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盾 | 马克思哲学革命中的认识论问题——以康德和黑格尔为背景

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主办

马克思哲学革命中的认识论问题——以康德和黑格尔为背景

张盾 | 文

作者简介：张盾，1956年7月生，吉林大学哲学基础理论研究中心主任助理、哲学社会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吉林大学匡亚明特聘教授，享受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主要从事马克思学说、西方思想史、政治哲学和美学研究。

摘  要：马克思对近代认识论的发展产生了深刻的革命性的影响,但马克思本人的著作中没有现成的认识论。为了发现和建构马克思的认识论问题,需要依托康德和黑格尔的理论遗产。康德用"综合"概念来说明人在认识过程中如何建立起主客关系的统一性形式,借助康德的这一"综合"概念,我们得以建构起马克思的新认识论问题,即"通过社会劳动实现的综合"。黑格尔则开启了对认识论问题的历史分析,并提出了主客同一性概念,借助黑格尔的这些理论遗产,我们得以理解马克思"劳动综合"的独特内涵,即在劳动中,认识的主体不是先验的意识主体,而是现实的人的具体活动,由此产生的认识是人在与自然的综合中发生的、人作为同一性主客体对自己历史性存在的自我创造和自我认知。 

关键词：马克思；康德；黑格尔；认识论；劳动综合

马克思哲学革命中的认识论问题，是中外学界普遍关注的重要课题，产生了丰富的研究成果。学界对这一问题研究的一个重要范式，是在康德、黑格尔、马克思之思想史关系的框架下，追问马克思理论中到底有没有可称之为认识论的内容?如果有，那是何种意义上的认识论?西方马克思主义学者中多有持“马克思没有认识论”之主张者，但又明显感受到康德、黑格尔之后马克思对认识论发展产生的那种巨大的革命性的影响。(参见哈贝马斯，第3、26页;施密特，第112－113页;雷特尔，第5页)笔者以为，马克思确实没有康德开创的那种关于知识抽象形式及其先验主观条件的认识论，但经过黑格尔揭示的认识论之自我批判的中介，马克思以一种特殊方法改变了认识论问题的形式和内容，把认识论研究引向了一个全新的不同的方向。本文拟对此进行探索。

一、德国哲学的发展为马克思设置的问题背景

自康德提出认识的可能性的条件问题，认识论才有了自己特定的对象、方法和维度。康德对问题的解答，是在理性界限之内分析经验的先验结构，即用先天的直观形式和知性概念去构成关于经验对象的知识。知识的构成过程称为“综合”，先验的标准是独立于经验的必然性和普遍性的。对先验的综合来说，认识之可能性的历史起源是不可理解的，康德的认识批判悬搁了历史性和社会性的维度。然而，按照学界今天达到的问题意识，康德对主观性固有的思维形式进行先验的哲学反思，这本身就是人类认识的历史发展的结果。康德之后，一切自在的直接的东西都被主观概念所中介这一思想，成为时代的主流观念。这个观念也被马克思接受，只是在马克思这里，起中介作用的不是先天的形式和无限的精神，而是有限的人的历史活动过程。

康德的认识批判要求为了检验知识是否正确和可靠，首先要对主体的认识能力进行批判性的研究。康德要求的批判是一种内在批判，即对于认识之可能条件的研究必须保证本源的绝对性和论证的彻底性，使之能够经受彻底的怀疑，使这一批判本身能够成为科学。在黑格尔《精神现象学》的“导论”中，包含着突破康德认识批判、重塑认识论问题的明确意图。黑格尔认为，认识批判不可能有一条内在的逻辑形式之路，也不应该把基于绝对怀疑的绝对确定性设定为认识的最高标准，包括科学知识在内的所有真实的知识都是“显现为现象的知识”，在其产生的实际过程中包含主观与客观之各种辩证关系的丰富内容。康德的知识概念是以数学和当时的物理学为典范的绝对可靠的知识。与之相反，黑格尔认为，近代哲学赋予科学的规范力量是一个虚假的观念，现象学作为科学的新的自我理解，必须放弃以数理科学的范型为出发点，而成为一种辩证的思辨科学。

黑格尔打破了康德的认识主体概念。康德的主体实际是标识认识的一整套主观条件的概念。康德认为，主观与客观不同一，认识依赖于可能认识的主观条件，没有先验主体把认识的主观条件作为工具提供出来，整个认识对世界的建构就是不可能的。在黑格尔看来，这种把主体与客体彻底分开，假定“绝对站在一边而认识站在另一边，认识是自为的与绝对不相关联的”观念，是认识论的最大误区。实情是，主体与客体是同一个存在内容的自我关联:“绝对即主体”。或者换一种说法，客体的存在作为实体，实际上是一个建立自身并展开自身的运动过程，因此实体本身就是主体，“真理就是它自己的完成过程”。(黑格尔，第53、10、11页)主客体的同一性是黑格尔认识论的新坐标系，在这个新的坐标系中，由于放弃了作为认识先验条件的主体能力概念和作为认识目标的正确知识概念，认识显现着另一种真实的内容，并构成了认识论的新问题。那么，这是一种什么认识?

黑格尔用“认识的现象学的自我反思”代替康德的认识批判。现象学的对象是“显现为现象的认识”，它是自然意识在日常生活世界中所产生的种种现象形态，对这种认识的现象学反思不依赖本源的绝对性，而是依赖“先前的东西”。在实际发生的认识中，只有先前经验过的东西才能在它的起源中被看清，并作为结果被回忆:“既然显现为现象的知识是我们讨论研究的对象，那么它们的规定也就是首先被按其直接对我们显现的那样接受下来了的。”(同上，第58页)这就是“认识的现象学的自我反思”，这种认识的自我反思了解认识的整个形成过程，它考察事物的标准不是凭空设想出来的，而是基于显现出来的知识在自然意识中所经历的种种形态，“意识在这条路上所经历的它那一系列的形态，可以说是意识本身向科学发展的一篇详细的形成史。”(同上，第55页)

但问题是，这种从自然意识产生出来的“作为现象的知识”将充满错误，它在什么意义上成为认识论的新对象?正宗认识批判所强调的基于绝对怀疑的绝对正确认识，无非是惧怕在认识和真理问题上犯错误。在黑格尔看来，这种害怕犯错误的态度反而离真理最远。因为所谓知识的内在正确性只是形式上的抽象肯定，绝对怀疑则终止于抽象否定，除了“内在的逻辑联系”这一正确性标准，绝对怀疑把一切新的异质性的内容都“投之于这同一个空虚的深渊里去”。(同上，第56页)而对显现出来的知识的现象学反思，则开启了认识论研究的另一条道路。这里的关键在于，自然意识直接把自己看成或证明为知识，这不是一种抽象肯定，而是在一种否定的意义上去说的。对事物的错误认识是感性世界之有限性的标志，在生活经验中，虚假意识的落后状况的解体是反思经验阶梯上的踏板，反思的观点就从这种解体中产生出来，认识从中学到的东西是“否定”，即意识到身的局限并超越自身。黑格尔指出，这种否定不同于怀疑主义的抽象否定，怀疑主义只看到纯粹的虚无，而看不到“如果虚无是对结果所自出的东西的虚无，那它就纯然是真实的结果;它因而本身就是一种特定的虚无，它就具有一种内容”。(黑格尔，第56页)从一个不真实的知识里产生出来的任何一次结果都不会是纯粹的虚无，而是在对产生结果的那个东西的否定中包含着以前知识里所包含的真理。

这是一种什么真理?它包含一种什么内容?对这个问题的回答是理解黑格尔认识论反思的关键:“当结果被按照它真实的情况那样理解为特定的否定时，新的形式就立即出现了，而否定就变成了过渡;有了这种过渡，那穿过意识诸形态的整个系列的发展过程，就将自动地出现了。”这里出现的是认识论的新对象:“新对象的出现——新对象在意识的不知不觉中出现于意识面前——在我们看来，仿佛是一种暗自发生于意识背后的东西。”(同上，第56、62页)这种新对象的内容就是存在本身(即精神)之自我认识与自我形成的历史过程，它是发生在纯主观认识活动之“背后的东西”，是认识论的更深刻的问题。按照施密特的看法，由于黑格尔对康德的批判，认识的先验条件这一问题失去了目的:“无论对黑格尔或对马克思来说，认识的最高形式是世界历史的哲学，不能把认识过程描述成主观与客观的死板板的关系。”(施密特，第113页)黑格尔实现的关键变革是取消了认识论的先验基础，从而取消了先验与经验、主观与客观的绝对划分。一方面，连先验的规定性本身也是在意识的经验内活动的，在这一范围内，认识的先验框架赖以构成的那些条件可以在主体所处的有限状况下产生出来;离开了这一范围，先验本身并没有绝对稳定的点。另一方面，现象学的经验不同于普通的经验，它不包含在先验的前提下，而是包含在“显现出来的意识”中，这种经验包含着人们把握世界和进行活动的模式的全部变化，因而能够帮助我们觉察主客间的先验关系发生变化的“背后”的过程。

对认识论来说具有革命意义的是，对认识的反思经验只有在意识的形成过程中才能被理解。“意识形成过程”这一思想打开了认识论变革的方向，这就是对认识问题进行历史分析，在历史中实现认识的新综合。人的理性认识能力是通过历史性的活动而得到发展的，认识的要素也在历史中发生变化，因此不存在认识的先验形式。整部《精神现象学》都在强有力地推动这一认识论的变革，反复讨论个人的社会化过程和类的自我产生的历史。比如在最重要的“理性”章和“精神”章充满了这样的思想:个体在他的行动中达到了与外在世界的统一，并终于认识到世界的真正主体是在“一个民族的伦理生活”中反映出来的精神，因而不存在先验的认识主体。黑格尔的“精神”实际上是指作为人的理性和生活意义之根据的世界整体，黑格尔使用这个概念是为了突出世界的主体性和过程性，因而这个概念的引入改变了认识论的问题。阿多诺说黑格尔的精神就是社会(参见阿多诺，第14－15页)，詹姆逊说黑格尔的精神就是集体(参见詹姆逊，第9、11页)。黑格尔以这种思辨的形式打开了认识论的历史维度，为马克思完成认识论变革铺平了道路。当然，黑格尔的理论也包含着许多深刻的矛盾，比如，黑格尔取消了认识的先验条件和知识的科学规范，却又预设了“绝对知识”的目标，而现象学的自我反思又不可能提供这种绝对知识。哈贝马斯尖锐地指出:“黑格尔认为，他的精神现象学研究不是把(康德)认识批判的理论推向极端，而是使它成了多余的”，但是当现象学仍然追求绝对知识而又达不到时，“它就使自己成了多余的。”(哈贝马斯，第16、19页)此外，黑格尔将他的主客同一性落实在精神的自我运动上，这其实是以一种更大的主观性来替代康德的先验主观性，在这种唯心主义的基础上，认识论的自我批判无法彻底完成。

马克思继承了黑格尔对康德的批判，但没有接受黑格尔的唯心主义，而是诉诸真实的社会历史活动，把黑格尔开创的认识论的自我批判进行到底。这对马克思实现认识论的彻底变革确实是最重要的。但是，对于建构马克思的认识论问题来说，仅有黑格尔遗产是不够的，需要借助德国哲学更广泛的理论遗产。限于篇幅，本文对马克思问题背景的勾连仅涉及康德和黑格尔。

二、实践作为认识论的新综合

康德创立了认识论的问题，即认识的可能性的条件是什么?这一问题对认识论研究始终有效。康德还从形式上示范了解决这一问题的方法，这就是他的“综合”概念。对认识论研究来说，这个方向也是对的。这两点是康德对认识论的不朽贡献，黑格尔和马克思都是依循这一问题的方向，继续展开新的探索。但是，对这个问题的理解以及解决该问题的方法，经过黑格尔对康德的批判，到马克思这里发生了彻底的改变和转向。《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具有严格的认识论意义，它提出对对象和现实的认识要从客体和主体的双重形式上去理解，也即从“实践的维度”去理解，因为“人的思维是否具有客观的真理性，这不是一个理论的问题，而是一个实践的问题。人应该在实践中证明自己思维的真理性。”(《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58页)由此可知，马克思的核心认识论观点是:关于认识的可能性条件的探讨，不是对人的认识能力的先验结构和主观规律的研究，而是对人的实践能力的社会结构和历史规律的研究。因为，“人们决不是首先‘处在这种对外界物的理论关系中’……，而是积极地活动，通过活动来取得一定的外界物，从而满足自己的需要。(因而，他们是从生产开始的。)”(《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9卷，第405页)在这一过程中产生的“显现出来的意识”，不仅仅是具体行动的意愿，同时也是“认识着的意识”，它就发生在“类的自我产生活动”的实际过程中，因而是认识论的真正本原问题。与黑格尔“认识的现象学的自我反思”相比，实践问题是对康德建立的认识论问题的更彻底的路径逆转。这样，在马克思之后，任何关于认识可能条件的探索，都不能再退回到先验的抽象的逻辑领域中去，而是必须以现实的社会历史问题为出发点。

在建构马克思的认识论问题时，借用康德的“综合”概念仍然是一种有效的方略。在康德那里，综合是思维将表象杂多在意识的统一性中联结起来的一种活动，它是主体为关于对象的知识提供主观条件的一种先天思想能力，所有理论知识无论从逻辑的意义上还是从发生的意义上都要回溯到建构性的综合。康德将综合理解为纯粹的思想能力，这是错的;但是康德将综合的本质理解为认识中的主客关系的建立，即“思想的主观条件怎能有其客观的有效性，即怎能提供关于对象的一切知识之可能性的条件”(康德，第82页)，这对认识论仍然具有奠基意义。因为人类的认识总是与客观的对象相关联，并必然植根于某种同一性形式。马克思坚持认识的可能性条件涉及的是人类社会生活的历史性结构，所以从实践上来揭示人与世界的综合。因此，综合不应理解为纯粹的思想能力，而是一种更加复杂的实践能力，它要求在唯物主义的新基础上重新解释认识如何可能这一问题。马克思实践概念在哲学上的具体规定是“中介性”，即以人的社会实践为中介去理解人与自然、主体与客体的关系。实践的这种本体论中介性最突出地表现于社会劳动中，因为在劳动中包含了人类最重要的、行动与认识双重意义上的综合能力及其形式(详见后文)。而实践综合之中介性在认识论上的进一步的规定就是“否定性”。按照马克思自己的提示，黑格尔《精神现象学》的最伟大成果就是“辩证法，作为推动原则和创造原则的否定性”(《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第319－320页)，正是否定性使实践的综合成为反思性的和在概念上可以理解的。这意味着辩证法就是认识论。按此理解，现实生活之所以能够被认识到是辩证的和能动的，就在于它包含着一种否定的因素，即任何现实存在物莫不扬弃自身;而这种否定性只能通过人的实践来实现——人不同于一切自然存在物的独特之处就在于，人是天生的否定性存在，人通过实践改变和取消给定的存在，使存在由自然的直接现实变成间接的、中介性的“人的现实”，使存在二重化为主体和客体。这里需要注意，历史本身的辩证法不是由理论来完成的，而是由实践来完成的;推动历史本身辩证运动之否定性力量的实现形式，作为实践的综合统一性，就是劳动和斗争。它们是黑格尔和马克思认识论反思的共同主题。当黑格尔把劳动和斗争作为否定性引入认识的现象学的自我反思，他就进一步远离了康德“统觉的本源综合统一性”，这为马克思探索认识论的新综合做了准备。

在探究马克思的认识论问题时，从康德综合概念中必须保留的一个进一步的方法是，所有的综合统一性无论从思想的意义上还是从实践的意义上都要归结为概念的建构。在康德那里，综合既作为直观的“把握”，也作为想象的“再生”，但由此产生的最高的统一性联结必须在概念的“认定”中才能最终确定下来。也就是说，综合的统一性形式必须在知性范畴上得到固定的表现，没有范畴赋予诸综合以最高的统一性，就不能产生严格意义上的认识。在马克思这里，实践能力在人的现实历史存在中产生的综合统一性，同样必须上升到概念的高度，才能达到对现实历史的反思性和批判性的理解。对此，马克思本人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和《评阿·瓦格纳的“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等文献中给予了深入的说明。马克思认为，“科学上正确的方法”是从抽象上升到具体的方法。在这里，具体作为“具有许多规定和关系的丰富的总体”，必然是思维和理解的产物，因为具体作为多样性的统一只能“在思维中表现为综合的过程”，它实际上是“把直观和表象加工成概念这一过程的产物”，是思维着的主体以概念方式掌握世界的正确方式。而唯物主义的实践综合之认识论要义就在于:“正在理解着的思维是现实的人，而被理解了的世界本身才是现实的世界，范畴的运动表现为现实的生产行为……，而世界是这种生产行为的结果。”(《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0卷，第41－43页)关于马克思的实践综合，阿尔都塞有一个特别独到的说明，即实践综合的本质是一种基于唯物主义立场的对世界的概念式理解，它要求严格区分“现实对象”和“认识对象”，拒绝黑格尔把现实对象同认识对象混为一谈的做法。“马克思反对这种混同，坚持把现实对象同认识对象区别开来。而认识对象则是思维的产物，思维在自身中把它作为思维具体、思维整体生产出来，也就是说，把它作为与现实对象、现实具体、现实整体绝对不同的思维对象生产出来。”(阿尔都塞等，第36－37页)基于这一理解，阿尔都塞提出，马克思与古典政治经济学的“断裂”就在于，后者仅仅指向它的“对象”，即那些经验性的经济事实，而马克思则创建“对象的概念”，并要求用概念来规定和说明经济事实，从而达到对资本主义经济结构的批判性的概念式理解。(参见同上，第210－213页)

从所有这些教诲得到的启发是:所谓实践综合是认识论的问题结构和解释原则的根本变革，而非把认识论变成对现实性、现实事物和现实活动的直接性的经验描述。实践综合要求的是，在新的哲学前提下，对认识如何可能问题给予全新的更具反思性和批判性的解释，因而它要求上升到更高的理论思维界面。在理论的形态和方法上，马克思的实践综合保留了康德综合对“表现为概念的最高统一性形式”的追求，但这不是先验逻辑的范畴，而“只是作为概念反映出那种通过不断重复的活动变成经验的东西”。(《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9卷，第405页)这就是我们在马克思的著作中见到的那些既是实践哲学又是历史科学、既是历史唯物主义又是政治经济学批判的复杂概念体系，比如作为实践的劳动和斗争(革命)，作为工业与科学的生产力和作为物化与剥削的生产关系，作为主体的工人阶级和资产阶级，作为对象的商品与货币、价值和剩余价值、劳动与资本，等等。

三、实践综合的具体范本: 劳动与主客体同一性

综合活动所产生的统一性结构使认识成为可能。在唯物主义的哲学前提下，实践能力取代思想能力，成为认识综合的新问题。实践的综合在劳动中达到了它的具体性，因为在马克思谈到的人类实践之既有现实性又有理论意义的诸形式中，劳动是头等重要的，因此，通过劳动实现的综合具有首要的认识论意义。我们按认识论的严格意义来追问:劳动的综合在什么意义上创造了认识可能性的条件?或者劳动使人类的何种认识方式和认识成果成为可能?答案肯定不是康德说的那种以经验观察为基础、以逻辑的判断形式为标准、以科学为典范的纯理论知识，因为在现实的劳动过程中，创造并认识世界的主体根本不是先验意识，而是在自然条件下建立自己生活的具体的人。这应该是在新的人与自然的综合中产生的同一性主客体对其类本质的自我产生过程的一种认识，是对认识的现象学的自我反思的一种拓展，具体来说，就是恩格斯所定义的对“现实的人及其历史发展”的科学认识。

劳动首先是人与自然的综合。相比意识的统一性在于诸表象的逻辑联结，劳动的统一性则在于人与自然的物质交换:在《资本论》中，马克思称劳动“是不以一切社会形式为转移的人类生存条件，是人和自然之间的物质交换即人类生活得以实现的永恒的自然必然性”。(马克思，第56页)马克思用“物质交换”这个科学研究的术语把劳动过程描述为自然过程，是为了强调劳动的自然客观性，“人在生产中只能象自然本身那样发挥作用”(同上)，连人本身也是作为一种自然力与自然世界相对立。劳动的自然性是马克思为劳动的综合设置的唯物主义前提，为此，在最初的抽象环节上，作为“永恒的自然必然性”的人与自然的物质交换，“首先要撇开各种特定的社会形式来加以考察”。(同上，第201页)但是，在具体的总体性上，劳动是比简单自然过程要复杂得多的自然过程，就在于它是人与自然的相互中介性。在《资本论》中，劳动既是自然物质过程，又是人的实践的社会形式与历史过程。社会劳动不仅创造了使人类生活得以实现的实际物质条件，同时也创造了使人与世界的对象性关系得以可能的经验条件和先验条件。

劳动的综合作为人与自然的物质交换，首先使对自然及其规律的认识成为可能。这是劳动的认识论问题的一个基础性方面，由此产生的认识是关于自然的客观知识，连自然科学也要在劳动和生产的基础上构成自身和发展自身。马克思明确指认自然界存在的优先性和自然规律的独立性，但他的认识论中的辩证法要素在于，只有通过劳动的中介与综合，人类才能认识和利用这种自然规律，特定的社会结构和历史阶段规定着人对自然规律的理解方式和利用程度，所谓“自然界的优先地位”也只有通过这种劳动的中介与综合才能确证。马克思用自然科学的进步来衡量认识的进步，相信自然科学在克服了资本主义异化之后，终将成为“人的科学”和“真正人的生活”的基础。

但是，劳动的认识论问题的一个更重要、更具反思性的方面在于，通过劳动产生的同一性主客体，使对人的类本质的历史性存在的发现与认识成为可能。如前所述，通过劳动产生的综合不是先验自我的意识活动的成果，而是同一性主客体自我产生、自我发现过程的活动与认识的统一。如果像马克思所假定的那样，综合不是思想的活动，而是物质的生产，那么综合得到的成果就不是思想的统一性，而是由社会劳动所构成的活动与认识的统一性。由此推知，通过劳动产生的认识综合既是先验的、又是经验的，因为人类劳动所固有的中介性和否定性，既是人的存在的先天结构，又是人的生活的现实内容。对于这种先验与经验的统一，我们只能用黑格尔和马克思的“历史性”概念来给予规定。因为在唯物主义的认识论中，劳动的综合表现在概念上，就是既决定着现实生活世界的经验活动内容、又决定着建构这一生活世界的先验认识条件的历史性。马克思继承了黑格尔对主客关系作历史分析的意图，主张在社会劳动中包含着主观性与客观性更彻底的综合，由此产生的认识是现实的人的历史性存在的自我产生与自我认识。正像劳动过程诸要素(劳动工具、劳动对象和劳动本身)在不同历史时期形成各种差异性的统一，认识的诸要素(感性材料、理性概念和想象力)也是通过历史性的劳动不断得到发展的，而绝非纯粹意识的固定的内在财产。被马克思称为“把直观和表象加工成概念”的认识的综合，在劳动与生产的历史性变革中有其根基，概念作为社会意识的理论形式离不开人的历史活动，“理论的对立本身的解决，……绝对不只是认识的任务，而是现实生活的任务。”(《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第306页)

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马克思清晰而深入地解释了什么是“通过社会劳动实现的综合”，其意义为:通过劳动的类存在自我产生的历史过程是活动与认识的统一。在这部手稿的术语中，人是“类存在物”就等于说人是“社会存在物”，其认识论意义在于:“他必须既在自己的存在中也在自己的知识中确证并表现自身”。(同上，第326页)再进一步说，类存在或类本质的具体的认识论规定有二:(1)对象性。在认识论上，人是类存在物，是“因为人在实践上和理论上都把类当作自己的对象”，也就是说，他使自己的生命活动本身变成自己意志和意识的对象，“正是由于这一点，人才是类存在物。或者说，正因为人是类存在物，他才是有意识的存在物，就是说，他自己的生活对他来说是对象。”人的生命活动首先是劳动，人的类存在只能“是他自己的劳动的成果”。在劳动中，人显示出自己本质的全部力量，并把这些力量当作对象来认识，从而人同自身的类存在“发生现实的、能动的关系”，并在这种对象性中直观自身。(同上，第272－273、320页)(2)历史性。马克思认为，人在劳动中显示自己的类存在并认识这一类本质，这个任务“只有通过人的全部活动、只有作为历史的结果才有可能”;而“历史对人来说是被认识到的历史，因而它作为形成过程是一种有意识地扬弃自身的形成过程”。(同上，第320、326页)正是在这种语境中，历史成为马克思认识论的概念，即作为劳动综合的活动过程与认识过程的统一。

哈贝马斯在《认识与兴趣》中提出，马克思接受了黑格尔对康德的批判，却没有接受黑格尔的同一性哲学。(参见哈贝马斯，第20、36页)然而，同一性概念在马克思的唯物主义前提下并未解体，而是改变了基础，即主客体不是同一于精神，而是同一于实践和劳动。我们的研究需要借助于黑格尔的主客体同一性(即精神的自我运动、自我发现)概念，才能理解马克思劳动综合的独特之处;正如我们只有借助于康德的综合概念，才能建构起马克思的认识论问题。如前所述，把劳动综合表现出来并加以确定的范畴，是作为人的历史性存在的同一性主客体这一概念。这可以从两个层面来讨论。在第一个层面上，人既是主体，又是自然的一部分，这意味着人在直接意义上就是一种同一性主客体。用我们熟悉的马克思的语言来说，人直接地是自然存在物，历史是人的自然史;但人又不仅仅是自然的存在物，而是自在自为存在着的类主体。在工业化之前的简单劳动中，“劳动的主体是自然的个人”，生产的自然条件“是他身体的延伸”(《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0卷，第480、484页);进入资本主义时代，工业的历史成了人的本质力量的打开的书，主体性成为人与自然关系的新本质，自然只能是人化自然，即被人的劳动实践所中介、所改造的自然界。人和自然作为“物质交换”的两种要素，是社会劳动系统的两个组成部分，我们只有在劳动所揭示的历史范围内才能认识自然界，“自然存在的优先性”也只有在劳动的综合统一性中才是可以确证和可以理解的。

但是，在第二个层面上，同一性主客体的概念发生了重要的变化。如前所述，当人通过劳动创造自己的类本质，同时又把这全部活动构成的历史当作自己的认识对象时，这意味着人在社会反思的意义上成为同一性主客体。在这里，类存在通过劳动自我产生的历史过程既是建构现实生活世界的活动，又是对这一建构活动的认识过程——人在这一过程中既是客体，又是主体。这就是马克思的劳动综合论题的认识论要义:劳动是人创造和表现自己类存在的活动，劳动所创造的对象化世界是“人的现实”，人“在他所创造的世界中直观自身”。(《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第274页)关键在于，当马克思把认识的可能性条件归结为劳动的综合，把“使外化返回自身的客观活动”等同于通过劳动对类本质的创造和占有时，对这种类本质的占有与丧失(异化)就成为问题，也就是对本质力量对象化的生产与占有的关系问题。此时，同一性主客体自我产生的自然历史过程，就变成了使他意识到对自己类本质的占有关系的社会历史过程。这种同一性主客体是社会反思的对象，而社会反思的要素是对人的社会关系及其制度安排的批判。

基于康德的方法可知，同一性主客体的概念对劳动综合所产生的认识类型具有决定性的影响。反思意义上的同一性主客体不同于直接意义上的作为“物质交换”的同一性主客体，由前者产生的认识指向类存在的自我创造和自我实现活动，即人的自由自觉的历史性存在。这种认识只能由黑格尔和马克思的哲学来完成并表述出来。在黑格尔那里，这就是对认识的精神现象学的自我反思，其成就与缺点均被马克思极其深刻地指出来:“《现象学》是一种隐蔽的、自身还不清楚的、神秘化的批判;但是，因为《现象学》坚持人的异化，——尽管人只是以精神的形式出现，——所以它潜在地包含着批判的一切要素，并且这些要素往往已经以远远超过黑格尔观点的方式准备好和加工过了。”(《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第319页)马克思是真正完成了认识论批判的人。在马克思这里，劳动作为类本质的自我实现，它所完成的综合不仅是指由生产力和技术进步带来的人与自然关系的变化，更是指由类本质的占有与丧失所体现的人与人之间关系的变化。换言之，在类本质的形成过程中产生的同一性主客体与生产力和科技进步产生的主客体是不一致的，马克思的认识论把前者理解为社会的阶级主体。当存在不平等的社会关系时，认识论批判就具有了社会批判的维度。对劳动综合的社会反思，只有在把同一性主客体重建为阶级意识的情况下，才能达到最彻底的认识论批判。马克思直接使用了“阶级意识”这一概念，在认识论上，它也可以被理解为黑格尔所说的“显现出来的意识”的一种政治形态。按照卢卡奇对马克思阶级意识的重要阐释，这种阶级意识的认识论意义就是同一性主客体:“无产阶级是历史总体过程的同一主客体。”“无产阶级同时既是自己认识的主体，也是自己认识的客体。”它作为历史过程的认知者，本身同时也是这一历史过程的行动和受苦的部分;尽管资本主义使工人变成生产过程的纯粹客体，把劳动力变成商品，但无产阶级一旦认识到这个自身被物化的过程，也就意识到自己并不是历史过程的单纯客体，而正是这一过程的真正主体。(卢卡奇，第292、77、70－72页)在马克思的认识论问题中，这种革命的阶级意识就是反思意义上的同一性主客体，它标志着通过劳动实现的类本质自我产生的反思阶段，由此产生的最完美认识成果就是作为历史科学的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

四、基于劳动综合的否定性解说马克思的主体范畴和知识范畴

康德的认识批判赖以起步的两个前提是既定的认识主体概念和既定的正确知识概念。因为，只有以可靠的主体为出发点，并以确定有效的知识为目标，才能着手重建先验认识能力的结构。康德的主体是先验的“统觉”，即伴随一切表象的那个“我思”，它是一切综合活动得以可能的前提;康德的认识则是以科学为最高典范的绝对确定的知识，它是使一切综合的成果具有意义的标准。我们按照康德的这一问题结构去追寻马克思的主体概念和知识概念，可以更具体地看到马克思的认识论观点完全不同于康德的那些内容;在这一探讨中，主客体同一性概念的内涵也将变得更加丰富和清晰。

我们已经讨论了劳动综合的中介性原则，并证明了将综合的统一性表现为中介性的根据，在于在劳动实践中发生的主体与客体的同一性。现在讨论劳动综合的否定性原则，在这一维度上，我们将进一步阐明主客体同一性这一概念的辩证法内涵。

马克思的主体概念作为方法论前提是指社会:“在理论方法上，主体，即社会，也必须始终作为前提浮现在表象面前。”他同时指明，这个作为主体的社会就是现代资本主义社会，从生产的角度看，“资本本身表现为一切社会生产能力的主体”。(《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0卷，第43、587页)基于马克思关于现代社会两大阶级对立的政治观点，我们可以这样划分:在现实的社会体制内，资本是绝对的主体，它取得了支配社会一切领域的权力;而在马克思的理论规划中，无产阶级则成为社会变革之革命实践的主体。需要强调的是，在《资本论》及其手稿的语境中，劳动与资本这两个关键词，从来都是既作为认识的主体范畴，又作为认识的对象和内容范畴来交替使用的。这种用法所给予我们的极其重要的启示就是:劳动与资本，作为马克思的主体(兼对象)概念，其在认识论上就是现代资本主义历史过程中自我建构而又自我否定着的同一性主客体，辩证法的否定性是它们的根本规定。正是这样一种极为独特的主体范畴，使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社会的批判性认识成为可能。

马克思的劳动概念从一开始呈现给我们的就是它同时作为活动之主体和客体的反思性概念。原初意义上的劳动是劳动的综合统一性的肯定性的表现形式，按照马克思的描述，这种劳动应该是人创造和享受自己自由本质的活动，劳动所及的对象化世界是人的作品和人的现实，劳动者间关系是被别人的爱所证实的劳动者自己本质的补充。马克思特别强调了劳动作为人的自主活动与物质生活的生产的一致性(参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130页)，在马克思的经济学分析中，生产力是劳动的反思形式。在劳动中凝聚的具有社会建构意义的普遍的东西是生产，在永恒的生产中积累起来的生产力，是自然的客观性与主体的客观活动之现实的综合形式，构成了人的本质的现实基础。按照马克思的假设，科学化的生产一旦把人从必要劳动中解放出来，类本质的自我产生活动就完成了:“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将如此迅速，以致……财富的尺度决不再是劳动时间，而是可以自由支配的时间。”(《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1卷，第104页)马克思把大工业代表的生产力当作社会进步的条件，其认识论意义正是在于，他把劳动生产力的客观性反思为主客同一性的历史进程:“生产力——财富一般——从趋势和可能性来看的普遍发展成了基础，……这种基础是个人全面发展的可能性，……由此而来的是把他自己的历史作为过程来理解，把对自然界的认识(这也作为支配自然界的实践力量而存在着)当作对他自己的现实躯体的认识。发展过程本身被设定为并且被意识到是这个过程的前提。”(《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0卷，第541页)但是，马克思同时指出，当劳动被资本所吸收，劳动就按它自身内在的逻辑发生自我否定，从类本质的全面占有变成这一本质的全面丧失，同时也失去了它与社会生产的一致性。这种情况被马克思规定为“生产性劳动”与“非生产性劳动”的差别:所谓生产性劳动就是创造价值和剩余价值的劳动，“劳动本身只有在被资本吸收时才是生产的”，换言之，“劳动只有在它生产了自己的对立面时才是生产劳动”。(同上，第268、264页)此时的劳动变成了资本诸要素的综合统一性，马克思将其进一步规定为“物化劳动”与“活劳动”的综合:所谓活劳动就是劳动在同财产分离后剩余的纯粹劳动能力，它是资本的生产要素，在哲学上是“缺乏任何客体的纯粹主体的存在”，因而是劳动的“非存在”，标识着劳动“自己对自己的否定性”。(同上，第253页)另一方面，所谓物化劳动作为劳动的客体化就是资本本身，它是对过去以及未来一切被客体化的活劳动的所有权，因而是“通过劳动自身的活动来统治它的权力”，表现为“在劳动能力之外的独立存在”。(同上，第444－445页)在这里，劳动的异化被马克思最深刻地描述为:“它使对象化的死的劳动增殖价值，赋予死劳动以活的灵魂，但与此同时也丧失了它自己的灵魂，结果，一方面把已创造的财富变成了他人的财富，另一方面只是把活劳动能力的贫穷留给自己。”(同上，第453页)由于劳动失去了自主活动的特性，它与社会生产的一致性也一并消失，生产力的概念也随之发生自我否定:“一切社会生产能力都是资本的生产力”(同上，第587页)，文明的一切进步和生产力的一切增长只会增加资本支配劳动的权力。

在此，劳动的物化导致了资本的发生。这表明，在资本主义条件下，劳动的综合统一性的社会后果只能是劳动与资本相互构成又相互否定的同一性共生关系，具体地说，这是通过现代市场经济和雇佣劳动制度实现的综合统一性，而劳动之社会综合的自我否定就是现代资产阶级社会两大阶级的对立和斗争。在认识论上，资本概念构成了劳动之综合统一性的否定性的实现形式。为了正确把握这个认识论问题，我们必须重申，在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批判中，无论劳动还是资本，其作为主体方面的规定已经基本包含在它作为客体的那些规定之中，反之亦然。就马克思的资本概念来说，它作为世界历史性活动的客观性内容，同资本家是资本的人格化、资产阶级是现代社会关系的主体这些规定的内容完全一致。马克思说:“资本本身是处于过程中的矛盾”。(《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1卷，第101页)资本的进步方面在于促进生产力的发展和社会关系的变革，“资产阶级在历史上曾经起过非常革命的作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274页)，它曾创造历史，促进了社会关系的革命化。提高生产力是“资本的必然趋势”，在这一趋势中，“资本的伟大的历史方面”表现为，它不可遏止地追求普遍性:资本创造了“普遍的需要”和“普遍的勤劳”，并把这些东西“发展成为新的一代的普遍财产”。这就为社会的进步和个性的全面发展创造了物质条件。但另一方面，资本的本性和基础又是极其“狭隘的”，它是一种“孜孜不倦地追求财富的一般形式的欲望”。(《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0卷，第286、539页)所以马克思说资本的真正限制在于它自身:资本推动了生产力、社会关系和人的个性的全面发展，但这一切“仅仅是资本用来从它的有限的基础出发进行生产的手段。但是，实际上它们是炸毁这个基础的物质条件”。(《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1卷，第101页)而资本自我否定的精神条件则来自它与劳动的综合统一性的否定性，即它创造了作为现代奴隶制的雇佣劳动者大众，马克思在理论上将其建构为作为主体的无产阶级:在政治上，它是反抗现存制度压迫的社会革命实践的主体;在认识论上，它是原初劳动作为活动与认识相统一的主体，是作为自己类本质创造者和占有者概念的回归。

上述的资本与劳动，在认识的综合中各自作为主体与客体的自我同一性，以及在二者相互联结中产生的自我否定性，是马克思认识论的主体范畴的基本要义。这个新的主体范畴破除了康德的绝对主体和黑格尔的绝对精神的神话，使一种关于现代社会及其历史发展的辩证认识，即“对现存事物的肯定理解中同时包含着否定理解”的认识成为可能。由于劳动作为自主活动与物化劳动的自我同一性和自我否定性均来自现代劳动本身的内在结构，而资本作为创造力量与压迫力量的自我同一性和自我否定性也是来自资本本身的内在结构，因此，劳动与资本概念发生的变化是一种来自现代社会内部结构的自我否定，而非从外部强加的人为变革。这就使马克思关于现代资产阶级社会关系内在矛盾的批判性分析，成为完全符合现代历史实情的认知，同时也使马克思关于阶级斗争和社会革命在政治和伦理上的合法性与必然性论题成为可以理解的。这种超越了康德“正确可靠知识”的辩证的知识范畴，作为马克思认识论批判的另一个前提，在马克思对科学的理解中得到最有力的表现。

黑格尔用在意识形成过程中“显现出来的知识”代替康德的可靠的普遍必然的知识，这对马克思的知识概念产生了重要影响。如前所述，马克思赞美科学知识，希望对社会历史领域的研究能成为真正的科学研究，人的科学与自然科学应该构成统一的知识整体。从一开始马克思就认识到，科学与生产力的发展有内在关系，基于科学的工业的历史是一本人的本质力量的打开了的书，生产的科学化应该使自然科学成为人的科学;因为劳动生产过程变为科学过程，揭示了自然科学在类本质自我产生中的作用，并证明了认识着自身的社会生活过程的主体性质。“自然科学却通过工业日益在实践上进入人的生活，改造人的生活，并为人的解放作准备，……工业是自然界对人，因而也是自然科学对人的现实的历史关系。”(《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第307页)

但是马克思对自然科学的认识，完全是从历史的和辩证的观点出发，而非从抽象的正确知识和实用的技术工具的角度去理解，对“生产的科学化”的肯定理解中同时包含着否定的理解。在《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中，特别是在其中“固定资本与社会生产力的发展”这一节中，马克思指出，自然科学在工艺上的运用的结果就是大机器生产，这种大机器生产乃是“固定资本的最适当的形式”，并且是资本按其本性所“要求的历史性变革”。(《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1卷，第92－93页)经过这一变革，“一切科学都被用来为资本服务”，一切社会知识和社会智力的积累都“被吸收在资本当中，从而表现为资本的属性”，并“变成了直接的生产力”。(同上，第99、93、102页)此事究其历史根源，近代科学不同于先前一切旧科学的新特征在于，它的理论结构与技术应用的现实目的之间有着某种近乎先验的内在的必然联系，这一特征很快被近代大工业吸收。马克思详细分析了科学的物化过程:一方面，科学不仅失去了与类本质的自我创造活动的联系，而且反过来彻底压制了这种自我创造活动。表现为本来劳动作为“支配生产过程的统一体”而包含着社会生产，但在大机器生产中，科学直接变成生产力和资本的权力，彻底碾压劳动，使劳动过程变成仅仅是资本主义生产中的一个微不足道的环节:“资本的趋势是赋予生产以科学的性质，而直接劳动则被贬低为只是生产过程的一个要素。”对生产中的劳动者来说，科学知识是外在的异己的力量，“这种科学并不存在于工人的意识中，而是作为异己的力量，作为机器本身的力量，通过机器对工人发生作用。”(同上，第94、91页)另一方面，生产的科学化也取消了在自主活动中发生的劳动者之间的自由交往和联系:大机器生产是规模巨大的“总劳动”，但在总劳动中，“工人们是被结合在一起的，而不是他们彼此互相结合。这种劳动就其结合体来说，服务于他人的意志和他人的智力，并受这种意志和智力的支配——它的精神的统一处于自身之外。”(《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0卷，第463－464页)

总之，马克思最重要的认识论发现是他对科学之物化的发现:在资本主义时代，大机器工业生产把科学的理论和实践完全纳入了资本主客体运动的综合统一性之中，“这种固定资本像一个有灵性的怪物把科学思想客体化了”(同上，第464页)，他把科学吸收于自身之中，将其变成“固定资本的属性”(《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1卷，第93－95页)。结果我们看到，在认识论上，并非如许多西方马克思主义学者认为的那样，科学的抽象的知识规范成为了马克思对知识的理想，而是对科学本身的这种历史的和辩证的自我否定结构的认知，构成了马克思知识观的一个范本，即作为自然科学与人的科学之差异性统一的政治经济学批判。

五、结语

本文对马克思认识论问题的建构，再一次印证了列宁的著名论断:“辩证法就是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论”。孙正聿教授在《列宁的“三者一致”的辩证法——〈逻辑学〉与〈资本论〉双重语境中的〈哲学笔记〉》一文中对列宁命题做了精审阐释，提出了“从认识的一般进程来看待《资本论》的逻辑”的思路，并解释了辩证法与认识论的内在一致性就在于:“构成《资本论》的经济范畴及其逻辑体系，是马克思自觉地以思维的规定把握现实的规定的产物，离开思维对现实的认识论自觉，就不可能真正理解和把握《资本论》的逻辑体系，在这个意义上，《资本论》又是关于资本运动的‘认识论’。”(孙正聿)本文以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诸概念的辩证运动来显现马克思所揭示的深层认识论问题，正是要以马克思经典文本的解读和思想史的研究来具体实现“从认识的一般进程来看待《资本论》的逻辑”这一思路。

此外还需指出，对马克思认识论问题的建构具有重要的政治意义。当代全球资本主义的最新发展，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现实性和存在价值提出挑战:面对当代资本主义世界体系一直在扩展它的存在论空间，马克思所承诺的“从解释世界到改变世界”的哲学目标将如何实现?为此，本文将马克思学说理解为一种对资本主义的认识论批判，也就是将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批判理解为是对资本主义之存在有限性的一种本质直观，它构成了对资本主义之自我否定结构的辩证的和历史的认知。在这个意义上可以说，马克思的认识论批判是最彻底的批判，因为它包含着理论上对世界的彻底理解，这种彻底理解是改变世界的前提，因为没有革命的理论，就没有革命的运动。

参考文献：

[1]阿多诺，2020年:《黑格尔三论》，谢永康译，上海人民出版社。

[2]阿尔都塞等，2001年:《读〈资本论〉》，李其庆、冯文光译，中央编译出版社。

[3]哈贝马斯，1999年:《认识与兴趣》，郭官义、李黎译，学林出版社。

[4]黑格尔，1983年:《精神现象学》上卷，贺麟、王玖兴译，商务印书馆。

[5]康德，2004年:《纯粹理性批判》，邓晓芒译，人民出版社。

[6]雷特尔，2015年:《脑力劳动与体力劳动:西方历史的认识论》，谢永康、侯振武译，南京大学出版社。

[7]卢卡奇，1988年:《历史与阶级意识》，杜章智等译，商务印书馆。

[8]马克思，1975年:《资本论》第1卷，人民出版社。

[9]《马克思恩格斯全集》，1965年、1997年、1998年、2002年，人民出版社。

[10]《马克思恩格斯选集》，2004年，人民出版社。

[11]施密特，1988年:《马克思的自然概念》，欧力同、吴仲昉译，商务印书馆。

[12]孙正聿，2012年:《列宁的“三者一致”的辩证法——〈逻辑学〉与〈资本论〉双重语境中的〈哲学笔记〉》，载《中国社会科学》第9期。

[13]詹姆逊，2012年:《黑格尔的变奏:论〈精神现象学〉》，王逢振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扫描二维码 | 欢迎关注

插图来自网络，与文章作者无关

如有涉及版权问题，敬请相关人士联系本公众号处理

微信编辑：李颂婧

文章来源：《哲学研究》2021年03期

点击“阅读原文”可订购本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