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0后单身女子图鉴：不想做天使，也不敢下地狱
在我看来，《北京女子图鉴》作为一个改编剧还是比较成功的，原因主要有三点：
一是保留了原作女性应勇于直面自己真实的欲望的主旨；
二是做到了符合北京当下社会现状的现实主义嫁接；
三是细腻的创作手法和不拖不水的节奏复刻了原作的艺术水准。
尤其是第二点，我认为《北京女子图鉴》对现实的批判力度是强于日剧原作的。
很多人不喜欢这部剧，我猜如果他们不反对以上三点，那原因 99.99 %是因为不喜欢女主陈可。
我个人对于陈可这个艺术形象总体是喜欢的，如果说她身上有什么地方是我不喜欢的，绝不是因为她“作”，而是因为她总在两种互相拧巴的价值观之间辗转腾挪，对于欲望，她的态度是犹抱琵琶半遮面的。
从某种程度上来说，陈可的形象是 80 后初代都市单身女性的典型代表。
经由这部剧，我想要谈的正是这个数量日渐庞大的都市单身女性群体。
2010 年，80 年出生的人进入而立之年，这一年进行的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显示：
城市中 30 岁的无配偶（未婚为主，包含离异和丧偶）女性总数为 43090 人，占同年龄段城市女性人口总数的 13 %，而 31 岁即 1979 年出生的人群中，这个比值仅为 10 %。
如果以受教育程度为坐标：
30 岁人群中，本科教育程度无配偶女性占比 18 %，而研究生及以上教育程度无配偶女性占比高达 25 %。
可以看出，学历对于女性婚姻状况影响显著，研究生及以上学历，数据几乎翻倍。
而这，仅仅是 2010 年的数据。用不着新的数据，现实已经告诉我们，这些城市高知单身女性早已自成一个群体，虽然她们的政治诉求尚未显现，但她们的经济力量以及公共空间的话语权力已经令这个社会无法回避。
这个群体有着什么样的背景呢？
她们是中国几千年历史上第一次女性可以从一出生就独自享有家庭全部抚育资源的受惠者（虽然只是碰巧），同时也是新中国历史上持续时间最长、扩招规模最大的高等教育扩招的首批受益者；
她们中的很多人直到大学毕业找工作时才第一次体会什么是性别歧视（尽管稍加留意就会发现大学中也比比皆是），她们中的大多数是今天这个消费社会中女性、母婴和家庭产品消费的主力军。
陈可就是这个日渐形成并不断扩大的政治群体的典型代表，如果没有计划生育政策，她或许还会有妹妹或至少一个弟弟，从而不一定能受到家庭的重视；
如果没有高校扩招，她或许不能读本科而只是读一个专科，从而压根儿就无法产生到北京打拼的勇气。
所以我首先想说的是，陈可这个被创作者高度概括了的艺术形象绝不像那些都市小言或者古偶中的女主，她不是被凭空想象出来的，她来自于我们这个社会女性进化的历史。
单身、高知、高薪是“陈可们”最显著的标签，她们比中国历史上任何时期的女性都更接近以往只有男性才能达到的主体状态，在这个自我成长的过程中，她们远离的其实是其他的女性。
虽然女权主义试图代表女性的整体，但每个清醒的女权主义者都十分地知道，女性个体与个体间的差异，很多时候远大于女性与男性之间的差异。
因此，陈可与笨笨和桔子保持着姐妹情谊，而与佳佳和姚梅渐行渐远是必然的。
遗憾的是，在《北京女子图鉴》中，这种“姐妹情谊”的分裂部分源自于她们不同的教育背景，我管这种叫作由角色自身生长出来的逻辑，另一部分来自于创作者以自己的观念主观地为角色添加的逻辑，那就是：
好女孩不做第三者（姚梅可以但陈可不可以），好女孩也不会嫁给比自己老 30 岁的人（佳佳可以但陈可不可以）。
创作者的这种观念显然是陈腐的，它的全部意义就是在展示一种大写的尴尬：
精英女性既不愿做传统妇德的殉道者，也不屑做一个彻底的背叛者，她们被悬置在半空中，不想做天使，也不敢下地狱。
如果精英男性是并将一直是那种“精致的利己主义者”，那么 80 世代的精英女性就是告别了“旧式的利他主义者”的“精致的无己主义者”。
她们虽然在外在的形式上得以与精英男性更加接近，但内在本质上却是被旧式女性所放逐的同时，依然被男性所摒弃的。
对于“陈可们”所遭遇到的种种性别歧视，《北京女子图鉴》的呈现与批判是全面的，也是深刻的。
比如“剩女”焦虑。
顾映真告诉陈可“婚姻是女人的第二次投胎”，这句话或许因为他人的审查，或许是因为导演自己觉得“投胎”二字不妥，在正式的播出版本中被改为了“婚姻是女人的第二次机会”，从演员对不上的口型可以看出端倪。
投胎也好，机会也罢，这句话不过是那句在父权制社会中历久不衰的“忠告”的 2018 版本——
在春秋时代，人们说“之子于归，宜其室家”（《诗经·桃夭》）；
在东汉，人们说“男以强为贵，女以弱为美”（《女诫》）；
在唐代，法律说“妇人从夫，无自专之道”（《唐律疏议》）；
在明清，……我想不出来也懒得去查；
在不久前，我们说“干得好不如嫁得好”。
对了，这历史中不是没有例外的，在延安，人们讽刺那些走进婚姻的女性是“回到家庭了的娜拉”，听上去还不赖，但同时“不结婚更有罪恶，她将更多的被作为制造谣言的对象，永远被污蔑。”（《三八节有感》）
我不知道“日常恐婚”的 90 后，是否可以想象在一个建构于异性恋婚姻基础之上的社会中，当一个“剩女”或者离婚的单身女性是多么恐怖的一件事，而且这件事对于那些精英女性来说尤其是梦魇和诅咒，因为在世俗眼中，这件事仅仅是她唯一的 bug 但却常常对她的价值具有一票否决权，“……有什么用啊，还不是嫁不出去”这个句式简直不要太万能。
再比如生育焦虑。
精英女性不需要“养儿防老”，不生孩子对于她们来说不仅没有压力，反而是自我成长的助力，至少她们对于生育年龄的选择具有更大的自主权。
那些写出一边生育多个孩子还一边读下名校博士学位或者创业成功故事的网络作者们，大多不会一边给你制造焦虑还一边告诉你真相往往是：
女主的老公有家族产业可以继承所以不必工作，或者女主原生家庭实力雄厚，亲妈带领着五、六个佣人在扫除女主的后顾之忧。
剧中陈可在老家的闺蜜晓芸就是一个被婚姻和生育捆绑住手脚的女性，她在怀二胎的时候发现丈夫出轨却选择了隐忍。
当陈可问究竟是自己这种“不羁放荡爱自由”的生活比较好，还是晓芸这种“平平淡淡才是真”的生活比较好的时候，她们的答案是：
“生活没有办法比较，自己‘巴适’（注：舒服）就好。”
生活虽然无谓比较，但必须有所选择，对于选择而言，多元一定比单一好。
再比如孤独焦虑。
单身女性一路逃脱了“剩女”焦虑和生育焦虑，终极 boss 是孤独焦虑。
在陈可离婚后，编剧用初恋男友的幸福家庭给了陈可一记迎头痛击，陈可穿着初恋男友夫妇送的貂皮站在镜前痛哭的段落被很多人读解为后悔和 no zuo no die，但我却觉得里面最有意味的是她两次改变发型，她想循着自己走过的路，回望当初那个懵懂的自己，我更愿意把这段理解为：
她的眼泪不是惋惜命运让她错过了安稳的生活，而是因为在那一刻她认清了追求自我的代价，她知道，即使当时初恋男友对她讲了实情，她也不会放弃到北京发展。
还有什么呢？
无性的焦虑，是的，这个部分《北京女子图鉴》处理得特别振奋人心。
避孕套和口服避孕药的发明大大降低了自由性爱的风险，女用震动棒的发明使女性获得高潮的方式更加便捷高效，基于智能手机和社交软件技术的约炮以及有偿性服务减少了女性逃避孤单的成本，这些都是处于黄金时代的单身女性一路开挂、所向披靡的傍身绝技。
80 年代的女性尽管一路披荆斩棘，但她们不可能成为 90 年代女性的榜样，她们在新、旧观念之间徘徊不定，故事中总有一种顾影自怜的气质挥之不散。
告别了旧式的利他主义人格，她们成为了外表精致，内心空虚的无己主义者。
陈可们不仅是赤手空拳，而且是脑中空无一物地走进社会的丛林。
没有出路时，她们靠帮人洗衣服、对人友善而真诚地笑来换取帮助与提携，而不是靠在大学里学到的知识和技能；
遇到困难时，她们靠改名、辟谷、放生、扔东西来寻求解脱，美其名曰“心理作用也是作用”。
一如剧中的陈可，只有在离婚后和鲜肉男友出现的短暂间隙，在无事可做、无人可约的情况下，她在电视剧中的生活里才第一次出现了读书这件事。
90 年代的女性则不同，独生子女政策在各阶段教育中的赋能作用在 90 后身上开始显现，她们在没有独立的经济之前就早早地拥有了独立的思想。
这使她们虽然也会在某一瞬间后悔自己的选择，但她们会立刻想起人生因孤独而获得的巨大的自由，她们生于斯、长于斯的自由！
所以，与其感叹这些初代都市单身女性“三观不正”、“人心不古”，不如说今天的单身女性正在做出自己的选择，来回应这个变化的时代所给出的新选项。
正确的答案，除了她们自己，没有人可以评判。
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如果 80 后的徐静蕾需要靠“不婚”和“冻卵”来塑造与众不同的独立女性形象，而 90 后的女性“恐婚”“恐育”已经成为一种日常，那么这个社会就的确是进步了。
注：本文观点仅代表特约作者个人观点，部分图片来源网络。
作者
孙百卉
博士，中国传媒大学艺术学部助理研究员，女权主义者，从事女权主义与影视艺术及媒介文化的交叉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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