任何一劳永逸的现成方案。我们对未来非资本主义社会区别于现代社会的特征的看法，是从历史事实和发展过程中得出的确切结论;脱离这些事实和过程，就没有任何理论价值和实际价值。”(《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6卷，第419－420页)可见，恩格斯保持了与马克思相一致的理论旨趣。

马克思现实观的哲学转向不是为了创造一个独立于世界之外的哲学体系，而是开辟了人类历史的新纪元。这就是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从理想到现实的实际运动。哲学是无产阶级认识自身的思想武器，是为社会主义创造历史条件的学说。马克思哲学研究可以学院化，可以借助解释学学术体系和方法不断地进行概念翻新，并以此为视域专注于文本的诠释和文献的考证。这里的问题是割裂甚至脱离了社会历史的具体内容，以形式化的“无批判的知性”和“无人身的人类理性”进行概念运动，建构学术体系，而不是从每个时代人们所处的物质的生活关系的总和中引申出来，那么哲学还能成为时代精神的精华吗?还能反映时代的实际呼声吗?在学术某些领域的热点研究中，可以发现一些意识轨迹或路向表现为回避“抓住事物的根本”即历史具体和社会现实本身，在应然的理想世界中寻求概念的自我演绎，通过编织几个概念就改变马克思哲学的性质和品质，或某个西方学者提出某个命题就成了悬于庙堂而不可逾越的“难题”，这不是严肃对待马克思哲学的态度。作为人类解放思想的创造者，马克思的哲学并没有终结于某个世纪而尘封在历史博物馆中，毋宁说在现实的历史运动中延展着它的生命力。

参考文献：

[1]费尔巴哈，1959年:《费尔巴哈哲学著作选集》上卷，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2]黑格尔，1980年:《小逻辑》，贺麟译，商务印书馆。

[3]《马克思恩格斯全集》，1958年、1964年、1975年、1995年、2002年、2004年、2005年，人民出版社。

[4]《马克思恩格斯文集》，2009年，人民出版社。

[5]《马克思恩格斯选集》，2012年，人民出版社。

[6]梅林，1965年:《马克思传》，樊集译，人民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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微信编辑：陈东宁

文章来源：《哲学研究》2021年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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