没有仇和的昆明

仇和离开昆明市委书记的职位已经有一段时间了，但围绕仇和的相关话题，无论在昆明官场还是民间，仍然是一个热点。仇和离任带来的震荡，仍在持续。

“仇和是最有改革意识同时也是争议最大的市委书记。”九三学社云南省委秘书长牟宝恒说。

在牟宝恒看来，仇和在任的4年是昆明继世博会以后发展最快、最好的时期。在他的记忆中，仇和任市委书记之前，昆明的GDP增长率已经有很长一段时间告别两位数，在全国城市综合实力的排名也从十几名滑落到50名开外。

毋庸讳言，作为一个备受争议的政治强人，仇和主政昆明4年，留下了诸如大刀阔斧整治公务员队伍、大手笔治理河道、大规模路网建设、全面改造城中村等政治遗产，如今这些改革有的已经呈现出阶段性成果，有的尚在进行当中。

尽管舆论对仇和褒贬不一，但他们都担心“后仇和时代”的昆明改革势头是否还能持续、发展势头是否会放缓、发展的目标是否能保持清晰。“在昆明，上述问题已经成为从政府官员到市民百姓的普遍担忧。”在昆明市政府机关工作的张昌武说。

备受争议的市委书记

仇和曾经获得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会主办的“中国改革开放30年杰出人物”奖，这是继获得“中国改革功勋（贡献）人物奖”及影响中国改革30年30人“改革之星”称号后，仇和第三次获得的国家级改革人物荣誉。

在获奖辞中除提到“仇和是荣获中国改革开放30年杰出人物中唯一在任地方省部级领导干部，也是唯一的省会城市书记”之外，尚有这样的评价：“在仇和的整个改革创新过程中，争论和非议就从未停歇过，但不管外界如何评论、议论、讨论、争论，他始终坚持"闭口务实、埋头干事"，矢志不移改革创新，他说"为公才改革、为私谁改革"。”

事实上，仇和在主政昆明时的所作所为都引来从官场到民间的种种争议。

对此，仇和的表态是“先干不争论、先试不议论、先做不评论，允许在探索中有失误、不允许无所作为”。

正是在这样的坚持之下，仇和在昆明推行了一系列备受质疑的“新政”。

长期在昆明经商的温州瑞安籍老板王增庆说，仇和之前，昆明政府基本上都是延续衙门作风——门难进、脸难看、事难办，办很多事情都要找熟人、托关系才能办得了。而在仇和治理机关作风之后，到政府机关办事，几乎都是一路畅通，办事效率空前提高。

在广州工作、户籍在昆明的刘友明对记者说，在仇和主政昆明之前，无论是办理护照还是通行证，想一次完成简直就是异想天开，没有十几二十天，不跑上三五趟出入境管理处是不可能的。“工作人员都爱理不理的，多问几句就嫌你烦，凡事能拖就拖，能卡就卡。”

“现在简单了。”刘友明说，通行证的签注自助受理，一般10分钟就可搞掂，而他上次因为护照遗失需要重新补办，也是一次完成，人还在昆明，广州邮局就告诉他证件已经寄到。

在上述变化的背后，起推动作用的恰恰是仇和推行的一系列新政。例如针对改进机关作风，仇和推出了《昆明市领导干部问责办法》，以此加强对改革措施的监督。全市各级机关不履行或不正确履行工作职责，造成不良影响和后果的，将依照《办法》问责。

按照仇和的要求，昆明市各部门要对年度目标进行分解，以目标逼结果，对完不成的官员进行问责。而行政问责范围扩大到各单位，工青妇和公立学校、医院、科研院所、国有及国有控股企业也在其中，“凡是党能领导的地方都实行问责制。”

张昌武表示，行政问责虽然苛刻，但尚在可理解的限度之内，仇和要求领导干部几乎全员参与招商引资的做法最初备受各级官员的诟病。张昌武回想起仇和主政昆明之初，在改变机关作风、摊派招商引资任务、向社会公开领导干部手机等重压之下，市级机关但凡有门路的，都千方百计想方设法调往省级机关，似乎那样就意味着“仇和管不着了”，而没有门路的，则恨不得立马辞职。

事实上，在政府官员全员招商引资方面，仇和提出的口号是“奖要奖得心动，罚要罚得心痛”，明确一把手在招商引资中的第一责任，昆明的各区各个单位都在签订责任书。招商的责任被一级一级地分下去，街道办事处也要承担分下来的招商任务。各部门必须有1/3的公务员到沿海地区去招商，为此昆明全市成立了35个招商局。“现在看来，这种形式是锻炼干部市场意识的一种很好的办法。”张昌武说。

仇和留下了什么

漫步在盘龙江边，昆明市民发现，多年以来，每到夏天便是气泡翻滚臭气熏天的盘龙江，不仅再也闻不到臭味，江水也变得清澈了。这也正是仇和在三年前将在太湖治污中行之有效的“河长制”引入滇池治理，入湖河道流经区域的党政一把手要对辖区水质和截污目标负总责的具体成果。

此外，在治理交通拥堵方面，昆明虽然正在经历仇和所称的“休克疗法”的阵痛，但规划9条线路总长304公里，已有6条线路开工的地铁建设和投资近400个亿，规模位居全国第四，年吞吐旅客将达到6500万人次。定位中国通向东南亚及南亚门户机场的“昆明长水国际机场”即将开通的前景，让市民少了许多怨气。

两年前，当昆明把市区所有汽车站全部撤销，分别迁往距离市区东南西北各个方向二三十公里不等的地方，市民在出行时都会抱怨。而如今再回过头来看当初的规划，如果不是当初痛下决心，今天昆明的交通在汽车广泛进入家庭的背景下，拥堵的程度势必会更加让人难以忍受。

此外，从市政府的搬迁到大学城的建设，不仅极大开拓了昆明市区的范围，使建成区面积从100多平方公里扩大到400多平方公里，也使仇和建设昆明“大城”及区域性国际城市的目标初现雏形。

对于仇和主政昆明4年的成绩及其给继任者带来的压力和难题，曾经对仇和新政有过专门研究的云南省社科院研究员张睿莲向本报记者表示，仇和主政昆明4年间，最大的贡献是唤醒了昆明人的改革意识，再就是大规模的基础设施建设，使昆明的发展真正迈上了一个台阶。而仇和留给继任者的难题是，高企的房价和大量举债之后的偿付压力。

事实上，关于举债建设的问题，早在两年前就有研究者提到过。数据显示，2009年，昆明政府性融资就已经达到地方财政一般预算收入近5倍的水平，其数字分别为962亿元和201亿元。在这个意义上，张睿莲认为，对于仇和主政昆明的成绩和影响，尚需要时间来做进一步检验。

民盟云南省委副秘书长管建华也认为，仇和主政昆明4年间在改革思路及相关理念方面的影响自不待言，然而，更多依靠威权及行政手段而不是法治和制度化手段管理城市的方式，将会引发很多矛盾，这是仇和新政之所以备受争议的主要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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