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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力超 2018-05-26

在上海有了立足之地的农村姑娘王文兰,因为和上海人小陈恋爱而陷入了深深的自卑中。打工女性尽管可以通过个人的努力在城市里站稳脚跟,但是农村身份和户籍制度给她们带来的自卑很难消除。

 


昆仑饭店客房部的领班王文兰和她手下的实习生小陈恋爱了!

 

这个消息在整个客房部一百多人中掀起了巨大的波澜。从一名普通的客房服务员一直做到整个部门的领班,28岁的王文兰已经在昆仑饭店工作了整整七年。


七年来,同事眼中的王文兰不苟言笑,像一台工作机器,绝对不会把私事和个人情感带入到工作中来。小陈才来了三个月,居然就让王文兰的脸上绽放出羞怯的笑容,这对于整个部门来说,无异于是一颗重磅炸弹。

 


对于王文兰来说,小陈强大的追求攻势带给她的不止有初尝爱情的甜蜜,更多的是深深的担忧和顾虑。


十几年前,爹娘没有因为她是女儿就中断她的学业,而是果断卖了家里仅有的两头猪,砸锅卖铁供她来上海读了“酒店管理”的大专。如今她只能用百倍的努力回报爹娘,自从她参加工作以来,就承担起供养两个弟弟读书的责任,如今大弟刚刚考上研究生,小弟也马上要大学毕业了,她节衣缩食的苦日子马上就要到头了。

 

可这苦日子毕竟还没到头。除了上班的两身制服,这么多年,王文兰没给自己买过一件新衣服。她用的擦脸油是两块钱一支的凡士林,头上的皮筋都恨不得是客房部清扫垃圾时拣出来的。每个月底到手的5450块钱,她会寄回家5000。

 

小陈也是大专生,他学的是汽车修理。来昆仑饭店前,小陈在4S店当了五六年的汽车修理工。不久前他在一次事故中折断了右手的食指,他爸妈再也见不得儿子吃这个苦。伤愈以后,爸妈强行把他送来昆仑饭店,从实习生干起也要转行。


王文兰深深的顾虑和担忧不是因为小陈比她小一岁,更不是因为他是她手下的实习生。

 

而是因为小陈是土生土长的上海人。

 

自从生活里有了小陈,王文兰第一次觉得自己和生活了十年的上海有了真正的牵连。这一牵连不仅是甜蜜的,也带着隐隐的刺痛。


她害怕小陈问起她的家人,她担心他牵起她的手之后发现那些劳作的痕迹,她担心他因此而轻视她。有一次他看见她钱包里的身份证,忍不住举起来仔细端详,她的脸骤然间烧得火辣辣的痛——因为身份证上她的头像还是那个脸蛋上有高原红的农村姑娘,地址还是她不想提起的农村。

 

然而小陈并没有流露出任何不一样的神色,他反而饶有趣味地说起,十几岁的时候他爸妈曾经带他去过王文兰家附近的一个旅游区玩过。他向往地说:“你们那儿的空气真好!”

 

小陈离开后,王文兰反复回味着小陈的话,怎么都觉得“空气好”是一种讽刺。除了“空气好”,她想不出她的家乡有哪里可以和上海相提并论。

 

王文兰这一晚又没睡好,夜里,她把身份证从钱包里抽出来,收到了抽屉最下面的那一层。


 

成为“城市人”的期待

 

过去三十年间,日益扩大的城乡差异和户籍制度造成了“农业”、“农村”和“农民”的污名化。“农村人”和“城市人”不仅是划分城乡身份的依据,更由此滋生了“城市人”对“农村人”的偏见和歧视。


近十年来,国家颁布了一系列政策,例如取消农业税、户籍制度改革等,政策目标是缩小城乡差距,促进农村发展。但是城乡身份认同的形成和消除需要经过一个较长的历程。

 

文中的王文兰是一位凭借自己的努力在大城市立住脚跟的“农村人”。由于与上海人建立了恋爱关系,她对自己的身份认同及其背后的规则认同进一步多元化。“农村人”与“城市人”的身份连接、“农村人”这一称谓隐含的偏见与歧视,让王文兰心中模糊的阶级身份认同逐渐清晰化。


打工女性为“农村人”的身份认同感到羞耻和自卑的根源在于中国的户籍制度以及城乡发展的不均衡,这种羞耻和自卑可能会导致打工女性更难融入城市生活,为此改革户籍制度、缩小城乡差异就成为一种必然的期待。

 

如何看待“农村人”?

 

2015年,中国青年报社会调查中心通过问卷网,对3500人开展了一项针对农村人歧视的调查。


51.2%的受访者认为,近年来对“农村人”的印象改变了很多,然而,仍有高达40.3%的受访者认为“农村人”的称呼仍有歧视的内涵;28.4%的受访者表示“农村人”是否有歧视内涵要视情况而定,其余31.2%的受访者表示“农村人”只是一个区分城乡的中性称呼;无论“农村人”的身份和称谓是否具有歧视内涵,在所有参与调查的人中,53.9%的受访者认为“农村人”和“城里人”的差距仍然很大。


在同一项调查的质性访谈部分,受访的北大学生梁小平认为,“农村人”是一个他迫切希望摆脱的标签。他认为生活上的困难和不适应相对比较容易客服,真正难以改变的是自己多年来在农村生活而形成的思维。


他认为城里孩子的谈吐、眼界、思考问题的逻辑等,都是他没有的,需要不断模仿和学习。“即使没有人歧视我‘农村人’的身份,我也会感到有一种无形的心理压力。我身边的很多农村同学都有类似的心理。”


 

 “农村人”身份的研究

 

除了针对“农村人”身份的社会调查以外,近年来,从社会性别视角出发,对打工女性身份认同的学术研究也逐渐兴起,这些研究大部分侧重于女工的自卑意识和树立身份认同的努力,潘毅的《中国女工——新兴打工阶级的呼唤》是其中的一部优秀作品。


在对打工女性身份认同研究的主题下,作者主要考察了打工女性的“阶级身份认同”和“性别身份认同”。


作者认为,打工女性的阶级身份认同整体而言是模糊的,她们的阶级身份认同与户籍制度存在密切的关系,但同时她们又具有非常清晰的性别身份认同。


“打工妹”这个称呼暗含较低的社会地位,代表的是一种“深嵌于资本主义劳动关系与性别关系之中的次等劳动身份认同”。阶级认同与性别认同给打工女性带来负面的心理体验,例如自卑、边缘、不自信、无奈、放弃、向往、高估,而不是歧视男性特征和性别身份。


注:本文图片来源网络

作者


杨力超

北京师范大学副教授,

澳大利亚国立大学博士 


橙雨伞·性别暴力知识库总第21篇

关键词:城乡身份认同、打工女性、城乡差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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