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上的“河曲”地名考辨
【摘要】史书中关于“河曲”的地望，并不趋于一致，前后出入也较大，讹化也不少，本文则以相关史料的考察对比，并在此基础上做有效的分析，考经源流，定明是非。
【关键词】历史；河曲；考证
“河曲”之名，在这里河指的是黄河，曲指的是弯曲、扭曲之意。从语词理解上河曲的意思为处于河流弯曲的地方。由于河流自身受地理条件和各种自然因素的影响，在流向上成一种蜿蜒逶迤的形态。从中国地形图中我们可以看出黄河成一个“几”字状。我们知道黄河弯曲的地方大致有四处，分别是在西宁附近、在包头附近、在三门峡附近、在呼和浩特附近黄河的弯曲程度较大，这样的地理特征在地名上便被称为“河曲”。
依据朝代的先后，河曲地名的变化大致如下：
从以上我们可以总结出以下几个特点：
1、随着各个朝代统治疆域的变化和战略重点的变化，对河曲的定义也随之更改。如唐朝幅员辽阔，其战略重点在黄河以西，阴山之北，其主要的竞争对手主要为突厥和吐蕃。所以在河曲的地理位置上也相应的为河套地区或是今青海积石山至贵德县河曲一带。
2、至金贞元元年置河曲县后，元明清三代关于河曲的地理位置没有变化，都指的是今山西忻州河曲县。关于为何此地为河曲县下文将析论。
一、史书中关于“河曲”、“河西”地望的记载勘误：
1、《魏书·晋王伏罗传》中河曲应为河西
《魏书·晋王伏罗传》中言：“至大母桥，慕利延众惊奔白兰，慕利延兄子拾寅走河曲，斩首五千余级，降其一万余落。”
然而在《资治通鉴》中记载：“魏晋王伏罗至乐都,引兵从间道袭吐谷浑,至大母桥。吐谷浑王慕利延大惊,逃奔白兰,慕利延兄子拾寅奔河西;魏军斩首五千馀级,慕利延从弟伏念等帅万三千落降于魏。”
两种史书在河曲河西的定名上明显相反。我们结合各种史料可以认为此处河曲应为河西，按上文所载大母桥在今青海同德县境内，《水经注》上有这样的记载：“长一百五十步，两岸累石作基陛，节节相次，大木纵横更镇，压两边俱来，相去三丈，并大材以板横次之，施句栏甚严饰”。
白兰为羌族的一种，谓之白兰羌，在今青海都兰、巴隆一带。从上可知，大母桥、白兰均在青海一带。而且，从各种史书中我们了解到，公元445年，在北魏高凉王那的追击下，吐谷浑王慕利延率领部众远遁白兰，然后从白兰进行了吐谷浑历史上有名的西征。
另一种说法认为此处的河曲指的是的今青海省黄河上游河曲地区即析支河曲。然而我们从其文“慕利延兄子拾寅走河曲”中“走”一词应理解为逃奔，根据拾寅当时所在的位置就在青海河曲一带，何需逃奔呢。那其不是原地转移，坐以待毙。
再者查唐史记载青海河曲这一带，往往被称之为“九曲”。唐中宗景龙四年（公元710年），因唐朝金城公主嫁往吐蕃，朝廷将距鄯州（今青海乐都）西南六百多里的黄河九曲地为金城公主汤沐之所。贵德等地黄河沿岸有多处温泉，适宜汤沐。俗语说：“天下黄河九曲十八湾”，这“九曲”就是唐时对贵德以上黄河段的称呼。
至于青海河曲的由来，大约在西汉宣帝神爵二年（公元前60年）曾设置河关县，意为锁河之关（因县地在龙羊峡尾部），故汉代时称这段黄河为“析支河”或“河曲”。《水经·河水注》：“司马彪曰：西羌者，自析支以西，滨于河首，左右居也。河水屈而东北流，经析支之地，是为河曲矣。”析支是古代西戎族名之一。又称鲜支、赐支、河曲羌。
从以上我们看出古代青海河曲一带为少数民族聚集地，《魏书·晋王伏罗传》中提到的慕利延等即为吐谷浑一族。他为了躲避中原王朝的追捕，不可能选择坐以待毙，更不可能往中原逃避，唯一的办法只能是向西，去可以生活，可以放牧的地方，今天的河西走廊正符合上述条件，而且这里也是中原王朝统治薄弱的环节，所以拾寅的逃亡路线是河西。
2、《新唐书·兵志》中“河西”应为“河曲”。
《新唐书·兵志》中言：“自贞观至麟德四十年间，马七十万六千。置八坊：岐、豳、泾、宁间,地广千里,······八坊之马为四十八监，而马多地狭，不能容，又析八监，列布河西丰旷之野。”
然而，在《宋书兵志十二·马政条》言：群牧使欧阳修言：“唐之牧地，西起陇右金城、平凉、天水，外暨河曲之野，内则岐、豳、泾、宁，东接银、夏，又东至于楼烦”。
二种史料同样存在明显的差别。我们从唐代的马政说起，马在中国古代生产，生活及战争中具有异常的重要性，“行天奠如龙，行地莫如马。马者，甲兵之本，国之大用。”（《汉书·马援传》）在封建社会两千年间，历朝各代无不重视总结出许多饲养和管理马匹的经验。到了唐代，唐朝以武功开国，太宗李世民本人就善于使用骑兵，他著名的六匹坐骑被称为昭陵六骏。所以唐（特别是唐初）对骑兵的建设也是很重视的。设有专门的机构太仆寺专门负责管理马匹，“掌厩牧马辇之政，总乘黄、典厩、典牧、车府等四署及皆监牧。”（《新唐书·百官志》）监牧之制即唐代养马制度。唐初，得到突厥马2000匹、隋马3000匹，唐王朝将这些马集中于陇右，即：岐、豳、泾、宁等地。并设监牧进行管理。由于管理认真得法，这5000匹马自公元627—665年繁殖到706000匹。（据上文“自贞观至麟德四十年间，马七十万六千”而得）
唐多边地多监牧，属太仆管理，监牧马五千以上为上监，三千为中监，以下为下监。
我们上文所述“唐王朝将这些马集中于陇右”此陇右应狭义的陇右，唐陇右道所辖境，乃为广义的陇右，而一般所谓陇右则是狭义的，其所指范围为秦汉陇西郡故地，即陇山以西、兰州黄河以东地域，亦即古人所谓“关陇”。
我们进一步知道河西节度使的设立是在睿宗景云二年（711）四月以贺拔延嗣为凉州都督开始的。而在贞观至麟德年间并无河西节度使这一说法。所以在贞观至麟德年间“又析八监，列布河西丰旷之野”中的河西应该不是指的现在的河西走廊一带。否则这岂不是无中生有。
如果是河曲一带，那么应该在今天的鄂尔多斯高原一带，（以下简称额原）查史书记载，唐代“河曲”区域分别归属四个都督府级行政区，即夏州都督府，胜州都督府、丰州都督府和灵州都督府。具体位置在今陕西榆林管区大部、内蒙古额尔多斯市管区和乌海市的河东部分、宁夏回族自治区大罗山以北的河东部分，在这个四面被黄河围绕的特殊区域被称为“河曲”。
在唐代前期“河曲”地域人口的民族构成十分复杂，包括汉、稽胡、突厥、铁勒九姓、昭武九姓、党项羌、吐谷浑等七个民族。唐朝为防范这些民族的叛乱，理应在此设立监马制度，而且“河曲”位于唐都长安城的正北方,扼处南北交通要冲,具有极其重要的战略意义。在此处养马事在必行，十分必要。
关于此处放牧的自然条件和地理位置，李并成先生在《<魏书·食货志>“河西”地望考辨》中已有详细论述，在此不再赘述。总之一点，此地自古代历来为放牧的理想场所。即使在今天仍然作为内蒙古牧民的游牧之地。
又唐时岐、豳、泾、宁四地位于今西安西北一带，在此养马的目的也是明显的，即为了防范西北的游牧民族。这些地方离当时唐的长安都城也不甚远，有利于唐朝中央控制马政，这也符合唐朝前期军事上“内重外轻”的指导思想。所以析出八监之地也应该在唐时“河曲”一带。
从以上几点我们可以得出，《新唐书·兵志》中“河西”应为“河曲”。
二、山西忻州河曲地名探源
三、总结
1、随着中原王朝的统治区域的变化，河曲的地理位置也随之发生变化。汉与唐就有着很明显的不同。
2、古书中存在的“河曲”、“河西”之间的错误，盖是由于古人笔误所致。即因“字近而讹”。这就需要我们详细的考证和分析，从而做出准确的定位。
3、确定史书的“河曲”地望位置，对我们研究古代社会、政治经济都有着重要的意义。绝对不能忽略。这是我们研究历史的前提条件。
4、文化因素在地名的定位上具有深刻而深远的影响。如山西河曲县的定名就是一个非常生动的例子。
文章作者：邰朋飞
文章来源：《社科纵横》2008年第3期
选稿：周辰
编辑：罗舒平
校对：汪晨云
审定：周辰
责任编辑：刘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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