臧峰宇 | 中国式现代化的文明底蕴及其世界历史意义
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主办
中国式现代化的文明底蕴及其世界历史意义
臧峰宇 | 文
作者简介:臧峰宇,中国人民大学哲学院院长、教授、博士生导师,国家高层次人才特殊支持计划入选者,中国人民大学“杰出学者”特聘教授。兼任中国辩证唯物主义研究会副会长。主要从事马克思主义哲学与政治哲学研究。
摘 要:中国式现代化是中华民族在世界历史进程中实现文明重塑的创造性探索,既是中华文明在中国革命、建设、改革和新时代伟大变革中的自我更新,也是对西方现代性危机及其文明限度的内在超越。中国式现代化历经器物、技术、制度和文化层面变革的尝试,直至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社会革命激活了中华文明的内生动力,在社会主义现代化进程中以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的叠加发展方式实现了“时空压缩”。党的十八大以来,我们党成功推进和拓展了中国式现代化,彰显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的实践逻辑,亦是这种结合的哲学确证,具有世界历史意义。
关键词:中国式现代化;中华文明;历史前提;人类文明新形态;世界历史意义
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二十大报告中指出:“在新中国成立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长期探索和实践基础上,经过十八大以来在理论和实践上的创新突破,我们党成功推进和拓展了中国式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现代化,既有各国现代化的共同特征,更有基于自己国情的中国特色。”(习近平,2022年b,第22页)中国式现代化是中华民族在世界历史进程中实现文明重塑的创造性探索,既是中华文明在中国革命、建设、改革和新时代伟大变革中的自我更新,也是对西方现代性危机及其文明限度的内在超越。从现代化的普遍性角度看,世界历史进程中的现代化探索是以现代工业和科技革命为推动力,使工业文明进入经济、政治、文化、思想各领域并引起社会组织和行为深刻变革的具有独特历史规定性的过程。(参见罗荣渠,第17页)选择中国式现代化道路并实现文明重塑是中国有识之士以新历史观开眼看世界,薪火相传、接力奋进,使经济社会发展赶上世界先进水平的创举,为中华文明的自我更新创造了历史前提,映现了特定世界历史民族实现特定历史使命的文明底蕴,彰显了走向复兴的中华民族创造人类文明新形态的世界历史意义。
一、中国式现代化的文明底蕴
文明是人类改造自然和社会所创造的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的总和,以社会现实生活的生产和再生产为基础,是在历史中形成且在实践中为人们所共同遵循的社会的素质,是衡量社会进步的尺度,也是社会发展的内在动力。文明的创造呈现了人与世界的关系,以内在的方式对社会发展发挥着潜移默化的作用,在将自然人化与确定社会秩序的过程中昭示意义和希望。在现代化实践中塑造的文明形态凸显了科学技术、市场经济、民主法治的价值,呈现了超越传统文明形态的理性化过程,使文明重塑成为每个走向现代化的民族的普遍命运。
具有五千多年历史的中华文明素来被视为世界上最古老的文明之一,也是历史上唯一没有中断的文明,“惟中国能以其自创之文化绵永其独立之民族生命”(梁漱溟,第8页)。中华文明在农业文明时代遥遥领先,及至历史进入工业文明时代,却在西方文明的挑战中“蒙尘”,陷入东方从属于西方的关系格局,一度落后于现代世界文明进程。当马克思列宁主义随着十月革命一声炮响实际地传入中国,此前千辛万苦向西方寻求真理的中国先进知识分子重新思考中华民族的历史命运,探究实现中国现代化的具体社会条件和历史环境。中国共产党在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工人运动相结合的过程中应运而生,中国人民开始从精神上由被动转为主动,逐渐看清了资本主义文明的弊端,从中国的实际出发,走自己的现代化道路。
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中国的传播使中国人以科学理性思维重新理解中华文明,深刻意识到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返本开新的必要性。在关于体用问题的反复讨论中,有识之士逐渐对中西古今之争的本质问题作出内在反思。正如毛泽东所说:“我们这个民族,从来就是接受外国的先进经验和优秀文化的”,“从来不拒绝接受别的民族的优良传统”。(《毛泽东文集》第6卷,第264页)中华文明兼容并包的品格彰显了独特优势,审视中华文明海外传播及其与各文明对话的历程,可见中华文明走向世界的自觉及其对外来文化博大宽宏的气度。在与现代西方文明的历史性相遇中,中华文明开始实现创新与转化,使之在创新与转化中超越现代西方文明的正是体现中国风格和中国气派的中国化时代化的马克思主义。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的马克思主义在其每一表现中都带有中国的特性,都在更新古老中华文明的过程中伴随着对西方现代文明的批判反思,从而走向一种文明新形态的实践创造。
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爆发使人们对西方文明的长处颇有幻灭之感。恰如梁启超感喟:“当时讴歌科学万能的人,满望着科学成功,黄金世界便指日出现。如今功总算成了,一百年物质的进步,比从前三千年所得还加几倍,我们人类不惟没有得着幸福,倒反带来许多灾难”。(梁启超,第18页)这种对现代西方文明的质疑不仅促动国人欢迎社会主义之新文明,而且以之激活中华文明的内在活力,形成以中国革命融入世界革命的历史意识。毛泽东指出:“帝国主义列强侵入中国的目的,决不是要把封建的中国变成资本主义的中国。帝国主义列强的目的和这相反,它们是要把中国变成它们的半殖民地和殖民地。”(《毛泽东选集》第2卷,第628页)对现代西方文明的单向度认同并不能使中国独立地发展资本主义,而只能渐至沦为西方殖民主义的附庸。秉持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进程中形成的新文明观,中国先进知识分子作出了历史的选择。
具有五千多年历史的中华文明是中国式现代化探索的“前见”,这种文明底蕴决定了选择中国式现代化道路不仅使中华民族赶上了时代,而且将超越现代殖民主义和资本逻辑的苑囿,限制物质主义和唯科学主义的单向度弊端。“经纬天地曰文,照临四方曰明。”中华文明强调人与自然、人与人、人与社会和合共生,在长期演化中积累了道法自然、协和万邦、求同存异、和实生物、兼收并蓄等影响深远的观念。诚然,仅靠这些观念及其对象化实践难以构成实现现代化的内生动力,但与马克思主义相结合的这种文化传统对超越现代西方文明的误区具有独特价值,并在中国式现代化的实践创造中实现了中华文明的自我更新。可以说,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这一历史事实实际体现为中国社会的深刻改变与中华文明的自我更新。正如《中共中央关于共产国际执委主席团提议解散共产国际的决定》所指出:“中国共产党人是我们民族一切文化、思想、道德的最优秀传统的继承者,把这一切优秀传统看成和自己血肉相连的东西,而且将继续加以发扬光大。中国共产党近年来所进行的反主观主义、反宗派主义、反党八股的整风运动就是要使得马克思列宁主义这一革命科学更进一步地和中国革命实践、中国历史、中国文化深相结合起来。这一运动表现了中国共产党人在思想上的创造才能,一如他们在革命实践上的创造才能”。(《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1921-1949)》第20册,第318-319页)从中可见,马克思主义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我们党与生俱来的文化基因,中国革命实践与中国式现代化的初步探索正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的确证。
作为一种“被延误的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历经器物、技术、制度和文化层面变革的尝试,直至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社会革命激活了中华文明的内生动力。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以中国为中心,以马克思主义为方法,重建中华文明的历史主体性,以实事求是的启蒙精神,提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同时推动中华文化的现代化”。(李文堂,第7页)新中国成立后,深刻认识到新兴工业的建立是一切文明民族生命攸关的问题,我们党团结带领人民努力建设具有高度现代文明程度的工业化国家。在社会主义工业化进程中,中国式现代化拓展到农业、国防和科学技术领域,在“两步走”的探索中推动经济社会发展,彰显了中华民族把握历史命运的自觉和自信。可以说,中国式现代化在起步阶段就超越了西方现代社会的对抗性矛盾,摒弃了资本占支配地位的生产关系,在以共同富裕为目标的实践中遵循创造现代文明的劳动逻辑,将马克思关于现代文明转型的构想在中国具体化,初步形成了发展中国家走现代化道路的实践经验。
改革开放使中国式现代化的蓝图在汲取世界先进技术和成果的基础上展现,邓小平用《礼记·礼运》中的“小康”一词指称中国式现代化,强调“四个现代化”所具有的社会主义特征。通过实施“三步走”战略,其中到20世纪末人民生活达到小康水平,到21世纪中叶基本实现现代化。“这个小康社会,叫做中国式的现代化。翻两番、小康社会、中国式的现代化,这些都是我们的新概念。”(《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54页)这些概念是基于中国国情和文化传统并在中国式现代化的实践探索中凝结的。在党的十二大开幕词中,邓小平提出“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明确指出加紧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核心是经济建设,它是解决国际国内问题的基础。(参见同上,第3页)在集中精力推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过程中,中华民族迈出了实现伟大复兴的关键一步,体现了现代化的中华民族的文化形式,并赋予“小康”这个中国古代社会理想以时代新义,反映了人们对和平安定的社会环境、良好的道德风尚与愉悦的生活状态的向往。
在新时代,我们党团结带领人民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以新发展理念探索实现现代文明转型的新路,中国式现代化建设进入新的历史阶段,走向文明新形态的实践创造。这种文明新形态摒弃了由资本逻辑主导的物欲膨胀、两极分化、零和博弈的思维定势,从总体上实现了社会全面进步和人民生活水平持续提升,重构了现代化的文明图谱。习近平总书记提出两个阶段的战略安排,到2035年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到本世纪中叶建成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到那时,我国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社会文明、生态文明将全面提升,实现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成为综合国力和国际影响力领先的国家,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基本实现,我国人民将享有更加幸福安康的生活,中华民族将以更加昂扬的姿态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3卷,第23页)凝结社会主义现代化中国经验的中华文明由此实现现代重塑,在为解决人类问题贡献中国智慧的过程中呈现新的时代光彩。
二、 现代化的中国经验与中华文明的现代重塑
现代化是随着新兴工业的建立开始的,形成了新的生产力和新的生产方式,其中揭示的现代经济运动规律与一切文明民族生命攸关,历史也由以向世界历史转变。主导现代化进程的新的生产力不仅推动了社会变革,而且改变了人们的精神世界。正如马克思所说,“工业的历史和工业的已经生成的对象性的存在,是一本打开了的关于人的本质力量的书,是感性地摆在我们面前的人的心理学”。(《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第192页)这门心理学体现了工业的发展同人的对象化的本质力量的内在关系,展现了一种文明新图景,在现实生活面前描述人们的实践活动和实际发展过程。由于民族、地域、文化等各种从外部发生作用于经济基础的历史影响的差别,现代化的形式基于不同的经验事实而具有多样性。中国式现代化体现了中华文化的独特传统、中华民族的独特历史命运和中国独特的基本国情,在现代化探索中积累了不同于西方资本主义现代化史的独特经验。
这种独特经验与资本逻辑主导的文明的根本差异在于,后者是一种“建立在劳动奴役制上的罪恶的文明”(《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3卷,第175页),其中一极是资本主义财富和文明的积累,另一极则是“贫困、劳动折磨、受奴役、无知、粗野和道德堕落”等现象的凸显。这种文明引起的对抗性矛盾制造了严峻的社会问题,这种“文明的一切进步,或者换句话说,社会生产力的一切增长,也可以说劳动本身的生产力的一切增长,如科学、发明、劳动的分工和结合、交通工具的改善、世界市场的开辟、机器等等所产生的结果,都不会使工人致富,而只会使资本致富;也就是只会使支配劳动的权力更加增大;只会使资本的生产力增长”(《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0卷,第267页)。因而,这种文明走向启蒙思想家描绘的华美约言的反面,并将被一种新文明形态所超越。“不论它较之旧制度如何合理,却决不是绝对合乎理性的”(《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5卷,第374页),将这种文明转型的构想在中国具体化,是中国式现代化独特经验内蕴的本质所在。
中国式现代化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本质的必然的联系是在中国革命、建设、改革和新时代的伟大变革中实现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使中国式现代化彰显了制度优势,达到了前所未有的发展高度,并在一种走向复兴的不可扭转的趋势中呈现了塑造现代文明新形态的直接现实性。推进和拓展中国式现代化,必须坚持中国共产党领导,必须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优势是一个国家的最大优势,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使中国式现代化具有更高的治理效能。这种制度优势是在实践探索中凝结的,适应中国社会发展的实际需要。正如黑格尔所言:“如果要先验地给一个民族以一种国家制度,即使其内容多少是合乎理性的,这种想法恰恰忽视了一个因素,这个因素使国家制度成为不仅仅是思想上的事物而已。所以每一个民族都有适合于它本身而属于它的国家制度。”(黑格尔,第331页)中国式现代化不是先验的设定,而是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处于同一历史进程,具有明确的社会主义方向和原则。可以说,中国式现代化打破了“特殊主义的普遍化”,对现代西方文明的挑战逐渐作出了有力的回应,在社会革命中形成独立自主的发展道路,成为中华文明实现重塑的历史前提。
中国式现代化反映了在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百年奋斗历程中实现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体现了中华文明的时代内涵。新中国成立后,通过反思苏联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存在的缺陷和错误,避免他们走过的弯路,毛泽东提出正确处理前进中面对的十种矛盾关系,兼顾多方面的利益,努力学习其他国家的长处,调动党内外、国内外一切积极的因素,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服务。这种基于反思的实践探索是富有成效的,“在非常短的时间里,这一活着的最古老的文明就变成了所有欠发达国家中最年轻、最活跃的力量”。(布罗代尔,第215页)这种力量使中国式现代化成为富有民族特色的创造,在超越资本现代性的同时成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性实践,从而使中华文明在与日俱新中实现持续发展。
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党从关乎国家和民族命运的高度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通过“大胆吸收和借鉴人类社会创造的一切文明成果,吸收和借鉴当今世界各国包括资本主义发达国家的一切反映现代社会化生产规律的先进经营方式、管理方法”(《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373页),中国式现代化体现了开放格局与比较优势,彰显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文明的优越性,从中可见现代化与社会主义的融合所展现的强大社会发展活力。“在这一现实运动中正在展开出来的历史性趋势,因为历史发展的总体趋势比既成的历史事实具有更高的现实性。”(吴晓明,第3页)通过批判现代西方文明的误区及其导致的现代性危机,我们深刻认识到,中国式现代化彰显了特定的历史前提与民族特色,并在实践创造中进行文化创造,在世界文明图景中展现了一种文明新形态的中华文化底蕴及其在世界历史中的价值。
中国式现代化固然是后发式的,但其一开始于社会主义工业化的实际展开,就体现了明确的自主逻辑。中国式现代化是我们党从中华文明的特点出发科学规划的。党的十二届六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指导方针的决议》指出:“新中国的成立,在社会主义基础上开始了伟大的中国文明的复兴。自从我们国家以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为标志进入了新的历史发展时期,更赋予这个复兴以新的强大生机和活力。这个复兴,不但将创造出高度发达的物质文明,而且将创造出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批判继承历史传统而又充分体现时代精神的,立足本国而又面向世界的,这样一种高度发达的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十二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下,第1178页)以全面深化改革为根本动力,中国式现代化具有明确的历史自觉和强大的前进定力,赋予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以新的时代内容并使之彰显新的时代特征,为发展中国家探索现代化途径提供了中国经验。
中华民族在走向复兴的过程中创造人类文明新形态,在为解决全球性问题提供合理方案的同时彰显了新的世界精神。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指出:“中华文明源远流长、博大精深,是中华民族独特的精神标识,是当代中国文化的根基,是维系全世界华人的精神纽带,也是中国文化创新的宝藏。在漫长的历史进程中,中华民族以自强不息的决心和意志,筚路蓝缕,跋山涉水,走过了不同于世界其他文明体的发展历程。”(习近平,2022年a)绵延数千年的中华文明有其独特的价值体系,形成了潜移默化影响中国人思维方式和行为方式的中华民族的文化基因,体现了讲仁爱、重民本、守诚信、崇正义、尚和合、求大同的精神特质和发展形态,在同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相结合的过程中实现了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为中国式现代化确立了坚实的文化根基,提供了超越西方现代化模式的重要思想资源。
历史悠久的中华文明蕴含着丰富的治国理政智慧和哲学社会科学内涵,具有开放包容的文化品格,在文明交流互鉴中不断推陈出新。“从历史上的佛教东传、‘伊儒会通’,到近代以来的‘西学东渐’、新文化运动、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思想传入中国,再到改革开放以来全方位对外开放,中华文明始终在兼收并蓄中历久弥新。”(《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3卷,第471页)作为中华文明的智慧结晶和精华所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承载着中华民族的精神血脉,以开放会通的方式反映时代脉动,在同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相结合的百年历程中构筑了中华民族的共有精神家园,成为现代中国人实现自我的精神世界,以返本开新的姿态为中国式现代化提供了重要的文化创造力。中国式现代化体现了以叠加式发展处理复杂问题的方式,具有以中国为中心进行实践创造的鲜明特征,彰显了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内在规律性和民族特色,反映了创造文明新形态的历史主体性。
中国式现代化具有鲜明的社会主义特质和深厚的中华文明底蕴,实现了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社会文明、生态文明协调发展,是符合中国实际并超越西方现代性危机的重要探索。正如邓小平所指出:“我们的现代化建设,必须从中国的实际出发。……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同我国的具体实际结合起来,走自己的道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这就是我们总结长期历史经验得出的基本结论。”(《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2-3页)中国式现代化的实践经验和文化特质具有明确的自主逻辑,超越了西方现代性传统思维模式,以迈向共同富裕的实践探索避免“贫穷的普遍化”,在创造人类文明新形态的过程中体现为一种世界历史性存在。基于人口规模巨大的国情,中国式现代化秉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理念,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走和平发展道路,通过统筹推进“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协调推进“四个全面”战略布局,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创造了世所罕见的经济快速发展和社会长期稳定两大奇迹,不断提高人们的现代文明程度,努力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在历史发展中实现了文明进步,彰显了独特的现代必要条件。
中国式现代化强调以人民为中心,反映了推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新历史观。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指出:“为人民谋幸福、为民族谋复兴,这既是我们党领导现代化建设的出发点和落脚点,也是新发展理念的‘根’和‘魂’。只有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坚持发展为了人民、发展依靠人民、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才会有正确的发展观、现代化观。”(习近平,2021年,第11-12页)中国式现代化反映了以社会主义为本质规定的制度文明的优越性,其成功经验表明,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成就塑造了崭新的现代“文明格局”,书写了体现时代特质的中华“文明华章”,倡导以文明交流互鉴取代文明隔阂冲突,使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进入了不可逆转的过程,在百年奋斗征程上实现了“历史的结果和预定的目的”,在面向未来的历史性筹划中重绘现代化的世界版图,进而彰显了世界历史意义。
三、 中国式现代化的世界历史意义
鸦片战争使中国人开始面对“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西方列强的坚船利炮轰开中国的大门。伴随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发展而来的殖民扩张,使中华民族遭遇深重危机。在危机中寻找出路的中国有识之士具有强烈的民族救亡与民族复兴的自觉,在持续探索中积聚创造中国式现代化的强大动力。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中国人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人民实现民族独立,使中华民族走出“文明蒙尘”的历史境遇。在中国革命、建设、改革和新时代伟大变革中,中华文明不断实现从传统到现代的转型,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焕发蓬勃生机,展现了深刻的文明史意义。
中国式现代化打破了一种坚硬的成见,即认为现代化就是资本主义发展历程,这种单一的现代化观体现了浓厚的资本主义论调,使资本原始积累、殖民与战争、自然环境严重破坏的图景以现代化必然具有的形象出场,进而固化了西方现代化发展模式并强加给其他民族。世界历史的形成开始于现代化浪潮,深刻改变了人类的生产生活方式和交往形式,也在生产力高度发展的同时演绎了“西方中心主义”的神话。这个神话造成了西方主导现代化的幻象,实则对东方从属于西方的历史情境进行一种超历史的强制阐释。中国式现代化摒弃了以资本为中心的单向度逻辑,超越了零和博弈和对外扩张的思维定势,力图摆脱两极分化和物质主义的泥淖,消解了遵循“丛林法则”的必然性,体现为人们心理态度、价值观和生活方式的改变,代表着我们时代的文明形式。秉持中华文明的历史底蕴与时代精神,中国式现代化为解决人类问题贡献中国智慧,为现代化理论与实践提供中国方案,成为“世界现代化的增长极”,因而是一种实现现代文明转型的伟大探索。
中国式现代化破解了人口规模巨大的国家实现经济跨越式发展的难题,以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的叠加发展方式实现了“时空压缩”,在中华文明的现代重塑中展现了现代化的民族化和时代化特征,体现为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亦是这种结合的确证。“我国作为一个人口众多和超大市场规模的社会主义国家,在迈向现代化的历史进程中,必然要承受其他国家都不曾遇到的各种压力和严峻挑战。”(同上,第14页)作为一种后发型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在体现现代文明普遍性的同时,实现对现代性危机的超越,从而使现代文明在中国社会发展进程中的实践创造以内在超越的方式展开,体现为在历史前进的逻辑中前进,在时代发展的潮流中发展。正是因为深刻意识到西方现代化进程中存在的贫富差距、价值冲突和对抗性矛盾,我们党团结带领人民创造的中国式现代化必然要超越资本主义文明形态,在世界历史进程中确立超越文明隔阂和文明冲突的新发展观,在文化涵养中实现文明进步,稳步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在文明交流互鉴中实现不同国家在现代化进程中的对话与合作,倡导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在世界历史中把握人类文明演进历程,可见不同国家和地域的文明在普遍交往中实现各自发展的经验。从传统农业社会向现代工业社会转变,形成了从整体上考察世界历史趋势的条件,资本逻辑主导的现代化实现了这一转变,也造成了人的异化与对抗性矛盾,造成了严峻的现代性危机。为此,需要探索实现现代文明转型的新路,以劳动逻辑取代资本逻辑。正如马克思所说:“整个所谓世界历史不外是人通过人的劳动而诞生的过程,是自然界对人来说的生成过程”。(《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第310页)世界历史是人们在劳动实践中创造的,不是资本逻辑必然导致的结果。中国式现代化创造了经济社会发展的奇迹,历史性地解决了绝对贫困问题,使我们大踏步赶上了时代,为实现转型的现代文明赋予了新的实体性内容,从根本上解决了资本主义现代文明的内在矛盾,在与各国平等互利的交往中倡导文明交流互鉴,确证了中国式现代化的文明史意义。
从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角度深刻理解中国式现代化的文明史意义,可见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具体化并指导中国式现代化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这其中既有使中国人掌握科学理性的现代因素,也有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契合这一深层根由。“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后,科学社会主义的主张受到中国人民热烈欢迎,并最终扎根中国大地、开花结果,决不是偶然的,而是同我国传承了几千年的优秀历史文化和广大人民日用而不觉的价值观念融通的。”(《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3卷,第120页)在团结带领人民创造中国式现代化的接力奋进中,我们党以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看待中华民族五千多年绵延不绝的文明史,阐明中国式现代化的深厚文化底蕴和中华文明的精神特质与发展形态,把握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发展路向和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演进格局,稳中求进,彰显了中国式现代化的文明底蕴,创造了马克思主义所指明的历史时代的一种新文明形态。
中国式现代化是在借鉴世界各国现代化先进经验的基础上的自主探索。我们党强调走自己的路,以我们正在做的事情为中心,坚持把国家和民族发展放在自己力量的基点上,牢牢掌握中国发展进步的命运。在世界历史进程中超越西方现代性危机,中国式现代化的实践创造体现了以平等、互鉴、对话、包容的文明观理解一切先进文明的价值内涵,从中彰显了和而不同的文化精神与和谐共存的人类命运共同体意识,坚持求同存异、合作共赢,倡导在人类文明的制高点上构建新型国际关系格局。正如印度诗人泰戈尔所说,中华文明“不是一种掠夺性的、拥有机械效能的文明,而是一种精神的文明;它建立在人性所具有的、全部的、各种各样的、深层次关系的基础之上”(泰戈尔,第12-13页)。在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实现重塑的中华文明以开放的姿态展现了这种精神品格,其中的宇宙观、天下观、社会观、道德观、实践观蕴含着全人类的共同价值,必然对现代人塑造新文明观提供厚重的历史资源,为发展中国家实现现代化提供可资借鉴和参考的经验与方案。
党的二十大明确了从现在起党的中心任务,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在推进和拓展中国式现代化的前进道路上要牢牢把握的重大原则: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坚持深化改革开放,坚持发扬斗争精神。(参见习近平,2022年b,第26-27页)推进和拓展中国式现代化,必须遵循上述原则,深刻领悟我们党对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总的战略安排,把握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实践逻辑,形成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强大合力,不断展现中国式现代化的动力和活力,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从中彰显创造人类文明新形态的世界历史意义。
综上所述,以历史自觉和文化自信研究中国式现代化的文明底蕴,展现了超越西方现代性危机的一种实现现代文明转型的探索。中国式现代化的自主逻辑基于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以新发展理念实现高质量发展,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努力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促进中华文明的现代重塑,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中展现了中华民族独特的精神标识。回顾中国式现代化探索的百年历程可见,这条道路以中华民族独特的文化传统和历史命运为起点,摒弃了西方现代化发展定势,反思苏联现代化建设的失误,以体现历史主体性的文化自觉不断在实践中解答中国之问、世界之问、人民之问和时代之问,不断创造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的物质和精神条件,从而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汇聚磅礴力量,为人类文明新形态的实践创造提供中国经验和中国智慧。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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微信编辑:李颂婧
文章来源:《哲学研究》2023年0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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