纪念“北京+25”：我们仍需加速实现性别平等和妇女赋权

12月4日至5日，由北京大学社会学系主办的纪念《北京宣言》及《行动纲领》25周年实施经验研究项目研讨会在北京召开。

会上，学者专家和妇女组织回顾了过去5年，我国在性别平等领域重点关注的七大主题，即妇女与贫困、妇女与教育、妇女与健康、基于性别的暴力、性别观念和文化、妇女的公平对待等，总结所取得的成效、进展及所面临的挑战，并对未来的政策和行动提出建议。

北京＋25，我们走到了哪儿？

虽然女性在教育、职场、家庭分工等方面处境有所改善，但诚如北京大学社会学系副主任刘爱玉所说，“劳动领域的平等还有待提高”，女性在家庭领域的平等还相对落后，在工业化、城镇化过程中，女性在作出巨大贡献的同时，承受到的负面影响大于男性。

“展望未来，（我们希望）有更多的年轻人加入进来，共同努力，积极推动性别平等事业的发展，我认为一个女性被贬低、女性不快乐的社会是一个不好的社会。”

贫困长着一张女性的面孔？

在1995年提出的《北京宣言》及《行动纲领》中，贫困被列为行动目标中的首项。25年过去，贫困女性化的现象在多大程度上得以改善，又面临哪些问题与挑战？

云南省社会科学院副研究员欧晓鸥和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副教授王晓莉认为，目前的妇女反贫困领域，仍存在如下几个方面的问题：

1.缺乏分性别的统计和监测指标，目前对于贫困的测量和监测均以家庭而非以个体为单位，这不利于扶贫政策方法的调整和优化；2.相关制度设计缺乏性别敏感性；3.扶贫项目在实施过程中缺乏性别敏感；4.性别刻板印象固化和妇女负担加重；5.家庭中的妇女贫困现象的关注不足；6.对非绝对贫困脆弱群体缺乏关注，如残疾妇女、失地妇女、老年妇女等，她们可能不是绝对贫困群体，但是一旦遭遇重大自然灾害或疾病，就很容易致贫、返贫；7.妇女参与决策不足；8.社会组织参与程度不足。

对此，她们提出包括建立分性别统计和评估制度、相关制度设计纳入性别敏感、扶贫项目实施增强性别敏感等建议。

广西省马山县荣艳生态种养专业合作社陆荣艳，介绍了其所在妇女小组和妇女合作社的经验。目前，合作社种子项目中女性占比80%。经过20年努力，合作社从保护传统品种开始，生计收入逐渐提升，女性经济地位、社会地位也逐渐提高。

云南永仁县宜就镇妇联主席付桂花，则从妇女的引导宣传、就业技能培训、非遗的传承与保护、脱贫攻坚等方面，分享了外普拉村的成功经验。不过，她也指出，目前仍存在组织人事不清、组织能力建设不足等问题。

对此，中国农业大学副教授张艳霞结合上述案例表示，当女性的内生动力被触发后，迎来了一些真正的改变，其与妇联和相关机构的赋能、培训密切相关。但女性在社会角色、家庭层面等层面仍面对诸多挑战。

互联网带来女性声音的崛起？

近年来，移动互联网的迅猛发展，改变了既有的社会结构，这对性别文化和性别规范又带来何种影响？

汕头大学新闻学院副教授李军认为，社交媒体受众结构变化带来的激励、内容生产者的多元化以及记者培训项目的影响，促进了机构媒体对妇女权力议题和性别相关报道的兴盛。同时，社交媒体的兴起，也使得替代性媒体机构（自媒体）如新媒体女性、回声等逐渐崛起。

官方媒体对女性话题关注度的提升，以及性别类自媒体的兴盛，使得性别议题在全媒体环境中的声量得到了提升。

不过，她也注意到，性别话题声量提升的同时，也存在着一些问题，比如性别平等的讨论被平台的商业利益裹挟、媒体机构与互联网公司的工作文化中仍然存在性别歧视、互联网和新闻规管与性别平等和性少数议题之间有一定张力等。

新媒体女性项目负责人罗瑞雪则结合所在的短视频项目，分享了过往的经验。“短视频的效果是即时的，”她说，“如果要用短视频做文化建构的话，要做好长期战斗的准备”。

河北省正定县美丽乡村社区服务中心的王小英，则介绍了所在机构过往的典型活动（性别价值手抄报、“我在做家务摄影展”等），从基础扎实、项目支持、团队建设等方面总结经验。

王小英

对此，中国社会科学院教授卜卫指出，毫无疑问，包括自媒体在内的多种媒介形式，为推动性别平等创造了机会。我们需要及时总结现有社区实践的经验，并通过找到适合当地情况的手段，来推动性别平等。

卜卫（右） 

女性仍面临多重就业歧视

就业歧视、家庭责任分工不均……在经济、文化等多领域，女性的生活境况是否得到改善？

北京市东城区源众家庭与社会发展服务中心主任李莹，谈到了就业中的性别歧视问题，并总结了职场女性面临的多种就业歧视，包括：

横向职业隔离和纵向职业隔离、薪酬差距明显、社会性别角色的刻板印象依然存在、生育保险制度仍待健全、职场性骚扰问题较严重等。

对此，她提出，应加强现有的反歧视法律、法规和政策的实施力度；完善就业和抚育支持性措施，提高企业违法成本；全方位加大保障特殊弱势女性的就业权；大力倡导性别平等观念；制定和完善反歧视法律法规。

李莹（中）

跨性别者C先生则结合自身，讲述了2015年经历的职场歧视事件，随后走上法律维权的历程。最终，C先生的法律维权取得成功。这一判决，甚至被写进联合国专家的报告中。

“当时联合国的专家把中国这一件案子写进了专家报告，大幅赞扬了中国在判决史上的先进，TA们认为法官开创了新例，在判决书里面首次写下性别认同与性别表达是属于性别的一个范畴，这就是我那个判决书的意义，也是我做这个案子推动的一些进展。”C先生说。

北京市通州区乐益融社会工作事务所执行主任孙艳，则分享了残障女性的服务与良好实践。她主要从社区活动、融合艺术沙龙、社群活动、研究与倡导等方面介绍了过往经验。

对此，中国政法大学教授刘小楠认为，跨性别和残障女性在社会上的可见性仍待加强。

另一方面，上述群体均是在健全人及二元性别的社会建构模式下所被束缚和不可见的存在，因此，需要打破二元性别的视角及健全人来建构的社会模式制度等。

性别不平等让女性“生病”

在女性与健康主题讨论中，独立学者李玲提到，性别不平等的社会文化环境影响妇女健康，让女性“生病”。

比如，女性在职场中的不公待遇、在家庭中的巨大付出，都让女性在身心上都出现了健康问题；新的商业浪潮裹挟着男性话语权，让女性在为男性定义的“女性美”付出健康代价。

同时，对女性的刻板印象，让社会各界对女性健康的关注点都主要集中在生殖健康方面，这也就忽略了女性整个生命周期的健康需求。

性别不平等还裹挟着对“性”的偏见，导致妇女不敢谈论“性”和获取性知识，更不敢拒绝“非自愿的性”和“危险的性”，这些都对女性在身体和心理造成负面不良的健康影响。

阶层低或在农村的妇女健康更容易受到威胁，这些妇女获得健康服务的可及性也较低，社会医疗保障制度的层级较低、农村医疗服务条件较弱、其自身在家庭中受到男性控制，这些都让她们在获得健康服务方面困难重重。

北京市朝阳区康众卫生教育服务中心执行主任蔡凌萍，主要从研究和宣传倡导两方面，介绍了过往的经验。

中国人口与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员汤梦君介绍，其所在机构更关注老年女性。“老年女性相对弱势的状态是女性全生命周期里各个阶段弱势累计的结果，性别不公平、代际不公平、阶层不公平的现象，突出反映在老年女性群体里。”

对此，独立专家汝小美指出，女性健康所面临的挑战首先还是系统的问题。

“国家层面有很多规划、政策、立法、措施、项目，但是落到地面落实怎么样，从政策到行动到成效永远会有差距，应当注意到这一问题。”

汝小美（中）

社会组织需参与反对性别暴力治理

性别暴力长久以来备受关注，尤其是今年疫情期间，家暴发生率的升高更加牵动人心。性别暴力治理究竟该如何展开，又存在哪些挑战和问题？

对此，北京外国语大学罗鸣指出，社会组织参与反性别暴力治理，主要面临着如下的挑战：

首先，法制不成熟，关于权利义务责任的设定不清楚或者是不明确；

其次，与政策配套的资金、人力、基础设施建设不到位，性别暴力相关干预和服务工作不平衡性和偶然性的情况比较明显；

再者，社会和公众对性别暴力认识不足，使受害者无法得到相应的保护。

基于以上问题，罗鸣提出了四项针对性建议：

首先是完善相关的法律法规，尤其跟社会组织相关的法律法规；

其次便是细化和操作化相关法律法规，完善暴力受害人救助服务机制；

再次，在国家或法律等层面明确性别暴力与歧视的概念；

最后，增强对交叉性问题的关注。

深圳市春风应急干预服务中心王佩，则针对青少年、儿童所遭遇的性别暴力，介绍了基于个人、家庭、社区、社会的初步援助框架。“在此基础上，我们也会探索性侵受害者的需求和干预流程。”她说。

北京市东城区源众家庭与社区发展服务中心主任李莹，从立法倡导、研究试点、以法律援助为核心的对受害人的综合服务、反暴力责任部门和社会组织的培力，以及公众宣传教育等方面介绍了去年五年的工作。

对此，中国人民公安大学教授荣维毅强调了庇护所的相关实践。他指出，在性暴力、家庭暴力等方面，最初庇护所被高度强调，但现在很少有庇护所方面的实践，同时，有关庇护所，仍未建立起完整的机制。

荣维毅

教育赋权，还是教育歧视？

作为社会流动的主要手段，妇女教育板块是如何得到保障的？

北京大学副教授张冉和研究生詹婧表示，在奠基性的基础教育方面，男女基本实现平等参与；在高等教育中，女性亦占据半壁江山。职业教育和残疾人特殊教育方面也得到了相应的推进。

不过她们也指出，虽然在数字上，男女在表面上实现均等，但其中仍暗藏诸多其实问题，如留守农村女童、少数民族女儿、特殊教育中的性别问题。

因此，她们总结道，“总体态势是均等下仍然存在歧视。我们需要关注多重不利地位女性的需求，并制定符合她们需求的政策，还需要在地方、政府及民间组织等建设纵横交错的行动网络。对此，需要完善法制体系建设、落实教育平等权益的实现、塑造培养性别平等意识。”

张冉（中）

广东省残培教育发展基金会秘书长李远红，从传统观念等角度分析了残障人士整体上受教育程度低的原因。同时，她还从项目的角度介绍了基金会如何赋能残障女性。

“我们会通过做一些项目，比如训练营、实习生、女性领导力的项目，去支持残障人士的发展。在学校学习是一方面，让她们接触更多的人，从社会上学习，也是对她们能力发展来说很重要的环节。”她说。

绿芽基金会秘书长邹伟全，则重点介绍了半乡学堂、环保教育、性教育等项目。他提及，最近两年在性别平等推动方面，尤其是网络上年轻人的声音、多元性别的认同等，都是希望所在。

汕头大学淑德女子学院院长张李玺指出，需要以批判的视角去分析看似平等的数据，同时还需要关注受教育的结果平等的问题，归根结底，仍需要在更高层面上推动性别平等真正落到实处。

女性的未来会如何？

中华女子学院教授刘伯红老师提到，性别平等之路任重道远，我们前进了一步，但从天而降的新冠病毒，又打击到了我们至今所取得的成果。

“尽管如此，我们还是必须得向前走，向前推进。所以今年的主题是什么？加速实现性别平等和妇女赋权，用词是‘加速’，因为太慢了，而且太复杂了，太困难了。”她说。

刘伯红

对此，主持人吴利娟总结道，我们面临着短期紧急的危机，如新冠肺炎，也有长期的科学技术或者社会发展的变化，包括政治格局的变化，可能会影响到我们未来的发展。机遇与挑战必然共存其中。

“性别平等的领域里，我们这些参与者更多是社会一角，当然我们也在借助新技术的力量，借助市场的力量，怎么更多地把这三方力量变成一个合力，这是我们对自己未来5年的期许。”

吴利娟

—— 往期内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