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代在变，性别平等研究热情不变 | 中德研讨会

话说，这一日（11月16日），京城阳光明媚，寒风嘶吼。

伞君来到了中华女子学院图书馆十层的一间小屋内。

推开门，嚯，50多位中德的专家学者在这进行研究、思想的交流，你来我往，好不热闹。

变化！时代变迁下的

两国性别平等状况素描

都说性别平等进程就像是走山路，走得顺不顺，与天时地利人和那是相当紧密。天时地利，可以理解为时代特征与政治气象的结果，人和可以理解为人们性别平等意识的提升及开化程度。

所以， Eva Maria HINTERHUBER博士一开始便强调了德国社会变迁的核心动力是全球化数字化及新自由主义对劳动力市场的重组。同时，默克尔成为政府总理的地利也为女性更多的参与政治经济社会生活带来了显著的变化。

比如，2005年默克尔入职后，政府公务员中女性的比例平均占到三分之一。这个比例在1990年时为20%，到2013年时高居36%。当然，这种猛进增长的势头也不是永恒，目前有所下降，这跟右翼势力的抬头不无关系。

Eva强调，总体来看，德国政府的升迁模式及选举机制还是对男性更友好的。

“尽管30年来，我们取得了一些进步，但并没有实现完全的平等，尤其在东西德之间。我们意识到男女在生活中存在性别不平等，但也有人主张要剥夺女性的进步。总之，我们能看到大家对男女平等的话题是感兴趣的。”

 论坛主办方艾伯特基金会驻中国代表仁凯先生

那么，中国的性别平等在改革开放以来形势如何？

中华女子学院特聘研究员刘伯红从劳动力市场入手，分析经济转型给女性就业带来的影响。

她首先介绍了中国的天时地利状况：改革开放以来从大锅饭经济（计划经济）走向了市场经济，从农业社会向工业化社会的转变，这种转变大大提高了人民的收入和生活水平，也给中国妇女带来了空前的发展机会。

但是机会与挑战总是不离家的。与此相应的，社会间贫富差距加大，女性因生产生育等多角色一肩挑，在劳动力市场上也处于不利地位。

为此，她从就业机会、收入、无偿照料中的性别差距三个方面进行分析，提出以下政策建议：

1）把公平正义作为全球议程和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目标

2）将性别平等纳入中国宏观经济和社会发展决策的主流

3）加强对劳动力市场的监督，防治就业和职业的性别歧视

4）坚持等值同酬（注意，这是区别于同工同酬概念的，请自行百度）的原则，加速中国分配机制的改革，促进第100号同酬公约的落实

5）承认无偿劳动（就是家务之类的事儿）的价值，将家庭照料服务纳入公共服务体制；

6）加强政治体制改革，促进妇女参与管理和决策

7）将性别平等和人权教育纳入中国社会文化建设等。

刘伯红表示，在性别问题上，最关键的是要看到不平等的存在。

同时，在中国对男女平等的理解与国际社会对男女平等给的理解不一样，中国的想法是让男生做适合男生的事儿，及女性适合做的事儿，但“适合”本身就有问题

（伞君翻译：因为其映射的就是陈规的性别刻板印象，比如男性适合做领导，女性适合读文科等等）。

平衡！职业工作平衡是女性的问题，

更是男性的问题

本次会议中，德方带来了一份撩动所有人好奇心的报告，叫德国政府《第二次性别平权报告》。

其中，报告中的一个概念深受与会者的青睐，叫“职业+家务模式”（ Erwerb-und-Sorge-Modell）。该模式要求人们不论男女都必须除了职业之外，可以从事个人家务劳动，反之亦然。

所以接受这个模式下的要求是，强调政策措施应扶持女人和男人在一生中同等关注职场和家务。而目前而言，德国男女在家务上的负担是不均等的。

据“家务支配时间性别差异”指标测试标明，德国妇女为无偿照料工作的平均时间是男人的1.5倍。

因此，报告建议，政府应提供基础条件，使家务在伴侣间的分配发挥同样的吸引力。具体的行动建议包括：

1）在全社会中就全职概念进行公共大讨论。此前的全职是一周工作40小时，是否可以在未来生活中，全民共同达成共识，将一周工作时间缩短，而多出来的时间就让员工回归家庭？

2）对减少工作时间或职业中断进行补贴。比如，孩子出生后父亲休育儿假。据Regina Frey博士介绍，目前德国的育儿假是针对父母双方的福利，共有14个月，一般爸爸们会休2个月，妈妈们休12个月。

在此期间，父母可向联邦政府申请育儿假补贴，标准为休假前平均净收入的65%至67%，每月最低保障300欧元，补贴上限1800欧元。

如果父母双方都休假，总计可以领取最多14个月补贴；如果只有一方休假，则最多只能领12个月补贴，所以这种补贴措施也在一定程度上鼓励了爸爸休育儿假等等。

中国妇女发展研究中心主任张李玺做闭幕式发言中

来自中国社科院社会学研究所的马春华副主任，则从儿童养育成本入手，进一步讨论了照顾成本的性别化特征。讨论这个成本在我国大力提倡二胎的时代背景下有着现实意义。

儿童照顾成本由直接成本（衣食住行，真金白银）+间接成本（照顾孩子造成的父母收入损失）+第二类间接成本（集体层面的潜在成本，如对儿童教育投入不足，间接影响的人力资本积累和经济发展，对生育率的影响）。

国家在承担育儿成本时，主要通过提供家庭政策方面的支持性政策的方式达成。

具体而言，中国家庭政策的现状是：对于家庭儿童养育与直接成本的分担是通过现金补贴或者税收减免，但缺乏普惠制的儿童津贴或税收补贴；对于家庭儿童养育时间成本的分担，是通过假期政策。

目前全国法定产假98天和哺乳假覆盖全国，但没有给父亲提供全国法定陪产假，也没有普惠性的育儿假；对于家庭儿童养育照顾着成本的分担是通过公共托幼服务，但主要集中在3-6岁，缺乏0-2岁儿童照料；同时，缺乏课后托管政策。

因此，她指出，我国的儿童照顾成本和照顾体制都呈现出性别化的趋势，中国在家庭政策改革的时候，需从社会性别视角考虑家庭政策对于女性的影响。

伞君感慨，孩子照料的问题是会场中反复被提及的热点，也可谓是全球的公共问题。而孩子从来不只是妈妈一个人的孩子，是整个家庭及整个国家的孩子，这些来自学界的理论研究，必将为落地实践提供沃土。而学界的积极投入，社会组织的热烈响应，全民的参与，会让这个个人小问题，社会大问题早日得到解决。

此外，该会议还就男女角色定位、社会性别与学科建设、妇女运动等主题进行分享和探讨。

花絮————

德国反家暴法：

会上，介绍德国妇女运动的专家谈到了该国反家暴法。据悉，对于家暴问题，德国妇女跟咱们一样，最开始也都是不太愿意把这些事情公之于众，打碎牙往自己肚里吞。

通过女性研究者、女性政治家、组织网络及政府相关部门的配合（平权魔幻四角力量）共同推动，促进政府推出了反家暴法（《防止暴力法案》，2002），而这个法律的亮点之一就是“谁施暴，谁离开”，即施以家暴的一方会被赶出家门，并被禁止靠近、纠缠受害者。

在该法案生效前，德国保护女性家暴受害者的主要措施是将受害者安置在妇女之家等临时庇护场所。这一措施，对于相较而言缺乏资源的女性受害者而言，提供了基础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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