隐秘的广场：我们都是性别暴力的受害者
在日本读书多年，研究之外，也对学院种种独特的生态有所经历和认识。
多年前，一位认识的女性研究者用惋惜无奈的口吻提起她的师母，说她那位博学质朴的老师很孤独，因为师母苛刻且没有学识，既不能辅佐老师，也无法给老师爱。
“所以老师总是呆在研究室不回家。”
这便是学院里可怜的充满矛盾的有关情感的教育。
这当然不是日本学界独有的问题，而是所谓学界共通的问题，因此我认为有探讨和镜鉴的意义。
从前修过一门课，那门课的老师每到周末总将学生们叫到他的研究室饮酒，高兴了会讲些与学术有关的话题。那里是他的独立王国，围拢倾听的学生是他个人意义的彰显，家中等待的妻儿也是他作为成功人士不可缺少的装点。
这是学院里代代相传的佳话模式，当时没有人觉得不适，大家都仿佛乐于参与其中。
我们在这样的聚会里耳濡目染习得顺从、崇拜、秩序，幻想通过这样的方式接近学问（其实仅是虚无的人际关系）。
图/《红鳉鱼》
这里存在的陷阱是：
师长是男性，只有男学生才有效仿师长这种模式的可能，多发论文、找到教职、娶妻生子、被弟子门生环绕，最好再有个不如自己的学术佳偶，既能为自己打杂助力，又可衬托自己的才华。
那么女性在崇拜老师、怜悯师母之际，是将自己代入了老师，还是幻想自己会是更优秀、更理解老师的学术佳侣呢？
性暴力不只有“殊死搏斗”
若干年前，我在教务处门外放置各种宣传单的小桌上看到“性暴力被害者综合咨询支援中心”的宣传手册，这是成立于2015年的组织，由民间组织与本地政府合作，“不要独自烦恼，请拨打电话”。
小册色彩柔和，用了小巧温和的手写体，忍不住拿起来翻了翻。
“你不希望的性方面的行为，都是性暴力。”“不仅是强奸、强制猥亵（包括未遂），也包括不愿意附和对方意图、被强迫的性方面的行为及性方面的虐待。”“此外，因性方面的言语或行为伤害到自尊感情，也属于性暴力范畴。”
这些在现在看来已相当普及的常识，在当时的情境里依然令我感到新鲜，并隐隐觉得相当遥远，“性暴力”＝“暴力”＝“殊死搏斗”，这是当时我脑海中的基本图式。
不久，在学校卫生间门后角落也看到了这份宣传册：
“要不要跟我们谈一谈呢？聊什么都可以！”“为了你宝贵的身体与心灵。”
那时距我遭遇校内熟人跟踪乃至更严重的情况，其实已经过去了几年。迟钝的我反复翻看这份小册，甚至没用领悟到它可能与自己存在的关系，但最终还是选择把它夹在手账里带走。
当我再次想起卫生间内带走的小册，是在读到林奕含小说之后。
那时她刚刚去世，我在网络书店购买了她的小说，花了一个晚上读完。这部小说令我内心发生地震，也许可以称作“启蒙”，天才的她，精准描摹了一种不同于印象中“殊死搏斗”的“性暴力”模式。
许多时候我们意识不到自己是幸存者，或者已经是受害者。
面对既定的结构与规则，我们或许感到不快，但并不认为有必要反抗。在既定框架之下温和地解决问题，是许多人的理想。
提出异议不仅有风险，也显得不够冷静理智。而与性有关的事件中的受害者，比一般事件中的受害者更容易遭到污名化。
传统道德中，女性需要保卫贞洁，甚至付出生命的代价。
无数文学作品赞颂处女的贞操与神秘，合理地失去贞操只有通过婚姻关系定义下的丈夫，此后她便不再具有性的魅力，而转为承担生育职能。
图/《金陵十三钗》
这套腐朽的女性观念在中国至少已被批判了百余年，加上性革命浪潮的洗礼，我们一般都能对过去受传统性道德压迫的女性表示同情，并认为社会进步，我们已经充分幸运。
但性侵事件中人们对受害者的苛责与侮辱，又让我意识到传统性道德的阴魂不散：
清白自守教养良好的女性不会受到侵犯，受到侵犯必然事出有因；没有人知道他们具体发生了什么，焉知她没有合意甚至交易，焉知她不是未达目的而反咬一口——阴谋论总不过时。
即便是对最无辜的受害者，也只能说句可怜，因为她在性的方面被掠夺，真是令人难以启齿的悲剧。
诸如此类，所以隐忍与沉默是有教养的体现，将耻辱的性解释为不顺利的情感纠纷，对于弱者一方似乎更容易被接受。
甚至要等看到决绝的死、无辜且美丽的死，才能让人们感到震悚，进而有一点反思。而对于这样的死，我们其实已经看了很多，也积累了许多诸如“红颜薄命”、“造化弄人”的轻薄叹息。
一旦改变看问题的视角，世界将全然变貌。
我并非不知道剧烈的痛楚，但那是最私人、最无法交流的，也难以准确描述，因此我选择掩埋，悄悄寻找藏身之处。
而林奕含拨开笼罩在痛楚与耻辱之上的黑暗，将被掩埋的问题带到有光照亮的区域，我们可与之参照、衡量，进而意识到问题的所在，并发现自己与历史事件及他人苦痛的关联。
一场深刻的共振
我们知道，那段时期被认为是米兔运动在亚洲的共振期，也令不少人嗤之以鼻，认为那只是小部分女权主义者的阴谋。
然而事实上，这仍然是一场深刻的共振，且尚未终结。高岩、李奕奕、陶崇园、韩国的“姐姐来了”……再到《日本之耻》。
图/《日本之耻》
伊藤诗织的遭遇在日本并不是闻所未闻的事。日本职场、高校性骚扰、性侵案频发，但加害者被判罪的情况则非常少。
单是2019年3月，日本就有四起性侵案例作出无罪判决。
其中，3月12日福冈地裁久留米支部的判决案例与伊藤诗织的情况有相似之处，该案中的女性社员与上司外出饮酒，被要求一口饮下龙舌兰，随后烂醉。正当她在店内沙发上躺卧休息之际，上司实施了性侵行为。
女性报案，检方提起诉讼，而法院判决认为，女性在烂醉情况下没有抵抗能力，但上司将她的拒绝（いや）误认为许可（いい），并无“犯罪故意”，因此无罪。
3月19日静冈地裁浜松支部的案例判决逻辑也很类似，一个在日墨西哥中年男子在街头对年轻女性实施强制性行为，造成女性受伤。但检方认为女性因头脑空白、没有作出抵抗，因此被告不能意识到自身暴行的严重程度，难以认为他有“犯罪故意”，故而不予起诉，法院判定无罪。
3月26日名古屋地裁的判例中，一位少女两度受到父亲强暴，但法院认为少女并非完全不能抗拒，存在一定程度的合意，因此判定父亲无罪。
3月28日静冈地裁的判例中，十二岁少女主张受到父亲长期强奸，但法官认为狭窄屋内共同居住的其他家人均未发觉异常，这极不自然，故而少女证言未予采信。而调查过程中，发现这位父亲持有儿童性虐待图像，才因此被处以10万日元（约六千多人民币）的罚金。
这便是伊藤诗织所面对的日本司法现实。
更荒谬的是，久留米判决中还有至少四名证人目击了上司对烂醉的同僚的性侵行为，但仍然无罪。
受害者说了“いや”（不要，反抗）或者“いい”（好，合意）并不重要，因为不论是反抗或合意的言辞，在某类恶劣的性文化中，都代表同意。
“贞洁自爱的女性怎么会跟男人喝到烂醉不起呢？选择喝酒的那一刻就代表着合意。”
不同于人们想象中黑白分明、简单明了的叙事，遭遇暴力，只要报警就能惩罚坏人——司法过程可能十分复杂，这对受害者而言是一重巨大的障碍。
哪怕第一时间有勇气站出来揭露，之后漫长的调查、立案、诉讼流程……都是极大的折磨。许多人无法顺利撑过这一阶段，因此宁可抹去一切，并后悔最开始站了出来。
站出来什么都没有改变，何况最后还可能败诉。
隐秘的广场
某一天，我终于拨通了那本宣传小册上的电话，那边是温柔的女声，详细记录我的情况后，告诉我有十次免费咨询的机会，并尽快给我约了见面的时间。
后来那十次机会，我大概并没有全部用完。我得到了许多具体细致的帮助，以及最为宝贵的信任，并生出一些勇气。尽管至今我依然没有办法谈及个中具体遭遇，也熟知自己背负的种种污名。
“不要管那些。”理智的确应当如此，但这很难。
如果时光倒流，我当然希望自己能更早一点觉悟和反抗。时间过去太久，最亲密可靠的人也不希望我在泥潭中挣扎不起。
既然活着，就应该早些摆脱过去的痛苦，去投身劳动与创造。
好在早已摈弃了那样的酒局，也会清楚地鼓励他人逃开令人厌烦的场合。我曾得到许多挫折与恐惧，也因此更理解爱与善的意义。
当我看到诗织胜诉的新闻时，难以自抑的激动，对她举着巨大隶字“胜诉”的身影感慨不已。
她出现在海外媒体中，都是一口漂亮的英文，与任何亚裔女性没有区别，看不到明显的日本特征。而当她举着条幅，面对镜头用日语宣告自己的胜利时，母语伴随着自然而然的身体语言——颔首、躬身，当中所意味的谦虚、凛然、勇敢、堂堂正正，又正是最为日本社会所理解的日本传统道德。
海外读者更熟悉英语模式下的诗织，而母语模式下她所表现的风度与气概也值得留意。
她不是被日本社会排除在外的说英文的“他者”（日本舆论曾经讥讽她只会在海外造势，类似言论在中文网络也能见到），她也有日本社会所能接受及共感的一面，那么，她带给日本社会的启发与冲击也同样强烈。
伊藤诗织的《黑箱》中文版引进之际，出版方曾忧心这一题材是否会遭遇冷待。大概因为大家已熟悉了这样的叙事，又没有完美的解决方案，自然会产生疲倦。
但后来此书的销量及关注度让我意识到，许多地方存在着隐秘的广场。
那里并非一贯沉默，并非仅有绝望与无奈，并非只是简单的标签与空洞的口号。那里聚集着超出预想的力量，在某些时候会有基于信任、善意、理解、愤怒而有的清晰呼应与明确行动。
我在这广场里，愿从幽暗走到光之中。
作者
苏枕书
热爱读书、买书，留学京都多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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