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二代即将名校毕业，为何仍在意平权法案的影响？

美华正义补丁

编者按：

本文转自《美国华人》公众号，来自一名在硅谷长大的华二代。遵循着很多亚裔家庭的成长与教育轨迹，她中学时成绩出色，进入了非常棒的大学。经历了在美国长大、求学之后，她真切地看到了美国社会中对少数族裔的不平等和竹子天花板的所在。即将踏上职场的她，比以往更加在意平权法案这类帮助少数族裔的政策。加州公投在即，来听听华二代女孩的心声。

平权法案不会损害亚裔学生进入加州公立大学的机会。它能在大学毕业后很长时间内给亚裔的就业带来好处。并非每个华裔年轻人都一定要成为财富500强公司的首席执行官才能过上幸福的生活。但是，每个华裔年轻人都应该享有同等的机会。

正文共：3646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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撰文：婉婷

翻译：Marie Koo/Wenxiu/Joseph

Occidental College。（网络图片）

这是 “心声”项目有关《平权法案》的第二篇文章。要了解更多信息，请阅读第一篇文章《华裔二代大学生写给家人的一封信：了解加州 ACA-5 提案》。

我即将从东岸一所名校毕业。很多时候会有人问我：“为什么你还要关心加州的《平权法案》？”

这个问题问得好。关于加州第 16 号提案的辩论主要围绕大学录取展开，身为几年前刚申请过大学的人，我理解对这些问题的压力和担忧。目前工作难找，而华裔家庭为确保子女的未来无忧无虑，首先就是要他们能进入好大学，对吗？

我在北加州郊区长大，距离斯坦福大学和硅谷仅几分钟路程。我的父母每天都在勤奋工作，以确保我们一家能够继续负担得起湾区的昂贵生活。但是在大学里，我了解到有些事情不仅仅是努力工作就能实现的。

我记得大一时和一个白人同学一起吃晚饭，发现我们两家住的地方仅相距三十分钟。上大学之前，我在当地一所公立高中就读，而她从幼儿园开始就在一家私立天主教学校上学。我问到她的寒假计划，以为她可能会讲起她家的圣诞节传统，或许可能会去其他州探亲。想不到她说：“哦，我会去斯坦福大学心理学实验室工作！我太兴奋了。”

我感到困惑。这样的事情很平常吗？我随便问起她怎么得到的这个职位，她高兴地告诉我，她妈妈有个好朋友是斯坦福大学心理学教授。那位教授是她家庭的老朋友，同学说，“她告诉我，如果我想在她的实验室里工作，她会很高兴雇用我。” 我知道我的寒假将在家中度过，而不是在斯坦福实验室中度过；而在周末，我可能会在父亲的办公室担任临时接待员。我记得当时我想，为什么我们长大的地方仅相距三十分钟，却过着如此不同的生活。

我妈妈是我知道的最辛勤劳动的人。她能够做到有足够的时间全职工作，养育两个孩子，还要经常照顾她的父母，其实就是少了睡觉的时间。她长时间在电脑前工作，以至两只手腕都患有肌腱炎。但是我辛勤工作的妈妈是在1990年代来到美国的，在这个国家没有几代人延续下来的关系网，能保证我不费大力气，在大学毕业后直接在投资银行等找到一份优渥的工作。（据我所知，我学校很多同学通过关系找到工作的。有些人凭人文专业学位就拿到父亲的华尔街公司的位置，他们找到的工作似乎跟大学专业、努力程度没有关系，但是跟他们家庭认识的人很有关系。）

我分享这件事不是为我的未来换取同情。我想说的是，对华裔来说，哪怕在高尚社区长大，名校毕业，我们仍然需要平权法案——因为平权政策覆盖的远不止本科教育。而且在长远大局上，本科学位的价值其实没有那么大。

对一个Fremont的华裔学生来说，家有漂亮房子，父母都是大学毕业生，如果她被哈佛/耶鲁/斯坦福/加大洛杉矶分校等大学拒绝了，她基本上不会有什么问题。她在学习很努力，她父母很可能花钱让她上了SAT补习班，请了大学咨询，她很可能有机会上加州圣地亚哥分校，戴维斯分校，圣荷西州立大学，圣塔芭芭拉大学，西方学院（Occidental College）——这些都是好大学，据发表在《经济学季刊》的一项具有里程碑意义的研究，这些学校的学位对她将来的就业机会及财务状况几乎没有影响。《大西洋月刊》是这样分析的：

用两个虚拟的学生做例子。Mike和Drew的SAT分数一样，两人申请同样的大学，Mike被哈佛录取了，Drew没有，他们职业生涯的收入可能一样。尽管哈佛享有国际声誉，校友之间也热情相助，可是Mike不见得能体验到看得见的“哈佛效应”。这项研究的作者Dale and Krueger甚至发现，一个学生申请的所有大学的平均录取SAT分数才是预测这个学生更有效的指标，而不是这个学生实际就读的学校。这个发现指出，学生的天分和志向比精英学校的资源和名望更有价值。

重要的是要记住，考虑种族因素的平权法案还没有影响到加州大学系统对亚裔学生的录取。不管是在实行平权法案之前还是之后，亚裔学生在加州大学系统里一直超出人口比例。而且从数据上看，不考量种族因素的录取反而稍微增加了亚裔学生被录取的难度。（ 209提案是1998年生效的。）

录取年份	亚裔录取率
1997 (有种族考量的录取)	32.54
1999 (无种族考量的录取)	32.38
2001	31.78
2003	31.16
2005	32.69
2007	33.41
2009	32.59
2011	33.43
2013	31.21
2015	30.62
2017	29.15
2019	30.49

这就带出一个问题：既然平权法案并不明显改变亚裔学生进入加州大学系统的机会，我们为什么要关心？

讨论平权法案，最常见的语境是跟大学本科录取相关的，但平权法案对亚裔的影响远远延续到大学毕业以后，有助于保障就业机会和条件。比如说，加州16号提案是除了公共教育还涵盖公共就业、商业合同的平等法案。当加州废除平权政策之后，政府合同里的障碍使得少数族裔和妇女雇主拥有的小企业损失了估计大约10亿美元的合同。

如果我想在我的家乡加州做个律师、法官、工程师等等，州政府审阅我的申请时会考虑到我的族裔，他们知道历史上像我这样的人要进入某些行业比较困难。据加州律师资格协会称，加州的律师绝大多数是白人男性，亚裔律师和其他少数族裔律师人数一直低于人口比例。如果我们用法官做例子，亚裔法官就更少了。

华裔社会学家 Margaret M. Chin 研究发现，亚裔找工作没有困难。但是，当他们想从低级入门职位向上发展时，会受到“竹子天花板”的制约。

“2013年劳工部统计数据估计，超过35％的亚裔受雇于专业行业，但他们在企业高管职位和董事会中的人数微乎其微......在财富500强公司里亚裔仅占首席执行官的2％和董事会的2.6％。（黑人和拉丁裔分别占《财富》500强公司董事会席位的7.4％和3.3％。）

即使在硅谷，亚裔也会遇到玻璃天花板。亚裔美国人专业组织ASCEND使用HP，Google，Intel，LinkedIn和Yahoo的2013年EEOC（公平就业机会委员会）数据，发现在企业管理阶梯上上到越高，见到的少数族裔群体就越少。在这五家公司中，亚裔占专业人员的27％，经理的19％和高管的14％。黑人和拉丁裔也有类似的现象。白人是唯一越往上走人数越多的群体。”

专业人员指的是按任何标准，都拥有成功需要的一切的人。Chin博士采访了亚裔二代，他们英文流利，职业道德非凡，业绩出色，在富裕社区中长大，双亲教育程度高。但是在公司环境中，“努力工作，聪明，成为行业中最卓越的，不捅搂子。” 换句话说，成为“模范少数族裔”，等同于缺乏领导才能或“文化融入”。他们的父母成年后移民美国，通常做研究或工程师工作，但往往没有适当的社会关系网来指导孩子。但是，这些高素质的华裔专业人员难道没有资格获得担任领导职务的机会吗？

少数跻身榜首的亚裔美国人有何特别之处？不是藤校的毕业证，而是另外两个因素：第一，“他们通常在高中，大学和研究生院时，就学习如何改善社交，领导力和建立人脉的方式。” 第二，他们受惠于平权法案，基于平权法案的各种公司人力资源管理项目优先选择少数族裔进行管理层培训。

需要明确的是，问题不在于亚裔在工作上“不擅长”，作为领导者“不够好”，也不在于《财富》 500强公司拥有更多的亚裔首席执行官就能解决种族主义问题。竹制天花板凸显的是，我们生活在这样一个系统中，要想在公司领导层中占据一席之地，需要一些很随机的不一定是高分数的素质，而这些素质是白人专业人士自动就具备的，这仅仅是因为他们的家族已经在美国好几代了，还因为他们没有被定义为听话、勤奋的机器人。平权行动是反对这些不公平做法的一种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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