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沉寂消音六十多天后，8月8日下午四点钟左右，一则来自“蝴蝴蝴蝴蝶啊”的微博突然上线：
除了最后两句带有指责甚至暗含威胁的“警示”外，博主秉承了此前惯用的“一逗到底”的文风，很多客气与感激的话语，也让人感到与往昔那个懂事体贴的蝴蝶“很贴”。但对于那些一直持续关注她的网友特别是熟悉她的志愿者来说，却从字里行间嗅出了不少迥异的细节。但与此同时，也有不少持续关注“澳洲女同留学生遭遇家暴事件”的热心网友，特别是竭尽所能打探信息、置身营救、求助公权、乃至最后回访核实的志愿者及公益律师，对于蝴蝶在此事件由初露端倪到渐至白热化，在诸多环节中呈现的反复无常，以及关键时刻表露的语焉不详，乃至此次发微对热心人士直接指责与威胁，大呼“寒心”，也不由地对蝴蝶的真实想法乃至性格人品产生了质疑。
“蝴碟袋鼠反家暴公益志愿者团队”核心成员Zudy，早在哈佛大学做交换生的时候，就开始关注并潜心研究性别问题。身为女权主义者、剑桥大学性别研究硕士，她特别注意观察并进而研究性少数群体因其所面临的家庭排斥、社会偏见及制度性歧视，从而产生的精神之困与心理障碍。“性少数群体往往面临家庭不认可、社会偏见与制度性歧视等的多重压力，这也使TA们更容易面对心理障碍。”
图/《天佑鲍比》
“因此，质疑蝴蝶并不是一个‘完美受害者’，在面对援救行为时，表现得不够义无反顾，这样的要求实则是忽略了蝴蝶作为性少数群体，长期以来面对的种种社会结构性限制、家庭反对和个人的心理障碍。”
她说，Tsang & Hui在2006年的研究发现（《中国同志中心心理健康报告》），自我效能感强的个体相信自己能够对环境中的潜在威胁施以有效控制，而自我效能感低的个体，则常常体验到强烈的应激反应和焦虑，并采取消极的退避或防御行为。“考虑到蝴蝶的成长环境，她长期被原生家庭软禁和控制人身自由，这可能导致蝴蝶的自我效能感并不算高，在外界事件冲击情况下，她会采取退避行为。
因此，5月5日在南京机场，蝴蝶并没有对前来救援‘被绑架’的她的当地警察声明事实，强调自己一定要和袋鼠一同前往澳大利亚；
5月30 日冲突发生后，蝴蝶在陆家嘴治安派出所，也没有强烈要求立刻脱离父母。
而5月31日，她又发好友圈微博，宣布‘无论别人怎么说，她怎么给我洗脑，我都不会放弃喜欢她（袋鼠）’。
综合蝴蝶作为性少数群体的身份，与个人特殊的原生家庭环境，在这些情景下，恐怕并不是蝴蝶蓄意反复，而是她下意识地采取了回避冲突的方式。”
△目前蝴蝶相关微博已删除，
只剩下如上两条“劝阻”
为此，替蝴蝶案提供法律援助的知名反家暴专家、北京市千千律师事务所执行主任吕孝权认为：“蝴蝶所呈现的反复无常、优柔寡断乃至懦弱屈服，既然带有性少数人士的群体共性，就需要整个社会去研究面对。这个问题应作为一个新课题，纳入维权机构与公益人士的关注视野。”
在他看来，家暴妇女的受虐综合征以及针对受害人的斯德哥尔摩综合症，已经渐为研究者所关注并熟知，但针对性少数群体的心理健康研究，以及该采取何种方式应对，目前还没有引起国人的足够重视！ “一个在世人眼里，所谓‘扭曲’的蝴蝶，到底是被怎样造就出来的？又是谁来造就的，恐怕是这个个案本身，带给全社会极具思考意义的深刻议题！”这份遍及全国33个省市自治区、直辖市（西藏除外），总计为2476份有效问卷的较大样本量调查显示：有近25%的受访者使用了“十分艰难”来形容自己的出柜经历。有至少为70%以上的性少数人士，在向父母双亲或一方单亲出柜后，被父母实施了包括软禁、强制矫正治疗、逼迫与异性结婚等各种家暴或故意伤害惩处。而这些从小饱受凌辱与伤害的性少数人士，在不得不忍受来自社会的各种不解与压力后，再次受到来自“心灵港湾”的重创，有的抑郁，有的屈于淫威与伴侣分手；有的不堪软禁，跳楼致残；更有甚者，直接选择轻生。校园欺凌、父母相逼、社会歧视……当所有针对性少数人群的反作用力，形成一股合力的时候，对饱受凌辱的脆弱个体来说，Ta们毅然以死避世，也就成了一种不难理解的选择。而欧美研究者提出的针对性少数人群的“污名-疾病滑坡”理论，可以很好地为这些人的赴死选择作出注脚。在欧美，针对性少数群体精神之困的关注研究与寻根行动，已经持续了二十多年。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UCLA）的Meyer教授，2003年还在哥伦比亚大学完成博士学位学习时，就通过研究发现，性少数群体的压力（minority stress），即污名、偏见和歧视，对性少数群体制造了敌对性的和高压的社会环境，从而导致了Ta们的心理健康问题。他据此制作了一张表格（见下表）。△图例：少数群体（女同性恋、男同性恋、双性恋）压力模型
Minority stress processes in lesbian, gay, and bisexual populations
而2010年，美国一项针对性少数人群心理健康的全国性研究发现，对女同性恋、男同性恋、双性恋群体来说，自我报告有长期的心境障碍与焦虑性障碍（mood and anxiety disorders）的概率是异性恋的1.5-2倍。北伊利诺伊大学副教授Bostwick等人则在2010年的研究中指出，性少数群体经历的制度性的以及人际间的歧视（institutional and interpersonal discrimination），是导致性少数群体心理健康问题的主要原因。2016年，在香港大学研究跨性别问题逾30年、现任教于澳大利亚科廷大学的Winter副教授等人在《柳叶刀》上提出了针对跨性别群体的的“污名-疾病滑坡”理论（见下表）。而在Zudy看来，这个“污名-疾病滑坡”理论，不仅限于跨性别群体，也可推及整个性少数群体来理解：社会对于性少数群体的污名化，纵容了骚扰与不公正对待、歧视和暴力，而这又导致性少数群体在社会、经济和法律上容易被边缘化；边缘化的处境使得性少数群体长期处于欠佳的社会和精神状态，容易导致危险的状况和行为（而这两点又互相恶化），再往下滑坡，则有风险导致疾病和死亡。这次事件中，蝴蝶的父母对蝴蝶采取隔离、限制人身自由的家暴行为，实际上就体现了原生家庭对蝴蝶性少数身份的歧视和不接纳。
图/《天佑鲍比》
而在十年前，美国旧金山州立大学临床社工、加拿大阿尔伯特社工学院（ACSW）博士Ryan等人在2009年的研究证实:家庭不接纳，可能导致性少数群体比起受到接纳的同龄人高出5.9倍的抑郁风险、3.4倍的使用非法药物风险与3.4倍的发生无保护措施的性行为风险。以此理论为依据进行分析可以发现，根据《中国性少数群体生存状况》（2016），在家庭、学校、职场以及宗教生活中，家庭中的歧视发生率最高，超过一半的性少数受访者表示，他们曾由于自己的性倾向、性别认同或性别表达而被家人不公平对待或歧视。图/《中国性少数群体生存状况》（2016）
在当下的中国社会，Zudy认为，社会对于性少数群体的污名化与刻板印象，依然相当严重。不破除这样的迷思，遑论给予性少数群体更好的社会支持网络，恐怕，还有更多的伤害与暴力在沉默之中重演。在采访中Zudy再三申明，她特别担心，在关注“性少数群体精神之困”的过程中出现的认知错误，会带来新一轮的矫枉过正。“对于跨性别、乃至整个性少数群体的心理健康支持的关注，不应该让人们将性少数群体看做‘病人’——即再次用‘病理化(pathologization)’的滤镜来检视性少数群体。”
她说：“Meyer早在2003年时就曾论证，‘性少数群体的精神健康问题，并不是由于某种神经元、荷尔蒙或基因的差异，而是因为他们所经历的社会污名与歧视。’这恰恰说明了性少数群体并不是天生无能为力的群体，只不过是面临了更多的结构性障碍，而这要求社会整体共同合力以支持性少数群体，来破除这些桎梏。”Zudy介绍说，随着研究的进一步深入，2016年，身为跨性别的哈佛大学医学院助理教授Reisner，曾在顶级医学学术期刊《柳叶刀》首个跨性别主题特刊中言称：“性别多样性存在于每个文明，地球上每个角落，我们应该为其庆祝，而非将它视为一种疾病。”因此，同性恋和跨性别都不是心理疾病的症状，也不是“不正常”的行为，这一观念已经逐渐为社会所接纳。1973年，美国精神医学（APA）会已将同性恋从《疾病统计手册（DSM）》中删除，同性恋不再被认为是一种疾病；1990年5月17日，世界卫生组织(WHO)亦正式将同性恋从精神病名册（ICD）中除名，这一天后来成为——“国际不再恐同日”；图/Behance
2000年，我国 CCMD-3(中国精神疾病诊断标准第三版，2000版)，也已将同性恋从精神障碍诊断标准中去除 ；2018年，WHO也将跨性别移出精神疾病一列（ICD-10）。Zudy介绍，性少数群体（LGBTQ+)是一个“伞状术语”(umbrella term)。就定义而言，性少数群体是指在与性相关的方面，相对于社会主流为少数的群体；从争取平权的策略性视角来看，性少数群体之间也常因较为接近的利益诉求而成为盟友。但在她看来，这种仅依靠于彩虹圈内人士的“自救”抗争，与家庭、学校、社会方方面面的负面施压合力相比，明显力度不够，只有在社会整体共同合力以支持性少数群体，才可能逐渐破除这些桎梏。图/《天佑鲍比》
她举例说，比如，同样面向性少数群体的家长，旧金山州立大学的家庭接纳项目（Family Acceptance Project）制作出版了资源包《支持的家庭，健康的孩子》，引导家长面对出柜的孩子，如何调解内心的冲击，接纳孩子，对孩子表达一如既往的爱和信任，和孩子一同学习如何面对这个社会。而针对社会提供给性少数群体的关注与支持远远不够的痼疾，美国的法律博士Shannon Price Minter（2012）则从法律支持、社会支持与医疗健康支持三个维度，论述了社会如何更好地支持跨性别孩子。回到中国。在 2014 年《消除针对妇女一切形式的歧视公约》(CEDAW)的审议当中，中国代表团成员、国务院妇女儿童工作委员会办公室副主任牟红女士代表政府指出:“无论其性取向如何，中国公民的权利都受到法律保护。在中国， 对于同性恋的态度已经变得比过去更为进步（《中国性少数群体生存状况》，2016）。”
P.S. 本文观点仅代表特约作者个人观点，部分图片来源网络。Zudy受访参考文献：
[1]Bostwick, W. B., Boyd C. J., Hughes T. L., West B. & McCabe S. E. (2014). Discrimination and Mental Health Among Lesbian, Gay, and Bisexual Adults in the United States . American Journal of Orthopsychiatry, 84(1): 35–45. doi:10.1037/h0098851.[2]Cavalin, C. (2016). Gender and health: between nomenclatures and continuums. The Lancet, 388, 2601.[3]Drescher, J. (2015). Out of DSM: Depathologizing Homosexuality. Behavioral Science, 5(4): 565–575. doi: 10.3390/bs5040565.[4]Kirby, T. (2016). Sari Reisner—making transgender health visible. The Lancet, 388, 332.[5]Meyer, I., H. (2003). Prejudice, Social Stress, and Mental Health in Lesbian, Gay, and Bisexual Populations: Conceptual Issues and Research Evidence. Psychological Bulletin, 129(5), 674–697. doi: 10.1037/0033-2909.129.5.674.[6]Reisner, S. L., Poteat T., Keatley J., Cabral M., Mothopeng T., Dunham E., Holland C. E., Max R & Baral S.D. (2016). Global health burden and needs of transgender populations: a review. The Lancet, 388, published online June 17. http://dx.doi.org/10.1016/S0140-6736(16)00684-X.[7]Ryan, C. （2009). Supportive families, healthy children: Helping families with lesbian, gay, bisexual & transgender children. San Francisco, CA: Family Acceptance Project, Marian Wright Edelman Institute, San Francisco State University.[8]Ryan, C., Huebner D., Diaz R. M. & Sanchez J. (2009). Family Rejection as a Predictor of Negative Health Outcomes in White and Latino Lesbian, Gay, and Bisexual Young Adults. Pediatrics, 123, 346. DOI: 10.1542/peds.2007-3524.[9]Ryan, C., Russell S. T., Huebner D., Diaz R. M., & Sanchez J. (2010). Family Acceptance in Adolescence and the Health of LGBT Young Adults. Journal of Child and Adolescent Psychiatric Nursing, 23(4), 205–213.[10]Shannon, P. M. JD. (2012). Supporting Transgender Children: New Legal, Social, and Medical Approaches. Journal of Homosexuality, 59:3, 422-433, doi: 10.1080/00918369.2012.653311.[11]Winter, S., Diamond M., Green J., Karasic D., Reed T., Whittle S & Wylie K. (2016). Transgender people: health at the margins of society. The Lancet, 2016, 388, 390–400. Published Online June 17, 2016 http://dx.doi.org/10.1016/ S0140-6736(16)00683-8.[12]联合国开发计划署。（2016）。《中国性少数群体生存状况 - 基于性倾向、性别认同及性别表达的社会态度调查报告》。
[13]中国科学院心理研究所，北京同志中心。《中国同志心理健康调研报告》。
作者
张倩
前北京青年报深度报道资深记者，
长期从事法律和人物新闻报道，
并以调查深度报道见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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