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对资本主义文明的批判与人类文明新形态
刘日明 | 文
刘日明，江西吉安人，同济大学人文学院院长、党委副书记、哲学系教授、博士生导师；同济大学学位评定委员会委员、人文学科学位评定分委会主席；上海市哲学学会常务理事，上海市哲学学科评议组成员。主要研究方向：马克思主义哲学、现代性批判与文明新形态、政治哲学、西方马克思主义。
摘 要：在历史唯物主义基础和未来社会文明形态可能性的生成立场上，马克思从现代形而上学、资本、技术三重维度开启了对资本主义文明的批判。马克思寻找到了资本主义文明批判的社会存在论根据，揭示了资本主义文明的历史前提、本质真相和来历，把握到了资本主义文明形态得以确立的历史本质性和社会现实，揭示了资本主义文明的历史作用和限度，阐明了资本主义文明批判的辩证法原则，筹划了未来社会文明形态。中国式现代化创造和展开的人类文明新形态，呈现出超越资本主义文明本身的特征和态势，具有深远的世界历史意义。关键词：马克思；资本主义文明批判；人类文明新形态；未来社会文明形态
面对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学界再度开启了对资本主义文明的反思。当今中国全面建成了小康社会，正在迈向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新征程，因此，阐释中国式现代化所创造和展开的人类文明新形态已然凸显为当今中国的时代课题。回答这一时代课题离不开马克思的思想资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尤其是新时代十年成功创造和展开的人类文明新形态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马克思主义是相统一的历史进程，它们之间建立起本质的关联：在历史唯物主义基础上，马克思开启了对资本主义文明的深刻批判，揭示了它的历史限度及其被未来社会文明形态超越的可能性；而当今中国正处在更高的历史起点上，在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事业中，担负起创造和展开人类文明新形态的时代任务。在论述马克思对资本主义文明的三重批判以及未来社会文明形态的可能性生成的思想基础上，本文对中国式现代化所创造和展开的人类文明新形态的性质、基本特征和意义进行阐释，旨在深化这一时代课题的讨论。
依据历史唯物主义的社会存在论原则，马克思对资本主义文明展开了三重维度的批判。这里所谓的“批判”是在“澄清前提、划定界限”的意义上使用的：一方面要揭示资本主义文明的历史前提和本质真相，破除资本主义文明的超历史神话；另一方面又要贯彻历史辩证法原则，并且与无批判的实证主义和浪漫主义的批判划定界限。这里所谓“三重维度”的批判，是指在历史唯物主义的社会存在论基础上，马克思从现代形而上学、资本、现代技术三个维度对资本主义文明展开了批判。这三重维度的批判既相互依存、相互关联，又有切入点和侧重点上的差异。从前者看，现代形而上学、资本、技术都是资本主义文明的本质根据和基本建制，并且它们构成了一种“共谋”关系，资本主义文明是以现代形而上学为基础的资本-技术文明，因此，马克思对资本主义文明的批判，是把对资本的批判与对现代形而上学、技术的批判连结在一起而展开的整体批判。从后者看，现代形而上学批判侧重于对资本主义文明的哲学本体论基础和根据的批判；资本批判侧重于对资本主义文明的经济基础和本质的批判；现代技术批判侧重于对资本主义文明的“生产”方式和主要标志的批判。马克思的批判要达至的主要目标是：澄清资本主义文明的历史前提，揭示资本主义文明的现实基础、本质真相和来历；揭示资本主义文明区别于传统社会自然人类文明之本质根据和基本特征；揭示现代人类的生活样式，指出资本主义文明的历史性限度，筹划未来社会文明形态。马克思的资本主义文明批判的第一个维度是对现代形而上学的批判。在“感性活动”原则的历史唯物主义的社会存在论基础上，马克思颠覆了资本主义文明得以可能的形而上学基础。第一，依据“感性活动”“人们的现实生活过程”的原则，马克思实现了哲学观的根本变革，寻找到资本主义文明批判的社会存在论根据，揭示了资本主义文明形态的现实基础。历史唯物主义的社会存在论原理的核心是把实践的活动理解为社会生活的本质，从而实现了哲学目标的转向，即哲学不再是静观意义上的反思和解释，而是在“感性活动”基础上对外部世界的改变和重建；意识被还原为“被意识到了的存在”，存在也不再是隐匿在现实世界背后的形而上学本质，而就是人们的现实生活过程。（参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152页）由此，马克思揭示了资本主义文明形态的现实基础和社会关系基础，寻找到了批判资本主义文明的根据。马克思认为，资本主义文明形态的基础并非“意识”“观念”“精神”，而是“生产方式”“生产力”“生产关系”“物质生产”“经济基础”等所谓的“物质文明”；不能仅仅从意识、精神出发来解释资本主义文明形态，而是要从实践的活动和“物质文明”出发来解释资本主义文明形态；资本主义文明的发展动力不是“理性”或“自我意识”的批判，而是生产方式及其变革过程，是经济基础及其运动结构，是人们的现实生活及其展开过程；纯粹的精神批判无法完成对资本主义文明及其观念形态的批判，唯一能克服资本主义文明限度的方式是针对其现实的社会关系而展开的“革命”。（同上，第172页）因此，意识、意识形态、文明观念与现实的个人、现实生活和社会现实之间有着本质性的、必然的关联，诚如马克思所说：“经验的观察在任何情况下都应当根据经验来揭示社会结构和政治结构同生产的联系，而不应当带有任何神秘和思辨的色彩。”（《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151页）马克思从“感性活动”的社会存在论来揭示资本主义文明观念论的虚幻基础，揭示了“意识”“文明观念”的真实基础，破除了资本主义文明形态的意识形态神话。在马克思看来，现代社会的“生产方式”“经济基础”“经济关系及其变动结构”“人们的现实生活过程”“资本生产”“现代技术”，才是资本主义文明形态的现实基础。第二，依据“感性活动”原则的历史唯物主义的社会存在论，马克思揭示了资本主义社会的“历史的本质性”，揭示了资本主义文明的历史前提、本质真相和来历。在马克思看来，现代社会的“历史的本质性”就是“现实的主体”在“实践的人的活动即劳动”中所展开的现实生活过程，资本主义社会是在特定的生产方式、生产力和工业状况中产生的。马克思认为，生产方式决定着社会生活和社会状况，因此，对历史的研究依赖于对人类社会生产力发展状况的研究，从而必须与特定历史阶段的工业生产与交换的历史联系起来。（参见同上，第160页）对现代社会的“历史的本质性”的揭示，是马克思思想优越性的重要表现。海德格尔敏锐地指出，马克思在经验异化之际，深入到历史的一个本质性维度中，所以马克思的历史观就比其他历史学优越，但由于无论胡塞尔还是萨特尔都没有认识到在存在中的历史性因素的本质性，故无论是现象学还是实存主义，都没有达到有可能与马克思主义进行一种创造性对话的那个维度。（参见海德格尔，2000年，第401页）在“历史的本质性”的基础上，马克思破除了资本主义文明起源问题上的神话学——资本主义文明被看作是一种自然的、永恒的、超历史的、普遍性的文明形态；在“历史的本质性”的基础上，马克思揭示了资本主义文明的发展规律、趋势、适用范围和最终走向；在“历史的本质性”的基础上，马克思立足于未来社会的原则高度对资本主义文明进行了历史辩证法批判，在肯定它的文明作用的同时，指证其历史性限度，揭示其被未来社会文明形态超越的可能性，从而划定了资本主义文明批判问题上的原则界限。第三，颠覆了现代形而上学的基础，揭示了主体性哲学的“意识的内在性”原则和二元论特征，揭示了资本主义文明形态的二元对立性。资本主义文明体现了现代形而上学原则，是一种二元对立特征的文明。现代形而上学主要以“意识的内在性”为原则，表现为主体性哲学，是一种普遍主义的知识论路向的哲学。马克思指证说，现代形而上学是“抽象的无内容”的形式，因其抽象，它只具有普遍的形式，是“脱离现实精神和现实自然界的抽象形式、思维形式、逻辑范畴”。（参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第333页）加达默尔也有类似的论述，他认为德国唯心论在断言、反思、概念三个层面上是“天真的假设”，因此，当代思想的任务就是要揭露这种“天真的假设”，使得这种假设再不能被认为是正确的。（参见加达默尔，第121页）马克思将“意识的内在性”看作是自我意识哲学的主要原则，它指的是自我意识设定对象，然后又在意识的内部扬弃对象复归到自身，因此，自我意识哲学必然是二元论哲学。依照“感性活动”原则的历史唯物主义的社会存在论，马克思在瓦解“意识的内在性”原则的同时，也瓦解了资本主义文明形态的现代形而上学基础。在马克思的“对象性的活动”原理中，“存在”只能发生在“对象性的活动”中，而“非对象性的存在物是非存在物”。（参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第325页）由此出发，马克思揭示了对象性关系与存在问题的双重关联：其一，所谓实存，它只能在对象性关系中构建出来；其二，“对象性存在”的前提和可能性是“对象性的活动”。这种双重关联在哲学本体论上直接指向了黑格尔所完成的主体性哲学及其二元论原则。在马克思的哲学观变革中，主体性乃是“对象性的本质力量的主体性”，它是在这种“对象性的活动”中呈现出来的“对象性的主体性”，黑格尔的“绝对主体”是缺失现实基础的抽象物；现实存在的唯一含义便是人在劳动过程中的诞生，“是自然界对人来说的生成过程”。（同上，第310页）与之相应，依据“感性活动”原则的历史唯物主义的社会存在论，马克思把社会存在和社会现实确立为意识和文明观念的基础。在马克思看来，意识仅仅是被意识到的存在，而存在就是人的现实生活过程。这标志着马克思从现代形而上学中彻底地摆脱出来，成功地从现代形而上学所构建的超感性世界回溯至本源的现实世界，标志着主体性哲学之基础的瓦解，也标志着马克思对资本主义文明及其二元对立性的批判。资本批判是马克思资本主义文明批判的第二重维度。资本是资本主义社会的本质根据和基本建制，在马克思那里，现代社会“就是存在于一切文明国度中的资本主义社会”（《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373页），资本的出现意味着传统的自然人类文明的衰竭和现代文明的出场。在这个意义上，马克思认为“现代文明”就是“资本主义文明”。马克思资本批判的目标之一就是揭示资本文明的历史性质，破除关于资本文明超历史的、永恒的、普遍性的神话。这一目标是借由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性质分析而实现的。在马克思看来，“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是一种特殊的、具有独特历史规定性的生产方式；它和任何其他一定的生产方式一样，把社会生产力及其发展形式的一个既定的阶段作为自己的历史条件，而这个条件又是一个先行过程的历史结果和产物，并且是新的生产方式由以产生的既定基础”；它具有独特的、历史的和暂时的性质。（参见《资本论》第3卷，第994页）马克思表达了两层意思：其一，资本隶属于特定社会历史形态的生产关系。马克思有一个著名的说法也表达了同样的意思：黑人就是黑人，只有在一定的关系下，他才成为奴隶；纺纱机是纺棉花的机器，只有在一定的关系下，它才成为资本，脱离了这种关系，它也就不是资本了。（参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340页）其二，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和资本文明形态具有既定的历史规定性。在马克思看来，资本主义绝非永恒的、自然的生产方式，而是历史的和暂时的生产方式，它有其特定的历史前提和适用范围，是“一种特殊的社会类型”，它所取得的“世界历史意义”是有历史条件的，但凡无法形成这样的历史前提和条件的非西方国家，不可能出现资本主义文明形态。马克思对资本批判的第二个目标是要揭示资本文明的实质。马克思说：“资本是资产阶级社会的支配一切的经济权力。”（《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0卷，第49页）资本主义文明遵循资本逻辑，受资本的支配。资本生产作为一种“普照的光”，它决定了资本主义文明的形态、形式和特征，也决定了它的地位和影响，进而决定了其他一切关系。“它掩盖了一切其他色彩，改变着它们的特点。这是一种特殊的以太，它决定着它里面显露出来的一切存在的比重。”（同上，第48页）马克思对资本的批判贯彻了历史辩证法原则：资本创造了伟大的文明成果，具有重要的文明作用和世界历史意义，同时资本文明又是一种具有异化性质、破坏性和历史性限度的文明。马克思认为，在前现代社会即传统社会，充斥着人对自然本身的崇拜，而恰恰是在资本所催生出的资本主义社会，人才开始了“对自然界和社会联系本身的普遍占有”（同上，第390页）。马克思在众多作品中对资本的创造性成就和“伟大的文明作用”（同上）进行了客观评价。归纳来说：资本文明是远远高于传统社会自然人类文明的现代文明，它创造了高度发展的生产力即物质文明；资本文明打破了各国之间的封闭状态，创造了世界历史；资本文明创造了有广泛需要和社会联系的高度文明的人。同时，在马克思看来，资本文明又具有破坏性，它使人陷入异化的生存状态，它是充满着“活生生的矛盾”（同上，第405页）的文明，是“只能造成灾难”（《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170页）的文明。归纳来说：在人与自然界的关系上，自然界仅仅是资本生产征服的对象，它由“人的无机的身体”变成了纯粹的“有用物”，资本文明造成了严重的生态危机。从社会关系和精神文化状况看，资本文明时代，物质财富的丰富是以分配不公和两极分化为代价的，以资本为核心的生产方式在劳动与贫穷之间建立起荒谬的因果关系：赤贫成为劳动的结果。“人的尊严变成了交换价值”，人的自由成为“贸易自由”，人陷入赤裸裸的利害关系、冷酷无情的金钱交易和文化价值的虚无主义，传统社会那种维系人与人之间关系、维系社会本身的平稳运行的一切纽带，都遭到毁灭、亵渎乃至被置换成纯粹的金钱关系。（参见同上，第403页）人摆脱了“人对人的依赖关系”，但又陷入“人对物的依赖关系”。从文明的多样性看，资本文明时代创造了世界历史和全球化，但是，这种全球化又受到资本的支配，它造成了世界冲突以及文明、文化的趋同化，破坏了文明的多样性。从生活世界和人的生存状况看，资本文明时代，人陷入抽象化、空虚化和异化的生存状态。马克思说，“个人现在受抽象统治，而他们以前是相互依赖的”，在资本主义时代，人的内在本质亦经历了彻底的空虚化。（参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0卷，第114、480页）资本文明时代造成了人的“自主活动”“本质力量”与“对象性形式”的分离，现代人最终陷入一种异化的生存状态。根据马克思的分析，我们可以把资本文明的历史性限度归纳为：自然的限度、生产关系的限度、社会生活的限度、精神文化的限度。在马克思看来，资本文明的困境和危机根源于资本主义本身，因此，要摆脱资本文明的困境和危机，不能仅仅依靠对文明、文化和精神本身的批判，而是要变革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资本主义制度和“重建社会”。因此，马克思说：“资本不可遏止地追求的普遍性，在资本本身的性质上遇到了限制，这些限制在资本发展到一定阶段时，会使人们认识到资本本身就是这种趋势的最大限制，因而驱使人们利用资本本身来消灭资本。”（《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0卷，第390-391页）技术批判是马克思的资本主义文明批判的第三重维度。在现代社会，技术支配时代，资本文明也是一种现代技术文明。马克思技术批判的目的在于揭示现代技术的历史性内容及其所蕴含的社会关系；批判资本主义的技术实现方式及其造成的文明困境；在存在论意义上阐明未来社会“新的技术人类生活样式”，以此超越资本文明时代的“技术人类生活样式”。海德格尔认为，作为解蔽的方式，技术的本质只能在“无蔽”即真理的发生领域才能得到揭示，现代技术的解蔽实质上是一种“促逼”，现代技术向自然界进行无度的能量索取，因此，这种促逼着的解蔽就是“集置”，这就是现代技术的本质。（参见海德格尔，2018年，第12、14-15页)马克思则认为，技术本身不是自然的产物，而是社会历史的产物，技术本质上体现了人与人之间的社会关系尤其是生产关系。马克思指出，技术不是从外化于人的外部自然中产生的，它是“人的产业劳动的产物”，是“转化为人的意志驾驭自然界的器官”，是“人的手创造出来的人脑的器官”，是“对象化的知识力量”。（参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1卷，第102页）技术的发明和应用受到历史和社会关系的支配，只有深入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和生产关系，我们才能揭示现代技术的本质。如果抛开现代技术的历史性质和社会关系，那么有关现代技术的思想就会沦为“粗俗的唯物主义”，它抽离了物所体现出来的社会关系，从而“使物神秘化”。（同上，第85页）因此，马克思区分了“技术”和“技术的资本主义应用方式”，他不是批判技术本身，而是批判技术的资本主义应用方式，在他看来，未来社会将出现新的、根本上不同于资本主义的技术应用方式。现代技术文明对于人的解放而言意味着什么？这是马克思的技术批判要回答的重要问题。马克思肯定技术文明的伟大作用：其一，技术文明为人的解放和全面自由的发展提供了物质条件。其二，技术文明推动了世界历史和全球化的进程。其三，技术文明给人的生活世界和生命活动带来了的质的变化，“自然人类的生活世界样式”不断转变为“技术人类的生活世界样式”。马克思认为，技术工业已进入并改造了现实生活，并且变成了人的生活的真正基础，这意味着自然文明时代的“自然人类生活世界”被现代技术改造为“技术人类生活世界”，人的生活世界经验也旋即发生了根本变化。“人不是在某一种规定性上再生产自己，而是生产出他的全面性；不是力求停留在某种已经变成的东西上，而是处在变易的绝对运动之中。”（《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0卷，第480页）与此同时，马克思也深刻揭示了技术文明的异化性质和历史性限度。马克思不是技术批判的“原罪论”者，他对技术的批判，实质上是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批判。在马克思看来，技术文明的异化性质和历史性限度主要表现为：其一，技术文明是一种“技术支配人”的文明形态，它造成了人的生命本质的异化，使人陷入完全的空虚化状态，资本主义文明具有野蛮化的特征。其二，技术文明把人纳入一个可计算性世界，人的直观性和个性渐渐消失。在资本主义社会，技术文明取决于资本生产的内在本质，追求的是剩余价值生产的效率和数量原则，人变成“抽象的活动和胃”。（参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第228页）人的个性难以为继，人变成了数量上的“抽象的同一”，陷入海德格尔所说的“千篇一律状态”。（参见海德格尔，2004年，第114页）其三，在资本主义社会，技术反而增加了人的劳动强度，人不仅被技术使用，而且被技术淘汰。马克思说：“机器迁就人的软弱性，以便把软弱的人变成机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第341页）资本主义技术文明是“技术使用人”的状态，人的自由活动沦为单纯的抽象劳动，人的神经、肌肉、身体、智力受到损害。其四，资本主义技术文明导致了人的艺术感和艺术创造力的衰退，人的特殊技能、技巧、艺术感变成多余的东西，它们被贬低为资本生产过程的客观要素，已经不再存在于人身上，而是存在于技术机器中。由此可见，立足于未来社会文明形态的可能性生成，马克思对资本主义技术文明展开了历史辩证法的批判：技术的资本主义应用没有带来人的解放和劳动者闲暇时间的大幅提升，相反，它给人类带来的是贫富分化；人利用技术而拥有更强大的控制自然的能力，然而人类本身却陷入奴役之中；“技术的胜利，似乎是以道德的败坏为代价换来的”,“科学的纯洁光辉仿佛也只能在愚昧无知的黑暗背景上闪耀”,“一切发明和进步，似乎结果是使物质力量成为有智慧的生命，而人的生命则化为愚钝的物质力量”。（参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776页）二、超越资本主义文明：马克思未来社会文明形态的可能性生成
马克思的资本主义文明批判最终指向了一种未来社会文明形态的可能性生成。马克思主要依据“生产方式”“技术”“分工”“实际生活过程”的标准，大致上区分了三种文明形态：前现代社会的自然文明形态；现代社会的现代文明形态；未来社会即共产主义社会的文明形态。现代文明形态也就是资本-技术文明形态。“未来社会文明形态”的可能性生成的思想体现了马克思思想的原则高度，我们任何时候都不能降低这种高度，不然就会把马克思思想沦为一种无批判的实证主义。马克思的“人类解放”“人类社会”“新社会”“新世界”“真正的共同体”“自由人的联合体”“共产主义”理想，实际上要表达的也是一种“未来社会文明形态”理想。马克思论述了“未来社会文明形态”的本质特征和可能的生成路径。第一，“未来社会文明形态”是对资本-技术文明形态的扬弃和超越。在马克思看来，“未来社会文明形态”本质上优越于现代社会的资本-技术文明形态。马克思把“未来社会文明形态”看作是一种新的存在论即历史唯物主义的社会存在论，并且以“感性活动”“实践活动”为原则，形成了对“未来社会文明形态”的新的存在论洞见：人的全面解放和自由发展将在其中真正实现，人的对象性的形式与人的本质力量能够结合在一起，“存在和本质、对象化和自我确证、自由和必然、个体和类之间的斗争”得到真正解决，“自然界的和人的通过自身的存在”得到真正实现。（参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第297、309页）在人与自然的关系层面，在“未来社会文明形态”中，自然将不再仅仅作为被使用和索取的对象，人的本质在自然界——它就是人的对象化世界——得到完整的实现，自然界成为“人的无机的身体”。到那时，“人的自然的存在对他来说才是自己的人的存在，并且自然界对他来说才成为人”，“人同自然界的完成了的本质的统一，是自然界的真正的复活，是人的实现了的自然主义和自然界的实现了的人道主义”。（同上，第301页）在社会全体成员之间的关系方面，在“未来社会文明形态”中，“社会的人”即“合乎人性的人”，人与社会之间形成“真正的共同体”意义上的互相依存关系，社会不再是独立于每个成员的抽象存在物，人类社会事务得到和谐安排，普遍存在于人类内部的个体之间的矛盾以及每个人与人类总体之间的矛盾将得到解决；经过总体解放的人类和实现全面自由发展的个人成为“真正的共同体”，在那里，“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参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199、422页）马克思认为，作为对私有财产和现代资本主义文明的扬弃的“未来社会文明形态”，就是“要求归还真正人的生命即人的财产”，就是“实践的人道主义”的生成，是对人的生命的占有，是“人向自己的人的存在即社会的存在的复归”。（参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第331、298页）从人的精神生活看，“未来社会文明形态”意味着“通过人并且为了人而对人的本质的真正占有”，是“人向自身、向社会的即合乎人性的人的复归”，也就是说，人的精神生活得到真正解放。内在于人的本质之中的道德自由获得真正的领会，即懂得理性的人类在自然及社会关系中是如此这般的自由、自创和自决，同时认识到整个宇宙没有一个外来的超越者。（参见伯尔基，第8页）诚如恩格斯所说，未来的“新世界”以“纯人类道德生活关系”为基础，在那里，人认识到人类本质的美好，获得自由的、人的自我意识，明确认识到人和自然的统一。（参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第520页）从“人的生活世界样式”看，在未来社会，废除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和雇佣劳动，同时也占据和吸纳了资本-技术文明的积极成果，在这一过程中，“新的技术人类生活世界样式”应运而生，它在本质上区别于现代社会的“技术人类生活世界样式”。在“未来社会文明形态”中，人真正驾驭技术，人类与技术之间的应合关系得以建立，人类与技术之间实现真正的自由关系。在那里，技术工业复归于“合乎人的本质”状态，它的生成原则与人的自由全面发展相一致，技术由“新生的人”来掌握，现代技术的生存论原则真正得到实行，即技术的发展应用可以保证“实践的人的活动即劳动”的不断生成、创造和人的自由全面发展。技术严格遵循着人的需要来发展，它仅仅是人用以实现自身自由全面发展的手段，从而为个人在艺术、科学等领域得到自由全面发展创造条件。第二，“未来社会文明形态”不是与“资本-技术文明形态”彼此隔绝的“彼岸世界”。马克思说：“自我异化的扬弃同自我异化走的是一条道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第294页）在马克思看来，“未来社会文明形态”不是与资本-技术文明形态抽象对立的“彼岸世界”，不是对资本主义文明成果的抽象否定，而是对它的积极扬弃。“未来社会文明形态”必然要占有资本主义文明的积极成果，因此，“未来社会文明形态”与资本-技术文明形态之间存在着历史的、本质的关联。由此可见，马克思的“未来社会文明形态”观与空想主义者、浪漫主义者的未来文明观具有根本区别。马克思的“未来社会文明形态”具有“历史的本质性”和“社会现实”的根据，它是从现代社会历史地生成出来的，是资本生产和技术工业的必然结果，是对现代性和资本主义文明成果的积极扬弃。在这个意义上，马克思强调，“未来社会文明形态”是在以往发展的全部财富范围内的生成，是现代社会发展的必然结果，它决不是人所创造的对象世界的消失、舍弃和丧失，决不是返回到非自然的、不发达的简单状态的贫困。（参见同上，第297、331页）而空想主义和浪漫主义的未来文明观实质上是一种幻想式地抛弃资本-技术的文明成果，以便逃离现代社会，返回到过去的“乐园情结”。第三，“未来社会文明形态”可能性的生成途径。马克思说：“对实践的唯物主义者即共产主义者来说，全部问题都在于使现存世界革命化，实际地反对并改变现存的事物。”（《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155页）在马克思看来，资本主义文明的危机根源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内在矛盾，因此，“未来社会文明形态”的可能性生成，不是“市民社会”范围内的变革，而是要求“市民社会”本身发生革命，是要“重建社会”，即要实现彻底改变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社会革命，消灭雇佣劳动和现代资产阶级私有制，改变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同样，“未来社会文明形态”不是与现代社会的资本-技术文明形态处于彼此隔绝的状态。因此，马克思强调，共产主义是资本主义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矛盾及其历史运动的结果，“未来社会文明形态”是在“私有财产的运动中，即在经济的运动中，为自己既找到经验的基础，也找到理论的基础”（《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第298页），“是以旧社会的怀抱中所能产生的全部生产力的存在为前提的”（《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274页）。在马克思看来，作为“世界历史性”存在的“未来社会文明形态”的最终生成必须具备两个条件：一是生产力的高度发展；二是世界历史和普遍交往的形成。因此，建立共产主义实质上具有经济的性质，“这就是为这种联合创造各种物质条件，把现存的条件变成联合的条件”（《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202页）。在这个意义上，马克思认识到“未来社会文明形态”的可能性的生成途径的艰巨性和长期性，原因在于，“未来社会文明形态”的生成所需要的“物质条件”和“经验基础”是历史长期发展的结果；现代社会的资本-技术文明的限度是资本主义社会的矛盾长期积累的结果；资本主义社会并不是“坚实的结晶体”，而是一个能够变化且经常处于变化过程中的有机体。（参见《资本论》第1卷，第10、13页）因此，马克思强调：“要扬弃私有财产的思想，有思想上的共产主义就完全够了。而要扬弃现实的私有财产，则必须有现实的共产主义行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第347页）从哲学上阐释人类文明新形态已经凸显为当今中国的时代课题，马克思的资本主义文明批判和“未来社会文明形态”可能性生成的思想，可以为我们回答该时代课题提供思想资源。中国式现代化创造和展开的人类文明新形态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马克思主义历史地、必然地建立起本质的联系：在新中国成立以来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的长期探索和实践基础上，经过新时代十年在理论和实践上的创新突破，我们党成功推进和拓展了中国式现代化，创造和展开了人类文明新形态。因此，人类文明新形态可以理解为马克思的资本主义文明批判和“未来社会文明形态”之中国化和具体化的表现。在世界历史意义上，马克思认为资本主义文明有其“伟大的文明作用”，它在特定历史阶段上取得了“绝对权利”，同时，它也带来了一种从属关系，即它使农村从属于城市，未开化和半开化的国家从属于文明的国家，农民的民族从属于资产阶级的民族，东方从属于西方。（参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405页）在这个特定历史阶段上，其他民族和国家的文明就部分地从属于现代西方文明，并要占据和吸纳它的积极成果。但是，这种特定历史阶段上的“绝对权利”本身也是历史的、暂时的，而不是永恒不变的。资本主义文明本身有其特定的历史前提，它不是自然的、永恒的，而只是历史性的文明形态，不是像“一般发展道路的历史哲学理论”所认为的那样：无论面对什么样的历史性实情和社会现实，任何民族和国家无一例外地要延续和复制西方现代化道路和资本主义文明样式。诚如艾森斯塔特所说，现代性不等于西化，现代性的西方模式不是唯一“真正的”现代性，欧洲或西方的现代性实际上只是多元现代性的一种形式。（参见艾森斯塔特，第38、105页）像西方现代化不具有普适性，有其历史性限度一样，资本主义文明也有其历史性限度以及被“未来社会文明形态”超越的必然性。因此，我们在吸取资本主义文明的积极成果与超越资本主义文明本身之间必须保持一种必要张力，坚持历史辩证法，坚定对人类文明新形态的自信。人类文明新形态是在中国式现代化的历史性实践中创造出来的。中国式现代化是一种历史必然性选择，而不是主观任意的选择。党的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尤其是新时代十年党和国家事业取得的历史性成就、发生的历史性变革表明，中国式现代化历史地具有其内在规定性，也因此决定了它创造和展开的人类文明新形态具有区别于资本主义文明形态的基本性质。第一，中国式现代化的可能性恰恰在于它的道路和模式的“中国特色”，在于走西方现代化道路的不可能性。在马克思的现代性批判和文明形态观的意义上说，正如现代化有多种道路和模式一样，现代文明也有多种形式，虽然中国式现代化所创造和展开的人类文明新形态与资本主义文明形态都属于现代文明形态，这两种现代文明形态尤其是在物质文明层面有共同特征，比如，都重视生产力和科学技术的发展，但是，人类文明新形态与资本主义文明形态有着根本区别。因此，那种认为人类文明新形态可以完全纳入资本主义文明的轨道和范围的观点，只是一种“假定历史”的意识形态幻觉，是一种停留在所谓“文明道路”的抽象原则的主观思想和教条主义，其主要症结是：脱离人类文明新形态的生成所具有的“历史的本质性”“社会现实”“实体性内容”，其要害是：“思想”与“事物自身”被设定为无限的分离，“应当”与“现实”被设定为外在的无限对立。（参见黑格尔，1980年，第77、44-45页）马克思对这种抽象原则的主观思想和教条主义进行了深刻批判，认为它会给自己过多的“荣誉”，同时也会给自己过多的“侮辱”，因此，他坚决拒斥那种“一般发展道路的历史哲学理论”。（参见《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3卷，第466页）第二，由于中国式现代化是在全然不同于西方现代性的历史性实情、社会现实、社会制度、基本国情中创造出来的；也由于中国式现代化历史地、必然地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马克思主义建立起本质的联系，因此，由中国式现代化所创造的人类文明新形态不是抽象空洞的形式，而是历史地、必然地获得了其社会主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性质，因而具有具体的内涵、特征和本质要求。第三，中国式现代化不仅仅是在中国的历史性实践基础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马克思主义决定性推动的结果，而且也是在独特的中华文明基础上开展出来的。中国式现代化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现代化”，“更有基于自己国情的中国特色”（习近平，第22页），这不仅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马克思主义直接相关，而且与中华民族的历史文化传统相关。由中国式现代化所创造的人类文明新形态不是无根基的文明形态，相反，它植根于中华文明，并具有由其塑造出的中国特色。在这个意义上说，人类文明新形态的呈现和展开既离不开马克思主义同当今中国式现代化的具体实际相结合，又离不开马克思主义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因为如果没有这“两个结合”，那只可能是以资本为中心的资本主义文明，绝不可能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文明形态。人类文明新形态是由中国式现代化创造出来的，前者也是后者的本质要求和必然成果，因此，我们可以揭示人类文明新形态的基本性质：其一，它是由中国式现代化，即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创造和展开的人类文明成果，是本质上区别于资本主义文明形态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文明形态，是扎根于中国式现代化的历史性实践、凝聚着中国人的智慧和创造精神、吸取了现代文明的积极成果、能够引领和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现代文明形态。其二，它是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建立起新型连结的文明形态。这就是说，人类文明新形态既不是局限于固有的、现成的中华文化传统之中，又不可能与这一传统割裂历史传承关系；它既植根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又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在当今中国的历史性实践中发生了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的文明成果。其三，人类文明新形态尽管还不是未来社会即共产主义社会的文明形态，但是它在理念的现实展开和未来的拓展方向上已经趋向于马克思所筹划的未来社会文明形态。由此可见，中国式现代化创造和展开的人类文明新形态标志着对资本主义文明本身的批判性脱离，是对资本主义文明无法打破自身限度的根本性超越。人类文明新形态正在处处展现出超越资本主义文明本身的特征和态势：在“共同富裕”“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相协调”“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和平发展道路”“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等中国式现代化的基本特征、本质要求和重大原则中都展现出了这种特征和态势。概括说来，与资本主义文明形态相比，人类文明新形态具有如下基本特征，这也是其优势所在。人类文明新形态具有“协调性”特征。如何实现现代文明的协调发展是人类面临的难题。中国式现代化是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相协调的现代化，是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因此，它创造和展开的人类文明新形态吸纳了现代文明的积极成果，同时又避免了资本主义文明二元对立的弊端；人类文明新形态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了中华优秀文明成果，恪守“天人合一”“厚德载物”“讲信修睦”“亲仁善邻”“协和万邦”“和谐共生”等文明理念，破解了资本主义文明的难题，处处展现出“协调性”的特征和优势。人类文明新形态强调“物质富足、精神富有是社会主义现代化的根本要求”“物质贫困不是社会主义，精神贫乏也不是社会主义”“促进物的全面丰富和人的全面发展”；强调“人与自然是生命共同体”，“坚定不移走生产发展、生活富裕、生态良好的文明发展道路，实现中华民族永续发展”。（参见习近平，第22-23页）人类文明新形态具有“人民性”特征。这一点固然是由马克思主义的人民立场、党的根本宗旨、人类文明新形态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性质决定的，同时也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直接相关。韦伯认为，中国伦理在自然成长起来的“个人联合体”的天地里发挥了最大的动力作用（参见韦伯，第288页）；詹姆逊认为，中国社会具有一种“集体力量”，“如果集体力量找到保存、发展自己的方式，这将是一股无比巨大的力量”（王逢振主编，第363页）；费正清认为，中国社会是“有限制的个人主义形式”（费正清，第69页）。因此，中国的社会历史现实和文化的基本精神中的“个人联合体”“有限制的个人主义形式”“集体力量”，有利于形成和实现“人民性”“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共同富裕”等文明理念。“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和“人民性”是人类文明新形态的显著特征，也是与资本主义文明形态相区别的根本标志。诚如习近平总书记所说：“我们坚持把实现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作为现代化建设的出发点和落脚点，着力维护和促进社会公平正义，着力促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坚决防止两极分化。”（习近平，第22页）人类文明新形态具有“创造性建设”特征。资本主义文明具有“创造性破坏”的特征，诚如齐格蒙特·鲍曼所说：西方现代性是一种不可遏制的向前行进，“这倒不是因为它希望索取更多，而是因为它获得的还不够；不是因为它变得日益雄心勃勃、更富冒险性，而是因为它的冒险过程已日益令人难堪，它的宏大抱负也不断受挫。之所以这一行进仍须继续下去，是因为它到达的任何一处地方都不过是一临时站点。没有一处地方特别令人垂青，也没有一处地方会比另一处地方更为理想”（鲍曼，第17页）。人类文明新形态具有“创造性建设”的特征，它在发展途径和现代化推进方式的选择上，“始终从国情出发想问题、作决策、办事情，既不好高骛远，也不因循守旧，保持历史耐心，坚持稳中求进、循序渐进、持续推进”，坚持实现高质量发展，牢牢把握五个重大原则即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坚持深化改革开放，坚持发扬斗争精神，“坚定信心、锐意进取，主动识变应变求变，主动防范化解风险”。（参见习近平，第22、26-28页）人类文明新形态具有“和平主义”特征。这是因为它是以社会主义为定向的，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文明形态，反对霸权主义，坚守和平发展道路是其本质规定和必然要求；还因为人类文明新形态赓续了中华民族源远流长的和平主义传统。诚如韦伯所说：中国一直以来没有海外殖民关系，“向海外扩张的限制”是“中国社会一般的政治与经济特点的后果”，因为儒教理性本质上具有和平主义特征，它的理性的伦理把人与现世的紧张关系减少到“最低限度”，对待地上事物采取一种“不偏不倚的立场”，因此，和平主义的儒家伦理天生厌恶军事势力，或者不理解这类势力。（参见韦伯，第158、280、191页）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与西方主体性哲学的基础和路径有着根本性差异，主体性哲学是资本主义文明的哲学基础，它必然具有二元对抗性，而这种二元对立性对于中华文明传统而言是难以理解的，也是不可能发生的。人类文明新形态以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为滋养，是非对抗性的，它追求“文明共在”，尊重文明“他者”,秉承中国与世界统一发展的文明理念，不仅仅关注中国的现代化建设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而且关注世界和人类整体的进步。人类文明新形态具有“未来性”特征。它是一种具有“文化可塑力”并把握了人类进步和文明发展大势的文明新形态。尼采所说的“文化可塑力”是一种文化不会“被过去和外来的东西压倒”、具有“增加并丰富了自己继承到的珍宝”、创造“新的、更美好的事物”的能力。（参见尼采，第133-135页）“文化可塑力”是衡量一种文明形态是否具有“未来性”的重要标准，因为它是关乎文化生命和“新事物的诞生”的创造能力，是在历史性、现实性和未来性之间建立历史连续性的能力。资本主义文明日益陷入困境，缺乏“未来性”和“文化可塑力”，诚如伊格尔顿所说，资本主义内在逻辑的稳定性决定了，它恰恰没有能力创造一个与现实完全不同的未来。（参见伊格尔顿，第15页）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不忘历史才能开辟未来，善于继承才能善于创新。”（《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2卷，第313页）人类文明新形态不仅立足于当今的中国式现代化的历史性实践，而且关注中国的历史和文明传统，关注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之未来奋斗目标，实现了历史性、现实性和未来性的统一，引领时代和世界潮流，具有强大的“文化可塑力”。[1]艾森斯塔特,2006年：《反思现代性》，旷新年、王爱松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鲍曼，2003年：《现代性与矛盾性》，邵迎生译，商务印书馆。[3]伯尔基,2007年：《马克思主义的起源》，伍庆、王文扬译，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4]费正清，1999年：《美国与中国》，张理京译，世界知识出版社。[5]海德格尔，2000年：《路标》，孙周兴译，商务印书馆。2004年：《林中路》，孙周兴译，上海译文出版社。2018年：《海德格尔文集：演讲与论文集》，孙周兴译，商务印书馆。[6]黑格尔,1980年：《小逻辑》，贺麟译，商务印书馆。[7]加达默尔,2004年：《哲学解释学》，夏镇平、宋建平译，上海译文出版社。[8]马克思，2004年：《资本论》第1-3卷，人民出版社。[9]《马克思恩格斯全集》,1995年、1998年、2002年，人民出版社。[10]《马克思恩格斯文集》，2009年，人民出版社。[11]《马克思恩格斯选集》，2012年，人民出版社。[12]尼采，2020年：《历史的用途与滥用》，陈涛、周辉荣译，刘北成校，上海人民出版社。[13]王振逢主编，2004年：《詹姆逊文集》第1卷，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4]韦伯，1995年：《儒教与道教》，王容芬译，商务印书馆。[15]习近平，2022年：《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而奋斗——在中国共产党第二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人民出版社。[16]《习近平谈治国理政》，2017年，外文出版社。[17]伊格尔顿，2011年：《马克思为什么是对的》，李杨、任文科、郑义译，新星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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微信编辑：杨慧宇
文章来源：《哲学研究》2023年第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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