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时间 4 月 17 日凌晨，第 102 届普利策奖在哥伦比亚大学揭晓，《纽约客》的罗南·法罗 (Ronan Farrow)、《纽约时报》的朱迪·坎特 (Jodi Kantor) 和梅根·图伊 (Megan Twohey)，因对包括好莱坞最具影响力的制片人在内的相关性侵报道，获得了最具分量的“公众利益服务奖”。

除了记者以外，罗南·法罗让人难以忽视的另一个身份是，他是知名导演伍迪·艾伦 (Woody Allen) 与知名演员米娅·法罗 (Mia Farrow) 的儿子，因为原生家庭的影响，罗南·法罗一直坚持着为受到性骚扰或性侵犯的女性们争取权益。

橙雨伞与谈性说爱中文网联合翻译了罗南·法罗的《哈维·韦恩斯坦的秘密协议》这篇文章。谨以此文，献给站出来勇敢发声的人们，以及所有关注支持着这些事件的你们。

2015 年 4 月 20 日，菲裔意大利模特安博拉·巴蒂兰娜·古铁蕾斯 (Ambra Battilana Gutierrez) 坐在曼哈顿中城的办公室，在她面前摆着一份 18 页的法律协议。

她的律师告诉她，签署这份协议对她和她的家人来说有益无害。

为了换取哈维·韦恩斯坦 (Harvey Weinstein) 的一笔百万美元的酬劳，古铁蕾斯同意永不公开谈论那次事件——韦恩斯坦摸了她的胸部并试图将手伸向她的裙子。

《纽约客》网站截图

模特Ambra Battilana Gutierrez

“我甚至都不明白我要用这些文件做什么”，她在第一次讨论自己签署的那份协议的采访中告诉我， “我真的迷失了方向。我的英语非常糟糕，那份协议中的所有词句对我来说都非常难以理解，我想即使现在我也不能真正理解所有内容。”

她回忆说，在桌子对面，韦恩斯坦的律师在她拿起笔时明显地颤抖。

“我看到他颤抖着，我意识到这件事有多严重。但后来我想我需要供养我的母亲和兄弟，以及我的生活已经被摧毁了，我的确这样做了”，她告诉我，“当我签下协议的那一刻，我深深觉得那是错的。”

韦恩斯坦使用了诸如古铁蕾斯签署的那份非公开协议一样的手段，以逃避至少二十年来对其性骚扰和侵犯的指控与问责。

他对雇员，商业伙伴以及提出指控的女性使用了同类型的协议，而这些女性通常比韦恩斯坦更年轻、更弱小，并且在双方的律师的压力下签署了协议。

韦恩斯坦也隐瞒了部分写入这些协议的付款。

韦恩斯坦兄弟，图左为鲍勃·韦恩斯坦

在19世纪90年代的一个例中，与哥哥共同创办了电影工作室 Miramax 的鲍勃·韦恩斯坦 (Bob Weinstein) 支付了二十五万英镑（大约相当于今天的 377 万人民币），分配给两名指控哈维·韦恩斯坦性骚扰和性侵犯的英国女雇员。这笔资金来自鲍勃·韦恩斯坦的个人银行账户，以隐瞒 Miramax 及其母公司迪斯尼的高管、以及哈维·韦恩斯坦的妻子。

在一次采访中，鲍勃·韦恩斯坦承认了这些个人支出，但表示哥哥向他隐瞒了背后的原因。

“关于这笔款项，我只知道哈维告诉我的是什么，基本上他说的是他和两个女人鬼混，她们向他要钱。”鲍勃·韦恩斯坦告诉我，“他不想让他的妻子发现，所以他问我是否可以写一张支票，我也确实这样做了，但没有迹象表明任何性骚扰。”

韦恩斯坦夫妇，图右为 Georgina Chapman

2017 年 10 月 11 日，Chapman发表声明：“我为因这些无法饶恕的行为而遭受巨大创伤的女性感到心碎。我选择离开我的丈夫，目前照顾孩子是我的首要任务。这次我要求媒体给予我隐私空间。”

一名前 Miramax 高管表示，鲍勃·韦恩斯坦不知道这些已经向公司报告了的指控的性质，简直令人难以置信。

使用保密协议解决性行为不端的指控已成为惯例。

一些法律专家，包括代表韦恩斯坦指控者的受害者权利律师格洛丽亚·奥尔雷德 (Gloria Allred)，强调受害者实际上可能更喜欢这种协议方式。奥尔雷德告诉我说，她的公司代理了数千名签署过这种保密协议的人，她提到：“有些人不希望他们的父母、朋友以及她所生活的社群知道。”

但最近对娱乐、政治、新闻和其他领域的权势人士性侵犯行为的揭露，引发了关于是否应该减少这些协议的使用的讨论，特别是当控告者与被告之间存在权力不平衡时。

在多数情况下，这种协议会使侵权行为继续并有增无减，有时甚至维持几十年。喜剧演员比尔·考斯比 (Bill Cosby) 和电视名人比尔·奥赖利 (Bill O’Reilly) 都多次使用秘密协议来解决对其性行为不端的指控。

新闻截图

上周，国会议员杰姬·斯佩尔 (Jackie Speier) 透露，众议院在过去的二十年中，支付了超过一千七百万美元（大约相当于 10687 万人民币）的赔偿金，以解决二百六十项骚扰索赔（这一数字包括性侵犯以及基于种族、年龄或其他因素的骚扰）。

斯佩尔正在与两党政治家们合作推出联邦立法，以彻底改变国会处理骚扰索赔的方式，包括为指控员工提供更好的法律咨询，并解除他们签署保密协议的长期要求。

以就业问题为工作重点的纽约大学法学教授塞缪尔·埃斯特莱歇 (Samuel Estreicher) 告诉我：“我认为在这类案例中我们遇到的问题是那些呼风唤雨的显要人物。”

在韦恩斯坦的这类案例中，埃斯特莱歇说：“重复犯罪者可以在保密协议的帮助下，在沉默的掩护下为所欲为。”

塞尔达·帕金斯 (Zelda Perkins)，哈维·韦恩斯坦的前助理，是鲍勃·韦恩斯坦同意承担支付性骚扰和性侵犯费用的女性中的一位。

即使在二十年前签订协议的时候，帕金斯就认识到韦恩斯坦正在以这种模式为所欲为。她努力争取，获得了专门用于防止韦恩斯坦继续伤害女性的条款，这份协议要求韦恩斯坦接受帕金斯选择的精神病医生的治疗，并告知迪斯尼他未来还有制定这种骚扰协议的可能。

尽管如此，韦恩斯坦的不当行为仍然秘密地持续了数十年。

“在这一点上我想谈论的并不是哈维的所作所为”，帕金斯告诉我， “更重要的是这个能够保护他、帮助他恶行的系统，因为那是我们唯一可以改变的东西。金钱、权力、法律体系给了他帮助，最终，哈维·韦恩斯坦在这条路上乐此不疲的原因，正是他被允许这样做，这是我们的错。作为一种文化，这是我们的错。”

哈维·韦恩斯坦的刑事辩护律师布莱尔·伯克 (Blair Berk) 和本·布拉夫曼 (Ben Brafman) 在一份声明中表示：

“由于未决的民事诉讼和相关调查，对本文中包含的每个无依据和不真实的影射作具体回应都是不恰当的。我们只需要说，韦恩斯坦先生强烈反对任何暗示他的行为在任何时候违背了法律的说法。

“请相信，我们会在任何必要的时候，在任何适当的法律论坛中作出回应，充分希望韦恩斯坦先生在任何针对其不法行为提出的申诉中获胜。韦恩斯坦先生断然否认曾与任何人进行任何未经同意的性行为，任何认为他为自己辩护的行为不正当的看法都是错误的。”

古铁蕾斯告诉我，她长大的过程中，一直目睹着她的意大利父亲殴打她的菲律宾母亲，在她眼中，父亲是个“化身博士”式的人。每当古铁蕾斯试图阻止时，她也会被殴打（记者未得到古铁蕾斯父亲对她所说的事情的看法）。年少时，古铁蕾斯已经开始照顾整个家庭，供养她的母亲，帮助弟弟远离暴力。

1931版《化身博士》

故事主角杰基尔博士发明了一种化学药剂，只需吞一点，他就能变成另一个肉身——寻欢作乐、放纵自己的矮小丑陋的海德先生，再服一剂药水，则又变成了受人尊敬的杰基尔博士。

“因为过去的创伤，只有一些极其重大的事件才会触动我”，她说，她首先关心的是保护其他妇女免受暴力侵害。在失去了求助于刑事司法的选择后，她只签署了秘密协议。

在古铁蕾斯与警方联系后，韦恩斯坦组建了一个由高级辩护律师、前执法机构官员和帮助富人阻挠刑事调查的私人调查员所组成的人际网络。

她不知道的是，韦恩斯坦的律师聘请了 K2 情报机关——一家由企业情报巨头朱尔斯·克罗尔 (Jules Kroll) 创立的公司，并委托其代理人确保曼哈顿地区检察官塞勒斯·万斯 (Cyrus Vance) 不会对韦恩斯坦提出指控。 

韦恩斯坦的辩护律师之一埃尔坎·阿布拉莫维茨 (Elkan Abramowitz)，他的客户包括纽约州州长安德鲁·科莫 (Andrew Cuomo)，他也在一家曾聘用万斯的公司做合伙人，负责监督 K2 的工作。

据三名知情人士透露，这家情报公司聘请意大利私人调查人员挖掘关于古铁蕾斯过往性史的信息（K2 一位发言人说，该公司在古铁蕾斯案中的调查工作只是在网络和公众记录中搜集她的过去）。

调查人员发现，作为 2010 年意大利小姐选美比赛的年轻选手，她参加过由意大利前总理贝卢斯科尼主持的 Bunga Bunga 派对，在此派对中，贝卢斯科尼被指控嫖妓。

贝卢斯科尼

意大利调查人员还称，古铁蕾斯参与了卖淫（被问及她是否对纽约客刊出的这些指控感到不舒服时，古铁蕾斯说：“当然。”她断然否认曾经从事卖淫活动。她说，当时她很快离开了贝卢斯科尼的派对，并在后来贝卢斯科尼被控滥用权力、和与未成年人发生性关系时，出席作证。贝卢斯科尼在两项罪名的指控中皆被宣判无罪，但后来在单独的贿赂案中被判有罪）。

曾在地区检察官办公室工作过的现任和前任 K2 的员工向检察官转达了私人调查员关于古铁蕾斯的信息。

两名 K2 员工表示，这些联系人是地区检察官办公室和高价私人调查公司之间的“旋转门”文化 (a "revolving door" culture) 的一部分。

为韦恩斯坦工作的律师，还在面对面的会议上向检察官提交了私人调查员调查结果的档案（万斯办公室发言人琼·沃莱罗 (Joan Vollero) 说，与辩护律师的这种互动是站得住脚的）。

根据两位执法人员的消息，地区检察官性犯罪部门负责人玛莎·班什福德 (Martha Bashford) 后来质问古铁蕾斯时，对贝卢斯科尼和她的个人性史进行了不同寻常的敌意讨论。 

“他们就像是韦恩斯坦的辩护律师一样”，其中一位执法人员告诉我（来自地区检察官办公室的一位来参加此次调查的人员认为，会议侧重于古铁蕾斯在意大利的过去，且表示班什福德表现得很专业而非敌对）。

古铁蕾斯记得自己被一系列盘问所困扰。她认为纽约市警察局更能帮助到她，应警方调查人员的要求，她曾在与韦恩斯坦的会面中刺探过韦恩斯坦，并偷偷录下一段谈话，谈话中韦恩斯坦承认自己曾经猥亵过她。

纽约市警察局

“这很奇怪”，她告诉我，“我，就是，‘这是什么意思？我不明白。只要看证据就好了’。”

2015 年 4 月 10 日，在古铁蕾斯向警方指控韦恩斯坦两周后，地区检察院办公室宣布不会提出指控。

两名执法人员告诉我说，纽约市警察局对这一决定感到困扰，不久之后，该局的特殊受害人部分对曼哈顿最近十起猥亵或强行触摸提出的指控进行了内部审查。

“他们连我们证据的四分之一都没有”，针对这些案件，一位执法官员说， “缺少强制性的会面，只有很少的限制性通话。”

然而，消息人士说，“最后这些人都被逮捕了（沃莱罗说，这次审查中所列举出被逮捕的，多数涉及地铁猥亵，其中有一些是被警方目击。她说：“地铁性暴力的案件通常比其他类型的轻罪的性暴力有更多的证人。”）。”

不论在地方检察院作出对不指控的决定之前还是之后，韦恩斯坦的几位律师一直在向塞勒斯·万斯的政治活动捐款。

消息称，向地方检察院办公室提交 K2 档案的阿布拉莫维茨自 2008 年以来，已为万斯捐赠了 26,450 美元（相当于 16 万 6300 人民币）。阿布拉莫维茨在接受采访时表示，这个捐款是适当的。 

“在哈维·韦恩斯坦进入我的生活之前，塞勒斯·万斯和我已经做了很久的朋友和伙伴了”，阿布拉莫维茨告诉我，“我对他竞选活动的捐助，是基于我对他的信任，他是地区检察院的可靠人选。”

韦恩斯坦法律团队的另一位成员大卫·博伊斯 (David Boies) ，在万斯决定不提出控告之后的几个月里，给他的竞选活动捐赠了一万美元。

“这些认为我对万斯竞选活动的捐款与那个调查有关系的想法，是荒谬的”，博伊斯还告诉我，尽管他与万斯关系密切，但从未跟他提过古铁蕾斯的案件。

博伊斯认为，万斯的办公室作出了合理的决定，并指控古铁蕾斯曾在意大利从事卖淫活动。 “有意大利诉讼记录，其中描述了多年来她为了获得许多不同数额的钱，发生过许多性行为”，博伊斯告诉我。

古铁蕾斯说，博伊斯所提到的任何记录，都是她指控贝卢斯科尼的证词，贝卢斯科尼使用他的权力来诽谤她和当时的涉案人员。

“他们说我是一名 Bunga Bunga 女孩，说我傍大款”，古铁蕾斯说， “他们还会说什么，说我杀过人？任何认识我的人都知道这些东西完全是假的。”

古铁蕾斯说，检察院不控告的决定使她感到震惊。

 “我们有如此多证据”，她回忆说，“每个人都在告诉我，‘恭喜，我们阻止了一个怪物’。”

她开始担心自己的未来。 “我睡不着，我吃不下饭”，她告诉我，包括韦恩斯坦曾经提供过报道的纽约邮报在内的纽约小报，都仿照 K2 档案中的信息发表了关于古铁蕾斯的不实报道。 

“我做错了什么？”古铁蕾斯说，“我做的唯一事情就是曝光了发生在我身上的糟糕经历。”

报道有时会援引古铁蕾斯模特生涯的照片，这就好像“因为我是内衣模特或其他什么人，我就是错的”，古铁蕾斯说，“曾有人告诉我，‘也许是因为你穿得不对’（古铁蕾斯当时穿着专业的办公服装与韦恩斯坦见面，由于天气寒冷，她还穿了厚厚的紧身裤）。”

Ambra Battilana Gutierrez 模特生涯时期的照片

古铁蕾斯现在仍资助着弟弟，但她现在开始担心自己无法谋生。 “我的工作取决于形象，然而我的形象被毁了”，她说。

古铁蕾斯咨询的律师建议她接受协议。 “我感到有压力”，她告诉我， “我一开始拒绝了。”然而最终，她妥协了。

“我被报纸一边倒的攻击彻底打败，我只有自己，我已经22岁了。” 古铁蕾斯告诉我，“我知道，如果他能以这种方式控制媒体，我不能与他抗衡。”

古铁蕾斯说，她知道很多人会严厉地评价她，因为她收了钱。 “很多人都没有同理心”，她说，“他们不会为你设身处地着想。”

我看了古铁蕾斯的那份有韦恩斯坦签名的协议的副本，协议里命令销毁所有韦恩斯坦承认猥亵了古铁蕾斯的录音。古铁蕾斯同意将她的手机和其他可能包含录音副本的设备交给韦恩斯坦持有的另一家私人保安公司 Kroll，她还同意将她的电子邮件帐户和其他可用于复制的数字通信形式的密码交出。

协议上附有的古铁蕾斯预先签署的宣誓声明，会在发生任何违规事件时予以公布。声明宣称韦恩斯坦在录音带中承认的行为从未发生过。

“韦恩斯坦的保密协议可能是我在几十年的职业生涯中看到的最高利润的协议”，熟悉该协议的律师告诉我。

协议签署后，古铁蕾斯变得沮丧，并患上饮食失调症。最终，担心她的弟弟来到了美国。 “他知道我的状态很糟糕”，她说，他把她带到意大利，然后去菲律宾以“重新开始”，“我被彻底摧毁了”。

哈维·韦恩斯坦在女性身上使用类似的策略已经有二十多年了。

二十年前在韦恩斯坦与英国签署保密协议的助理塞尔达·帕金斯也表示对她的决定感到后悔。最近几周，她开始与媒体交谈，藐视她现在认为不公正的协议。

 “我认为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象征性事件”，她说，“公开质疑其合法性。”

帕金斯说，在为韦恩斯坦工作时，她经常经历性骚扰， “从我第一次向哈维妥协开始，我必须时时面对他穿着内裤或完全赤裸的身体”。她告诉我，她必须为他购买避孕套，他的酒店房间会面后，还要去收拾。

“我们必须把女孩带到他身边”，她说，“虽然我一开始并不知道这一点，但我仍是一个蜜罐（编者注：有吸引力的人）。”

她说，韦恩斯坦从来没有成功地迫使她陷入性行为或任何身体接触，但她称拒绝的行为让她 “筋疲力尽”。

1998 年，帕金斯聘请了她自己的助理。她提醒面试者，韦恩斯坦会对员工采取性方面的行为，并拒绝录用“非常明显地吸引人的”面试者。最后，她选择了一位“非常聪明”的牛津大学毕业生，这位助理因为担心报复而不愿在此篇报道中透露姓名。

1998 年，在威尼斯电影节期间，这位新助理从她第一次单独与韦恩斯坦出差时就心烦意乱，她说他在旅馆房间里对她进行过性侵犯。

“她在颤抖，她在哭”，帕金斯回忆说。

帕金斯立即找到韦恩斯坦。“他站在那里，只知道说谎”，帕金斯回忆，“我说，‘哈维，你在说谎’，他说，‘我不是在说谎。我以我孩子们的生命发誓’。”

那个助理因为太害怕而没有去警察局，尤其当时是在国外。

回到英格兰后，帕金斯通知了制片人唐娜·吉利奥蒂 (Donna Gigliotti)，她在奥斯卡获奖影片《莎翁情史》中与他们合作过。回忆起帕金斯来找她讲述这件事，吉利奥蒂告诉我，她是一名外部承包人，“无法在内部报告”。

《莎翁情史》

帕金斯和助手辞去了 Miramax 的工作，并向韦恩斯坦发出即将采取法律行动的通知。

根据前雇员的说法，他们的通知引发了在 Miramax 的一场会议，以及针对帕金斯和助手的电话攻击。帕金斯说，她辞职的那天晚上，她带着“逐渐浓重的绝望情绪”，收到了来自韦恩斯坦和其他高管的 17 个电话。

帕金斯给我看了一些记录在她答录机上的信息，她保留这些信息是因为她认为她“可能需要这些信息作为保护”。

在这些信息之中，韦恩斯坦在焦虑的恳求和强硬的命令中不断转换。 

“请，请，请，请，请务必给我打电话。我求你了。”他在一条消息中说。

帕金斯和助理聘请了伦敦公司 Simons Muirhead＆Burton 的律师。

Simons Muirhead＆Burton 的网站

帕金斯表示，事后看来，律师们似乎故意排除了除了和解之外的任何解决方式。

律师告诉这些女性，因为事件发生后没有立即向警方报案，此时揭露韦恩斯坦的侵犯行为“显然不是一个好选择”。

帕金斯说，她询问律师是否可以将事件报告给当时持有 Miramax 的迪士尼 C.E.O. 迈克尔·艾斯纳 (Michael Eisner)，因为她知道当时韦恩斯坦与艾斯纳的关系处于紧张状态。律师们也劝阻了她。

美国《时代》杂志封面，Michael Eisner

“他们只是说，‘没办法。迪斯尼和 Miramax 会镇压你，拖着你和你的家人、朋友，甚至你那已经入了土的宠物，表明你是不可信的，或者已经疯了。他们会竭尽所能让你闭嘴’。”

帕金斯说，她感到困惑。

“所以，我们不能去警察局，因为太晚了。我们不能去迪士尼，因为他们不会解决问题。那么我们告诉谁？成年人在哪里？法律在哪里（ Simons Muirhead＆Burton 的执行合伙人拉吉·迈尔斯坎达利 (Razi Mireskandari) 拒绝就谈判或最终和解发表评论，称协议的条款禁止他谈论此事）？”

珀金斯最初拒绝接受这笔“肮脏金钱”，说她希望给慈善机构，捐赠给强奸受害者。她的律师告诉她，这个想法是不起眼的。

“那时的我是一个二十三、四岁的女孩，坐在一个经常有六个男人的房间里，他们告诉我我毫无选择（她有注意到，自己的一位律师是女性）”，她说，“这完全错了。”

最终，律师同意协议中的二十五万英镑给这两名前雇员平分。

帕金斯并不知道这笔钱来自鲍勃·韦恩斯坦的个人银行账户。

尽管鲍勃·韦恩斯坦表示，他不知道这笔付款的目的，之前他也一直声称，他和董事会其他成员都认为对他兄弟的指控是“非常惊人的”。

然而，几位前雇员对他的说法表示难以置信。 

“鲍勃可能没有做过这些事情，但他多年来一直在帮忙隐瞒”，一位员工说（上个月，《综艺》杂志报道说，一位在韦恩斯坦公司戏剧《迷雾》(The Mist) 中工作的女演员，在 2016 年指控鲍勃·韦恩斯坦性骚扰。他本人否认了这一说法）。

新闻截图

鲍勃·韦恩斯坦与帕金斯和其助理共同签署的协议要求，她们的律师、会计师和治疗师等任何可能知道这份协议的人，都签署了他们自己的保密协议。

正如帕金斯所说，一个条款要求她们亲自打电话“让人们闭嘴”。

但帕金斯还成功地要求在合同中增加一条希望能够改变韦恩斯坦行为的条款。

协议规定，任命三名“经理”、一名律师，以应对在 Miramax 的性骚扰指控。Miramax 有义务提供证据，证明韦恩斯坦接受咨询三年，或“只要他的治疗师认为有必要”的时间。帕金斯需要确定治疗师并参加第一次咨询。

该协议还要求 Miramax 向迪斯尼报告韦恩斯坦的行为，在未来的两年内，如若韦恩斯坦继续签订性骚扰协议，Miramax 需要解雇他。

但帕拉金斯表示，Miramax “始终停滞不前”。该公司实施了人力资源变革，但该协议的其他部分未得到执行。

她催促了几个月，然后放弃了， “我筋疲力尽，而且感到羞辱。我不能在英国的这个行业工作，因为关于过往发生了什么的漫天传言让我无处可去。”

最终，帕金斯搬到了中美洲， “我已经受够了”。

在帕金斯决定公开讲述她的故事后，她告诉我，她试图寻求建议的一些律师事务所不愿意代理，有些公司担心这样做会破坏大众对其保密协议的信心。

她说：“看起来，代理我的案件，可能会让其他显要的律师事务所陷入矛盾的境地。”

她只能获得自己法律协议中的几页，她的前律师事务所和韦恩斯坦都一如既往遵守一项规定，即她从未拥有完整的协议副本。

韦恩斯坦的协议似乎随着时间的推移变得更加严格。

在与帕金斯达成协议之前，韦恩斯坦与女演员罗斯·麦高恩 (Rose McGowan) 达成了数十万美元的和解协议，她曾公开声称，韦恩斯坦于1997年在圣丹斯电影节上强奸了她。值得注意的是，该协议并未包含一项保密条款，但麦高恩放弃了起诉韦恩斯坦的权利。

她说她当时想要追究责任，但她的律师却说服她签署协议。

“这非常痛苦”，麦高恩说，“我当时认为十万美元是一大笔钱，因为我那时候还是个孩子。”

韦恩斯坦还经常在他的商业交易中使用保密协议。

今年早些时候，在《纽约时报》最先报道的一个故事中，讲述了在聚焦于艾滋病的基金会 amfAR 董事会成员之间产生的一场争端，关于是否指控韦恩斯坦不正当使用从基金募集资金中的六十万美元用于他自己的戏剧制作。

韦恩斯坦为该基金会提供了一百万美元，以换取每一位董事会成员签署的一项限制性保密协议，该协议禁止成员谈论 amfAR 事宜以及韦恩斯坦的“个人”活动。

在一封电子邮件中，董事会主席肯尼斯·科尔 (Kenneth Cole) 敦促其他董事会成员签名，并警告说，如果他们不这样做，可能会被起诉（在一次采访中，科尔说，他认为韦恩斯坦将 amfAR 资金用到一家非营利性戏剧组织是“合法的”，他鼓励其他人签署协议也是在咨询律师，确保无风险之后）。

amfAR的网站

韦恩斯坦的员工，受到与 Miramax 公司、韦恩斯坦公司签订的雇佣合同中保密协议的约束。尽管保密协议是劳动合同的一个标准特征，但韦恩斯坦的条款中包含了一个关于“联席主席” ，即哈维和鲍勃·韦恩斯坦兄弟的“关于个人、社会或商业活动”的信息的特殊规定。

就业法专家埃斯特莱歇告诉我，关于韦恩斯坦兄弟个人生活的保密条款是不寻常的， “个人行为以那样的方式成为合同中的一个部分通常很少见”。

在我与许多员工的交谈中，他们表示，这些合同条款，使得他们无法谈论他们在公司目睹的可疑行为。

欧文·莱特 (Irwin Reiter) 在韦恩斯坦的公司工作了近三十年，现在是公司的会计和财务报告执行副总裁，此前曾拒绝参与采访。 提到针对雇员的法律行动，他告诉我，“我希望没有报复”。

他说，他仍然选择站出来，是因为他觉得公司的沉默文化值得进一步审视。

他告诉我，韦恩斯坦“非常具有控制力，我认为很多人害怕他，害怕面对他或者质疑他，这成为了一种环境”。

哈维·韦恩斯坦与政界人士的合影

莱特还质疑终身保密协议的公正性。 

“终身保密协议不应该是合法的”，他告诉我， “人们不应该对此逆来顺受。他造成了如此多的受害者，而这些受害者已经承受了这么多年，这是不正确的。”

这些合同限制是完全合法的，受害者的权利律师奥尔雷德表示，法院通常会强制执行，并将试图打破这些限制的尝试视为“买家的懊悔”。

但最近几周，立法者和法律专家呼吁对该系统进行改革。

埃斯特莱歇提出，平等就业机会委员会是负责监督工作场所歧视的政府机构，负责追踪与性行为不端相关的协议，并对反复使用这些协议的雇主进行调查。

除了国会女议员杰姬·斯佩尔关于国会雇员的立法之外，纽约州和加利福尼亚州的州议员正在推动立法，以减少在性侵害案件中保密协议的使用。

“这些秘密协议使问题长期存在，它们允许富人继续成为性掠食者”，加利福尼亚州参议员康妮·莱瓦 (Connie Leyva) 告诉我，该州已经宣布立法， “我希望我们能在加利福尼亚州完成这项工作，并将在全国范围内推广”。

奥尔雷德对将要进行的改革表示担忧，她担心这可能会限制受害者的选择。她指出，“任何同意签订协议的人都有选择余地”，接受付出的代价和有时相当可观的收益。她表明，好律师会解释这些协议的全部影响， “然后客户做出明智的选择”。

古铁蕾斯、帕金斯和其他与韦恩斯坦签署协议的女性告诉我，她们觉得人们对她们的允诺毫不知情。

古铁蕾斯说，她希望当时她能够意识到韦恩斯坦过去曾面临类似的指控。

事后，当她知道韦恩斯坦对她的所作所为是既有模式的一部分时，她充满了内疚。“我甚至不能想象那个人还会伤害其他人”，她告诉我， “这让我发冷。”

#MeToo运动，

鼓励性骚扰或性侵害受害者说出自己的经历

古铁蕾斯说，她想警告人们沉默存在的风险：

“人们现在需要真正的改变。

“去倾听与表达。人们不说，是最糟糕的事。”

本文由橙雨伞公益与谈性说爱中文网联合翻译，未经许可，禁止转载。

原文链接：https://www.newyorker.com/news/news-desk/harvey-weinsteins-secret-settlements ，点击“阅读原文”即可查看。 

作者

Ronan Farrow

电视和平面媒体记者，即将出版的《和平之战：外交的终结和美国影响力的衰落》一书的作者，纽约客撰稿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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