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震 | 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哲学研究——兼论构建新形态的“天人合一”生态文明观

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主办

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哲学研究

——兼论构建新形态的“天人合一”生态文明观

韩震  | 文

作者简介

韩震，1958年5月生，山东阳谷人，北京师范大学学术委员会主任，《北京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编委会主任、哲学思维与发展战略中心主任。曾任北京外国语大学校长、党委书记。兼任中央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咨询委员会委员，国家教材委委员，教育部社会科学委员会委员，国家哲学社会科学规划基金评审专家兼哲学组组长，中国高等教育学会高校社会科学管理研究会理事长，北京市社会科学界联合会副主席，中国现代外国哲学学会副理事长，中央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西方哲学史》首席专家，Frontiers of Philosophy in China主编。曾入选北京市“跨世纪青年理论工作者百人工程”培养计划、教育部“跨世纪人才”培养计划、人事部等部委首批“新世纪百千万国家级人才”、中宣部“四个一批”人才培养人选，中组部“万人计划”首批哲学社会科学领军人才。2000年获政府特殊津贴。主要研究方向为近现代欧美哲学、西方历史哲学、价值哲学。

摘   要:基于中国社会发展的现实构建新的生态文明，需要中国的学术研究和话语体系。中国古代的“天人合一”思想，经过新时代范式转换和意义拓展，可以成为具有当代意义的理论观念。当代中国应该基于自身“天人合一”、尊重自然的传统，积极吸取世界文明的优秀成果，重建新的“天人合一”生态文明观。新的“天人合一”生态文明观应该是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生态观，也就是21世纪中国马克思主义的生态文明观。

关键词:天人合一；生态文明观 ；环境保护 ；可持续发展党中央把生态文明建设纳入总体战略布局，这不仅是新时代党和国家重要工作领域的扩展，而且是当代中国对人类文明本质性认识的深化。“党的十八大以来，我们党深刻回答了为什么建设生态文明、建设什么样的生态文明、怎样建设生态文明的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提出了一系列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三卷，第360页)，形成了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这一思想是对人与自然关系、人与人之间关系、人与世界文明关系的时代性把握，表明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进程已经推进到基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吸纳世界文明成果并综合创造出引领未来人类发展崭新文明理念的阶段。实际上，人与自然的关系背后就是人与人、人与世界文明之间的关系，新的“天人合一”观实际上就是引领未来人类文明方向的新人类文明观。这种认识与理念既是社会实践和认识水平提高的结果，也有着深厚的中华文化的根基。这种认识深深地植根于中国人古老的宇宙观和对“天人关系”的理解之中，可以说，“天人合一”观念就是古代中国融宇宙人生于一体的世界观。笔者之所以用新“天人合一”生态文明观从哲学的角度阐释这一思想，一方面是为了明确新生态文明观的中国根基与民族特色，从一个侧面阐发中华文明与马克思主义的关系;另一方面也是为了阐明生态文明思想的哲学源流，对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进行哲学阐释。在新时代，生态文明的内涵和外延都有了进一步的深化和拓展。中华民族应该建构新时代、新形态的“天人合一”生态文明观。

一

纵观人类文明思想史，对所谓天人关系即人与自然的关系，有许许多多的思考和论述。概括起来，大概有这么几种:一是认为人就是自然的一部分，是自然存在的暂时形态，在自然之中并无什么特权。就如张载说的，“天人无须强分，《易》言天道，则与人事一滚论之，若分别则只是薄乎云尔。自然人谋合，盖一体也，人谋之所经画，亦莫非天理。”(《张载集》，第232页)佛教也有类似“众生平等”的思想，甚至发展出灵魂在不同形态的生命中轮回的思想。当然，佛教也认为，人们可以通过在世的修行为来世生命的提升铺路，这就为生命的等级留有余地。世界各地的多神教大都持有类似的观点。另外，印第安创世神话中，也有自然一体、物种平等的思想。(参见陈征)二是认为人是高于自然的存在，因而可以按照自己的意志支配自然。西方文化的主流如希腊哲学和基督教就持有这样的观点。在亚里士多德那里，低级动物完全是为了人的需要而产生出来的，他甚至认为奴隶属于头脑简单四肢发达的“会说话的工具”。在《圣经》中，上帝单独创造了人，并且要求人们多子多孙，去征服整个地球，去支配海里的鱼、空中的鸟、地上的兽，所有的生物都成为人的食物。这就是说，神创造出来支配世界上的万物的人在序列位阶上列于自然之上，可以按照自己的需要利用自然及其他生物。启蒙运动是反神学的，可是他们也把自然仅仅理解为机械的东西，因而是可以任意拆卸和组装的。总体上说西方文化对自然缺乏敬畏感，因而在对待自然的行动上显得更具进攻性。三是认为人是自然的一部分，但是已经进化到可以反抗自然的阶段。在中国，这体现在“人定胜天”的思想中，如荀子所说的“制天命而用之”(《荀子·天论》);在西方，则体现在进化论的理论中。既然人成为有意识有目的的存在，因而就高于所谓茫然无知的其他存在物，可以按照人的需求对自然进行主观的改造，即黑格尔所说的“自然的人化”。四是认为人是自然的组成部分，无法脱离自然而存在，但却是自然中有智慧的存在，应该顺应自然而存在。王充指出:“人，物也，万物之中有智慧者也。其受命于天，秉气于元，与物无异。”(《论衡·辨祟》)既然与其他物没有差异，那么有智慧的人最好的办法是顺应自然，即老子所说的“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道德经》)。人如果想脱离自然的轨道，显然是自找苦头，真正理智的人必须按照自然规律生活，即“天地变化，圣人效之”(《易传》)。这第四种观点，可能是最具有当代意识的绿色生态观。以上四种观点大体上是一种类型学的区分，许多民族的人地观往往是这四种观点不同比例的糅合，并且随着社会的变化而变化。不过，无论怎样变化，不同民族的人地观有着各自基因上的特征。正是这种特征把不同的文化区分开来。思想观点是人们基于实践活动的认识产物，因而归根结底有赖于社会发展。但是，作为思想意识也往往对人们的实践行为有规范和引导的功能。不同的生态文明观必定产生对自然不同的态度。从目前的理解来反思，观点(1)可以让人与自然保持和谐共处，但是显得有些消极，不符合人类实践主动性的特征，而且往往导致文明发展缓慢;观点(2)充分肯定了人对自然的欲望和意志，但是把人类置于自然存在之上，忽视了人类的自然基础;观点(3)肯定了人类的积极能动性，但容易让人忘记人类自身的局限和改造自然的界限;观点(4)理念上更加平衡些，可以作为我们构建现代生态文明观的基础和起点，当然，需根据时代发展的要求进行现代性转换。

二

在人类历史上，关于人与自然关系的不同观点，也因不同的文化和不同的社会发展阶段而发挥着不同的作用。总体上说，生产力低下时更加敬畏自然，生产力水平比较高时，对自然就更加粗暴些。问题是，自然对人类粗暴活动的接受度是有限的，当遇到环境崩溃或“自然报复”的现象时，人类必须反思关于人与自然的关系。正如恩格斯用历史上的惨痛教训所告诫人们的:如美索不达米亚、希腊、小亚细亚以及世界各地的人们把森林改为耕地，结果却导致文明的衰落，因此，人类不要过分陶醉于“对自然界的胜利。对于每一次这样的胜利，自然界都对我们进行报复”。(《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998页)在人类漫长的进化过程中，如青铜、铁器工具发明之前，人类生产力是非常低下的，人大多数情况下是依靠自然的直接成果(果实、猎物、根茎、籽粒等)而生存，对自然或“天命”的敬畏与顺从是自然而然的反应。先秦时代的中国人就认为，“惟克天德，自作元命，配享在下。”(《尚书·吕刑》)孔颖达疏:“能效天为德”，其意思是说，唯有肩负天德的人，按照天的规律行事的人，才能享有世间的福禄。当然，这里的关于天人关系的观念不仅是神秘主义的，而且也是在为社会的阶级差别和统治阶级的权力寻找根据。但是，这也成为中国“天人合一”观念的主旨。实际上，中国的“天”与西方那种完全支配人的上帝是不同的，在中国，“上天”是呼应人的需要的，人与“天”存在某种互动关系。如《尚书》云:“天矜于民，民之所欲，天必从之。”“天视自我民视，天听自我民听。”(《尚书·泰誓中》)可见，中国古代的“天人合一”观念是从人伦整体去考虑天人关系的。《郭店楚墓竹简·成之闻之》说的更清楚:“君子治人伦以顺天德”，“言慎求之于己，而可以至顺天常矣。”尽管这种思想是为统治阶级的统治寻找理论根据，但其内在的逻辑对统治阶级也有某些道德警示和约束。譬如，“皇天无亲，惟德是辅。民心五常，惟惠之怀。为善不同，同归于治;为恶不同，同归于乱。尔其戒哉!”(《尚书·蔡仲之命》)“经之以天，纬之以地。经纬不爽，文之象也。”(《国语·周语下》)如果按照天地自然的规律行事，一切都会顺畅;而违背自然运行的常数，就可能出现异常或自然灾害。随着铁器工具的发明与改进，“人定胜天”的观念有所滋生，因为铁器工具比铜器更加锐利，人类依靠钢铁工具按照自己的需要进行“人化”自然的活动表现的越来越任性。特别是近代以来，人们通过“工业革命”改造自然方面取得的“成功”，让人有些忘乎所以，总以为人具有某种优异的超越自然的力量，而忽视人类社会从基底上依赖于自然环境这个根本的不可超越的宿命。在这方面，基于基督教文化的西方思想采取了似乎最为粗暴的“神启”方案。从1500年左右开始，西方人借助钢铁和枪炮对亚非和美洲的殖民，进一步加强了人类对自然的压力。这是因为基督教文化认为，自然是上帝创造出来并赐予人类利用和照管的，因而“在自然界中因人类劳动引起的变化看起来不仅有用，而且美好”。(休斯，第24页)问题是，人类生产力低下的时候，人类的活动对自然的改变是有限的，其危害性还不那么突出;可是，当人类改造自然的劳动超过了自然生态允许的范围时，自然对人类就不那么美好了。西方文化支配的人类生态文明发展到今天，从现实和逻辑上都已经走到了绝境。首先，“人与自然是生命共同体。”(《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三卷，第360页)从根本上说，人是无法超越自然的。无论人觉得自己具有什么样的超越性或超拔地位，他都永远是自然的一部分。正如生态史学家克莱夫·庞廷指出的，“地球上生命的不同形式包括人类，不能独立存在。它们是生态系统的一部分，——生态系统指的是有机体及其环境的结合。”(庞廷，第13页)因此，当人类过分改造自然的时候，也就在改变着自己的生存基础，而且在不确定性的前景下，往往是非常危险的。人类永远无法超越自己的肉身，人就是在自然中“万类霜天竞自由”的一个物种，人类就是自然的一部分“临时”样态。遥望星空，人类仍然感到孤独。地球仍然是人类唯一的家园，破坏了这个家园，人类就真的变成无家可归了，人类也就真正成为“虚无”了。更准确地说，地球环境变了，作为物质形态的地球仍然可能以另外的景色存在，人类却因失去了生命生存的条件而消失了。其次，支撑人类生存的资源是有限的。过去，我们过于相信技术会让人开辟无限的资源;现实却让我们认识到“自然界的物质实体以及文明的物质基础和限度”(休斯，第118页)。我们必须回归彻底的唯物主义。人生活在自然之中，但是支撑人的自然并不是无限的。这就是英国历史学家汤因比所说的，作为“人类和所有生物惟一的栖身之地”的“生物圈的规模极为有限，因此它所包含的资源也很有限”。这个有限的“生物圈的各种成分是相互依赖的，人类也和生物圈中所有的成分一样，依赖于其他部分的关系”。(汤因比，第5、6页)庞廷和戴蒙德分别研究和叙述过复活节岛文明崩溃于生态环境的破坏，并且指出其作为地处大洋中的岛屿，凸显了资源的有限性。“复活节岛孤立的处境清楚地提供了一个过分利用资源的社会如何自我毁灭的例子。”(戴蒙德，2008年，第83页)也许有人会说，复活节岛崩溃是因为汪洋大海之中孤岛，空间太狭窄，既无法向外扩张，也无法获得外部的援助。但是，正如庞廷所言:“复活节岛的命运有着超越它自身的更为广泛的启示。如同复活节岛，地球也只有有限的资源来支撑人类社会及其全部需求。就像岛上的那些居民，地球上的人类也没有可行的办法来逃离地球。”(庞廷，第8页)戴蒙德也不无忧虑地指出:“复活节岛和现代文明社会惊人的相似，就像复活节岛上几个相互依存的部落一样，全球化、国际贸易、喷气式飞机和互联网使得今日地球上的这些国家能共享资源并互为影响。地球存在于宇宙中，好比波利尼西亚的复活节岛孤立于太平洋一隅。当复活节岛民陷入困境之时，他们无处可去，无人救援。同样，当灾难来临，我们作为地球人也一样插翅难逃。”(戴蒙德，2008年，第84页)第三，人类在自然中与生态共生的平衡被打破，人类的前景越来越具有风险或不确定性。庞廷讲过食物链的问题，即“绝大部分生态系统都有复杂的食物链，各个部分有着许多相互之间的关系。然而，在这种复杂性背后有一条铁的定律:一种动物在食物链中所处的位置越高，它就会越稀少”。(庞廷，第14页)在形成演化的漫长岁月里，人类最初并不占居食物链的顶端。人没有狮子、老虎那样强劲的尖牙利爪，或许我们的许多祖先曾经成为猛兽的果腹之餐。但是，人类却似乎一步步打破了食物链的铁律。自从发明了工具，如使用木棍、石器、火，以后又有了弓箭、金属利器，特别是有了枪炮之后，总体上说地球上的任何动物都不可能再是人类的对手。人类稳居地球生物食物链的顶端。可是，一方面人类繁衍的数量如此广大，必定给自然生态造成巨大的压力;另一方面人类破坏自然的能力加速发展，但约束贪婪和保护环境的能力却没有得到相应的提升。日益庞大的人口数量，再加上人类对自然索取的力度越来越大，人类已经感受到自然承受的边界:全球变暖、荒漠化、空气污染、极端气候……。英国历史学家汤因比不无忧虑地说:“人类是生物圈中的第一个有能力摧毁生物圈的物种。摧毁生物圈，也就消灭了他自己。人类是身心合一的有机体，与其他生命形式一样，受到不可抗拒的自然法则的支配。人与其他生物伙伴一样，是生物圈的组成部分，如果生物圈被搞得不再适于栖身，人与其他物种都将灭绝。”(汤因比，第15页)如果按照这种状况进行下去，人类能力虽然越来越大，但毁灭自己生存环境的速度也越来越快。总之，“以往的人类行为已给当代社会留下了一套几乎难以逾越的困难问题有待于解决”(庞廷，第430页)。我们如何才能走出困境呢?有人寄希望于科学的进一步发展。逻辑是科学技术造成了生态危机，更高的科学技术能够解决生态危机的问题。但是，从人类与自然的关系来讲，科学永远是初步的、有限的。一种技术造成生态问题，再用另外一种技术解决出现的问题，问题是这种新的技术也许会产生新的问题。如果在人与自然关系的理念上没有根本性的解决，科学技术往往就成为破坏自然的利器。正如有人指出的:“人类是被地球宠坏了的小孩，他非常偶然地获得了地球的恩宠……，他刚刚学会了一些技能，骄傲地称之为‘科学’，以为科学无所不能。然后他失去了敬畏之心，觉得可以站在地球顶端，为所欲为。他肆意浪费着地球提供的资源，毫不顾惜地破坏地球的环境，还要按照自己的意愿改造地球。”当发现自己的活动已经让家园支离破碎的时候，又开始“大声疾呼‘拯救地球’”。“实际上，比‘拯救地球’更重要的是人类对地球的敬畏。只有保持敬畏之心，人类才会寻找到一条与地球和谐相处的发展之路”。(罗斐，第96页)当然，科学技术是人类的宿命，我们不可能回到过去混沌懵懂的状态了。但是，我们能否在运用科学技术的同时，仍然有一颗敬畏自然的心灵?生态危机不只是一个认识论问题，而且有着深刻的社会历史根源。有明智认识的人自古以来就有，现在从科学的角度认识生态危机的人越来越多，不仅有越来越多的科学家和知识分子关注生态问题，而且某些政治家也成为环境保护的热心者，如美国前副总统戈尔。一方面方兴未艾的绿色运动席卷全球，另一方面却是许多国家和资本势力仍然我行我素。为什么不能形成真正解决问题的社会力量呢?这就要从社会找原因了。从历史上说，生态问题与私有制带来的贪婪有关;就现实而言，生态危机是资本主义逐利本性的产物。资本主义只把自然环境当作攫取利润的可利用资源，因而不可能有敬畏自然的心态，资本主义就是要尽可能地控制自然、榨取自然。正如威廉·莱斯指出的，“控制自然同资本主义或资产阶级社会有着逻辑的和历史的联系”。(莱斯，第157页)在资本主义环境下，自然环境必定落入公地悲剧和短板效应，前者表现为大家竞相从中攫取利益，后者表现为:只要有一个人不保护生态，就会让所有的努力归零——其他人不会只约束自己的利益需求，而眼看着其他人放手获利。西方发达国家把控着全球价值链(与自然界的食物链类似)的顶端，数百年来，西方不仅恣意挥霍浪费资源，而且不平等的经济关系抑制了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发展，让第三世界无力开展绿色经济，因而自然生态面临前所未有的压力。由此看来，资本利益的逻辑力量显然大于环境保护的理智力量。这就是为什么全世界都在呼吁保护自然的时候，小布什和特朗普竟然冒天下之大不韪，连已经郑重签署了的协议也要退出，以便为本国的资本逐利留下空间。面对生态危机的困境，难道我们就采取无所作为的虚无主义态度吗?如果生态危机是由于人类有了理智(发展了科学技术)而打破了自然生态的平衡，那么我们就应该从理智的角度思考人类的长远利益。习近平指出:“要倡导简约适度、绿色低碳的生活方式。反对奢侈浪费和不合理消费。”(《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三卷，第367页)绿色低碳的生活方式是符合人类长远利益的，如果社会制度和利益安排影响到人类的长远利益，那么我们就应该从战略思维的层次思考未来社会的改造问题。

三

2020年新冠肺炎疫情的世界大流行，必然改变且已经改变了人类文明历史的演化进程。这次事件让人们不得不重新思考人的个人权利与集体权利的关系、人的权利的界限、人与自然的关系、人与其他生物的关系，等等。就生态而言，正如世界贸易组织前总干事帕斯卡尔·拉米指出的:“此次疫情说明，人与自然之间的协调非常薄弱。我们在减少碳排放量、维护生物多样性、海洋和水系统、动物栖息地的恢复等方面还有很长的路要走。”(拉米)显然，面对自然生态问题，人类需要新的思维思考人生的意义、人类文明的价值，需要新的哲学世界观来把握国家与民族之间的关系。有了新的全球性时代共识，才能够真正解决人类所面临的生态问题。当代全球性生态文明共识的视野融合，需要不同文化传统关于生态文明积极且真切的理解。作为一个有着几千年历史的古老文明国家，一个有着14亿人口的发展中国家，一个负责任的东方大国，中国应该在构建人类生态文明共同体中发挥积极的作用。在这个问题上，习近平有着深邃的文明自觉。他指出:“人类进入工业文明时代以来，传统工业化迅猛发展，在创造巨大物质财富的同时也加速了对自然资源的攫取，打破了地球生态系统原有的循环和平衡，造成人与自然关系紧张。”(《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三卷，第360页)中国不仅应该从中汲取教训，而且还要考虑中国的特殊性。“在人类200多年的现代化进程中，实现工业化的国家不超过30个、人口不超过10亿。在我们这个13亿多人口的最大发展中国家推进生态文明建设，建成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其影响将是世界性的。”(同上)基于中国社会发展的现实构建新的生态文明，需要中国的学术研究和话语体系。中国古代的“天人合一”思想，经过新时代范式转换和意义拓展，可以成为具有当代意义的理论观念。中国哲学体现的思维方式是，人不仅是宇宙的一部分，而且是小宇宙，因此从宇宙可以观察人、度量人，也可以从人来观察宇宙、度量宇宙。既然人与自然不可分割，那么人就必须知道自己的界限。据记载，周公曾经强调:“禹之禁，春三月，山林不登斧，以成草木之长;夏三月，川泽不入网罟，以成鱼鳖之长。”(《逸周书·大聚解》)董仲舒则说:“天人之际，合而为一。”这可以说是“天人合一”最早的明确表达。“天人合一”的观念支配着中国人的思维方式和行为方式。例如，“中医理论的基础其实就是人合一的思想。”(郭齐勇、张大宁等)《黄帝内经·灵枢·邪客》指出:“人与天地相应者也”。所谓“天人合一”，在一般意义上说，就是中国人通常都将人和天、地一样看作是气的有联系的运动，即“人与天地参”(《中庸》)。既然人与自然都有同样的基质、遵循同样的规律，那么天人之间的相互感应就成为自然而然的事情了。今天，开展任何经济活动、政治活动、社会活动和军事活动，必须有生态文明的意识，必须考虑生态界限，谨记生态留给我们活动的边界。如果恣意越界，可能就是自毁长城，甚至是自取灭亡。正如习近平指出的，“生态环境没有替代品，用之不觉，失之难存。‘天地与我并生，而万物与我为一。’‘天不言而四时行，地不语而百物生。’当人类合理利用、友好保护自然时，自然的回报常常是慷慨的;当人类无序开发、粗暴掠夺自然时，自然的惩罚必然是无情的。人类对大自然的伤害最终会伤及人类自身，这是无法抗拒的规律。”(《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三卷，第360－361页)当然，构建生态文明不是说从此人类就不发展了，更不是回到未发展状态。人类文明的价值就在于发展，而不是自然的混沌状态。但问题在于，人类应该对为了什么目的的发展和怎么样的发展保持清醒。一种缺少建设性发展力量的文明，即使有生态，但未必是更有发展前景的文明。美洲印第安人对自然身怀敬畏，但是却在欧洲人的枪炮和钢铁利剑的攻击下崩溃了。中国在近代的落伍，显然也有类似西方“船坚炮利”的因素在起作用。有些民族遵循与自然和谐的规范了，却给越轨者留下更大的投机空间。更具侵略性的西方文化把整个世界当作自己殖民的对象。那些尊重自然的文化不仅不能维护自身的文化传统，反而让破坏自然的力量占据了更广的地盘或空间。这说明，古代中国的“天人合一”论也是有局限性的，它在社会功能上无法抗拒更具侵略性和攻击性的文化。就这个问题，俄罗斯学者A.B.维诺格拉多夫认为，“中国的传统文化并不具有对自然环境进行侵略性渗透的特征”，而这种对自然的进攻性特征“正是西方文明所擅长的。”(维诺格拉多夫，第61页)笔者认为，当代中国应该在吸取人类文明优秀成果的基础上，通过科学技术的发展重建新的“天人合一”生态文明观:新“天人合一”生态文明观的思维应该是建立在对自然敬畏的基础上，促进合理开发满足人类文明发展有效需要的技术功能;不仅应该有自我约束的规范，而且应该发展出对所有人类群体有约束力或者说在未来战略利益方面对所有人都有吸引力和感召力的内容来。这应该是一种新形态的“天人合一”生态文明观。新的“天人合一”生态文明观应该是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生态观，也就是21世纪中国马克思主义的生态文明观。

四

思想基于现实，理论来自实践。中国的现实就是在马克思主义理论引导下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实践。由此，新“天人合一”生态文明观有中国的民族基因，但也必然是循着马克思主义理论逻辑发展的。新“天人合一”生态文明观，去除了古代神秘的成分，让其转换为更加科学的范式。自觉选择对生态文明负责任的发展权，一方面要积极发展，另一方面要有限度、可持续的发展，从而与消极地对待自然的态度区别开来。以人－自然一体的理念，解构了把人凌驾于自然之上的主客二分的自然观。新“天人合一”生态文明观是一种理想的范式，但它具有引导的力量，就像马克思主义引导了人类文明进步一样。从本体论的角度看，人与自然之间的关系是人类生存的根本性关系。中华文化历来强调天人之间的统一性。正如习近平指出的，“自然是生命之母，人与自然是生命共同体”。(《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学习纲要》，第167页)人起源于自然，依靠自然生存，人就是自然的组成部分。“生态兴则文明兴，生态衰则文明衰。生态环境是人类生存和发展的根基，生态环境变化直接影响文明兴衰演替。”(同上)到任何时候，都如美国环境史学家休斯所说的，“人类是自然的一部分”，“依赖于生态系统”，人类的科学技术再发达，也永远“不能完全操纵自己的命运。”(休斯，第3页)人类的活动超越自然允许的边界时，人类活动造成的自然变异，体现的就“不是进步而是退化”(同上，第25页)。我国政府和人民已经认识到，生态环境是关系民生和民族兴衰的根本性问题。生态环境没有可以选择的替代品，如空气，对人类而言，用之不觉，但却失之难存。因此，我们“要像保护眼睛一样保护生态环境，像对待生命一样对待生态环境。”(《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学习纲要》，第169页)从认识论的角度而言，人类必须重新调整看待生态环境的视角，超越基于西方哲学传统的主客二分的知识观。环境问题和生态危机让人们的思想有所觉醒。人类看自然，实际上就是自然的一部分看另外部分的自然;从整体上说，人类看自然就是看自己，人类认识环境就是认识人类自身。但问题在于“这样的思想趋势还没有代替2000年来在西方思想中根深蒂固的将分离的‘自然界’看作供人类利用的基本哲学，以及将持续的工业化和进一步经济增长看作(或强以为)任何环境改善的前提条件的经济探究。”(庞廷，第422页)把生态环境只看作人类利用的对象的观念，显然建立在犹太－基督教文化中人高于自然以及人们可以任意利用自然的想法上。由于其来源于宗教，这就让这种观念更加具有文化的“根”性，更加难以改变和清除。必须树立新的生态文明观，不要把生态环境仅仅看作是人利用的对象和空间，而要认识到我们生存与生态环境息息相关、不可分割。我们不能外在地看待生态环境，而必须内在于生态环境看待生态环境，认识着生态环境的人类就是生态环境的一部分。“人类从未、也无法孤立于其他生命而存在，因为他们只是那些使生命成为可能的复杂而密切的联系的一部分。”(休斯，第12页)生态环境发生重大变故，必然影响到人类的生存。走向生态文明新时代，让中国有了新的认识。我们认识到，“人类发展活动必须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否则就会遭到大自然的报复。这个规律谁也无法抗拒。人因自然而生，人与自然是一种共生关系，对自然的伤害最终会伤及人类自身。只有尊重自然规律，才能有效防止在开发利用自然上走弯路。”(《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二卷，第394页)在价值论的视角上，我们应该在尊重自然规律的同时，发展合理利用自然效能、保护自然价值的力量。不能简单地回归我们过去的传统，如《淮南子·原道训》所说的“约其所守，寡其所求，去其诱慕，除其嗜欲，损其思虑。”而应该积极地面对人类文明自身发展是自然进化的成果这个事实，如果让人回到过去茫然无知的状态，那保护环境又有什么意义呢?自然让人进化到现在，人应该“为天地立心”，达到“人与天地参”的境界。没有了智慧，人就不成其为人了。或者像西方人所言，“人诗意地栖居于自然”，如果失去了人的努力，自然就少了许多诗意和美丽。不过，与此同时也必须让人理解:人类的进化应该使自己对生态环境有更大责任，认识到自然生态本身真正的价值何在。对于人而言，所谓人地关系或环境问题是与人类生产活动密切相关的。就此，人类应该处理好经济发展与生态环境保护之间的关系。休斯指出:“环境史同样也与经济学相关。经济学中的‘eco-’与生态学中的‘eco-’来自同一词根。无论人类是否愿意，或是否意识到这一点，经济、贸易和世界政治都受经济学语言所谓的‘自然资源’的有效利用、分布和有限性的制约。”(休斯，第9页)人类不能没有经济生活和生产活动，但是人必须认识到自然环境永恒的经济价值。问题在于，必须认清生态规律，“决不以牺牲环境为代价去换取一时的经济增长”;应该“牢固树立保护生态环境就是保护生产力、改善生态环境就是发展生产力的理念，更加自觉地推动绿色发展、循环发展、低碳发展”。(《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一卷，第209页)在当代，东方尊重自然的观念与西方开发自然的观念已经有了“视域融合”的效果，这就是“可持续发展”的理念。习近平指出:“我们既要绿水青山，也要金山银山。宁要绿水青山，不要金山银山，而且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学习纲要》，第169－170页)我们既要保护环境，也要发展经济，开发金山银山的价值效能。这就与在自然面前无能为力的观念区别开来。另外，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发生冲突，必须把保护环境放在首位，绿水青山比金山银山更具战略价值。这就在根本意义上把握了人与自然关系的战略定位。“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更具有开放和面向未来的意义，这就是可持续发展的理念。因为“绿水青山既是自然财富、生态财富，又是社会财富、经济财富。保护生态环境就是保护自然价值和增值自然资本，就是保护经济社会发展潜力和后劲，使绿水青山持续发挥生态效益和经济社会效益。”(《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三卷，第361页)习近平的这些话语言通俗，但意义深邃。中国人民很容易接受这种理念，并且成为当代中国经济社会和日常生活的重要规范。大家普遍意识到，不能再走先污染后治理的老路，不能为了眼前利益破坏自己和子孙后代的未来。“中国将按照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的理念”，“把生态文明建设融入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各方面和全过程”(《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一卷，第211－212页)，在经济社会发展中与自然和谐相处，“为子孙后代留下天更蓝、山更绿、水更清的优美环境。”(《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二卷，第397页)从实践论的意义上说，人类必须在实际行动上，也即生活方式、社会制度和国际关系准则上落实环境保护和可持续发展的理念。正如习近平指出的，“生态环境问题归根结底是发展方式和生活方式问题，要从根本上解决生态环境问题，必须贯彻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发展理念”。(《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三卷，第361页)根据马克思主义哲学观点，哲学不能停留在解释世界的层次，而应该进入实践活动本身。许多生态问题源自人类实践，解决生态问题仍然需要靠人类实践。世界是运动发展的。“自然并不是无能为力的。严格而论，它是一切力量的源泉。自然并不温顺地适应人类的经济，自然是包含着人类的一切努力的经济体，没有它，人类的努力就不起作用。”(休斯，第13页)因此，我们必须做正确的事，而人的活动的特征就在于主观能动性，就在于遵循客观规律作出正确的选择。“生态过程是一个动态的概念。它意味着人类与自然环境的相互关系会经历着不断的变化，一些是建设性的，一些是破坏性的。”(同上，第106页)面对生态环境的问题，人类必须尽快作出正确的选择:做建设性的事情，摒弃破坏性的行为。在这个意义上，没有考虑自然环境的人类思想，都是没有基础的、不完整的、不牢靠的思想;没有按照自然规律和生态规律从事的活动，都是不正确、不合理的活动。人类是由个体组成的。保护环境，人人有责。对于每个人来说，首先要摆脱铺张浪费和消费主义，除了让消费实现精神性转向(参见韩震)，还必须认识到:即使有钱，也不能浪费资源;钱是自己的，但资源是全人类的。这就需要上升到国家和社会层面加以解决。耿步健教授提出建立“生态集体主义”，主张应该超越个人主义的眼界，“有效统合人、自然、社会三者之间关系的价值观”(耿步健)。方向是正确的，但是仍然不够。因为集体主义这个词仍然不具有普遍性，人类是分为大小不同的许多集体、集团的。生态对人类来说是最具普遍性的基础，但不同的集体——国家和经济体——却按照不同的集体价值观去运行。因此，生态问题必须上升到制度和法治的层面加以解决。对于国家和社会来说，就要从制度和法律(特别是国际法)的角度，引导生态文明的发展。中国已经作出了自己的抉择。就如习近平指出的，当代中国要“树立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的生态文明理念，坚持节约资源和保护环境的基本国策，坚持节约优先、保护优先、自然恢复为主的方针，着力树立生态观念、完善生态制度、维护生态安全、优化生态环境，形成节约资源和保护环境的空间格局、产业结构、生产方式、生活方式”。(《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一卷，第208－209页)中国生态文明建设的目标越来越具有硬约束力，特别强调落实生态文明建设领导责任制。对那些不顾生态环境而盲目决策、造成严重后果的领导，不仅追责，而且终身追责。(参见《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学习纲要》，第176页)

五

构建新的生态文明，必须是一个全人类的事业，这不仅需要人际之间的公平，也需要国家实体之间的公平。“我们面对的要么是全球的崩溃，要么是共渡难关。”(薄洁萍、克里斯蒂安等)这就是中国提倡“共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意义。任何薄弱环节都会形成破窗效应，从而导致功亏一篑。确如澳大利亚学者克里斯蒂安说的，“当今世界，人类面对越来越多的来自全球的挑战，所以就有了塑造全球共同体认同的必要，只有这样才能解决民族国家无法单独解决的问题。毕竟，这一脆弱的星球是我们目前唯一共有的家园。”(同上)挪威学者加尔通也指出，所有国家都应该认识到:“能持续满足所有人基本需求的发展;促进所有关系平等和公平的和平进程;人与自然保持平衡;降低人类活动对自然生态的影响。”(加尔通，第85页)当然，绿色发展的成效会起到示范作用。旧有的“天人合一”观和东方其他关于人与自然关系的理念和观点，在发展上缺乏竞争力，反而给西方更具破坏性的自然观以更大的发挥舞台。随着以中国为代表的新生态文明的崛起①，如果发展持续成功，必定具有示范效应。也许，就如美国学者恩格尔哈特在其《生命伦理学基础》中文版序言中指出的:“中国是最古老和最重大的人类文明之一，她容纳着世界上每五位居民中的一位，不久就将对所有的文化反思发生实质性影响。”(恩格尔哈特，第ΧΙ页)更为重要的是，要推动共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就必须促进国际关系的民主化、法治化、合理化，实现人类文明的自我提升。生态危机是全人类面临的挑战，只有全人类行动起来，才能真正解决问题。世界各国逐步开始认真对待这个问题。譬如，从1992年起达成的协定、议定书和修正案已经有20多个，其中《巴黎协定》尽管有不足，但总体上“是一个公平合理、全面平衡、富有雄心、持久有效、具有法律约束力的协定，传递出了全球将实现绿色低碳、气候适应型和可持续发展的强有力积极信号”。(夏堃堡，第44页)问题已经摆在所有地球人面前，人类应该何去何从呢?人类不仅是生存于自然生态之中，而且与生态环境不可分割。人类的命运紧密地系于地球生态圈的命运。无论他人如何行为，为了中华民族和全人类的长远利益，中国应该做正确的选择，自觉成为代表人类文明发展方向的引领者。正如习近平指出的，一方面，“建设生态文明，关系人民福祉，关乎民族未来。”“生态环境保护是功在当代、利在千秋的事业。”(《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一卷，第208页)另一方面，“人类是命运共同体，保护生态环境是全球面临的共同挑战和共同责任。”(《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三卷，第360页)我们不仅要致力于建设青山绿水、蓝天常在的美丽中国，作为一个文明古国和负责任大国，也应该“成为全球生态文明建设的重要参与者、贡献者、引领者”(同上，第364页)。参考文献[1]古籍:《道德经》《淮南子》《黄帝内经》《论衡》《尚书》《荀子》《易传》《逸周书》《中庸》等。[2]薄洁萍、克里斯蒂安等，2012年:《大历史:在宇宙演化中书写世界史》，载《光明日报》3月29日。[3]陈征，2020年:《深层生态学视角下美国本土裔文学中的生态智慧》，载《中国社会科学报》6月11日。[4]戴蒙德，2008年:《崩溃:社会如何选择成败兴亡》，江滢、叶臻译，上海译文出版社。  2016年:《枪炮、病菌与钢铁》，谢延光译，上海译文出版社。[5]丁为祥，2020年:《张载“天人合一”思想的特殊进路及意义》，载《河北学刊》第5期。[6]董仲舒，2002年:《春秋繁露义证》，苏舆疏，钟哲点校，中华书局。[7]恩格尔哈特，2006年:《生命伦理学基础》，范瑞平译，北京大学出版社。[8]耿步健，2020年:《生态集体主义: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重要价值观基础》，载《江苏社会科学》第2期。[9]郭齐勇、张大宁等，2020年:《中国医道与天人合一》，载《光明日报》5月2日。[10]韩震，2006年:《论商品记号的价值取向的转换——关于消费活动精神性转向的哲学思考》，载《哲学研究》第10期。[11]加尔通，2013年:《美帝国的崩溃》，阮岳湘译，人民出版社。[12]拉米，2020年:《后疫情时代急需国际合作》，载《环球时报》6月12日。[13]莱斯，1998年:《自然的控制》，岳长龄等译，重庆出版社。[14]罗斐，2010年:《全球变暖真的就是世界末日吗?》，载《中国国家地理》第4期。[15]《马克思恩格斯选集》，2012年，人民出版社。[16]庞廷，2002年:《绿色世界史:环境与伟大文明的衰落》，王毅、张学广译，上海人民出版社。[17]汤因比，2001年:《人类与大地母亲》，徐波等译，上海人民出版社。[18]维诺格拉多夫，2011年:《中国文明发展的新阶段:起源与前景》，载王新颖主编《奇迹的建构:海外学者论中国模式》，中央编译出版社。[19]沃森，2018年:《思想史:从火到弗洛伊德》上卷，胡翠娥译，译林出版社。[20]夏堃堡，2016年:《国际环境外交》，中国环境出版社。[21]《习近平谈治国理政》，2014年、2017年、2020年，外文出版社。[22]《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学习纲要》，2019年，中共中央宣传部编，学习出版社/人民出版社。[23]休斯，2008年:《什么是环境史》，梅雪芹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4]张梦阳、任重，2020年:《美破坏全球抗疫团结遭批》，载《环球时报》5月11日。[25]《张载集》，1978年，章锡珅点校，中华书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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微信编辑：杨慧宇

文章来源：《哲学研究》2021年第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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