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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正聿 | 从大历史观看中国式现代化
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主办
从大历史观看中国式现代化
孙正聿 | 文
作者简介
孙正聿，1946年11月生，吉林长春人，吉林大学哲学社会科学资深教授，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吉林大学哲学基础理论研究中心主任。第十、十一、十二届全国政协委员，国家哲学社会科学专家咨询委员会委员，教育部社会科学委员会委员，教育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中心专家委员会顾问。曾任教育部哲学学科教学指导委员会主任委员，吉林大学学术委员会主任。三次获国家级教学成果奖，六次获教育部高校人文社会科学优秀成果奖，三次主持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两部著作入选《国家哲学社会科学成果文库》。主要研究领域为马克思主义哲学和哲学基础理论。
摘 要：从大历史观看，中国式现代化的鲜明特征、实质内容和世界意义，就在于它不是国外现代化发展的翻版，而是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思想，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成功走出自己的现代化道路，创造了文明新形态。中国式现代化，是在“东方从属于西方”的世界格局中，以中国人民“站起来”的国家独立为首要前提的现代化；是在“改革开放”的创新实践中，以中国人民“富起来”“强起来”为现实基础的现代化；是在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进程中，以创建人类文明新形态为历史使命的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是推进社会全面进步和实现人的全面发展的现代化新道路。
关键词：大历史观；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中国式现代化；人类文明新形态《中共中央关于党的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的决议》指出，“党领导人民成功走出中国式现代化道路，创造了人类文明新形态”（《中共中央关于党的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的决议》，第64页），我们要“以中国式现代化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同上，第24页）。中国式现代化，不是国外现代化发展的翻版，而是“走自己的路”，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现代化。探索和阐释中国式现代化道路，最为重要的是以“历史转变为世界历史”的“大历史观”为出发点，从改变“东方从属于西方”的历史境遇和奋斗历程看中国式现代化，从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使命和现实基础看中国式现代化，从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创新实践和理论创造看中国式现代化，从弘扬“全人类共同价值”和创造“人类文明新形态”的世界意义和人类未来看中国式现代化。一、从大历史观探索“中国式现代化”的重大理论问题
在这些重大理论问题中，深层地蕴含着具有世界历史意义和关乎人类未来的重大理论问题：“现代化”是抽象的普遍性还是具体的普遍性？如何看待实现“现代化”的历史条件和历史活动？如何看待“现代化”的技术性表征与价值性选择？如何看待“现代化”的思想内涵、时代内涵和文明内涵？如何看待“现代化”的资本主义文明与社会主义文明？如何看待“现代化”的后果与对“现代性”的反省？如何看待“现代化”的道路选择与人类文明形态的变革？提出、探索和回答这些重大的理论问题，从“大历史观”上揭示“现代化”的思想内涵、时代内涵和文明内涵，特别是从“大历史观”上阐明中国式现代化的历史境遇和奋斗历程、中国式现代化的历史使命和现实基础、中国式现代化的创新实践和理论创造、中国式现代化的社会理想和世界意义，才能从理论上回应和回答人们最为关切的重大现实问题：中国式现代化为什么“不是国外现代化发展的翻版”？中国式现代化为什么必须“坚持中国共产党的坚强领导”？中国式现代化为什么必须“坚持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中国式现代化为什么必须致力于“更为完善的制度保证、更为坚实的物质基础、更为主动的精神力量”？中国式现代化为什么必须“推动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社会文明、生态文明协调发展”？中国式现代化为什么具有弘扬“全人类共同价值”“推动历史车轮向着光明的目标前进”的关乎人类未来的世界历史意义？这就要求我们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和实践中，以理论思维的洞察力捕捉、发现和提出重大现实问题中所蕴含的重大理论问题，不断地“提炼出有学理性的新理论，概括出有规律性的新实践”（习近平，2016年，第22页），从理论上赋予“中国式现代化”以更为坚实和充满活力的思想内涵、时代内涵和文明内涵。
二、从改变“东方从属于西方”的历史境遇和奋斗历程看中国式现代化
从世界性的普遍性看，“现代化”的过程就是人类社会从传统的农业社会向现代的工业社会转变的过程，是“历史向世界历史的转变”过程，是世界上的各个国家和各个民族被“世界市场的力量的支配”过程。“现代化”过程改变了人类的生产方式和人类的社会结构，改变了人们的社会关系和生活方式，也改变了人们的世界图景、思维方式和价值观念，构成了作为“现实的历史”的资本主义的现代文明。这意味着，“现代化”过程本身就具有特定的历史性内涵。在《共产党宣言》中，马克思恩格斯就明确指出：“资产阶级，由于开拓了世界市场，使一切国家的生产和消费都成为世界性的了”。“过去那种地方的和民族的自给自足和闭关自守状态，被各民族的各方面的互相往来和各方面的互相依赖所代替了。”（《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276页）然而，这个“历史向世界历史转变”的“现代化”过程，并不是抽象的世界历史进程，而是资产阶级“迫使一切民族”“采用资产阶级的生产方式”，“在自己那里推行所谓的文明”，也就是按照资产阶级“自己的面貌为自己创造出一个世界”。（同上）这个“世界”，不仅“使农村从属于城市”，而且“使未开化和半开化的国家从属于文明的国家，使农民的民族从属于资产阶级的民族，使东方从属于西方”。（同上，第277页）这又意味着，“现代化”进程把世界分裂为现代化的“西方”和从属于西方的“东方”。“从属于西方”的“东方”国家如何实现“现代化”，这不仅是所有“东方”国家面对的根本性问题，而且是全人类共同创造一个“新世界”的根本问题。对于近代以来的中国而言，“东方从属于西方”的世界格局，这是中国实现“现代化”的最具根本性的历史境遇。马克思说：“人们自己创造自己的历史，但是他们并不是随心所欲地创造，并不是在他们自己选定的条件下创造，而是在直接碰到的、既定的、从过去承继下来的条件下创造”。（《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585页）近代以来的中国，是在“东方从属于西方”的世界格局和历史境遇中寻求现代化之路，因此，探索中国式现代化道路，不仅要诉诸近代以来的“历史向世界历史转变”的具有普遍性的历史进程，更要诉诸这个历史进程中的“东方从属于西方”的世界格局和近代以来的中国的历史境遇。离开这个前提性的历史境遇和历史条件，探讨中国式现代化，就失去了根本性的历史根据和现实基础。“东方从属于西方”的近代以来的中国历史境遇，从根本上说，就是“1840年鸦片战争以后，中国逐步成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国家蒙辱、人民蒙难、文明蒙尘，中华民族遭受了前所未有的劫难”。（习近平，2021年，第2页）正是这种历史境遇，决定中国的现代化不能不首先是“拯救民族危亡”，实现国家的独立和国家的富强。然而，近现代中国接连而起的太平天国运动、戊戌变法、义和团运动、辛亥革命，以及这一过程中轮番出台的各种救国方案，却都以失败而告终。这意味着，中华民族要实现国家独立和国家富强，必须找到新的思想和道路。在“历史向世界历史转变”中的20世纪初叶，列宁领导的十月革命给中国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中国产生了共产党，这是开天辟地的大事变，深刻改变了近代以后中华民族发展的方向和进程，深刻改变了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前途和命运，深刻改变了世界发展的趋势和格局”。（同上，第3页）因此，探索中国式现代化，不仅必须诉诸近代以来的中国“东方从属于西方”的历史境遇，而且必须诉诸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中国人民彻底改变这种历史境遇的奋斗历程，诉诸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所创造的实现中国式现代化的“根本社会条件”。“东方从属于西方”的近代以来的中国历史境遇，决定了中国社会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性质和“三座大山”的压迫，是中国实现现代化的最大障碍，而改变这种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性质和推翻“三座大山”，只能走社会主义道路，因此，中国式现代化必须以实现社会主义的方式实现中国的现代化。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中国人民，经过百折不挠的浴血奋战，推翻了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三座大山，建立了人民当家作主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实现了民族独立、人民解放，结束了旧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历史，改变了近代以来的中国“东方从属于西方”的历史境遇。这是中国实现“现代化”的“根本社会条件”。新中国成立以来，经过三年国民经济恢复时期，完成了社会主义“三大改造”，确立了社会主义制度，实施了第一个五年计划，建立了较为完整的社会主义工业化体系，对社会主义现代化作出了一系列构想，逐步形成了实现“四个现代化”的宏伟蓝图，即把中国建设成具有现代农业、现代工业、现代国防和现代科学技术的社会主义强国。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人对中国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进行新的创造性探索，形成了中国式现代化的新理念，确立了中国现代化的总目标，设计了中国现代化的战略步骤，开拓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新道路。这表明，中国式现代化，既是以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所实现的民族独立、人民解放为“根本社会条件”，又是以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为目标的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历史进程为实质内容。中国创造的现代化新道路，中国创造的人类文明新形态，奠基于和实现于具有世界历史意义的中国改变“东方从属于西方”的伟大实践之中。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实践中“提炼出有学理性的新理论”和“概括出有规律性的新实践”，这是阐释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的现实基础，也是回应和回答关于中国式现代化的全部重大现实问题的理论使命。
三、从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创新实践和理论创造看中国式现代化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现代化，从根本上说，是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思想建设社会主义强国的现代化，是为建设社会主义强国不断提供完善的制度保证、更为坚实的物质基础和更为主动的精神力量的现代化，是推动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社会文明和生态文明协调发展的现代化，是“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和推进“人的全面发展”的现代化，因此是创造现代化新道路和创造人类文明新形态的现代化。完善的制度保证、坚实的物质基础和主动的精神力量，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创新实践，也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创造的现代化新道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创造的现代化新道路，首先是创造了“社会主义现代化”的新道路，创造了以建立、巩固、完善社会主义制度为制度基础的现代化新道路。一个国家选择什么样的国家制度和国家治理体系，是由这个国家的历史文化、社会性质、经济发展水平决定的。推动一个国家实现现代化，并不只有西方模式这一条路，各个国家完全可以走出自己的道路。“自从中国人学会了马克思列宁主义以后，中国人在精神上就由被动转入主动”。（《毛泽东选集》第4卷，第1516页）这个“精神上的主动”，就是探索中国现代化的新道路。“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只有社会主义才能发展中国”，这是中国式现代化的方向和道路，也是中国式现代化的最为坚实的制度基础。在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伟大实践中，“我们党深刻认识到，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必须建立符合我国实际的先进社会制度”。（习近平，2017年a，第14页）建国以来，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人民完成社会主义革命，确立了社会主义基本制度，为当代中国一切发展进步奠定了根本政治前提和制度基础。“改革开放是我们党的一次伟大觉醒，正是这个伟大觉醒孕育了我们党从理论到实践的伟大创造”。（习近平，2018年b，第4页）改革开放实现了新中国成立以来党的历史上具有深远意义的伟大转折，确立了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路线，实现了从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到充满活力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从封闭半封闭到全方位开放的历史性转变，不仅坚持和巩固了社会主义基本制度，而且为发挥社会主义的制度优势提供了充满新的活力的体制保证。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深刻回答了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什么样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怎样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个重大时代课题，形成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推动党和国家事业发生历史性变革、取得历史性成就，为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和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提供了更为完善的制度保证、更为坚实的物质基础、更为主动的精神力量。“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党和人民历经千辛万苦、付出巨大代价取得的根本成就，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正确道路”。（习近平，2021年，第13页）中国式现代化，是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道路，是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优势的现代化新道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创造的现代化新道路，是在发挥社会主义制度优势的伟大实践中，不断地解放和发展生产力，推动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社会文明、生态文明协调发展，创造人类文明新形态的现代化新道路。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和推进社会主义建设，实现了一穷二白、人口众多的东方大国大步迈进社会主义社会的伟大飞跃。在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新征途中，实现了从生产力相对落后的状况到经济总量跃居世界第二的历史性突破，实现了人民生活从温饱不足到总体小康、奔向全面小康的历史性跨越。在中国共产党成立一百周年之际，“我们实现了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在中华大地上全面建成了小康社会，历史性地解决了绝对贫困问题，正在意气风发向着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迈进”。（习近平，2021年，第2页）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创造的现代化新道路，是在发挥社会主义制度优势中，践行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推动人的全面发展和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现代化新道路。“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就是我们的奋斗目标”。（习近平，2014年，第4页）人是生理的、心理的、伦理的存在，人民所向往的“美好生活”，在最朴实的意义上，就是比较充裕的物质生活对人的生理需要的满足，比较充实的精神生活对人的心理需要的满足，比较和谐的社会生活对人的伦理需要的满足。满足人民的需要，实现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发展是解决我国一切问题的基础和关键”。（习近平，2017年a，第21页）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党和国家工作中心转移到经济上来，确立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改革目标和基本框架，确立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经济制度和分配制度，开创了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局面。党的十九大明确提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同上，第11页）着力解决好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问题，大力提升发展质量和效益，更好地满足人民在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等方面日益增长的需要，更好地推动人的全面发展和社会的全面进步，构成了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新发展理念。新发展理念集中地体现了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的思想内涵、时代内涵和文明内涵，推进了我国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社会文明、生态文明协调发展，创造了人类文明新形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创造的现代化新道路，是在发挥社会主义制度优势中，尊重人民首创精神，发挥人民的主动的精神力量，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的现代化新道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要同心同德迈向前进，必须有共同的理想信念作支撑”。“人民有信仰，民族有希望，国家有力量”。（习近平，2017年b，第323页）在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实现自己的现代化的过程中，总是蕴含这个国家、这个民族的梦想和追求，总要以这个国家、这个民族的价值理想、价值规范和价值导向为前进方向，总要以这个国家、这个民族的全体人民的价值期待、价值认同和价值取向为坚实基础。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不仅是全体中国人民“我们到底要什么”的共同的社会理想和价值导向，而且是“我到底要什么”的每个人的价值期待、价值认同和价值取向，因此激发出全体人民的更为主动的精神力量。“中华文化源远流长，积淀着中华民族最深层的精神追求，代表着中华民族独特的精神标识，为中华民族生生不息、发展壮大提供了丰厚滋养。”（习近平，2014年，第164页）中国人民对中华文明的文化自信，是“走自己的路”、创造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的更基本、更深沉、更持久的精神力量，为坚持中国道路、弘扬中国精神、凝聚中国力量、走出中国式现代化道路和创造人类文明新形态，不断地激发出更为主动的精神力量。正是这种不断地转化为“物质力量”的“精神力量”，创造了令世界瞩目的“中国奇迹”。
四、从创造“人类文明新形态”的世界意义和人类未来看中国式现代化
世界性的现代化历史进程，全面地、深刻地改变了人与世界的关系，不仅推进了人类文明的巨大发展，而且构成了人类文明进程中的巨大问题。从人与自然关系看，现代化所构成的最为严峻和最为紧迫的人类性问题，是以“大量生产、大量消费、大量废弃”所造成的生态问题为主要标志的可持续发展问题；从人与社会关系看，现代化所构成的最为严峻和最为紧迫的人类性问题，是由资本的逻辑所造成的人依赖于物的“异化”问题和日益深化的两极分化问题；从人与自我关系看，现代化所构成的最为严峻和最为紧迫的人类性问题，是由信仰的危机所构成的“没有标准的选择的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轻的存在主义的焦虑”问题和日益漫延的极端主义倾向问题；从国家与国家的国际关系看，现代化所构成的最为严峻和最为紧迫的人类性问题，则是由于某些发达国家的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所造成的对“和平与发展”的全人类共同价值的威胁问题。世界历史进程中的现代化问题，迫切要求创造现代化新道路、创造人类文明新形态。中国式现代化的关乎人类未来的世界意义，就在于创造了现代化新道路，创造了人类文明新形态。中国式现代化的世界意义，首先就在于中国共产党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思想，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走出了中国式现代化道路，创造了推进社会全面进步和人的全面发展的人类文明新形态。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是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走出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的“活的灵魂”。对于整个人类来说，最为重大和最为艰巨的理论问题，莫过于发现人类社会的发展规律；对于现代人类而言，最为重大和最为艰巨的理论问题，莫过于发现现代资本主义的运动规律，实现人类文明形态的大变革。作为人类文明史上伟大的思想家，马克思不仅“发现”了人类历史的发展规律和资本主义的运动规律，而且以这“两大发现”为根基提出争取“人类解放”和实现“人的全面发展”的伟大社会理想，并为人民指明了实现自由和解放的现实道路。马克思主义的巨大的现实力量就在于，它赋予人民群众的历史创造活动以最坚定的理想信念，它赋予世界性的社会主义运动以最坚实的理论支撑，它赋予人类文明形态变革以规律性的道路指引。“马克思的思想理论源于那个时代又超越了那个时代，既是那个时代精神的精华又是整个人类精神的精华。”（习近平，2018年a，第7页）离开马克思主义，就无法形成真实而远大的社会理想和价值诉求，就会失去创造人类文明新形态的规律性的道路指引，就会失去凝聚力量和走向未来的理论支撑，就不可能站在创造现代化新道路的真理和道义的制高点上。中国式现代化的最坚实的理论根基，就是依据马克思所揭示的人类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在解决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矛盾中不断推进社会的全面进步和人的全面发展。“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为什么好，归根到底是因为马克思主义行！”（习近平，2021年，第13页）中国式现代化，从根本上说，是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思想的社会主义现代化，是以马克思主义为理论基础的实现人民对美好生活向往的现代化，因而是站在真理和道义的制高点上的现代化。正是坚持和发展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思想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中国不仅从根本上改变了“东方从属于西方”的世界格局，实现了从“站起来”到“富起来”和“强起来”的历史性跨越，而且为解决世界性的现代化问题不断地“提炼出有学理性的新理论”和“概括出有规律性的新实践”，走出中国式现代化道路，创造了人类文明新形态。中国式现代化的世界意义，在于它以文明协调发展的新发展理念，创造了推进社会全面进步和人的全面发展的人类文明新形态。恩格斯曾经这样总结人类的历史和预见人类的未来：“人离开狭义的动物越远，就越是有意识地自己创造自己的历史，未能预见的作用、未能控制的力量对这一历史的影响就越小，历史的结果和预定的目的就越加符合。”（《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274页）对此，恩格斯又进一步指出：“如果说我们需要经过几千年的劳动才多少学会估计我们的生产行为的较远的自然影响,那么我们想学会预见这些行为的较远的社会影响就更加困难得多了”。（同上，第384页）为此，我们就必须对“直到目前为止的生产方式，以及同这种生产方式一起对我们的现今的整个社会制度实行完全的变革”。（同上，第385页）中国式现代化的重大世界意义和历史意义就在于，它以文明协调发展的新发展理念，不仅充分地估计人类行为在自然方面的较远的影响，而且充分地估计人类行为在社会方面的较远的影响，从而自觉地实现“历史的结果和预定的目的”的“符合”。中国式现代化与西方发达国家现代化的一个重大区别就在于，“西方发达国家是一个‘串联式’的发展过程，工业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信息化顺序发展，发展到目前水平用了两百多年时间。我们要后来居上，把‘失去的二百年’找回来，决定了我国发展必然是一个‘并联式’的过程，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是叠加发展的”。（《习近平关于社会主义经济建设论述摘编》，第159页）在中国式现代化的“叠加发展”中，最为主要的是不断地推进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社会文明、生态文明协调发展，凝炼形成了引领中国现代化的“两个文明”的协调发展理念、“三位一体”的持续发展理念、“四位一体”的科学发展理念、“五位一体”的新发展理念，走出一条生产发展、生活富裕、生态良好的文明发展道路。发展理念是战略性、纲领性、引领性的东西，是发展思路、发展方向、发展着力点的集中体现。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新发展理念所引领的新的文明发展道路，深刻地蕴含着“和平、发展、公平、正义、民主、自由的全人类共同价值”（参见习近平，2021年，第16页），不仅是推动社会全面进步之路，也是实现人的全面发展之路，也就是实现人民对美好生活向往之路。在关于“历史向世界历史的转变”的论述中，马克思恩格斯深刻地指出：“每一个单个人的解放的程度是与历史完全转变为世界历史的程度一致的。”（《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89页）中国式现代化道路，以推进社会的全面进步和人的全面发展为实质内容，赋予“现代化”以“中国式现代化”的新的思想内涵、时代内涵和文明内涵，不仅创造了人类文明的新形态，而且塑造和引导了人类走向未来的新的时代精神。因此，从大历史观看，中国式现代化道路，不仅具有现实的世界意义，而且具有深远的关乎人类未来的世界意义。参考文献[1]《马克思恩格斯选集》，1995年，人民出版社。[2]《毛泽东选集》，1991年，人民出版社。[3]习近平，2014年：《习近平谈治国理政》，外文出版社。 2016年:《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人民出版社。 2017年a:《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人民出版社。 2017年b：《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二卷，外文出版社。 2018年a:《在纪念马克思诞辰20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人民出版社。 2018年b:《在庆祝改革开放4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人民出版社。 2021年:《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人民出版社。[4]《习近平关于社会主义经济建设论述摘编》，2017年，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中央文献出版社。[5]《中共中央关于党的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的决议》，2021年，人民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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微信编辑：杨慧宇
文章来源：《哲学研究》2022年第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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