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森林 | 马克思与犬儒主义批判

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主办

马克思与犬儒主义批判

刘森林 | 文

作者简介：刘森林，1965年7月生，山东昌乐人，山东大学哲学与社会发展学院院长、教授、博士生导师，教育部长江学者特聘教授、山东省泰山学者特聘教授、教育部哲学教学指导委员会委员。近期主要关注的问题：马克思与德国古典哲学的关系，中国、德国、俄国、日本的现代虚无主义问题，物化问题、中外启蒙问题，历史唯物主义现实观等。

摘  要：现代犬儒主义对启蒙秩序与价值理想的伤害，还有其定义自19世纪以来无甚根本变化的事实，使得马克思对犬儒主义的批判性分析更显重要。马克思对“犬儒主义”一词的使用，既有古典的意味，更具现代的意涵。自古典形态到现代形态，犬儒主义经历了从率真到伪善，从声称看透真相到声称看透一切真相并拒斥一切真与善，从德性自足到理性的工具化，从愤世嫉俗到玩世不恭，从蔑视快乐并追求灵魂之善到以物化敉平一切价值，从自然欲望的简单满足到以文饰形式遮掩世俗欲望，从知行合一到知行分裂等转变。这些转变充分展现了现代犬儒主义已被虚无主义吞噬的特征。现代犬儒主义者为了避免虚无而执著于物化，又在物化追求中进一步虚无化。现代犬儒主义是启蒙的怪胎、病变和异化。现代启蒙必须克服这种病变，才能确保走向正轨。

关键词：马克思；犬儒主义；伪善；敉平；启蒙

探究马克思批判现代犬儒主义的重要性，通过以下两个方面足以体现出来：第一，现代犬儒主义的日益流行，来自国内外、古现代的各种相关思想汇聚到当代犬儒现象里，促成了一种无聊、烦闷、幻灭、平庸、自私、躲避和嘲讽崇高、玩世不恭、世故油滑、缺乏担当、怀疑和否定一切真诚与善意并具有诸多危害性的现代犬儒主义文化。按照斯洛特戴克在《犬儒理性批判》中的说法，这种影响日甚的文化是继谎言、错误、意识形态之后的第四种结构（cf.Sloterdijk,S.34），需要批判关注。第二，“今天，几乎所有对犬儒主义的字典定义都与19世纪时的定义大同小异”。（徐贲，第8页）由此，马克思在19世纪对犬儒主义的分析，仍具直接的重要价值。当代犬儒主义打着看透一切、拒斥一切深度和崇高的高蹈气势，行十分在意自我利益之事，在社会生活中散发着一种消极颓废的气息。它以看透一切的启蒙理性占有者自居，嘲讽启蒙理想的信奉者，实为启蒙的逆子和怪胎，系启蒙异化的产物和表现，值得启蒙理性批判研究。

一、两种犬儒主义：在古典与现代之间

马克思对“犬儒主义”一词的使用，既有古典的意味，更具现代的意涵。他是在古典和现代两种含义上使用“犬儒主义”（Cynismus，Cyniker，《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有时也译为“昔尼克主义”“昔尼克派”等，本文统一改为犬儒主义、犬儒派）一词的。在1839年关于伊壁鸠鲁的笔记里，他多次谈到犬儒主义。比如，哲学在狂欢节中，“它象犬儒主义者那样装出一副狗相”，“对哲学来说现在极其重要的是，它给自己戴上了各种具有特色的假面具”。（《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0卷，第135-136页）古代犬儒主义者，比如狄奥根尼以“自然”否定文化与文明的秩序和规则，力主依照自然生活，对文明秩序和规则则以讽刺、嘲笑、嬉戏待之，并在两性关系、随处就寝、流浪乞食等方面挑战常规。他们不愿受社会规范和物欲的束缚干扰，追求精神自由，自得其乐。在他们不在乎的外表、生活样态之下，隐藏着他们对权力、秩序的嘲讽与批判，虽有对真正崇高价值的追求，但可能也有对现状逆来顺受的态度，因而势必具有积极和消极双重的意蕴和作用。就其积极性而言，它力图“摆脱外在物质的束缚，回归自然和德性的生活，摆脱习俗和偏见的羁绊，发扬理性追求真理，超越对权力的恐惧，实现人的自主性和自由”（汪行福，2012年，第1页）；就其消极性而言，它在讽刺和嘲笑之后不一定真能找到更崇高的生活，更多是一种姿态、立场和人生态度，而且容易走向嬉戏、诙谐，甚至是非善恶不分的可能性。

在这个笔记里，马克思还指出，伊壁鸠鲁哲学似乎是德谟克利特的物理学与（跟犬儒主义很类似、主张规避痛苦并追求快乐的）昔勒尼派的道德思想的混合物，而斯多葛主义好像是赫拉克利特自然哲学与犬儒派伦理思想再加一点亚里士多德逻辑学的综合产物。（参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0卷，第193页）斯多葛主义主张服从命运，德性自足，尤重自我，视自由与地位、富裕、规范、安适无关等观点，都与犬儒主义有密切关联。正是借助与斯多葛主义的这种关联，犬儒主义后来才结出了更大更多的“果实”。根据以赛亚·伯林的说法，亚里士多德死后到斯多葛学派兴起的短暂时间内，“雅典占统治地位的哲学学派不再认为个人只有在社会生活的环境里才是聪慧的……突然从内在经验和个人救赎的角度纯粹地把人作为孤立的实体讨论起来，而蕴涵在人类天性里的道德甚至进一步把他们孤立起来。”（伯林，第190页）按照斯多葛主义的立场，“每一个生物都力求保存自己，所以快乐不是冲动的目的，而只是自我实现成功的附随物”。（梯利，第120页）斯多葛主义虽然还不至于把自我保存看做是目的本身，而仅视为一切生物的本能，也没有非常狭隘地看待自我保存，甚至还以为实现了共同的善才算“保全了真正的自我”，但在亨利希看来，只有在斯多葛派那里才能发现一个类似于现代的自身保存概念。这个概念意味着，任何一个世界生命物的内在状态都不依赖于与其他存在的关系；任何一个生命物在它与其他生命物发生关系之前，都是“精神”在自身内部已经如此了。自霍布斯以来的现代思想把这种斯多葛原理上升为现代形而上学的根本思想之后，斯多葛思想由此就构成了现代思想的先导。（cf.Henrich,S.92-93）按照这种观念的逻辑，理性只是自我保存的手段和工具。只要把公共的善放弃掉，斯多葛主义的自身保存就会通向现代犬儒的自身保存。在这个意义上，斯多葛主义之中存在着通向现代犬儒主义的便道。

不过，即使古代犬儒主义在反社会规范、习俗方面往往过度，但还是率真的，不是故意表演。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马克思就在这个类似意义上使用“犬儒主义”一词。他说，“从斯密经过萨伊到李嘉图、穆勒等等，国民经济学的犬儒主义不仅相对地增长了——因为工业所造成的后果在后面这些人面前以更发达和更充满矛盾的形式表现出来——，而且肯定地说，他们总是自觉地在排斥人这方面比他们的先驱者走得更远，但是，这只是因为他们的科学发展得更加彻底、更加真实罢了。”（《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第180页。中译文有改动）“犬儒主义”在此意味着率真、未掩饰、未歪曲、诚实反映之意。在《资本论》中谈到安德鲁·尤尔时，马克思断言他像直率的犬儒主义，道出了很多资本主义社会的真实状况，再一次这样使用“犬儒主义”。尤尔的《工厂哲学》虽在工厂制度尚不发达的1835年出版，“但这部著作仍不失为工厂精神的典型表现。这不仅是因为它包含直率的犬儒主义，而且还因为它天真地道出了资本头脑中的荒谬矛盾。”（《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5卷，第502-503页。中译文有改动）直率、把看透的真相如实道出，警告工人的反抗会加速机器的发展，甚至把“机器扩大了对儿童劳动的需求”这样有违法律的事实都如实道出，其“维护无限制的工作日”、自由主义心灵令人“回想起中世纪最黑暗的时代”（《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5卷，第503、504页）等，都没有任何掩饰。这跟现代犬儒主义很不同。

但古典含义不是马克思使用“犬儒主义”这个词的主要关切点，现代犬儒主义才是。古典犬儒主义嘲讽文明秩序、价值，力主回归“自然”，但一旦“自然”在现代背景下失去应有的崇高性意蕴，就有滑向相对主义、虚无主义深渊的危险。如果说古典犬儒主义起源于苏格拉底式启蒙，当这种启蒙丧失批判和建构之间的平衡，沦为单纯、极端批判时，作为启蒙怪胎、虚假意识的犬儒主义就不是从启蒙外部挤来的，而是从启蒙内部获得突破成长壮大的。由此，“经典的犬儒主义必然会转化为现代的犬儒主义”。（邹诗鹏，第306页）

二、现代犬儒主义的几个转变

现代犬儒主义“与它所起源的古希腊哲学没有什么关系，但我们仍然可以说：在这两者之间存在着一种反常的关系”。（西美尔，第184页）现代犬儒主义在某些方面继承了古典犬儒主义的传统，但更多方面是发生了根本性转变。

第一，从看透真相到看透一切真相。现代犬儒主义是一种极端、消极启蒙的产物，是对启蒙原则、启蒙精神的背离和误用。古代犬儒主义“肇始于苏格拉底”（施特劳斯，第148页），起始于对未经批判审视的各种意识形态的理性批判。犬儒主义从古典的看穿真相极端推延到现代的“看透一切真相”，不再相信任何的真与善，放弃一切崇高追求。在致力于揭示真相的启蒙背景下，当真相的被看穿招致对所有真相的“嘲骂和吹毛求疵”时，就接近获得了现代“犬儒主义”的含义。现代犬儒主义由此倾向于对所有的真与善都冷嘲热讽，不相信任何崇高、真诚。“犬儒的特征是不加分辨地怀疑和否定所有善意、善行和善良价值的可能。犬儒只相信人类的行为受自私动机驱使，因此总是朝败坏、邪恶、阴谋诡计的方向去猜度和确定他所看到的事物。”（徐贲，第8页）以极端启蒙的立场，现代犬儒主义力图解构一切文明和严肃的价值。“看穿”是犬儒主义的普遍特点，看穿人性的自私自利，看穿一切制度的不可能公正，看穿一切价值的矫饰和虚伪。“犬儒主义之弊不在于‘看穿’，而在于‘看穿一切’。”（同上，第21页）不分青红皂白地看穿一切，意味着现代犬儒主义已陷入把文明、健康的价值皆虚无化的虚无主义深渊。

第二，从真诚到虚无。被现代虚无主义所浸染，现代犬儒主义的价值追求不断降低，就其实质性而言，保命意义上的自身保存成为现代犬儒主义的根本追求。在自以为看穿一切之后，又没有进一步的崇高追求，就只有回到自身保存层面。当具有约束力的真与善被消解，世俗化大行其道之时，古典犬儒主义逻辑中蕴含着的“自我保存”原则就得以破土而出，并进一步由以释放。启蒙运动的世俗化转向加大了现代人追求自我保护和安逸舒适的分量，结果就使得“资产阶级的启蒙……总是难免要把自由和自我保存的活动混为一谈”。（Horkheimer，S.64）以自我保存注释自由，以功利注释真理，使得现代犬儒对真与善的追求只愿保留一个自愿配合、不便在严肃场合揭穿的形式。在配合这种形式的表演中，现代犬儒主义世俗功利、内心空虚、徒有其表的真相完全暴露出来，并随之验证了论者们的如下所言：“现代犬儒主义是一种幻灭的处境，可能带着唯美主义和虚无主义的气质而重现江湖”；它“意味着一种玩世不恭、愤世嫉俗的倾向，即遁入孤独和内在之中，以缺乏本真为理由而放弃政见”。（贝维斯，第8页）现代“犬儒主义不仅是虚无主义，而且把虚无主义从对信念和理想的怀疑，变成对现实逃避或功利主义放纵的反思性保护”。（汪行福，2013年，第46页）现代犬儒主义由此与现代虚无主义具有了复杂的各种关联。

第三，从率真到伪善。古代犬儒主义者经常站在道德高地上看待他者，自信满满、自以为是地泰然处之。“古代的犬儒主义对生活有一种非常确定的理想，即有一种心灵上的积极力量和个人道德上的自由。”（西美尔，第184页）现代犬儒主义早已放弃了这种价值高地，转而谋取一种“智慧高地”。这种“智慧”意味着，凡价值都是使用价值；使用价值大，价值就大；而使用价值都相对于特定场合和特定境遇而定。崇高价值只有在被自我标榜或伪装时才有使用价值。现代犬儒对追求自我保存并据此把价值工具化一清二楚。古代犬儒主义认为“要使一个人幸福，需要的仅仅是德性。为了使自己只对德性满意，人要学会鄙视其他所有事物”（策勒，第206页）。如果说古代犬儒满足于德性的自我充足性，以为自己看清楚了世界真正有价值的东西就不对其他事物烦忧、不为它们所累了，现代犬儒却在现代虚无主义的荒野中找不到德性之路；他们把古代犬儒撇开烦忧超越庸常的智慧、明智，发展为仅仅具有工具性的理性，戒绝了理性的目的性意蕴。实际上他们的价值追求与他们看不上的大众无甚区别，但他们不愿承认这一点，于是就在表达形式、生活风格上做文章，给自己的生存打上雅致、委婉、与众不同的荣光。用形式的雅致掩饰实质的堕落。越缺乏实质，越标榜形式。由此，现代犬儒主义不再真诚，起码不再在公开场合真诚，因而丧失了古典犬儒主义的直接性和率真性。如果说古代犬儒追求“与自然和谐一致，对每一种人造物的抑制，对所有的自然欲望最简单的满足的生活”（同上，第215页），那么，现代犬儒则极力追求一种文饰的形式，以便掩饰价值追求的堕落与尴尬。对于大部分现代犬儒来说，“现代犬儒主义是一种不得不为之的生存策略，异化的存在状态。它以认识论的怀疑主义作为其外在表现，以价值论虚无主义作为其内在基础，以功利、琐碎、庸常的状态作为其生存抉择，最终沦为维护这种生产方式的意识形态。”（刘宇，第15页）当然，从另外的角度看，他们本身就构成了一种明显的新型意识形态，比传统意识形态更具欺骗性的意识形态。恰如齐泽克指出的，“占统治地位的意识形态是犬儒主义的意识形态；人们不再信奉任何意识形态真实；他们不再严肃地对待任何意识形态命题。”（齐泽克，第45页）意识形态不再以真实-虚幻二分框架内的幻觉，而是以一种工具-表演框架，建构了一种工具性的实在形式。因为在他们的“真诚”里隐含着“欺骗”和“狡诈”，在服从和配合里隐含着“反抗”和“否定”，在“看穿”里隐含着严肃的“表演”，是一种真诚与欺骗、配合与反抗、看穿与表演的奇妙结合。如果说，对于古代犬儒来说，“只有那些超越富有与贫穷、尊严与羞耻、安逸与疲劳、生与死的人，以及那些准备好接受生活中任何工作和状态的人，才能不害怕任何人，不被任何事物所打扰——只有这些人不为财富保留位置，因此才能自由并幸福”（策勒，第210页），那么，现代犬儒则十分在意富有与贫穷、真诚与虚伪、尊严与羞耻、安逸与疲劳、生与死，他们十分害怕被别人看穿，担心暴露他们在所有价值追求上的堕落和庸俗。

第四，从愤世嫉俗到玩世不恭。齐泽克用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所说的“他们虽然对之一无所知，却在勤勉为之”，来对应现代犬儒主义“他们对自己的所为一清二楚，但他们依旧坦然为之”。本来，马克思在“商品的拜物教性质及其秘密”这一节中说的是，单个商品生产者发生社会关系时并未意识到他们之间不同产品含有等量劳动才能相互交换，他们只是这么做了。与其说马克思是在分析意识形态问题，不如说是说明私人劳动与社会劳动的关系问题，分析劳动二重性问题。但推而广之，这句话也可以用于商品拜物教问题上。资本主义商品经济初期，人的活动多具有自发性质，其社会效应还不那么明显。一旦人们的活动上升到自觉水平，行动者与其主张、信仰和利益追求之间就具有了更为复杂的关系。正是因为他的活动已上升到自觉水平，他清楚地知晓资本主义的经济-政治-社会系统运作的内在要求，以及配不配合这种要求所具有的得失，他才会进行理性的成本核算，采取对自己最有利的策略选择。结果，即使他已看清经济-政治-社会系统运作的秘密，如果揭示秘密、拒绝配合，会发生利益损失，他也会采取形式上的配合，在得到利益后再在适合的次要场合委婉、诙谐、雅致地亮出秘密，展现自己已看穿的高蹈姿态。“犬儒性主体对于意识形态面具与社会现实之间的距离心知肚明，但他依然坚守着面具。”（齐泽克，第40页）现代犬儒不再朴素、率真，却开始“以虚伪应对伪善、以假装对付谎言、以假面迎合伪装，因此把犬儒主义推向极致”（徐贲，第9页）。

现代犬儒虽然继承了古代犬儒“对大众信仰尖锐而敌视的态度”（策勒，第222页），但态度的表达却变得隐匿，也不再坚持对公共生活、婚姻与家庭的冷漠与敌视，反而积极在维持公共秩序中谋取权力与财富，努力在雅致的婚姻家庭生活中营造为人羡慕的风格。如果说古代犬儒立足于德性的自足性获得并扩展自豪感，现代犬儒则不失时机地嘲讽未被看穿的“庄严”，甚至在特定时机展示对自我庄严的嘲讽，通过幽默来显示自己的高度和智慧。愤世嫉俗隐匿起来了，玩世不恭占据了上风。现代犬儒把真理和信仰当作使用价值、当作工具来使用。认真者反而被他们认定为不知趣，会成为他们的笑料和嘲讽对象。以嬉戏和诙谐来对待这种“看穿”，用雅致的嘲讽来对待严肃和规范并隐而不露地揭露其“本质”，在嘲讽和解构假装起来的严肃中，否定、解构了一切可能的真实与严肃，只剩下维持低俗的生命自保。这种现代犬儒由此具有更大的危害性。

第五，必须区分现代犬儒与末人，防止犬儒的扩大化。没有崇高追求、不冒风险、贪图安逸、坠入虚无主义深渊，使得现代犬儒跟尼采意义上的“末人”（最后之人）产生了交叉关联。徐贲把现代犬儒等同于尼采所谓“末人”，对此我们不能苟同。尼采笔下的“末人”精于计算、善于满足欲望，不再追求伟大和超越性价值，极力追求安逸、快乐、无痛苦，追求工作要成为消遣，财富和权力尽可能平等，不要引发纷争与矛盾，的确跟现代犬儒有共同之处。古代犬儒蔑视快乐，对他们来说，“最没有价值和最有害的事物——也即人们最渴望的事情——是快乐。犬儒学派不仅否认快乐是一种善，而且他们宣称快乐是最大的恶。”（同上，第207页）现代犬儒却就追求这种快乐。但仅凭跟末人相同这一点，还无法确定现代犬儒。末人也追求快乐、安逸，也以保命为第一要务，无甚更高追求，但末人不必装出一副高大上的样子极力表演什么。末人可以心安理得地过自己的生活，即使没有更高理想，却也不缺小的理想；即使没有崇高，却也不缺小的精致；即使没有大的追求和担当，却也有一些可以达成的实在而雅致的生活目标。跟现代犬儒相比，末人往往是知行合一、言行一致的。跟末人相比，现代犬儒往往很会幽默和文饰。露骨、直白地以保命为第一要务，往往是现代犬儒鄙弃的，被视为不够“聪明”、缺乏“智慧”。只要符合自然本能，没有冒充和夸张，（晚期）尼采并不嘲讽反而认可与其本性一致的末人所为，但嘲讽一切崇高与伟大的现代犬儒主义却是尼采拒斥的资产阶级做派。福山在《历史的终结与末人》中为末人辩护，认为从标志着用理性来统治欲望的“血气”角度看，末人仍有优越意识和平等意识两种血气；认定末人固然没有崇高和牺牲，但却宽容而无聊、平庸而安全，偶尔也能追求某些伟大。（参见余明峰）这些，现代犬儒却不一定能做得到。末人比现代犬儒更真实些，更可爱一些。末人不以为自己高大上，更不故意标榜高大上。现代犬儒是末人群体中那些受过更高教育、具有更多知识、更有地位和资源、丧失理想信念、同样没有高追求却更自觉的精致利己主义者。他们自觉比末人高明，这种高明也就体现在更自觉、更隐蔽、更有手段、更无底线、更会伪装、更委婉、更有“幽默感”、更会花言巧语等方面，实际上却往往比末人更颓废、也更有危害性。现代犬儒继承了古代犬儒的自负、对大众的不屑、以智慧和自觉跟大众的愚行和自发对立等特征，却比古代犬儒更颓废、更有危害性。因而，现代犬儒是末人中的一小撮。如果我们按照海德格尔的意见把末人视为不自觉的虚无主义者，那么，现代犬儒则是自觉的虚无主义者。当蒂利希说“他们对理性没有信念，没有真理的标准，没有成套的价值观，没有对意义问题的回答。他们试图打破置放于他们面前的一切准则”（蒂利希，第135页）时，突出地表明了现代犬儒的虚无本质。

三、伪善与敉平：现代犬儒主义的两个特质

对现代犬儒主义的伪善性，马克思毫不客气地予以批判。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他揭示了资产阶级国民经济学重视人的虚伪性是十足的犬儒主义。“以劳动为原则的国民经济学表面上承认人，其实是彻底实现对人的否定”，“国民经济学是从表面上承认人、人的独立性、自主活动等等开始，并由于把私有财产移入人自身的本质中而能够不再受制于作为存在于人之外的本质的私有财产的那些地域性的、民族的等等的规定，从而发挥一种世界主义的、普遍的、摧毁一切界限和束缚的能量，以便自己作为唯一的政策、普遍性、界限和束缚取代这些规定，——那么国民经济学在它往后的发展过程中必定抛弃这种伪善性，而表现出自己的十足的昔尼克主义。它也正是这么做的——它不在乎这种学说使它陷入的那一切表面上的矛盾——，它十分片面地，因而也更加明确和彻底地发挥了关于劳动是财富的唯一本质的论点，然而它表明，这个学说的结论与上述原来的观点相反，实际上是敌视人的”。（《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第179页）马克思在这里没有像在《资本论》中那样深入分析国民经济学理论上承认的“人”与理论本质中蕴含着必然否定的“人”两者之间的关系，没有区分个性、尊严、人格意义上的“人”与通过商品的社会生产、交换而得以实现的普遍维度上的“人”，两者之间既可以存在统一关系，也可以存在冲突关系。（参见刘森林）因而，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马克思对这种虚伪性更加不可接受。

伪善认定可以“真正的善”作为前提，也可以形式的“善”为前提。“真正的善”（自由自觉活动的类本质）作为一种崇高的认定，还存在于《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的思想之中。《资本论》时期“伪善”之论的成立，依赖于资本的意识形态宣称与实际谋求的利益之间的不一致性。《资本论》时的马克思已充分认识到资本逻辑必然孕育出虚无主义的结论，既然这一点已非常清晰，对伪善的批评就没必要一再道明了。与伪善相比，价值的敉平同样值得关注。《资本论》时期的马克思在批评商品-货币-资本体系中蕴含着的虚无主义的同时，也高度关注现代犬儒主义消解、化约一切价值，把一切价值都敉平化的倾向。

在这种背景下，马克思把商品化、货币化与犬儒主义联系起来就获得了一种特殊的意义。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二章“交换过程”中指出，“商品是天生的平等派和犬儒派，它随时准备不仅用自己的灵魂而且用自己的肉体去换取任何别的商品，哪怕这个商品生得比马立托奈斯还丑。”（《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5卷，第104页。中译文有改动）在马克思亲自修订的法文版中，这句话的后半句没有任何改变，但前半句“商品是天生的平等派和犬儒派”却被修改为“商品生性放荡而且厚颜无耻”（《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3卷，第79页）。平等派、犬儒派在这里意味着通约一切、敉平一切同时也消解一切崇高价值，而且这种通约、敉平、消解没有底线，甚至到了生性放荡和厚颜无耻的程度。

第一，商品凭借自身蕴含着的抽象、一般的人类劳动要把一切敉平为同一种存在质，无所谓高低贵贱，区别只是数量。商品随时准备与任何东西交换，不管美丑，也不管具体的使用价值，类似于犬儒主义那样把一切价值都工具化为使用价值。商品上升为货币，更是“夷平了事物之间的本质差异，赋予事物一种无风格、无色彩的前所未有的客观性。一切价值消解在一种中介性价值之中”。（曹东勃，2011年，第195页）由此，马克思使用犬儒主义这个词就有了一种新的现代性含义：敉平一切价值差别。《资本论》第一卷法文版把德文版的“商品是天生的平等派和犬儒派”改为“商品生性放荡而且厚颜无耻”，凸显了马克思对商品、货币在资本主义社会中敉平一切价值这种功效的历史批判性态度。

货币在现代晚期的价值通约功能达到了巅峰。资本把一切崇高的东西都敉平，不但意味着要把崇高的价值拉低，更意味着会把十分低俗的东西提升，使之具有某种可以登上公共场合表演的美丽外观。伪善由此就与敉平贯通起来。这样一来，一切价值的质性差异就被消解，区别只是量的不同而已。这就为消解崇高、嘲讽神圣准备了雄厚的现代性土壤。马克思十分警惕资本内含的这种敉平功能，他对这种意义上的“犬儒主义”的提醒和批评，在当代具有了越来越大的价值。古典犬儒主义在敉平日常众多价值之后，还仍有自己的价值追求，但现代犬儒主义就不是这样了，除了拉低、消解崇高，更善于把低俗的价值包装起来，崇高只剩下一个工具性和形式性的外观。货币夷平了事物之间的本质差异，赋予事物一种无风格、无色彩的前所未有的客观性。一切价值都是中介性价值、工具性价值，没有实质性价值、目的性价值。

第二，一切原本崇高、超验的价值，都将会在这种敉平中被消解，这是资本的本性所然，是资本为了获取更大的剩余价值所必然要求的。被推崇的崇高价值一旦丧失、缺乏到了一定程度人们就会不计成本去维护、追求，这会妨碍资本对更大剩余价值的追求，从而令资本系统寝食不安。所以，资本一定要达到如下效果：“没有任何绝对的价值，因为对货币来说，价值本身是相对的。没有任何东西是不可让渡的，因为一切东西都可以为换取货币而让渡。没有任何东西是高尚的、神圣的等等，因为一切东西都可以通过货币而占有。正如在上帝面前人人平等一样，在货币面前不存在‘不能估价、不能抵押或转让的’，‘处于人类商业之外的’，‘谁也不能占有的’，‘神圣的’和‘宗教的东西’。”（《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1卷，第252页）一旦达到了这种效果，商品-货币-资本系统的价值敉平对于崇高、神圣价值就是一种否定性的敉平，意味着不分高低贵贱，意味着崇高价值的进一步消解与降低。现代犬儒主义急欲消解各种追求崇高理想的理想主义，马克思的“生性放荡而且厚颜无耻”之论进一步凸显和强化了这种意蕴与效果。崇高的理想不但在价值敉平中被置换为实际的利益甚或保命，还会进一步受到犬儒主义者的嘲讽。就像西美尔所说的，与享乐主义力图把低俗价值升高相反，现代犬儒主义则是极力贬低崇高价值，“惟有当他在理论上和实践上都做到了贬低最高价值和视种种价值之差异为幻觉的时候，他的生活意识才恰如其分地表现出来”。（西美尔，第184页）货币具有把最高与最低价值同等化约的出色能力，“货币的这种能力为犬儒主义情绪提供了最有效的支持。犬儒主义者在任何别的地方再也找不到像货币这样成功的证据了”。（同上，第185页）犬儒主义喜欢货币的程度无以复加。为了掩饰陷入商品-货币-资本的逻辑所产生的世俗性后果，现代犬儒采用各种形式来粉饰自己，有时也用幽默来化解。以幽默来掩饰和化解人生追求的俗气和粗野，是现代犬儒自古代犬儒那里继承和学习来的。狄奥根尼和克拉泰尤其如此，“他们喜欢给严肃的学说披上一件玩笑或诗意的外衣，或者对人类的愚行抛下尖锐的言辞”。（策勒，第226页）现代犬儒们在这方面依然如故，只是不再那么直率放浪和不分场合，而变得更注意时机场合，更注意把握分寸，也更注意文饰形式而已。

第三，这就意味着，资本的敉平功能已不仅仅在经济和社会层面上展开，还会进一步进展到精神、价值层面上，把一切崇高的精神、思想存在都化约为只有量的区别的商品、货币。撇开经济-社会层面，径直在精神、价值层面上的敉平，是尼采致思的基本倾向。沿着马克思的理论思路，寻着尼采撇开经济-社会层面进步的路子，卢卡奇在《历史与阶级意识》中进一步思考，面临资产阶级物化体系从社会-经济-政治层面向精神文化层面的渗透，工人阶级应该如何保持精神文化的先进性？也就是说，在资产阶级的拜物教敉平一切价值的背景下，如何保证它不要伤及工人阶级？对于资产阶级来说，敉平会从经济-社会层面进一步渗透、延伸进政治-精神层面，会把整个社会的价值变成世俗的使用价值，彻底消解崇高价值。但是，工人阶级会在经济-社会层面的物质进步基础上建构一个政治-精神层面的崇高理想，来防止商品-货币-资本拜物教把一切崇高价值都使用价值化的无限企图。马克思希望工人阶级通过政治和思想文化上的先进性运作，遏制和超越商品-货币-资本的敉平功能，从经济-社会的辩证结构中孕育、提升出一个超越平庸的辩证-进步事业来。与资产阶级驱动的资本系统必然孕育敉平与虚无不同，工人阶级的历史作为是对抗这种敉平和虚无的积极力量。根植于现代生产的经济基础，通过现代政治的组织和努力，通过文化的塑造和提升，工人阶级能够把现代历史中蕴含着的进步趋向实现出来。

四、知行分裂与启蒙怪胎

现代犬儒主义是启蒙怪胎，它切断了批判与建设之间、祛除偏见与确立判断之间的前后相继关系，以否定一切崇高价值和追求自我利益最大化的姿态，让形式与实质、理知与行为、理论与实践之间的一致性关系不再存在。现代犬儒至少有两个理知、观念：一个是追求自我利益最大化的经济人理知、观念，另一个是内心不认同但形式上认同的理想性理知、观念。犬儒们对前者实质性认同，对后者只是形式上认同。现代犬儒根据不同场合的需要分别选择对何种行为认同。他们的思想认同和行为选择之间于是就产生了多重复杂关系，并不一定知行合一了。青年毛泽东在《伦理学原理》批注中就说过，“知也，信也，行也，为吾人精神活动之三步骤。凡知识必建为信仰，当其知识之时，即心以为然，此以为然之状态，即信仰也。吾人既由道德哲学而知良心之内容，则其对于良心之服从也必更勇。”（《毛泽东早期文稿》，第202页）随着现代性的分化日益加强，这种知信行统一的传统逻辑遭遇到新的困境。利益分化导致了“知”的分化、多元化，马克思很快就明白：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封建贵族各有自己不同的理性，对同一事物具有不同的认知，统一的理性即使不是意识形态的有意欺骗，也是不了解现代分化的天真。不同立场、层面、角度确立起来的不同的“知”与其各自要求的“行”之间，就具有了多重的复杂关系。打着这种“知”“理”的旗号行与另外一种“知”“理”匹配的“为”就有了可能性空间。

现代犬儒充分理解和利用了这一点。他（她）们无法从内心认同的理论、观念，却无力在行为上贯彻到底，完全按照内心认同来行动，这使他（她）们感受到莫大的压力。由此，他（她）们会非常赞赏布迪厄的如下见解：传统知-信-行统一的观念只不过是“知识分子那种能够（用思想）主宰自我的幻觉”（布迪厄、华康德，第177页）的表现，这种幻觉越来越是一种“一厢情愿”。如果说传统知识分子“那么深深地浸淫在这一幻觉里”（同上），那么现代犬儒主义者就用自觉的分裂与之划清了界限。他有两种“知”“理”：一种很崇高但不实际，一种很实际但不崇高。他按照后一种行动，但按照前一种言说。达不到言行一致的现代知识分子，如果尚未达到犬儒主义者的这种自觉和嘲讽意识，在面临知行分裂的特殊时刻可能会尴尬、遗憾，犬儒主义者就绝不会有这种尴尬和遗憾意识。现代犬儒主义者的成熟，就表现在熟练地驾驭这种知行不一上。

马克思认为，只有那个在经济、政治、文化上都与先进性紧密联系着的工人阶级才能按照最先进的理念、理论行动。对他们来说，知与行按照同一个理进行，“知”必须在不断的“行”中获得并完善，“知”后之“理”又进一步贯彻到“行”之中。在这种双重回馈的关系中，“知”越来越清晰的“理”得以不断汇聚。但在现代犬儒主义中，已知之“理”有多个，根据不同需要分别见之于不同的“行”中；而且，显示出来的“理”未必是真正支配行动的“理”。知行关系围绕一个在形式上不出现的隐蔽之“理”展开，使得“知行”日益远离真理大道，走向生物本能的自我保存。马克思主张以先进性为前提的理论与实践的统一，与现代犬儒主义的知行分裂区分开来。

马克思对“犬儒主义”的使用和看法，似乎经历了一个从在乎其追求的“善”到丧失这种追求（即使原来所求的“善”虚无缥缈，起码也是有所追求不至于认可自己看不上的一般世俗追求），从在乎其勇敢、率真地嘲讽自己看不上的秩序与价值到为了自己的利益而不再率真、不再嘲讽，反倒对自己看不上的秩序与价值予以积极配合，以及从知行合一到知行分裂这三种根本性转变。第一种转变意味着犬儒主义价值追求的降低，第二种转变意味着犬儒主义处事态度的圆滑，第三种转变意味着犬儒主义态度的分裂。伴随着这些转变，犬儒主义越来越世俗、越来越世故、越来越分裂：从关注价值到只在意使用价值，包括把崇高价值变成用于形式表演的使用价值。在率真与伪善之间，在从善与媚俗之间，在向往祛除文饰、返璞归真的自然到仅仅自我保全生命的自然之间，古典犬儒主义本来就包含着的从前者到后者的蜕变，终于在现代犬儒主义中彻底完成。马克思对犬儒主义的看法，反映和印证了这种蜕变。

现代犬儒主义是启蒙运动与自我保存、虚无主义哲学相结合产生的怪胎，是启蒙运动与追名逐利的经济人相结合产生的病瘤。马克思嘲讽现代犬儒主义“伪善”、“天生的平等和敉平”、消解崇高、知行分裂，从而给现代犬儒主义以基本定位。但随着现代社会的发展，现代犬儒主义的世俗化、颓废色彩会更加明显。它不但消解崇高价值，还进一步给低俗的生物本能价值包上美丽的衣装，内心更加空无和虚无。但值得注意的是，现代犬儒主义一开始起源于启蒙的黑暗角落，远离启蒙大道的沼泽地带，就像斯洛特戴克所说，现代犬儒是一种多重的孤僻者（Asozialer），开始于嬉皮士习惯性的漫不经心。（cf.Sloterdijk,S.36）一开始它不是主流，随着崇高的坍塌、世俗化的流行和经济理性的不断扩展，而变成更多人的选择，从边缘地带走进中心地带，产生了进一步的恶劣影响。它的出现和四处传播进一步说明，从没有一个统一的、单纯的、一帆风顺的启蒙运动。启蒙经常被截取、被利用，并在这种被截取和被利用中半途而废，甚至成为一个怪胎。现代犬儒主义就是这样一种启蒙的怪胎，就是偏离了启蒙大道的歪门邪道。它具有启蒙的某些特征，经历过一定的启蒙，但又没有完全继承启蒙原本的精神诉求。它一味地否定批判，却丢弃了积极建构；它获得了更多知识，却丢弃了良心德性；在理性见识上有所拓展，品格与品味却急剧下滑。启蒙后获得的成果应该是对真理、善、美好目的之促进，应该有助于启蒙的进一步拓展和加强，但现代犬儒主义却截取了启蒙的某些成果，用于对自我利益的追求了事，甚至还反过来嘲讽启蒙的真诚与真理。启蒙在它们这里沦落为追名逐利的单纯工具，失去了应有的实质价值和引领方向。

恰如斯洛特戴克所言，“犬儒主义是一种启蒙的虚假意识。它是现代化的不幸意识，在它身上，启蒙的努力既成功又不成功。它接受了启蒙的训练，但并没有也许根本就不能将启蒙实现。它既春风得意，同时又悲惨不堪，这种意识不再受意识形态批判的影响，它的虚假性已经反思地受到了保护。”（Sloterdijk,S.37，34）它不是启蒙的实现，而是启蒙的歧路和歪门邪道。

现代犬儒主义把启蒙变成了一种表演、形式。它把物化与虚无更加统一了起来。为了获得实际利益，在物化系统中十分配合，这种配合不一定是真诚的，只是为了避勉利益的丧失。现代犬儒配合物化系统的要求，也不见得是配合任何这种物化系统，而只是为了从中获得自己想要的东西。现代犬儒为了避免虚无而执著于物化价值，又在物化追求中进一步虚无化。物化系统和物化价值在利益追求和表演配合中进一步放大了形式性和虚幻性，但也进一步强化了其稳固性。在这个意义上，他们是不再承担启蒙任务的非启蒙者，他们是丧失了启蒙担当的自私自利者，他们是启蒙的怪胎，是打着启蒙标签的冒充者和欺骗者，不但不是启蒙的标志，反而是启蒙的异化和背叛。

现代犬儒主义提醒我们，启蒙原来面对的只是让糊涂者不再糊涂，现在还要面对装糊涂者、得过且过者对真与善的冷漠和拒斥。马克思对现代犬儒主义持坚定的批判态度，就是对启蒙精神的继续推进，就是对偏离、背离、玩弄、践蹋启蒙精神的提醒和批判。这本身就是一种深刻的启蒙辩证法，是一种通过反思、批判启蒙内在困境和问题而对启蒙的继续推进和弘扬。揭示和解决现代启蒙面临的问题，继续推进现代启蒙事业，展示现代启蒙内在的潜力，是历史唯物主义启蒙辩证法的基本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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微信编辑：李颂婧

文章来源：《哲学研究》2022年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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