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陶渊明作品中写意性地名的文化含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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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陶渊明的诗文创作中，许多都有涉及到具体的地名，其中有的属于写实性地名，代表的只是地理意义上的符号，有的则属于写意性地名，这些地名不单纯是一般意义上的地域概念，而是和诗人的个人情感与文化理念密切相关的诗歌意象。考察陶渊明作品中写意性地名意象的文化含义，对还原一个完整的陶渊明形象和勾勒完整的诗人心路历程都不无裨益。
关键词：陶渊明；写意性地名；文化含义
在一些优秀诗人的笔下，诗文中的地名不仅为叙事、写景所需，它们会被诗人赋予独特且深厚的文化含义，从而使诗歌的审美效果得到很好的提升，这就属于写意性地名，当这些地名出现在文学作品中，往往能升华出超越地名本身所指的独特意义。陶集中许多作品都有涉及写意性地名，这些地名意象与陶渊明的人文思想息息相关，是鲜有人关注的一个角度。考察陶渊明诗文中写意性地名的文化含义，不仅可以从一个新的维度观照陶渊明的创作理念，更可以进一步品味诗人寄予作品中的超越人世之情、建功立业之意和归隐田园之心。
饱含超越人世之情
翻阅陶集就会发现，诗人的许多作品都有提到一些具体的地名。这些具体的地名，有的是确有其地，有的却是神话传说中的地方，在陶集中屡次被提及，见表１。
陶渊明的诗向来以 “平淡自然” 著称，而他本人更是因其对生死看淡，甚至是无畏的态度被后世所景仰，“有生必有死，早终非命促” “死去何所道，托体同山阿”“纵浪大化中，不喜亦不惧”都体现着陶渊明对生死通透的思考。陶诗中频繁提到神话传说中的地名和修仙处所，是因为他对远古神话中的长生世界心存向往么？这又和他看透生死的宇宙观是矛盾的么？
其实并不矛盾，陶诗中多次提及神话传说中的地名，恰恰展示的是诗人对好道游仙的驳斥和自己的超越人世之情。《归去来兮辞》是陶渊明辞彭泽令归田之初所作，是最具代表性的，最能体现作者生活情趣和内心感受的作品之一。而他在此文中称 “富贵非吾愿，帝乡不可期”，“帝乡”是神话中天帝住的地方，《庄子· 天地》中有指：“千岁厌世，去而上仙，乘避白云，至于帝乡”，帝乡是上帝的居所，这里代指仙界。作者在辞官归隐后作此诗明确表明荣华富贵不是他想要的，仙界也不是自己所追求的地方，可见游仙好道之事并不是陶渊明所向往的。再看在陶诗中频繁被说起的 “昆仑山”，昆仑山是中国古代神话中极负盛名的仙山，陶渊明屡次提及此处，看似是对仙山的向往，实则正是他对游仙长生之事的怀疑与否定。《形影神》是针对佛教高僧慧远而作的，表达了不同于佛教的哲学观点，反映了诗人对宇宙和人生的思考，而这种思考正是 “存生不可言，卫生每苦拙。诚愿游昆华，遂然兹道绝”。“昆华” 之路看似存在，实则虚无缥缈，诗人正是在苦苦奉劝世人不要将人生有限的时间浪费在追求 “昆华” 上。《述酒》中 “峨峨西岭内，偃息常所亲” 紧接着的是 “天容自永固，彭殇非等伦”，而《游斜川》中 “虽微九重秀，顾瞻无匹俦”后要表达的是 “且极今朝乐，明日非所求”，几首诗中虽都有提及昆仑仙山，但作者最后的落脚点都在于表达 “有生必有死” 的宇宙观。
陶渊明是那个时代难得清醒的诗人，他明白世间万物的生死都有其客观发展规律，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古之圣人皆是如此，普通人亦是，追求天道永生之人不过是在白白浪费时间，委任自然才是永恒的真理。在《读山海经十三首》中涉及的 “昆墟”，不同于其它几首，甚至单从诗意来讲，可能与陶渊明自身的宇宙观相矛盾，且看全诗：
从表面看，诗人沉湎在 “昆墟” 的神仙幻境之中，这与陶诗许多表达 “无神论” 的作品乍看确是矛盾的，但笔者认为此诗并不能说明陶渊明是 “崇神” 的。清马墣《陶诗本义· 卷四》评此诗：“玄圃帝乡，非凡人所能到；黄、虞、三代古之世，非今人所得游，渊明独愿游之也。”美妙的仙境是充满吸引力的，但诗人更想表达的不是对仙境的向往，而是对古之盛世的向往。陶诗中许多诗句都明确表达了作者对上古时代盛世的向往，如 “愚生三季后，慨然念黄虞” 是针对黑暗无道的现实社会发出的抗争之音，也是对上古时代理想社会的憧憬。《读山海经》此诗亦应是如马墣所说之意，是诗人对黄虞时代的向往。正如唐满先所说：“陶渊明是一个无神论者，而不是一个尊崇上帝的人。”《五月旦作和戴朱簿》中写到的 “既事如已高，何必升华嵩”，更是直抒胸臆地表达了自己对求仙访道之事不感兴趣，随顺自然，以终天年才是他所追求的。
蕴藏建功立业之意
陶集中一些地名的提及是诗人对陶氏先祖的追悼，亦是对陶氏家族辉煌功业的向往。陶渊明对于自己家族的历史是非常自豪的，在他心中，陶氏家族是英雄辈出的，这在《命子》和《赠长沙公》两首诗中表现得淋漓尽致。《命子》一诗追忆陶氏先辈，以诗歌的形式建构了陶氏家族辉煌的 “家谱”。且看《命子》一诗中出现的地名中“开封”“长沙”“南国”，开封是陶氏先祖陶舍在汉代的封地，“长沙公”则是曾祖陶侃曾经的封号，南国也是陶侃曾镇守之地，可见《命子》中出现的地名都是陶氏先祖曾建功立业过的地方。《赠长沙公》一诗更是可以看出陶渊明对曾祖陶侃的景仰和对自己身为陶氏一族的自豪。诗中提到的 “三湘”“九江”两地也是具有代表性的地名意象，“三湘”代表的是长沙公的封地，“九江”则是陶渊明所居地，一个是先祖所受封地，一个是自己所居，先祖可以在诺大的长沙城建功立业，流芳百世，而自己却只能在这“九江”之地，一方面是对先祖之业的羡慕与敬仰，一方面也在委婉表达自己出仕不顺的无奈。
《读山海经》中一些地名意象的书写，寄托的是诗人对于自己功业未成的惋惜之情。从表１可看出，陶集中虚指的地名半数以上都来自于《读山海经》，在神话传说中的地名中，有三个写意性地名是和《山海经》中的神话人物相联系的，分别是虞渊、邓林和东海（沧海），与其对应的神话人物分别是夸父和精卫。这两个神话人物在后世的塑造中多是勇敢无畏的形象，但有一点是不可否认的，从本质上讲，夸父和精卫这两个远古神话中的人物的结局都是富有一定的悲剧意义的，而虞渊、邓林和东海这三个地名意象正是人物悲剧意义所在。“虞渊” 是夸父奋力追赶的目的地，《山海经·大荒北经》：“夸父不量力，欲追日景，逮之于禺谷。将饮河而不足也，将走大泽， 未至，死于此。”郭璞注：“禺渊，日所入也，今作虞。”；“沧海”是精卫穷尽力气想要填满的海，《山海经·北山经》：“女娃游与东海，溺而不返，故为精卫。常衔西山之木石，以堙于东海。”可追赶太阳和填平东海，这本就是不可能的两件事。如果说 “虞渊”“沧海” 两个地名意象是对神话的描述，那 “邓林” 这个地名意象的出现蕴含的则是陶渊明对这类悲剧神话人物的评价。“余迹寄邓林，功竟在身后”，即使他们所做之事是以失败告终的，但虽败犹荣，为后世做出了贡献，“同物既无虑，化去不复悔” 表达的也正是此意。
同时，“邓林” 地名意象的出现是陶渊明内心抗争意识和悲慨情感的抒发。夸父是带有悲剧意义的神话人物，但 “邓林” 的存在却是对悲剧的一种弥补。陶渊明认为夸父所作并不是全无意义的，在与大自然的抗争中，他无惧无畏， 所做之事虽然失败，但他的壮举却向我们展示了壮烈的大无畏精神，这种勇敢奉献的精神依旧是有价值的。细想陶渊明自身经历与夸父不无相似之处，后世对陶渊明的评价最多的都是他 “隐逸之宗” 的形象。确实，陶渊明因其独特的人格魅力和诗文的优越程度，将 “隐逸” 的含义上升到了更高的层次，但他并不是最初就选择归隐山林，这其中亦经历了几仕几隐的矛盾与波折。陶渊明并非真正意义的寒门子弟，其祖父陶侃是东晋名臣，《赠长沙公》一诗就是在赞美宗族的传统美德，作为将门之后，一开始的陶渊明是很难不存有建功立业、为宗族争光之心的，《命子》一诗其实就是这种心理的真实表达。《命子》一诗是 “渊明约二十六七岁”初得长子时所作， 诗中表达了对孩子的殷切希望：“尚想孔伋， 庶其企而”， 之所以将继承先辈殊荣的责任放在子孙身上， 是诗人觉得自己不能完成光复宗族的任务了，“嗟于寡陋， 瞻望弗及” 正是渊明内心的无奈遗憾之声。陶渊明对夸父、精卫这种典型的悲剧英雄的赞扬，其实也正是诗人内心最深处感情的释放，诗人年轻时也曾有过兼济天下、建功立业之心，但黑暗的政治现实与他内心质直之心不得相容，无奈只能选择辞官归隐，虽然他曾经的愿望没有达成，但正如夸父、精卫执着“虞渊”“沧海”无果一样，只要有“邓林”的存在，他们的努力就不是毫无价值的。可以说，这几个地名意象的出现，是作者内心深处对仕途无力的一种释然。
陶渊明虽以隐者闻名，但对政治之事也不是全然不问，他对全国统一之事还是有关心的，这在一些写意性地名中可以体现。在陶集中，有两个地名意象，被赋予了 “全国” 的含义，分别是“四海” 与 “九域”。“四海” 出自 《杂诗十二首》：“丈夫志四海，我愿不知老” 和《与子俨等疏》：“然汝等虽不同生，当思四海皆兄弟之意”，这两首诗的泛指多是说地域之广泛，更多的是地理意义上的。而“九域”则更多泛指政治意义，“九域” 出自《赠羊长史》：“九域甫已一，逝将理舟舆”，陶诗虽以 “质朴自然” 闻名，但也有一些诗文是与当时政治相关，这首诗就是其一。另据考证，“陶渊明的这首诗是以刘裕北定中原、收复河朔的军事行动为大背景的”。此诗一方面在抒发对上古盛世和古代圣贤的仰慕，一方面又暗含对现实政治的忧心。陶渊明是晋、宋易代之际篡乱的目击者，他也曾出入于幕府，也曾满是抱负，祖国统一和人民安宁也是他心底殷切的期盼，“岂忘游心目？关河不可逾。九域甫已一，逝将理舟舆” 其实也是他关心政治，心系全国统一有力的证明。谁说隐逸诗人就丝毫不问世事，梁启超就曾评价陶渊明是 “一位极热烈极有豪气之人” 一个没有政治情怀的人也不会有回归田园的梦想。所以，即便陶渊明后来选择隐居不仕， 其骨子里也是有着济世的豪气和国家统一的心愿的，虽然表面上想脱离繁杂的社会，但骨子里是期盼社会和谐的。
寄托归隐田园之心
陶渊明被钟嵘称为 “古今隐逸诗人之宗”，其实在其诗文中几次提到的地名中就可看出其隐逸之志。根据颜延之的《靖节徽士谏》“有晋徵士得阳陶渊明，南岳之幽居者也。”沈约的《陶潜传》“陶潜字渊明，或云渊明字元亮，浔阳柴桑人也。”萧统的《陶渊明传》“陶渊明字元亮，或云潜字渊明，浔阳柴桑人也。”三人与陶渊明时代相差不远，记载可信度较高，可知陶渊明应是浔阳人无误。陶集中对自己的曾居地九江、柴桑、浔阳等都有提及，而这些地方距离庐山非常近，庐山钟灵毓秀的地理环境成为许多文人向往之地。魏晋时期的士人对山水有着浓厚的审美情趣，像罗宗强所说：“此时之士人，游览山水成为一种名士风流的标志，与清谈、服药、书画同属一种表现出脱俗的、独有的文化素养的方式，差不多重要的名士都有山水鉴赏的嗜好与经历。”《庚子岁五月中从都还阻风于规林二首》中的 “延目识南岭，空叹将焉如” 书写的正是诗人仕官在外时对家乡和庐山的思念之情。《游斜川》则是作于一次群游活动，从此诗中可以看出作者穿梭于当时那美景、美酒与友人吟唱作对的快乐之中，“斜川” 一地研究者一般认为在庐山北。而庐山一地在魏晋时期又是和隐逸文化紧密相连的，“魏晋南北朝时期是庐山隐士文化的一个蔚为壮观的时代”，“庐山”不仅仅是区域范围的地理名词，陶渊明对庐山的向往实则是对隐逸生活的向往。
还有一类写意性地名是陶渊明托古讽今，隐晦曲折之辞。《拟古九首· 其八》一诗是假托自己少年之时仗剑远游、寻觅知音而不得的经历抒发深沉的愤世之情的，其中提到了四个地名，分别是张掖、幽州、首阳和易水。“少时壮且厉，抚剑独行游。谁言行游近，张掖至幽州。” 学界对于陶渊明是否真正有去过这两地存在一定分歧，但可以肯定的是，从张掖到幽州，应是一次路途遥远的行役之旅，其艰辛程度在诗中亦有说明，这侧面反映了诗人年少之时的大济苍生豪情壮志。此诗后面两句提到的两个地名寓意却和前两个不大相同，“饥食首阳薇，渴饮易水流”， “首阳” 是指首阳山，是伯夷叔齐二人隐居故去之地，“易水” 之地当与荆轲有关，《咏荆轲》中亦有提及：“饮饯易水上，四座列群英。” 是古时为荆轲送行之地。朱熹曾说：“陶渊明诗，人皆说是平淡，据某看，他自豪放，但豪放得来不觉耳。其露出本相者，是《咏荆轲》一篇，平淡底人，如何说得这样言语出来。”首阳和易水其实都代表了作者内心的志向与追求，沈德潜《古诗源》说：“首阳、易水，托意显然。” 作者既有向伯夷叔齐一样隐居世外之志，又有对荆轲这种大义舍生英雄的敬仰，但不幸的是，伯夷叔齐和荆轲的结局都是悲惨的，诗人本身与荆轲舍生取义最后却不得的悲剧是有惺惺相惜之感的，只能借诗以咏，以此得到慰藉。
另外，陶集中提及的一部分地名是陶渊明所敬佩之士曾隐居之地。最明显的莫过于“商山”和“颍水滨”两地，这两地都是因有重要的隐士而闻名。“商山”是因四皓而得名，传说秦代四位博士因避秦始皇的暴政而隐居此山；“颍水滨”则是有关上古时代许由推辞禅让而在箕山颍水脚下隐居的故事，这两地也都因此成为中国隐逸文化的象征。陶集中提及“商山”共有三次，第一次出于《赠羊长史》中 “路若经商山，为我少踌躇”，这首诗作于义熙十三年，时逢刘裕伐秦，攻破长安，陶渊明在此诗中委婉而坚决地表明了自己对纷乱现实的态度，而这两句更是深刻说出了作者向四皓致敬并追随其隐居的决心，希望朋友路过商山时能祭拜一下自己。“问君今何行，非商复非戎”言语中透露的是诗人不能去商山的遗憾之情， “黄绮之商山，伊人亦云逝”又是对四皓和桃花源中人隐逸生活的羡慕。“颖水” 这个地名意象出自《示周续之祖企谢景夷三郎》，周续之与陶渊明、刘遗民并称为 “浔阳三隐”，从此诗中可窥知虽同为隐者，但周续之却在民间传续先贤思想，而陶渊明对此表示尊重，却仍发出了 “愿言诲诸子，从我颖水滨。”的邀请，陶渊明的归隐之意可谓跃然于纸上，这两句更是简洁明了地表述自己心里追求乃是隐居山水田园之地。可见，“商山”“颍水滨” 这类写意性地名在陶诗中的出现不是一种偶然的现象，此类意象被屡次提及背后蕴含的是陶渊明本身对隐逸真正的追求和对前代隐士们的致敬。
结语
在陶渊明的诗文作品中，有很多以地名入诗的诗句，诗文与地名的交集，成就了不同于纯粹的诗文或纯粹的地名那样的意蕴，透过这些写意性地名可以感悟历史的沧桑变迁，品味诗人的喜怒哀乐。陶渊明历来被视为一位高洁的隐士，古往今来景仰效仿者数不胜数，但至今没有人能够超越他。陶渊明表面上是位隐士，实际上是非常在意生活，心系社会的，他在平凡的生活中以诗歌完成了自己对人生的表达，成为中国文化史上的一个标志性人物。对于陶集中涉及到的写意性地名意象，大都不是偶然的随意应用，其背后蕴含着特定的文化含义，透过这一线索，我们可以看见诗人内心真实的情感和他对人生深刻的理解。
作者：张 奥
来源：《九江学院学报》2021年 第3期
选稿：耿 曈
编辑：汪晨云
校对：刘 言
审定：檀金玲
责编：刘 言
(由于版面有限，文章注释内容请参照原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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