佤语地名特点研究

摘要:地名不仅是地理名词，而且也是文化的符号，通过地名可以了解一个民族历史上的分布范围和迁徙路线。佤语地名具有以“永”、“班”、“耿”、“达”、“斯”、“叶”字为首的六大特点，这对于进一步研究云南古地名和云南民族历史具有一定的借鉴作用。

关键词:佤语；地名；特点

地名作为文化具有很强的象征性，研究地名往往如读一部社会史和民族史。所以，分析和研究佤语地名，对于人们进一步研究佤族历史及其文化是非常有益的。

一、佤语地名以“永”字开头

任何民族语地名都有其显著特征，佤语地名自然不例外，“永”字头地名正是佤族语地名有别于其他民族语地名最显著的特征之一。

佤语属于南亚语系孟高棉语族佤德语支语言。在佤语中，“永”字有“寨子”、“村落”、“家族”等含义。为了简洁“永”字常被省略，比如沧源佤族自治县的“岩帅”，全称其实是“永岩帅”，即“岩帅的寨子”之意。“永”字被省略常见于三个字以及三个字以上的地名。

翻开历史文献资料，查阅佤族聚居区地图，我们不难发现，历史上以及现今，凡是佤族主要聚居区，“永”字头地名随处可见，这些地名成为我们认识和辨别佤族的重要文化符号之一。

佤语“永”字头地名，在各类文献当中，常见的写法有“雍”、“阳”、“羊”等。“永昌”，即云南西部的一个古地名，出现于西汉、东汉时期。东汉时期，中央王朝设置“永昌郡”，其管辖范围相当于今天保山、临沧、德宏、大理等广大地区。

根据佤族历史专家魏德明先生研究，“永昌”是“永艾昌”的省写，意为“艾昌之地（寨）”。艾昌是一个人名。“永昌”是古哀牢地，根据历史、民族研究专家方国瑜先生研究，“古哀”是我国南亚语系孟高棉语族佤德语支佤族等民族的先民。所以，这里出现佤族语古地名是很自然的了。到东汉末年至魏晋南北朝时期，今天临沧出现了“永寿”和“雍乡”这两个古地名。从结构上看，它们显然符合佤语地名的显著特征。通过对它们的全面考证，两个古地名也都是佤语地名。

“永寿”的“寿”即佤语“狗”之意，“永寿”即“狗寨、狗部落”之意，这是因为佤族的狗崇拜而产生的古地名。显然，狗是当时这里佤族的图腾，图腾变成了族称，比如今天佤族还有“永荣耿寿”、“斯内荣寿”等家族名称，前者可译为“狗头李”（佤族“永荣”借用汉姓李），后者可译为“长角狗肖”（佤族“斯内”一般借用汉姓肖）。正如民族学家所说:“云南有些民族以动植物为姓，就是氏族图腾的遗留”。民族学博士何星亮也认为:“最早的地名不是随意起的，也不是毫无意义的。它的产生主要根据在该地上居住的氏族或部落的名称，以表示该地是属于他们的地方，当某一氏族或部落定居于某一地方后，他们的图腾名称便自然成为该地的地名。因此，最早的地名就是图腾名称。”

“雍乡”指的是今天永德、镇康一带，“雍”即“永”的异写，为寨子、地方之意，“乡”也是“相”的异写，佤族对崇拜的宝石、怪石的称谓，也可以引伸为“王”、“王者”。佤族有浓厚的石崇拜，这个地名是因为佤族的这一民间信仰而产生的，意为“宝石之地”或者“大王之地”。

保山市腾冲县和顺，原称“阳温暾”，见于乡外石碑上。根据笔者考证，这是一个以“阳（永）”为字头的佤语地名。大理古地名之一“阳苴咩城”，也属于这样的地名，可能也是佤语地名。

以上例举的是历史上出现的古地名，而在佤族聚居的阿佤山区，“永”字头地名随处可见，俯拾即是，这里不再一一例举。

寨子、地方因何叫“永”?与佤族同为南亚语系的“克木”人，他们称呼父亲为“捏永”这一叫法似乎可以参考。“捏永”即佤语“家庭”（“捏”）和寨子（“永”）拼凑起来的合成词。所以，“永”可能出现于佤族历史上的父系氏族社会时期，特指的是父系家庭建立的部落。由此可以看出，佤族“永”地名出现应该是非常早的，它最早的含义可能就是对父亲的称呼。

二、佤语地名以“班”字开头

有专家指出:“不论是‘拜’或者‘班’都是源于南亚语系古语村落的音译，国内史书多用‘邦’、‘巴’、‘班’、‘摆’等”。显然，“班”字头地名也是佤族语地名的显著特征之一。

在佤语当中，“班”字是何意义，这首先是我们要回答的问题。其实，在佤语当中，“班”字有“地方”之意，如:“班地某?”这句话，“地某”为“什么”之意，这里“班”就只能翻译为“地方”了，即“什么地方?”之意。当然，“班”的原意应该是“平地”、“山头”等意。

同样，在佤族曾经和现在居住的地区，“班”字头地名也较为多见。云南省凤庆县历史上是佤族聚居区，清代《续修顺宁府志》就有许多“班”字头地名，如:“邦买”、“邦拐”、“邦贵”、“邦盖”、“邦谷”、“邦歪”、“邦旧”、“邦挖”、“邦别”、“邦杭”等。德宏州一度是佤族、德昂族等南亚语系民族所居，所以其境内也有许多“班”字头地名，如:“邦瓦”、“邦各”、“邦信”、“邦歪”、“邦杭”等地名。

保山市腾冲县一度是佤族聚居地区，从研究和顺的一些专著可以看得出来。如尹梓鉴在《说和顺之原始》一文中就认为:“当有明以前，系克瓦土人所栖息。”“克瓦”即“佧佤”、“哈佤”的异写，常见于各类汉文献当中，指的是佤族先民。又如尹文和著的《云南和顺侨乡史概述》也明确指出:“和顺最早土著民族是佤族。”

所以，在腾冲县内也有许多“班”字头地名。根据《云南省腾冲地名志》资料，荷花有“班老（今银河村）”、勐连有“班独”，新华有“邦户”。这些地名有的至今仍然使用，有的已经更改，应该都与佤族、佤语地名有关。佤族聚居的荷花民族乡甘子寨是佤族聚居村，它的原名是“班哲寨”，这正好与20世纪50年代在西盟佤族自治县收集、整理的“司岗里”传说当中，人类出来之后经过的第一个地名“班哲”相同。腾冲县古镇古永，原名“邦麻”，也是南亚语系民族语地名。

双江拉祜族佤族布朗族傣族自治县，因县内最古老的民族是佤族、布朗族而得名“孟勐”，意为“孟人之地”。这样，县内“班”字头地名也很多，如仅仅勐库镇就有“邦丙”、“邦溜”、“邦读”、“邦骂”、“邦亢”、“邦改”、“邦弄”、“邦章”等。与勐库镇相邻的耿马傣族佤族自治县芒洪拉祜族布朗族乡也有“邦多”、“邦勒”等“班”字头地名，其中“邦勒”是清一色佤族寨子，佤语为“歇气之地”。

沧源佤族自治县是佤族主要聚居县，佤族占全县总人口近90%，境内“班”字头地名如“班洪”、“班老”、“班列”、“班摆”等更是众所皆知的佤语地名，不容赘言。

三、佤语地名以“耿”字开头

也许有人提出疑义，说“耿”字头怎么会是佤族语地名的显著特征之一呢?这里我们有必要进行以下分析。

“耿”作为佤族语地名出现，往往还翻译为“景”、“真”、“根”、“镇”等字。“耿”是什么意思呢?

根据我们多方面考察和分析，“耿”字应该是一个古佤语单词，作为地名使用，它特指的是“大坝子”。这一含义在许多佤族当中已经丧失，但在孟连佤族语言当中却还保留着，当地佤族语当中，小坝子称“峒”，而大坝子则称“耿”。这就是“耿”字的最早使用法。

其实，在已经丧失“耿”作为大坝子表达的佤族当中，也还无意识地使用它。如在佤族支系“巴饶”语言当中，泛指“坝子”的词是“峒”，而在具体某一个坝子地名当中却还使用“耿”。

“耿”字作为大坝子地名使用，可以例举如下:

根据缅甸佤邦佤族历史文化搜集整理委员会《佤族历史》一书介绍，缅甸北部的景东是大坝子，该“地名源于公元900年左右，由一个叫‘达东’的佤族老人开拓定居，于是便被称为‘景栋’（根栋）”。佤族在这里曾经建立过自己的皇城，该城有12道城门，今天仍然有许多遗址和遗迹。

关于“耿”又以“真”、“镇”字出现和使用，可以从东南亚古国“真腊”和临沧市“镇康”这一地名进行分析和认识。

根据德宏傣族老学者陆惠傣考证，历史上孟高棉民族建立的“真腊”国的“真”，其实就是“姐”、“者”、“支”的不同异译、异写，为“城”之意。这一分析是对的，但除此之外，“真”也是“耿”的异译、异写。所以，历史上的“真腊”除了可以翻译为“腊人城”、“腊人国”之外，还可以翻译为“腊人的大坝子”，意为这个坝子是腊人开发和先居住。

“镇康”的“镇”其实也是“耿”的异译、异写，同样原来是“坝子”之意，后来才演变为“城”。不管是德宏傣语，还是耿马、永德、镇康傣语，今天永德、镇康一带仍然保留着“勐腔”这一地名的称谓。而这一称谓应该是从佤语地名“耿腔”或者“镇腔”、“姐更”等发展演变而来的。

“耿腔”是何意?“耿”之意在前面已阐释，而“腔”是什么意义呢?“腔”与“康”其实就是一个字，不同的汉语音译而已。在德宏傣语和永德、镇康傣语当中，“腔”有“硬”之意，“硬”者，石也，应该是保留了佤语地名“雍乡”即“宝石之地”这一含义。这样，“勐腔”即“腔城”，也就是“康城”，直译是“硬城”，可以引申为“宝石之城”、“固若金汤之城”等。事实上，傣语的“腔”是从佤语“跟”即“硬”之发音和意义变化过来的。可以看出，傣语“勐腔”也就是从佤语地名“雍乡”、“姐跟”演变而来。从这个意义上说，“镇康”无疑是一个佤语地名，而不是傣语地名。

关于“耿”字头地名的使用，这里有必要再进一步讨论一下“耿马”和“孟定”两个地名。

对“耿马”地名的来源，目前许多人存在望文生义的情况，甚至有人简单地认为，“耿马”即“跟着圣马寻找到的地方”之意。这显然是错误的。其实，“耿马”与佤语语法结构、发音更为吻合。在佤语中，“耿”即“大坝”，“马”即“母亲”，这样“耿马”可译作“母亲的坝子或田、地方”之意。这是因为在佤族当中，相传耿马坝是佤族的一个妇女首领首先发现、开发的坝子。为了纪念她，人们便以对她的尊称母亲”称呼这个地方，“耿马”由此得名。

“孟定”是临沧市内最大的坝子，在佤语当中，叫“耿定”。如前面所说，“耿”即“大坝”，关于“定”，笔者也疑为佤语的“丁”，即“大”之意义。从这个意义上说，“孟定”为“大大坝”之意。至于，“孟定”因为召武定之说，是值得商榷的。

有专家研究指出，“临沧各地傣族和德宏、思茅等地傣族有共同的成语:‘尚过法，腊过勐’”，意思是:“天神开创天，腊人开劈地”。在孟定、耿马、勐懂以及临沧傣族土司区都一致认为:“佤族定居早于傣族”。1995年出版的《耿马傣族佤族自治县志》对此是这样叙述的:“在傣族人来这前，耿马、勐撒、勐永等坝子居住着佤族、布朗族等民族，这也是地方和口碑传说首先肯定的，且有耿马的允母、允楞及勐撒丙令、孟定景信，人们传说着佤族建成的传说”。明清以前，佤族和布朗族实际上就是一个共同体。不难看出，佤族是耿马最为古老的民族。“耿马”、“孟定”为佤语地名也是理所当然的了。

四、佤语地名以“达”字开头

佤语“达”是佤族对“老人、爷爷、头人”的称呼。事实上，“达在蒲人语言中为‘长老、家长’之意，后来演变为‘首领’”。这一分析是正确的。近代时期，沧源佤族自治县境内的班洪王就自称“达崩”，表示其地位的至高无上。

因为这个含义，所以历史上佤族老人、佤族头人建立或与他们相关的寨子、部落、政权名称往往以“达”字起头，这样随之就出现了许多佤语“达”字头地名。如“达丙”。这是保山市昌宁县的古地名，今天昌宁县人民政府驻地仍然保留了“达丙”这一地名，叫达丙镇。同样，民族研究专家也认为:“达丙这个地方很早就是蒲人的住地，达丙这一地名也是来源于蒲人的。”

翻开云南历史书籍，我们不难发现，从滇中到滇西可以看到有许多“达”字起头的地名，它们也应该是佤语地名或者与佤族有关。事实确实如此，只是有的时候，“达”字也写着“大”字，这其实也是汉族文化人的发明和强加上去的，完全违背了地名原来本身的含义，也造成了许多混乱。

临沧市云县“云州”之前的古名叫“大侯”。这也应该是佤语地名，“大”字也应该是“达”字的异写，“侯”应该是一个人名，无疑是一个佤族首领的名字。

“大侯”一名出现于元朝时期，新编《云县志》记载:“云县古名大侯，是勐佑蒲蛮部落十三寨之一。”这一分析是正确的。到明朝万历年间，顺宁府蒲蛮孟氏被消灭，顺宁府改土归流之后，“大侯”才被“云州”所代替。这一事实恰好从一个侧面告诉我们，“大侯”这一地名确实与顺宁府蒲蛮孟氏有着直接的关系，顺宁府蒲蛮孟氏被消灭，当然“大侯”作为蒲蛮的又一个势力之一自然也在消灭的范围中了，这样“大侯”就退出了历史舞台供人们凭吊而已。

我国两宋时期，云南出现了一个以白族段氏为首的地方政权“大理国”。这样，“大理”作为地名出现。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之后，大理白族自治州建立，沿用了“大理”这一地名。随着电影《五朵金花》和金庸武侠电视《天龙八部》的播放，“大理”更加闻名天下。

而“大理”作为地名，是什么含义呢?这是长期以来争论不休的问题。但有一个看法是统一的，那就是“大理”不是汉语地名，而是少数民族语地名，争论的焦点是“大理”是哪个少数民族语地名?其含义是什么?

我们的看法是，“大理”也应该来源于佤语地名。

在文献当中，“大理”又有“大礼”、“大利”、“大厘”等写法。除了这一地名用的是“大”即佤语“达”字头地名以外，有两个方面值得注意，一是“大理”之前的地名“叶榆”和“阳苴咩城”，均以“叶”（下面详写）、“阳”为字头，这显然是佤语地名的显著特征；二是“大理”是沿袭了当地南诏国南诏王的名号，而南诏自称为“永昌哀牢”之后，显然“大理”与“永昌哀牢”即佤族等有密切关系；三是佤族、布朗族民间均有从大理迁徙而来的口碑资料，特别值得注意的是“大理”这一地名最早指的仅仅是喜洲古城，是小地名变成大地名的一个例子，而分布在保山市施甸县境内的布朗族却直言他们:“唐代，从大理喜州一带迁徙到永昌（今保山市）一带”。普洱市墨江哈尼族自治县布朗族也传言:“布朗人的老家在大理那边（滇西）。”

所以，“大理”为佤语地名的可能性是非常大的，但是为何意义?有待进一步考证。佤族文化研究学者王学兵曾口头告诉笔者，“大理”是佤语地名，但他认为“大”是佤语的“的”即“洞”之意，“理”与佤族“司岗里”的“里”同字同意，为“出来”之意，即“大理”是“（人类或者民族群体）出来之洞”的意思，这一观点也可以参考。

楚雄彝族自治州州府所在地有一个“达连”地名，可能也是佤语地名。因为根据考古研究专家研究，历史上楚雄州姚安一带有佤族先民的许多古墓“石板墓”，楚雄也曾经是佤族先民居住之地，这里留下佤语地名是自然的。

专家认为与佤族为同一个语系的孟族，是缅甸历史最悠久的民族，缅族文化正是继承了孟族文化而发展起来的。非常有意思的是孟族也有“达”字地名，如缅甸南部孟邦境内有“达通”这一地名，它“是孟族进入缅甸南部后最早建立的城镇。”

五、佤语地名以“斯”字开头

“斯”字头地名也是佤语地名的显著特征之一。在各类文献当中，除了写着“斯”之外，还写着“石”、“细”、“锡”等。

唐朝时期，南诏国所辖的凤庆、云县、永德、镇康、耿马等地被称为“石赕”或者“赕棣”，为“黑濮之乡”即佤族、布朗族等族群所居。今永德县城德党镇在当地佤语当中叫“党代”，可能保留了“石赕”、“赕棣”这些称谓。“石赕”显然是佤语地名，然而是何含义有待考证。

在我们现在所看到的“斯”字头佤语地名当中，最值得注意的是双江拉祜族佤族布朗族傣族自治县，佤族称呼“双江”为“singlaeng”，可以翻译为“斯本”。我多年研究这一地名是何含义，目前仍然不得其详。这样，只有从相关历史发展脉落进行考察和分析。

“双江”出现于中华民国时期，意为澜沧江和小黑江两江交汇之地。双江自治县除了佤族以外，还有拉祜族、布朗族、傣族等民族。但是，拉祜族、傣族一直认为，佤族和布朗族才是双江境内最古老的民族。所以，关于“双江”的古地名“勐猛”，准确的写法应该是“勐孟”，准确的含义应该是“孟人之地”，而不是许多人所认为的“双勐之地”。其实，关于“孟人之地”这一说法早已经有学者指出过，“双江，傣语称‘勐猛’，即猛人的坝子，在傣族大量迁入之前，是以佤族为主居住的。”孟人或者猛人是指傣族对远古佤族、布朗族等民族的一个称呼。

说“勐猛”是“孟人之地”，我们还可以从双江境内“南孟”这条河水的名称进行分析。凡是有傣语基本常识的人都知道，傣语对“水”、“河”的泛称是“南”，称呼一条河的名称时，它放置在前，河水的具体名称放置在后，如众所周知的临沧境内的河流“南汀河”、“南碧河”等。显然，“南孟”是“孟河”、“孟人地之河”的意思。

所以，不管是“勐猛（孟）”，还是“南孟”，它们表达着同样一个含义，即在拉祜族、傣族之前，双江就已经是“孟人之地”，是孟人最早开发和建设这块热土。并且，佤族、布朗族可能曾经在这里建立过自己的古城。唐朝时期，南诏在“墨嘴之乡”设置“银生城”，也有人认为就是今天的双江自治县的县城。这是有可能的，双江忙糯新石器遗址属于澜沧江中上游云县忙怀新石器文化，说明远古时期，这里就有了“濮人”的活动。拉祜族、傣族等民族口碑传说也认为，佤族、布朗族是双江最古老的民族。

写到此，我们可以回到关于双江佤语地名“斯本”的讨论了。关于“斯本”的含义，我曾经请教过许多人。双江佤族李向阳同志认为，“斯本”是一个令人向往、非常漂亮的地方之意。中共临沧市委党校佤族教师杨晓宏说，在他的家乡——沧源佤族自治县班洪乡佤族语言当中，“斯本”有让人害怕、敬畏之意。

这样，我们有必要对“si”进行分析，因为搞清楚了“si”的含义，对于理解和认识“斯”字头的佤语地名是关键的。

普洱市佤族历史文化研究学者隋嘎和毕登程二人认为，“si”有“总总的”、“为首的”等意思。由此，也可以把“si”理解为“第一”、“最大”等。还值得注意的是，“si”经常用于佤族敬畏、崇拜的神灵的名称。如太阳崇拜是任何民族都有的民间信仰，为此“太阳”在佤语中称“singaix”（斯埃）。同样，永德、镇康古地名“石赕”也许暗含着古代佤族对某个神灵的崇拜。

根据《明史·土司传》记载:“顺宁府境有猛猛、猛撒、猛缅，所谓三猛也。猛猛最强，部落万人，时与二猛为难，其地田少箐多，射猎为业；猛缅地虽广，而人柔弱，部长赐冠带，最忠顺；猛撒微弱，后折入耿马云。”这说明双江一度强大、一度辉煌、一度令人害怕、生畏。这些记载与李向阳、杨晓宏二人提供之情况基本吻合。

保山市施甸县的“施甸”，在许多资料当中，另外有“石甸”、“思甸”、“司甸”等写法。有地名研究专家指出:“云南不止一处称施甸，疑为少数民族语音译地名。”布朗族被认为是施甸县最早的民族，所以，“施甸”可能也来源于“濮人”的语言。

六、佤语地名以“叶”字开头

根据清朝康熙《蒙化府志》记载，大理白族自治州巍山彝族回族自治县境内在清朝初年有“昆仑一里、昆仑二里、昆仑三里、昆仑四里”和“牙一里、牙二里、牙三里、牙四里”等有趣地名。它们都是孟高棉民族佤族、布朗族之古地名，前者“昆仑”为“国王”、“国家”之称呼，后者为“老妇女”、“女长者”、“女王”之意。也就是说，历史上，佤族语地名的显著特征之一是“叶”字头地名。它应当来源于佤族的女性崇拜，是母系氏族社会在民间信仰和宗教领域的反映。从文献资料来看，佤语“叶”字头地名除了上面提及的“牙”字以外，还有“越”、“邪（音叶）”、“矣”、“衣”等。大理白族自治州最早的古地名之一是“叶榆”，还在“阳苴咩城”之前。前面已经指出，“永（阳）”字头地名来源于佤族父系氏族社会，从“叶榆”到“阳苴咩城”发展变化和更替来看，证明人类社会是母系氏族社会在前、父系氏族社会在后的这样一个历史进程。显然，“叶榆”应该是一个佤语“叶”字头地名。巍山彝族回族自治县最早的古地名是“邪（音叶）龙”，“邪”也同样应该是佤语“叶”字头地名。腾冲县也是古哀牢地，也是以佤族为最古老的民族。所以，腾冲县最早的古地名就是“越赕”，而“腾越”是从“越赕”演变而来的。唐朝南诏国时期，今腾冲城南部有“矣比”、“矣罗”、“绮罗”等民族语地名，也应该是佤语地名。在现代布朗语和佤族支系“本人”语言中，村寨仍然保留了“叶”字头地名。

这些地名告诉我们，佤族母系氏族社会是在这些地方完成和渡过的。同时，这些地名资料还告诉我们佤族历史上的迁徙路线和分布范围，也证实了“被征服民族文化借字残余在征服者的语言里的，大部分是地名”这一精辟论述。

END

文章作者：袁娥，赵明生

文章来源：《湖北民族学院学报》2011年 第6期

选稿：甄艺涵

编辑：刘优华

校对：王茜

审订：孙欣仪

责编：吴雪菲

(由于版面有限，文章注释内容请参照原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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