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4年考古工作者首次在今琼海市潭门镇草塘村委会上教村渔民世家、老船长苏德柳家里发现《更路簿》，引起国家和学界的关注。1980年开始，我国外交部就将海南渔民的《更路簿》作为中国渔民最早发现、最早命名、最早开发经营和管理南海诸岛的有力证据。特别是在2016年的南海仲裁案中，多次围绕海南渔民的《更路簿》展开辩论。因为苏德柳的《更路簿》是迄今所知海南渔民南海海道针经中发现时间最早，也是抄写或形成时间最早的本子之一，对海南渔民的《更路簿》的产生或传抄产生过重要影响，探讨苏德柳《更路簿》（以下简称“苏本”）的形成年代、怎样形成及文化内涵等问题，有助于加深对我国南海文明的理解。 

1．罗盘针位技术的发展与应用 

众所周知，将水罗盘用于航海是我国宋代的著名发明，开启了世界航海史上的大帆船航海时代。又经过了上百年的航行知识和经验的积累，我国已经将南海区分为20个左右的海区并逐一命名，也由“天”逐步发展到用“里”来计算航程。如成书于1225年的《诸蕃志》在记载从泉州开往阇婆国（今印度尼西亚爪哇岛一带）时说：“泉州为丙巳方，率以冬月发船，盖藉北风之便，顺风昼夜月余可到。”这里的“丙巳方”显然是指泉州在罗盘上的针位为丙（165°）和巳（150°）之间的针位。元代“周达观《真腊风土记》首载由温州通南海的海道针经，是为世界上第一部用罗盘干支法表示的针路记录，成为明清大量海道针经的先驱”。该书记载的“自温州开洋，行丁未针”中的“丁未针”，即是指罗盘上的“缝针”针位。 

明初在福建沿海一带《海道针经》之类的书已在民间广为流传，相互传抄。虽然名称各异，有的称《洋更》、有的称“针谱”或“针簿”等，但都是舟师用于航海的指南。如永乐元年（1403）“奉差前往西洋等国开诏，累次校正针路、牵星图样、海屿水势山形图画一本。山为微簿”。郑和七次下西洋时绘制的《郑和航海图》十（左半部分）的文字“大星尖：用丹寅针，十五更船，平南澳山”，已经具备了始发地——大星尖、针位——丹寅针、航程——十五更、终点——南澳山等《更路簿》中的四个基本要素。明代还有“海行之法：六十里为一更，以托避礁浅，以针位取海道”。既然有了“海行之法”，说明其已经上升为舟师航行时共同遵守的规则。 

刊刻于明代嘉靖十六年（1537）的《渡海方程》被称为我国“最早刊印的完整针书，故后世《顺风相送》《指南正法》均由此一脉相承”。《渡海方程》的“针路”经过了官方或文人的整理、综合、总结，句式稳定、规范，我国的海道针经由此进入官方和民间并存的时代。此时，在针位方面，除了大量使用单针和缝针外，又出现了使用对坐针位；在句式方面也向着只记载始发地、针位（航向）、航程（更路）和终点的“条”句化发展。对于以前“山形水势”的记载明显减少，表明我国舟师对沿途经过的航线和地名已非常熟悉。 

明末清初又出现了“兼针”（兼线）技术的罗盘针位表述，使我国帆船时代罗盘针位度数进一步精确，也是由古代舟师发明的罗盘针位应用的最后一项重要技术。“兼线”技术之后，随着比例尺海图在民间的广泛使用和我国航海事业的衰落，再也没有出现大的技术进步。所以，这一罗盘针位发展的节点也是判定该《更路簿》形成时代的重要依据之一。 

约成书于明万历二十一年（1593）的《顺风相送》只出现一次“对针”的记载，写在《琉球回福建》篇：“用辰戌，十二更……”向达先生认为“原本辰戌不合罗经定位之理”，刘义杰先生称尚处在“萌芽期”。成书于清初康熙年间的《指南正法》一书中不仅大量出现了对针的使用，而且还有“兼×线”的针位记载，由此专家认定，我国对罗盘使用中的“兼线技术”最晚出现在明末清初。 

“苏本”第四篇中大量使用了对坐针、转针和“兼”或“加”几线的记载，如第1段有“大洲与外罗丑未加乙线丁，弍拾更”。这里的“加乙线”意思为向未（210°）方向行驶，向丁（195°）偏乙线（即一线）。在其他地方又有“加二线”“加三线”的记载。“兼线”技术就是在缝针之外再加几条线，最多只能加四条线，每条线等于1.5°。如果加五条线就和旁边的针位重合。所以，海南渔民《更路簿》中从无超过“四条线”的记载。 

“苏本”《驶船更路定例》（以下简称《定例》）篇中尚无“兼线”技术的应用，而在同书其他篇中就可以看到较多使用“兼线”技术。因此，无论是从罗盘的针位技术发展，还是从逻辑推理、海南渔民的传说等方面分析，海南渔民《更路簿》的形成，最早不会在明代中期以前，而应当在此之后。 

2.《驶船更路定例》形成于明末的证据 

我们将苏德柳《定例》篇的部分条文，与成书于1593年的《顺风相送》及成书于明万历四十六年（1618）的《东西洋考》本子进行比较研究后，就可以看出苏氏《定例》篇抄写于明末的证据。 

《顺风相送·定潮水消长时候》：“船到七州洋及外罗等处，过此数日水醒，看风斟酌。船身不可贪东，东则无水扯过西……船身若贪西，则海水澄清，有朽木漂流，多见拜风鱼。船行正路，见鸟尾带箭是正路。船若近外罗，对开贪东七更船便是万里石塘，内有红石屿不高……若船七州洋落去贪东七更，船见万里石塘，塘似船帆样，近看似二三个船帆样，可防牵船。” 

《东西洋考·水星水醒》：“凡船到七洲洋及外罗洋，值此数日斟酌。船身不可贪东，宜扯过西……凡行船，（不）可探（贪）西，（西则）水色青，多见拜浪鱼。贪东则水色黑，色青，有大朽木深（漂）流及鸭鸟声，见如白鸟尾带箭。此系正针足（路），近外罗对开。贪东七更船，便是万里石塘，内有一红石山不高。” 

苏德柳《更路簿·驶船更路定例》：“如船外罗东过，看水醒三日，且看风面。船身不可贪东。前此舟近西，不可贪西。海水澄清，并有朽木飘（漂）流。浅成挑（桃）。如见飞鸟，方正路。舟过外罗七更，是长线（沙）……连石塘内……或到七洲洋中，见有流界几分，即是南亭门。”　　

我们通过上述三段的比较可以清楚地看出，《定例》简直是《顺风相送·定潮水消长时候》和《东西洋考·水星水醒》的翻版。无论是语句用法，还是更数、针位、对自然现象的描述等方面都格外一致，重复率几达60％以上。尤其是“海水澄清”和“朽木漂流”之句，专家指出“‘海水澄清’可能是长期存在的自然现象，但‘朽木漂流’就难以延续数百年，可见三者之间是互相传抄的”。这就是海南渔民《更路簿》形成于明代的最直接的证据。 

《顺风相送》和《东西洋考》等记载格外的一致，说明明朝末年在福建沿海一带有这样的海道针经广为流传，大家又相互传抄，以至于后来抄写的错讹之处较多。如《东西洋考·水星水醒》的一段如果不与《顺风相送》比较的话，就很难读懂句子。显然抄写人并非是舟师。 

如果我们拿苏德柳《定例》与《指南正法·序》中的记载比较，也可以看出两者之间的相似之处：如《指南正法·序》记载：“凡船到七洲洋及外罗……西则海水澄清，朽木漂流，多见拜风鱼。贪东则水色黑青，鸭头鸟成对，惟箭鸟是正路……若过七洲，贪东七更，则见万里长沙，远似舡帆，近看二三个船帆。”那么，苏德柳的《定例》是否抄自于《指南正法》呢？答案是否定的。因为《指南正法》的成书年代在清康熙二十三年（1684）以后至18世纪初，并且大家公认的观点是《指南正法》的条文抄写于《顺风相送》。但《指南正法》对《顺风相送》的许多地方抄错了，而《定例》却没有抄错；有的地方《定例》抄错了，而《指南正法》并没有抄错，说明这两者之间没有传抄关系。如苏德柳的《定例》将“舟过外罗七更”后的“长沙”就误写成了“长线”，南海诸岛没有此地名，显然是抄写之误。“长沙”在宋元时期的史书中多写作“千里长沙”或“万里长沙”，多指今西沙群岛；《指南正法》中将“近看二三个船帆”归为万里长沙（指今西沙群岛），又将“内有红石屿（指今西沙群岛的石岛）不高”归为万里石塘，同一个地方有两个地名，显然是《指南正法》有误，而在《定例》中则写成“七洲洋”或“七峙”是对的。 

1.海南渔民远赴南海诸岛渔业生产

海南渔民何时前往西沙和南沙群岛航海捕鱼，史书没有明确记载。按逻辑推理，应该先在海南岛近海捕鱼作业，然后才向深海和远海航行，即先在海南岛附近，然后航行至西沙群岛，再航行至南沙群岛。西沙距海南岛最近的榆林港约180海里，在遥远的南沙捕鱼没有《更路簿》之类的航海指南是不可想象的。因此，海南渔民经常性前往西沙和南沙群岛航海只能是在宋代水罗盘用于航海之后。 

据《眉山堂·苏氏族谱》记载，迁琼始祖苏恺于明代成化四年（1468）从今海口市迁居会邑（今琼海市）。明末清初苏氏先祖又迁居凤头村“置庄创业”。至第六代祖苏元仕在清嘉庆三年（1798）52岁时“溺海”而亡，以后又有苏德柳的祖父苏伟德“卒在海中”（约在道光年间）。一般情况下海南渔民只有在前往西沙和南沙群岛从事渔业生产活动时，才有亡于海的记载，而在远海和深海航海必须有《更路簿》作指南，因此苏德柳的祖辈在西沙和南沙群岛航海的历史至少可以推到清嘉庆三年（1798），也就是说，“苏本”的第一、二篇至少在清嘉庆三年以前形成，以后使用延续至20世纪70年代。

2.苏德柳祖辈在航海中取得的成就 

我们说这两篇是海南渔民世代在西沙和南沙及各岛礁之间航海经验的总结，而非抄自其他地方的更路条文，主要是因为“苏本”第一篇篇首记载了“从大潭港出发”驶往“东海”（西沙群岛），然后又往南沙群岛的更路。 

“苏本”的这两篇记载了海南渔民从琼海市大潭港始发到西沙群岛及各岛礁之间的更路30条、海南渔民用方言命名的地名17处，占1983年我国公布的标准地名52个之中的33％，占海南渔民《更路簿》中的地名命名40个之中的43％；第二篇记载了海南渔民从西沙群岛的蓬勃礁（渔民称为三圹）驶往南沙群岛的双子礁（渔民称为双峙）及南沙各岛礁之间的更路116条、地名67处，占1983年我国公布的标准地名193个之中的35％，占海南渔民《更路簿》中的地名命名84个之中的80％。另有80多个作为“当地渔民习用名称”，苏德柳《更路簿》中的命名绝大多数名列其中。 

“苏本”对西沙群岛的永乐和宣德两大群岛的多数岛礁都有记载，特别是对永乐环礁的各个岛礁记载尤为详细。这些岛礁既是我国南海海上丝绸之路的传统航线，也是海南渔民在西沙的重要捕鱼区域。在记载从西沙到南沙的航线中，论述了从西沙的三圹（浪花礁）和白峙仔（盘石屿）到达“北海”（南沙群岛）的双峙（北子岛和南子岛），共两条航线。到形成于清末的彭正楷《更路簿》中已经有7条从南沙前往南洋的更路。 

南沙群岛被称为世界上最危险的海域，岛礁和暗沙众多，由北而南形成双子、中业、道明、郑和及九章等五大环礁，在每个环礁上都有若干个岛礁。“苏本”第二篇不仅沿着这五大环礁向东、西、南分成三大区作业线（即最佳航路），还在一些重要的岛礁上形成了生产基地。如在南沙群岛116条更路中，来往黄山马（太平岛）的有9条、六门（六门礁）8条、铁峙（中业岛）和双门（美济礁）各7条、五风（五方礁）6条、红草（西月岛）和刘牛刘（大现礁）各5条等，这些岛礁多是渔民的住岛和集中地。 

3.《更路簿》的“条文”化 

我们从福建等地的《针路簿》和海南渔民的《更路簿》比较中可以看出，前者记载有较多的“山形水势”，而后者已完全条文化，即将每一条更路按照“条文”的形式，逐条展开，前后有序，句式精炼，上下条文之间非常醒目，且有一定的连贯性。每一条都由始发地、航向（罗盘上的针位）、航程（更数）和终点等四个基本要素组成。最少的一条只有几个字，最多的十几个字。这是帆船时代所有海道针经中最简洁的句式，既表明这是潭门渔民自己的航海经验总结，而非抄自其他地方的更路，又证明了这是繁荣时期（清同治至民国）《更路簿》的标准句式特征，他们对每一条更路都经过了长期探索和实践检验，证明是正确的，故在篇目写上“立”（确定、成立之意）字。 

4.苏德柳《更路簿》对其他海南渔民的影响 

因“苏本”的形成时间较早、内容记载较全、航向和航程记载较准确等原因，成为海南渔民《更路簿》相互传抄的重要源头之一。如苏承芬与苏德柳是同村、同宗，虽然在年龄上苏德柳比苏承芬大许多，但按辈分苏承芬是苏德柳的叔辈。苏承芬家的祖传《更路簿》无论在篇目设置、名称，还是条目内容等方面都与苏德柳的相同，可见是一个来源，只不过苏承芬家的祖传《更路簿》“补充增加的内容是：第一篇最后增加一条；第二篇中间处增加一条；第二篇最后增加六条”。潭门镇南截坡老船长王国昌的抄本《顺风得利》也是记载西沙和南沙更路最多的本子之一，记载了西沙更路42条，南沙更路220条、地名76个。王国昌的《东海更路》第1至第5条，除与“苏本”的几乎完全相同外，在一些句首还有“此条准”三字，显然是他自己在经过实践检验之后证明这条是准确无误的，才作为自己的标准更路。正是在潭门一带大家的相互传抄和各自的实践探索，终于在清代嘉庆道光至光绪年间达到了《更路簿》的昌盛时期。 

1.南洋航海成就 

“苏本”的第四至第八篇是从海南岛驶往西沙群岛、南沙群岛和南洋的更路。其中仅南洋更路就有196条，记录我国南沙群岛以外地名111个。从这些地名可知，“苏本”既吸收有我国历代航海家的成果，又有自己和祖辈的航海成就。 

众所周知，明初永乐三年（1405）至宣德八年（1433），郑和率领庞大的船队七次下西洋，每一次都从海南岛东部沿海驶向东南方向，经外罗山（今越南广东群岛）、占婆岛（今越南中部海岸）、新洲港（今越南归仁港）、大佛灵山（华列拉岬）、昆仑山（今越南南部昆仑岛）等重要岛屿、望山和港口，沿着泰国、菲律宾等近海海岸向西航行，直到马六甲海峡、苏门答腊岛和马来半岛东岸，几乎包括今整个东南亚国家，故有人称其为“东南亚航道针经”。在“苏本”的第四至八篇更路中，有37个地名和《郑和航海图》的重要地名同名。与成书于明代的《顺风相送》记载的地名重复更多，约有49个；与成书于清初的《指南正法》书中的地名重复的仅有44个。将这几种更路和地名相比较，就不难看出海南渔民走的正是郑和下西洋的主航线。 

2.海南渔民的航线特征 

我们知道，在南海上航行的船只主要有商船、运输船、军舰和渔船等，这些船只因目的和作用不同，其航线和行驶的海区也不同。海南渔民因从事渔业生产，航线呈网状，纵横交错，但都有主要岛礁作为住岛和停靠点，待捕鱼结束后，也将珍贵的公螺集中在一条或两条船上拉往新加坡（开埠后）出售，然后再换回所需要的生活用品。这样，海南渔民记载的航线主要是从海南岛驶往西沙和南沙群岛及各岛礁之间的更路，再通往越南东部海域到新加坡的航线。但海南渔民是在这些海域从事渔业生产作业的，不是仅仅通过而已。所以，除了这些重要的望山、航标之外，还有一些横向的岛礁记载，并形成了以某一岛屿为中心、向四周辐射的更路。如第四篇第6段仅从昆仑岛到周围岛的更路就有10多条，其他篇以真磁为中心的更路也有10多条。这是海南渔民在这些岛屿从事捕鱼作业的需要，“覆盖了整个东南亚海域，形成了一个巨大的商业网络”。而《郑和航海图》和《顺风相送》所载越南南部至泰国的更路是“大昆仑山→小昆仑山→真屿→大横山→小横山→笔架山→竹屿→暹罗”，呈“递航”式的线路，这是海南渔民航线与经商或运输船舶航线的明显区别。正如曾昭璇等人所说：海南渔民的“不少抄本更路簿只记东海（西沙群岛）、北海（南沙群岛）更路，而下（南）洋、回程更路只记一二条或不抄录记下了。可以说这是一本渔民《更路簿》了”。海南渔民回来时，便不再经过南沙群岛，而是从越南东部海域直往海南岛。所以“苏本”中很少记载返程更路，而《顺风相送》和《指南正法》多有返程航线。 

3.“苏本”的句式特征 

“苏本”第三篇以下语句基本格式是：两地之间在罗盘上的对针针位＋航程更数＋打水多少托＋山形水势＋需要提醒的注意事项。这与《顺风相送》的句式结构相同或近似，如“苏本”4.9篇记载：“真磁与假磁，巳亥对，离有三更远，打水十八托……外过打水二十五托，是泥地。”《顺风相送》在大量记载南海岛屿“山形水势”的同时，却对“更数”的记载较少。于是有专家认为“他们并非真正的‘针路’”。曾昭璇等专家也认为：“苏本”是“显示航海更路簿和渔民更路簿的结合”。 

“苏本”有大量“山形水势”记载，其抄写痕迹仍然可见。如“苏本”4.6篇写作“昆仑一更开，以丑未十七更，（取）真磁林卿浅”。《顺风相送·各处州府山形水势深浅泥沙地礁石之图》则为：“用单坤针，取昆仑。下防浅，名叫林郎浅。”“林卿浅”明显是“林郎浅”抄写之误。又如将有暗沙和沙滩的地方称为“有浅”等都是来自福建一带的习惯用语，在“苏本”第四及以后的数篇还有保留，而在后来海南渔民其他《更路簿》里是没有的。所以，笔者认为，“苏本”第四及其后的数篇也应和《定例》一同抄写，正如曾昭璇等人所说：“《苏本》记广东到印尼各地更路，当本于明代各洋更路的本子。”但其中也经过后世的补充和修改，有些甚至还是不成熟的条文。 

4.闽南方言和术语特征 

“苏本”第四至八篇中保留有许多浓重的闽南方言用语，时间越往后发展，闽南方言的影响已基本不见。如： 

（1）为妙

这是《顺风相送》和《指南正法》中的常见用语。如《顺风相送·新村爪哇至瞒喇伽山形水势之图》：“五屿：在外抛船，妙也。”《指南正法》：“船在北边入，不可南边过，为妙。”在苏德柳的《定例》篇中尚有两处分别为“妙”“为妙”，第四篇及以后基本不见此用语，后来海南渔民的其他《更路簿》更是不见此用语。 

（2）取

《顺风相送》里常用此字。如《福建往暹罗针路》篇：“用坤申针，三更船，取南澳山，外过。”在汉语里，“取”为趋、向着的意思，在航海中是船向着某目标航去。“苏本”的第一、二篇则不再用“取”字，而是用“收”字（“收”即停泊收帆之意），但第四篇随处可见“取”字，如“用单未，四十更，取地盘仔”。从“取”到“收”字的术语变化反映出由闽南向海南方言的演变。 

（3）用×更船

这是《郑和航海图》和《两种海道针经》常用的术语，如从交趾返回福建，用“十五更船，取黎母山”。海南渔民在口语中还经常使用“一天算12更船，后船看不见前船桅顶的路程为一更，大约一更合10浬。一天可开五更船”。在《更路簿》里已不见此用语。 

（4）对坐

“苏本”的第四至第八篇在记载两地之间的针位方向时，常使用“对”或“对坐”。专家认为这是海道针经中明代中期出现的一种新针位，即对坐针位。后来海南渔民的《更路簿》还有“对”的使用，但“对坐”已经消失。 

（5）平

专家认为：平“为针路的常用术语，指船身与目标横向相对”。闽南方言有的用在针位之后，表示与针位的直线持平，有的用在“几更船”之后，表示与“几更船”平，是“正好”的意思。如《顺风相送·广东往磨六甲针》记载：从南亭门放洋，用“坤未针，七更船平，独猪山”。有人将“平”字之前用逗号隔开，成了“平独猪山”就无法理解。“苏本”的第四至八篇还偶然见到有“平”字的使用。 

5.正在形成和探索的更路 

从“苏本”的第四至第八篇分析，有的条文并不成熟，可能是正在探索和积累之中；有的条文像航海日志，多有对岛礁的山形水势提醒、注意之类。如第八篇中就有第1、2、10条和4.1篇中的第15、17条及4.6篇中的第18条在始发地、终点方面重复，但使用的罗盘针位和更数都不一样，说明第八篇是苏德柳本人或其祖先正在形成和探索的更路。 

1.对祖传《更路簿》的抄写 

海南渔民多为船长世家，他们祖传的《更路簿》通常是祖辈在南海诸岛航海的经验总结，甚至是用生命换来的宝贵知识，视为祖传秘本，像传家宝一样一代一代传给子孙，每一代也都会有多次的传抄。后人在使用《更路簿》导航时不断地将新探索的更路写进条文，抄写时也会将上次的航海记录和自己的验证结果写入。这样，因为经过了多少代的抄写，已很难确定其抄写年代。 

2.对别人《更路簿》的抄写 

海南渔民的多数《更路簿》都有互相传抄的情况。如文昌东郊镇良山村陈永芹的《更路簿》系抄自文昌铺前镇七峰村蒙全洲的。苏承栋在文昌清澜港抄写的《驶船更路定例》也属此类。这种抄写往往有明确的来源和抄写时间。 

海南渔民在抄写别人的《更路簿》时，并非照单全抄，而是根据自己航海区域和航线的需要抄写，还要经过自己反复验证，才是他们正在使用的本子。如上述王国昌的《更路簿》在许多条文上都有“此条准”字样，就说明了该本《更路簿》在抄自别人后，又经过了他的亲身验证，已经证明这条更路是准确无误的。 

3.正在使用的《更路簿》抄写 

海南渔民的《更路簿》不像《顺风相送》和《指南正法》那样是用来收藏的，有明确的形成年代。迄今我们调查发现的都是正在使用的本子，也需要经常性的传抄。这是因为他们出海时通常都将《更路簿》随身携带，随时翻阅指导航海，难免会遇到海水浸泡、潮湿、损坏等，都必须随时重抄。另外，渔民在航海时探索出新的航线和地名，需要随时记录或默记于心，回来后就需要抄写下来。据笔者调查，基本上平均十几年都要抄写一次。这样，经过了几代人的传抄、修改、补充和完善条目，下一次抄写时就会把上一次的补充内容混在里面，便成了此次的正式文本。 

笔者曾经调查到两位职业抄写者，都上过私塾、毛笔字写得比较好。不同时期的抄本因抄写人的习惯、文化程度等各方面的差异，不仅表现出抄写的字迹、风格不同，而且对岛礁的名称写法也不一样。如“苏本”第一篇第2条玉琢礁写作“二圈”，而在第20条则写为“二圹”。“圹”字实际是“筐”字的别写或误写，表示像箩筐的“圈”一样。在第二篇第62条榆亚暗沙写作“深圹”，而在第65条又写成“深圈”。 

所以，多数海南渔民的《更路簿》既有祖辈几代人航海经验的总结，又有现代人的航海成果，以往专家将“苏本”笼统地定为明代或清代都是不科学的，应该区分哪些是祖辈传下来的，哪些是后人积累的，哪些又是抄写别人的。 

1.苏德柳《更路簿》的形成时代及成因 

苏德柳《驶船更路定例》篇形成于明代中期以后至明末，是抄自福建一带的舟子用本；第四篇及以后各篇亦为苏德柳父亲苏承栋1921年同时抄写，但经过后人补充、修改；第一、二篇是苏德柳祖先、祖父、父亲及其本人总结和使用的《更路簿》。海南渔民帆船时代的《更路簿》常常包含有祖辈几代人、经历了多年（甚至上百年）在南海诸岛航海及从事渔业生产的经验积累和总结。 

2.海南渔民《更路簿》的本子相互传抄 

这里既有对祖辈抄本的传抄，也可能是从别的地方抄来，更多的是对自己航海经验的总结。在经过几次抄写之后，多数内容已经变样，就很难区分出哪些内容出自自己实践经验的积累，哪些来自祖先或别人的本子。 

3.海南渔民长期在我国南海诸岛航海的贡献

大量的文献和实物资料证明，海南渔民至迟在明朝末年已经在西沙、南沙群岛至中南半岛、南洋群岛航海，从事渔业生产或进行运输、商贸活动。他们在世世代代的航海中发现了这些岛礁和海区，探索或开辟了从海南岛东部海域到西沙、南沙群岛至南洋及各岛礁之间的航线，每发现一座岛礁，便给它命名。在《更路簿》中有130多个岛礁和海区由此命名，创造了全世界独一无二的南海诸岛地名命名系统。这不仅是对我国南海地名命名的贡献，也是对人类海洋文明的贡献。 

4.苏德柳《更路簿》在我国南海诸岛航海的贡献 

在苏德柳的《更路簿》中有大量的用罗盘针位的对针、转针、缝针和兼针的应用，尤其是“兼针”技术在《更路簿》中的频繁使用，不仅反映了海南渔民使用罗盘航海的熟练程度，也证明了海南渔民使用罗盘针位的精确程度。海南渔民能够持续不断地几百年在南海诸岛航海和从事渔业生产，主要靠的是造船和航海技术、天文地文知识以及与大海搏斗的精神，这是中华民族所独有的。

本文原载于《社会科学战线》2020年第5期

责编|于凌

网编|陈家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