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台湾地名的文化要素看两岸的密切关系（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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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湾闽南语的地名中有很多包含着历史文化要素的地名，地名是历史的组成部份,每一地名都与方志有关,但就两岸关系史言,其中较为重要的地名有以下几点:（1）含有移民史内容的地名；（2）有关台湾拓荒史的地名；（3）有关历史事件的地名；（4）行政区划地名。

以移民所属闽粤州县名命名的台湾地名含有移民史的文化要素。这类地名多在“厝”、“寮”、“庄”、“坑”、“山”等冠以闽粤州县和祖居地地名。它或为体现同籍民群居地、或为表示移民怀念祖籍之情。

冠闽粤州县者如:福州厝(台中)、兴化厝（台北）、兴化坑（基隆）兴化店、兴化寮、兴化厝(云林)、兴化厝(嘉义)、泉州厝（台北、新竹、彰化)、新泉州厝、旧泉州厝(云林)、漳州寮(台北)、潮州厝(屏东)、潮州寮(高雄)、永春坡(台北)、龙岩庄、龙岩厝(云林)、同安厝(台北、台中3、云林、高雄)、同安厝、同安宅(彰化)、安溪厝(云林、嘉义、台南)、南安老（高雄）、龙溪（台中）、南靖厝(嘉义)、海澄厝（云林）、长泰（台北）、漳浦寮(南投、嘉义)、诏安厝(台北、彰化、云林)、饶平厝(台北、彰化、台南)、诏安厝（嘉义）、云霄厝（嘉义）、永定厝（台中、云林）、饶平厝（彰华、云林2）、普宁厝（云林）、大埔厝 (台中、彰化)、惠平厝（台中、彰化、云林)、海丰坡(桃园)、海丰㞤（彰化、云林)、海丰厝（台南、云林）、海丰庄、海丰仔庄(嘉义2、屏东)、镇平（宜兰、花莲）、镇平庄（台中、云林、彰化)。

以垦民的祖居地命名者如:风山、风山厝（高雄、屏东）、缘起于泉州之风山；园山、芝士岩（台北）移植至漳州；安平、安海(台南)移植自南安县;东石(嘉义)移植自晋江县;头北厝(宜兰)移植自惠安县。从这些地名沿革中,可以找出垦民的来源或找出其思乡情怀,其中凝集着中国人特有的家乡观念和浓厚的宗亲观念。

包含着拓荒史的地名主要有二类，一是缘起于郑氏军队驻地和屯垦;二是有关闽台移民垦荒和经营。为纪念郑氏部将林祀和林风率军屯垦而得者;如:南投县的林祀埔、林风营(台南)；因郑氏军队驻军或屯垦而以军队编制名或营名命名,如：后镇、双援（嘉义）、本协、果毅后、五军营、柳营、查亩营、后镇、新营、旧营、后营、二镇、中协、下营、左镇、小新营、前锋、前锋仔、右营埔(台南)、后劲、右冲、左营、前锋尾、援剿中、援剿右、角宿、冈山营、仁武(高雄县、市)、大响营、德协、统领埔(屏东)。郑氏时代开拓的地盘主要在台湾南部，所以这类地名都集中在台南、高雄、屏东地区。这些地名是郑氏屯垦史的部分记录。与垦民拓荒有关的地名有两类。一是缘起于保卫拓荒措施的地名:带有“围”、“堵”、“城”、“隘”;二是缘起于拓垦面积和表明拓荒的经营方式,前者带有“甲”、“张犁”;后者带有“股、“分”、“阉”、“廍”。

起源于保国拓荒措施带“堵”的地名,如基隆市的五堵、六堵、七堵、八堵。“者”是垦荒时筑墙为界设防，土墙一丈称板，五板为堵。这是垦荒时为防止原住民的干扰和用于垦荒集团间斗争时用的防御工事。带“堵”的地名。反映垦荒时的社会条件。“堵”从小到大的数字,记载着其垦荒的进程。与此相似的是带“围”和“城”的地名,如宜兰县的头围(头城)、二围、三围、四围、五围、壮围、壮二围、壮三围,壮四围、壮五围、壮六围；以及台北县安坑溪沿溪谷的头城、二城、三城、四城、五城。宜兰地方带“围”的地名，记录着吴沙父子在清嘉庆年间率闽粤人民拓垦宜兰平原的过程,头围指其所建第一个土围,“城“,实际上亦是土围。因此,宜兰县之头城,亦称头围。此外还有土城(台北、苗栗、台中、南投)、竹围仔(台北、桃围、彰化、台南、嘉义、云林)、柴围(宜兰)等地名大多也与垦荒史有关系。带“隘”的地名常指设防的地点,有的官设,有的是民办的。垦荒时为防止原住民族的袭击,以及官方减少汉民与原住民摩擦,派隘丁驻守。宜兰县苏澳镇有一个称为隘丁的地名,就是汀州垦民在该地设隘而得名的。又如南投县的隘寮埔、苗栗县的隘口寮、屏东县的隘寮、新隘寮、旧隘寮、隘寮溪等,都是因在该地设隘建有供隘丁居住的简陋搭盖而得名。这些地名都凝集着垦民与原住民族的关系。拓垦面积最早的计算单位是“甲”,这是荷兰殖民者在实行“官田”制时采用的,后来一直沿用下来。一甲约等于0.97公顷,约15亩。以“甲”的土地面积命名的地名多冠以数目字。这类地名南部较多。后来多以“张犁”为计算单位命名地名,一张犁约合五甲。这类地名北部较多。

以“甲”为地名在中南部如:二甲、三甲、五甲、六甲、七甲、八甲寮、十六甲、学甲、学甲寮、大甲、(台南)、一甲、五甲、五甲尾、九甲围(高雄)、十三甲(彰化)、大甲(台中)、中甲(嘉义)；北部有二甲、七甲尾、八甲床、十二甲(台北县、市)一百甲、五十一二甲(宜兰)。

以“张犁”命名地名者中、北部较多,如台北县、市的二张犁、三张犁、六张犁、七张犁、八张犁、三十张犁、四十张犁,宜兰县的三张犁,台中县的四张犁、八张犁、九张犁,彰化县的九张犁。南部以“张犁”命名者则少见。

闽粤垦民到台拓荒,无法独立进行,必须多人合伙经营,要以所提供的劳力或资金多少分成股份。分配土地时,为避免因土地好坏或不公而引起争斗,就采取抓阉的办法来进行。先民拓荒史的上述办法,融入在以带“股”、“分”、“阉”的地名里。

带“股”的地名如:三股(台南)、五股、五股坑(台北)、五股(宜兰)、五股林(新竹)、六股、顶六股、下六股(台北)、七股(台南、台北)、十股寮(台北)、十三股(宜兰)。数目加“股”的地名记载着当时拓荒是以股分制进行的。

数目冠以“分”的地名如:台南市的三分仔、台中市的三分埔,台北县的四分仔、五分、五分寮、六分、八分寮、九分、九分坑、十三分、十四分、十六分,台北市的五分、十四分、十四分坡内,基隆市的七分寮,宜兰县的九分、十六分,彰化县的十七分,桃园县的十三分,新竹县的九分子、十八分,苗栗县的七十分、八十分等。这些地名是以股分制的“分”相似.表示拓垦土地面积划分的“份数”或某人分到的土地“份额”。以数字冠于“阉”的地名如:二阉(台北)、三阉、四阉(宜兰)、九阉(高雄)等。

与闽粤移民开发台湾有关的地名还有带：“廍”字的地名。廍是闽南方言特有的字,意为作坊,在台湾地名中主要是制糖作坊。台湾垦民自荷兰殖民时期就到台湾种甘蔗榨糖,直到清代日占初期蔗森制造的糖成为台湾主要出口良物之一。带“廍”之地名如: 廍前寮(云林)、顶下廍仔、顶廍、宝廍、廍仔(彰化)、新廍(高雄)、道爷廍、蔡道廍巷、顶廍、下廍、南廍、旧廍(台南)、司公廍、兴化廍(嘉义)、糠廍(台北市)、廍后(宜兰)等。这些地名是阂越移民早期在台湾兴办工业作坊的一部分记录。

上述地名凝结着两岸关系史中的经济、社会关系、习俗等文化要素,对于闽粤与台湾地方史的研究是一种有价值的线索。

任何历史事件都发生在一定的空间地点,但这里所讲的不是这一范围的地名,而是直接缘起于历史事件或历史人物而命名的地名。这类地名如嘉义、彰化之外,还有南投县的内国姓(今国姓,传刘国轩屯垦并进剿斗尾龙岸社时命名)、爽文路(林爽文败退内山时经此而的名)、吴风(为纪念吴风“杀身成仁”而命名)、草鞋墩(传林爽文败退时经此换草鞋时遗弃草鞋成堆而得名)、台北县的国圣(姓)埔(传郑成功率水师逐荷兰侵略者至此而命名)、台南的将军(施琅率军统一台湾在此得到封地而得名)、五妃庙(1683年清军入台，朱术桂自缢，袁氏等五妃先殉,清廷命建庙于此)等。这类地名有一个特点,即常反映着统治阶级的历史观点,而且有为命名缘起常带有传说性,并非完全反映史实,如国姓埔、昊风等。

从政治文化要素看,大陆的政治制度对台湾行政区划地名命名和地名的改变和雅化,起着决定性的影响。在郑成功收复台湾后建立的行政制度所采用的行政区划地名，是沿袭明和的府、州、县、镇、坊、里、庄的建制。郑氏治台时期、台湾首次出现承天府、天兴县、万年县(后改为天兴县和万年州)的州县制,改赤崁为安平镇,设东安、西定、宋南、镇北四坊,制鄙设有:文贤、仁和、永宁、新昌、仁德、崇德、长治、维新、嘉祥、仁寿、武定、广储、保大、新丰、归化、长兴、永康、永丰、大丰、新化、永定、善化、感化、开化等24个里。“坊里之名,肇于郑氏,其后新辟之地,多谓之堡”台湾设坊里始于郑氏时期。在中国大陆上千年以前就有这种行政单位。《汉书·食货志上》谓“二十五家为里”,《唐六典·户部尚书》说“两京及州县之郭内分为坊”。所以郑氏命名的台湾行政区划地名,是中国大陆政治文化的延伸。1683年康熙统一台湾以后,仍沿袭明代的府县制,设台湾府、辖台湾县、风山县、诸罗县。风山县辖安平镇及永宁等七里和观音、凤山二庄与下淡水社、力力社等12社。光绪元年以后增设台北府辖新竹县、宜兰县,基隆厅,台湾府下撤销诸罗县,增设嘉义县、彰化县、恒春县、澎湖厅、卑南厅。台湾建省后,新出现的县厅行政地名有台南府、云林县、苗栗县、淡水县、新竹县、宜兰县、埔里社厅、台东直隶州。随着台湾的广泛开发,里、堡的地名增加很多。日本殖民统治时期,行政区划上虽有多次变动,但其行政单位名称沿用清代使用的名称。其州、县、厅等,管辖范围虽有变化,但这一级行政地名除出现高雄州的新名之外,均未超出原州县厅名,因此原来在地名上所具有的中国式的政治文化要素并没有改变。日本文化要素大量渗入台湾行政地名,是在城市的街道名方面,以及原有台湾地名被雅化的部份。如城市的街道名被改为町”,“町”下有几丁目、几番地，这些地名是沿用日本城市街道命名的习惯,而且是以日语为语源的地名。这类地名在国民党政府接管台湾以后,已被改变过来,市镇基层行政单位改为里,乡的基层行政单位改为村。包含日本殖民统治意味的地名,如以日皇皇号命名的地名,明治町、大正町、昭和町以及总督姓氏命名的桦山町之类的街区名以及新高山、次高山(占台后因玉山和雪山分别成为日本的最高山和次高山而命名)等地名当然要改。但是有些日语语源的地名如平原、吉野、鹿野、松山、山下、清水、瑞穗、关西、鹤冈之类的地名,带有日本地名习俗,但这种习俗，是日本接受旧文化的表现。这类地名从文字上并无侵略的意思,在大陆也可找到同样的地名,如鹤冈(黑龙江鹤冈市)、清水(陕西省清水县)、关东、关西等。

行政地名和雅化地名都是由政府以行政命令实施的。因此这类地名包含着浓厚统治阶级意识形态和政治文化的成分。清代最突出事例是将诸罗县改为嘉义县,因诸罗县治驻军和居民抵抗林爽文起义军有功,1787年清廷改赐嘉义之名。再如彰化县名是1723年为歌颂清王朝的圣德,取“显彰王化”而命名的。国民党在命名村里地名和街道地名当中,其意识形态最明显的表现在:(1)在地名中宣扬儒家思想；(2)利用地名歌颂三民主义和国民党领袖人物，在乡镇和村里地名中,带有儒家伦理思想仁义礼智信、忠义孝悌、三纲五常等含义的在各个县市都占着相当的部分。例如桃园县,这类地名就有：八德乡、八德村、三义里、忠义里、仁美里、兴仁里、普仁里、普义里、忠福里、仁义里、福仁里、义和里、仁善里、仁爱里、一德里、四维里、美仁里、仁美里、精忠里、兴仁村、大义村、大勇村、大忠村、忠贞村、义民村、泽仁村、义盛村、高义村等。这种情况。并非桃园县特有的现象,其他县市可能还要多。村里地名中宣扬儒家伦理思想,是中国传统的习俗,在台湾郑氏时代,始设村里时就是如此。当时24里中,就有仁和里、仁德里、依仁里、崇德里、仁寿里、归仁里、善化里、感化里等。由上可知台湾地名中,包含着浓厚的大陆儒家文化要素。国民党接管台湾后利用其执政权、将其政治理念和纪念国民党领袖人物政治意图渗透到城乡村里地名和街道地名的命名上。宣扬三民主对波统治人物的要求的现有地名,如以“三民”、“民族”、“民权”、“民生”命名的地名,几乎在每一个县市都可以找到。高雄县有个三民乡,其辖三个村为民族村、民权村、民生村。凤山市还有个三民里。包含对被统治人民的政治要求的地名如:新民、中兴、复关、兴国、建功、立功、军功等类的村里名和衍道名亦很多。含有纪念国民党首领孙中出、蒋中正、蒋经国等地名亦不少。因此各县市间以及在同一县市之内，重复的地名是常见的。例如:台北市、高椎市、新竹市、台中市、嘉义市、台南市,都有中山路、中正路、民族路、民权路、民生路；在各县市也郁可找出冠以上述名称的村里地名,如台北市除上述跨名外还有中出区、中正里、三名里、民生里、民有里；民权里；南投县有二个中正里、二个中正村、二个中山里；一个中山村、还有一个三民里；彰化县也有两个中山里、二个中正里、二个五权里、一个三民里、一个民主里和一个民生村。上述宣扬三民主义和孙中山及蒋中正的地名，在各县市是相当普遍的，此外还宣扬林森和蒋经国的地名,如林森路(台北市、后和卞市、台中市),经国路（台南市）等。

台湾闽南语语源的地名中,较普遍的现象是各地都把寺庙名当成地名,或以寺庙为坐标形成地名。这种现象海峡两岸的习惯一致,并且寺庙名称和所供奉门神佛多是相同的。这类地名如宜兰县的文昌宫、土地公后、福德坑(土地公亦称福德正神)、圣王后(开漳圣王陈元光称圣王公)、圣王前街等。台北市有:福德洋、土地公埔、祖师庙后街(祖师指清水祖师,祖庙在安溪县)、祖币庙前街、祖师庙横街、大众庙口、水仙宫口、水仙宫后街、土地后街、文武庙街、将军庙街、法主公庙口、旧妈祖宫后、旧妈祖宫河有、城隍庙后街等。台南县有:太子宙(今太子村)、妈祖庙(今妈祖村)、大人庙、关庙村、大使公、王公厅、观音厅、祖师公、子良庙(今子龙里)王公庙、太子公、上帝庙、将军庄(有供施琅将军之庙而得名)等。台南币因是最古老的城币,两岸关系历史悠久。以庙为地名的情况更普遍。据笔者统汁,这类地名有43个以上。其他各县市，这类地名也很多。

和台湾一样,在闽南各地也有很多同类地名,以厦门市为例就可以找到20多个,如丹霞宫巷、将军祠、福茂宫、永福宫、和风宫、水仙宫、观音山、大王后街、内武庙街、太平妈街、三宫巷、上地公祖巷、六仙公巷、仁和宫巷、西庵巷、瓮王巷、南土地公巷、养元宫巷、城隍庙巷、圆山宫巷、福海宫巷、福海宫后巷、美仁宫等。

由上可见由闽粤地区传播到台湾的民间信仰,对台湾社会发展深刻的影响。台湾地名所表现的信仰对象包括土地公、关圣帝君、五姓王爷、妈祖、观音菩萨、清水祖师、水仙尊王、玉皇上帝、三界公、文昌帝君、城隍爷、张法主圣君、太子爷、田都元帅、陈府将军、俘佑帝君、开漳圣王等。这些台湾庙宇的祖庙多在闽粤地区,其古庙的神灵都是由垦民带神象或香火去供奉的,因此古庙的沿革史与移民史密切相关,并成为地名的沿革史。以寺庙命名的地名,一方面是两岸民间文化上共同信仰的记载,有的还是该地移民史的佐证。因为有些神明，早期其信仰范围带有地区性,如清水祖师是安溪籍民的信仰对象,开漳圣王是漳州籍民的主要信仰对象,王爷主要是泉州籍民的主要信仰对象,张法主公是来源于永春县信仰,等等，成为地名的这些寺庙,多是当时其信仰地区的籍民建造的。寺庙转化为地名中所包含的信仰习俗,开发史等文化要素,都说明两岸文化的密切关系。

雅化地名,从文化层面讲,是一种进步,因嫌原有地名粗俗、难听而从善更名，使其文字雅致，音节和谐，含义美满，但可能发生弊端,即抹煞原有地名的历史文化价值和忽视群众的可接受性。雅化地名多靠行政命令进行,因此统治阶级意识形态的成分容易渗入其中。如清代将鸡笼改为基隆,取义“基地兴隆”而雅化为基隆,基隆又为鸡笼的汉语普通话谐音。又如猫里雅化为苗栗,老懂(高山族语指猿)雅化为罗东,也是依据谐音,而噶玛兰雅化为宜兰,则取其原地名的兰。国民党接管台湾后,在改掉日本殖民时期的地名时,有不少是采用雅化的方法。用谐音和取义相近来雅化的好处是容易记忆。如基隆市明治町雅化为民治里,桃园县八块(厝)雅化为八德,台北市景尾镇雅化为景美镇,宜兰县林尾庄雅化林美村,台北县的崩山雅化为彭山村,武丹坑雅化为牡丹村,苗栗县鱼藤坪雅化为龙藤村,新竹市的石头坑雅化为宝石里,台中县的加角雅化为嘉仁村等。

以上情况说明,在地名中当时占统治地位的意识形态,必然会做为一种文化渗透到地名中来。民间命名的地名也存在着这种文化要素,因为人民受统治阶级意识形态的影响,会不自觉地把它带到命名的地名中来,而统治阶级则是有意图在命名地名时为了宣扬其政治观点和伦理道德、美学观点等。

如上所述,台湾地名中,存在着闽台两地同一的或密切联系的文化要素。(1)从地名上可看出地名语源和命名习惯的共同性；(2)从台湾冠籍及冠姓氏地名之多,可以看出台湾人民浓厚的祖籍观念和宗亲观念,这是同一地缘文化和血缘文化的表现；(3)从缘起于拓垦台湾的地名可以找到台湾开发史的痕迹。它是闽粤人民开发台湾功绩的记录,也是研究闽台史的宝贵线索;(4)从台湾寺庙地名中可以看出闽台民间信仰文化的密切关系；(5)从台湾地名和闽南地名的对比中,谁都不能否认其中所具有的地方性共同文化特色；(6)统治阶级在命名时,将其政治理念和儒家伦理观点附加的这部份文化要素,不管是精华或糟粕,也是属于海峡两岸共同文化的一部份,其中绝大部份是由大陆统治阶级移植于台湾的。

作者：朱天顺

来源：《台湾研究集刊》1922年第2期

选稿：何铂羽

编辑：汪依婷

校对：计梦菲

审定：黎淑琪

责编：刘言

（由于版面有限，文章注释内容请参照原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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