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玫瑰少年”去世21年：世界变得更好了吗？
21年前的今天，国中少年叶永志倒在校园厕所的血泊中。由于不一样的性别气质，永志遭到了严重的校园欺凌，他从不敢在下课时间去厕所。永志妈妈说，那些同学会在学校里抓着他，脱他的裤子，“验明正身”。
永志的离开，掀起了中国台湾当地对于多元性别教育的反思。2015年，歌手蔡依林在演唱会上播放《玫瑰少年》的短片，以纪念叶永志并呼吁停止基于性别的校园欺凌。
像永志一样，只是期望简单真诚地“做自己”的人，却时常遭受外界的非议和排斥。甚至TA们最亲密的人，也往往对其施以无限的打压或威胁。
在今天，我们邀请一位社工分享了一则性少数青少年与父母关系的个案，希望让更多人看到性少数群体所遭遇的困境，呼吁更多的理解和支持。
我们每个人，都应当去学习性别相关的知识，尊重TA人的性别认同、性取向和性别表达。因为“不同”从不是暴力和伤害的借口，“不同”是世界丰富而温暖、多彩而绚烂的原因。
“不正常“的人没资格念书
2020年8月底，暑假快结束的时候，父亲向小吴下了最后的通牒。
若小吴还是坚持跨性别的性别认同，父亲就拒绝给小吴交下一学年的学费，让小吴退学去做扭转治疗，直到小吴变“正常”才能上学。
小吴是一名17岁的跨性别男生，当时的他即将升读高二。适逢小吴所在地要进行高考改革，如果他不能够按时升读，便跟不上改革后的学习，至少耽误两年的学业。
但因为跨性别的身份，他受到了父亲的威胁——要么当个“正常人”，要么书都没得念。
这里的“正常”，就是小吴能够认同自己生理女性的身份，以女性的形象生活。
图/《Tomboy》
2019年，小吴向家长坦白了自己的性别认同，彼时的他，已经使用了8个月的激素，外貌逐渐具有了男性特征。
父母对此完全不理解，反应激烈。
尤其是小吴的父亲，拒绝小吴跟他谈论任何关于跨性别的话题。父亲认为，使用激素是网络骗局，一定有人在诱骗小吴。
小吴跟父亲出柜两次均遭遇失败，父亲说：“跨性别就是不正常的心理变态，是没有社会价值的人！”
更令小吴害怕的是，父亲还要求他进行性别扭转治疗。
所谓的性别扭转治疗，是指基于跨性别是需要治疗的精神障碍，从而对跨性别者使用强制心理、生理介入的手段，企图使跨性别者的性别认同与生理性别符合。
新华网等媒体对性别扭转治疗的报道曾指出，这些所谓的治疗可能存在于街边小巷，也可能存在于正规中医医院。治疗的方式包括微创手术、驱鬼画符、注射药剂、禁足恐吓，甚至是电击疗法，无奇不有。
然而，在小吴向父母“出柜”的前一年（2018年），世界卫生组织公布了《国际疾病分类》（ICD-11）的第11次修订本，将“性别认同障碍”从精神障碍的分类中移除，更名为“性别不一致”，归入“性健康”一栏。
2018年12月14日，国家卫健委发出通知，要求从2019年3月1日起，各级各类医疗机构应当全面使用ICD-11中文版进行疾病分类和编码。
也就是说，跨性别在国家层面已经去病理化了。
但时至今日，仍有不少跨性别青少年被父母以退学送院治疗进行威胁，面临着受教育权被剥夺的困境。
我国反家暴法里并没有关于剥夺教育权的相关论述。但小吴的父亲以此进行的威胁以及日常对小吴的否定和谩骂，无疑是家庭暴力的一种。
山路十八弯式求助
不少媒体报道都曾提及，性少数群体在遭遇家庭暴力或亲密关系暴力时选择报警，却往往遭到不友好的对待或处理。因此，相比寻求司法或者警方的介入，小吴更希望能够通过沟通化解与父亲的矛盾。
于是，小吴选择在网络上寻找与他有着相似经历的群体，并寻求TA们的帮助。最终，小吴决定向跨性别男性根根求助。
根根是一名主播，也是一名性少数群体服务的志愿者。在接到求助后，根根所在的“友善校园”基金随即建立个案管理团队，包含性别友善教师、跨性别父母、青年志愿者与工作人员，同时从家庭系统、学校系统和个人系统三方介入。
注：“友善校园”公益基金，国内首个关注性别教育和推动校园性别友善包容环境的专项基金。主要通过师资培训、教案研发、课堂教学、学术研究等方式来推动本土的性别教育发展。
根根利用各个社交平台发布消息，联系到一位临近小吴所在地的跨性别孩子的母亲，该女士愿意提供帮助，与小吴的父亲进行面谈；性别友善老师则与根根协助小吴同其班主任沟通，让班主任先了解事情的急迫性和严重性。
图/《17.3 关于性》
幸运的是，虽然班主任对于性少数了解不多，但基于一个教育者对学生的支持，班主任愿意与小吴的父亲沟通，从教师的专业角度让父亲意识到退学带来的风险和成本。
与此同时，性别友善教师也积极和班主任沟通，科普性少数相关知识和性少数学生的需要。
最后，在多方沟通下，父亲的态度有了明显正向的转变，不但如期为小吴缴纳学费，还与小吴进行了一次深入的谈话，让小吴不要有心理压力，表示他不再有送小吴去做扭转治疗的念头。
至此，小吴能够继续上学，家庭、学校的正向支持系统在发挥作用，小吴自己解决问题的能力也得以增强。
在个案的跟进过程中，随着开学的日期临近，小吴时常有焦虑和恐惧的情绪，担忧自己的学业会被迫中断。
考上大学，意味着青少年更有可能获得支持体系和独立生活的能力，是很多跨性别者能安全、自由生活的重要途径。
在此之前，青少年在经济和学业的支持主要来源于家庭，这也是为什么，小吴始终希望跟父亲沟通，让父亲可以理解他的处境和需要。不到万不得已，不会选择报警或法律手段的介入。
小吴的担忧，也是许多性少数青少年在面对家暴时的主要顾虑，以及个案社工在介入时的主要考量。
我们友善校园的个案社工更倾向于将工作重心放在青少年与其家庭成员、社会系统的关系处理上，通过对家庭成员的性别教育、对校园系统的再培训，逐步获得外界系统对于青少年的理解和支持。
尽管这样的处理方式更耗时也更艰涩，但我们仍然保持信心。我们把这视为对整个系统、整个文化的再教育过程。
能为青少年获得TA们父母的理解和支持，为青少年争取更宽容、更获认可的成长环境，是我们努力的重要目标之一。
虽然小吴的个案得到圆满的解决，但是在各地还有很多性少数学生遭遇着严重的家庭暴力。TA们可能被直接送至扭转治疗学校，或遭遇严重的语言、肢体暴力。
在我们接触的个案中，一位初一女生被母亲监看了社交软件的对话记录，并被发现了其同性恋性取向以及情感关系。母亲便替女儿做决定，直接转学。
另一位初二性少数男生仅仅因被发现购买化妆品，班主任便建议其父亲将其转学。父亲根据建议，对一间军事化管理的工读学校进行了考察，打算将儿子送往该校就读，扭转其阴柔气质，变得阳刚。
图/微博
这些对孩子的教育独裁式的管理，让人背脊发凉。当孩子鼓起勇气认识自己的时候，却被最信任的父母打压、贬低，甚至是违背自身意志，被送至“治疗”，遭到非人的待遇。
以受教育权相威胁，把孩子送到没有人身自由的“治疗”场所，是一种对孩子的暴力。
这种行为的背后是家长蛮横的控制欲与支配权。他们对孩子的人格及其真正的需求，视而不见。
据同语《中国性少数群体家庭暴力研究》，在420名同性恋／双性恋的受调者中，有近7成遭受过家庭暴力，其中近5成来自于原生家庭的暴力。
而2017年发布的《中国跨性别群体生存现状调查报告》显示，1640名可能或确定被父母或监护人知晓性别身份的受访者中，仅有6位从来没有受到原生家庭的暴力。
家庭暴力极为普遍，暴力形式严重
图/《中国跨性别群体生存现状调查报告》
由于社会对性少数缺乏了解，以及污名化带来的偏见和歧视，遭受家庭暴力的性少数很少得到社会支持。
同语家暴项目顾问李悦指出，目前没有家暴主题的性少数人群个案诉诸法律，对于性少数未成年人而言，TA们在经济等资源上还是深度依赖原生家庭，求助公检法部门的难度和代价都太大了。
并且性少数青少年因为性别表达、性倾向、性别认同等还很有可能遭受校园暴力，处境更加弱势，支持系统较性少数成年人更加薄弱。
因此，许多性少数青少年选择在成年之前隐藏自己的性别身份。但正如小吴所说：“就算我暂时妥协去改变，换得继续上学的机会，但我知道我肯定过得很痛苦。”
性少数青少年处境之艰，在学校和家庭遇到暴力的比例都非常高，除了改变家长的态度外，在学校里能有一位了解性少数知识，具备友善态度和一定介入能力的老师也很重要，这将有助于降低性少数青少年遭遇校园暴力的风险。
因此，在支持青少年社群的同时，面向全国在校的前线教师开展提升性别意识的培训，通过教学和个案跟进支持性少数青少年，也非常重要。
除了教师在校直接给予青少年支持之外，青少年社会工作者也可以担任个案管理者的角色，以更好地提供帮助。
遗憾的是，无论是在校专业课程，还是在职培训，都鲜少有涉及性少数服务相关的社工专业训练。
当社会工作者缺乏性少数相关知识、性别意识或性别敏感度不足时，TA们会难以察觉家庭和学校里的性别暴力。这会使得青少年难以信任社工或其他社会支持系统，进而使得个案工作的难度增加。
因此，对在校教师、驻校或社区家庭社工等支持系统的性别教育尤为重要。
无论是家庭暴力还是校园暴力，这些都看似是个体行为，实质却具有复杂的“人在环境中”的背景。
当更多的人，包括家庭成员、教育工作者、社会工作者以及同辈群体等能够接触更多元友善的讨论时，才能开始关注和加入反思行动。
一旦开始对自己的生活经验进行性别觉察，就会看见更多地看见个体身上所遭遇的性别不平等。
看见则是作为行动者的开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