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他的故去，党和国家领导人发来唁电送来花圈，整个国防科大悲伤成河

2017-12-13 柯大侠 时史文化时史文化

2017年12月10日，长沙城南郊的明阳山上，薄雾茫茫。穿着海军蓝冬常服的熊峰胸前戴着一朵小白花安静地站在铭德厅外的走廊上，怅然所失地盯着眼前来来往往的人流——不知道有多少人像他一样，专程从外地赶来送高伯龙院士最后一程。

12月6日，我国激光陀螺研究领域的泰斗级人物国防科技大学教授高伯龙院士因病于长沙离世，享年89岁。高院士离世的消息立刻刷爆了整个国防科大人的朋友圈，大家以各种各样的方式表达对这位“学高为师，身正为范”的老一代学者的敬仰。在看到高院士治丧委员会发出的讣告的一刹那，身在广州的熊峰就决定无论如何要回长沙见老人家最后一面。他把这个心愿在大学同学群里说了，外地的同学都很激动，纷纷表示也要回来。然而因为各种原因，最终回到长沙的只有他和刘金朝两个人，巧得很，他俩都是“208”的嫡传弟子。

传奇的高伯龙，传奇的“208”

高伯龙的名字是 “激光陀螺”的等价词。没有他，我国激光陀螺事业的发展可能还要推后十几年甚至更久。

导弹、飞机、舰船、陆用战车等各种作战平台有一个制约其精确打击、快速反应和精确控制的核心部件，叫惯性导航系统。这个系统的作用是使这些作战平台在不依赖GPS、北斗系统的情况下自主完成导航、制导、定位、定向和姿态控制功能。如果没有高精度的惯性导航系统，现代作战平台和武器弹药就是有手无眼的瞎子，任你有一身力气也无法使用。

而惯性导航系统的核心部件，是其中的陀螺仪。激光陀螺，是陀螺仪的第四个发展阶段，它几乎集成了科研工作者对陀螺仪的所有渴望：快速启动、全固态、抗冲击振动能力强、动态范围大、精度高、寿命长、可靠性好、动态误差小，并且能直接数字输出，非常方便与计算机相结合。上世纪60年代初，美国霍尼韦尔公司首先实现了激光陀螺的原理样机，这引发了精确制导领域的一场革命，各国迅速跟进。我国的十几家单位，如上海光机所、上海天文台等也于那时投入力量，开展激光陀螺研究。然而，由于激光陀螺的研制涉及多项先进工艺技术，难度很大，世界各国除了美国以外，均未得到激光陀螺信号，包括我国的跟研单位。最终，这十几家单位全部放弃了研制工作。

直到1971年，在国际上原理机和一些关键技术都取得重要进展以后，时任国防科工委副主任的钱学森同志指示，七机部加紧对激光陀螺的研制。而七机部又把这项任务下达给其所辖的长沙工学院（国防科大前身），命令专门成立激光研究室开展相关研究。

受客观条件限制，该激光研究室对激光陀螺知之不多，只能跟在上海光机所、中国计量科学研究院、清华大学等单位后面干，这种情况一直持续到1975年。局面的改变，是因为在该年，高伯龙奉学校命令，离开钟爱的理论物理行当，进入了激光陀螺研究的队伍，那一年，他47岁。

高伯龙是清华大学1951届物理系的毕业生。清华大学物理系，是新中国物理专业的发源地。后来成为院士的的杨士莪和何祚庥，回忆起当年的老同学高伯龙，都用了“天才”这个词。杨士莪的评价直截了当：“高伯龙在我们班上水平是最高的，学得最好的，是一号种子。”何祚庥对当年高伯龙极强的业务能力记忆犹新，“他（高伯龙）的业务特别好，要解决点困难的问题对他来说是很容易的。有一次考试，老师出了一个比较难的题目，做起来很费事。高伯龙用群论的方法，很简单就做出来了，很漂亮，物理概念非常之清楚。”“物理概念非常之清楚”贯穿了高伯龙60余年治学始终，也是他成为中国“激光陀螺”之父的关键所在。

1975年，年近半百的高伯龙一面学习激光技术，一面研读国外文献，凭借其深厚的数理基础，加入团队的当年，就找到了激光陀螺研制的突破点：激光陀螺的出路在于极稳定光源和精密的加工工艺，尤其是光学薄膜的镀制。而要攻克腔片镀膜，首先必须研制出精确可靠的检测仪，没有检测仪就没法从客观上评估镀膜的好坏。

研制检测仪最大的困难是国产元器件精度达不到要求，高伯龙决定从根本原理上展开突破。经过无数个不眠之夜的理论分析和计算，他创造性地提出新的测量方法——“差动法”，该方法极大地突破了当时国产元器件的精度上限，利用该原理研制的“差动型透射率反射率测量仪”（DF透反仪），完美解决了当时我国光学加工工艺落后的问题。紧接着，高伯龙继续向激光陀螺研制发起冲锋。1978年，他带领团队研制成功四频差动激光陀螺原理样机，并在北京受到了高度关注项目研制工作的钱学森专门接见。

高伯龙在测试DF投反仪（摄于1979年）

1981年，发生了一件对中国激光陀螺研制工作具有里程碑意义的重要事件：“208”的成立。

“208”的全称是“激光陀螺研究室”，按照当时所在单位国防科大物理系（二系）编制序列算下来简称208室。喊着喊着，大家连“室”字都省略了，直接称为“208”。“208”的诞生规格之高，在国防科大历史上绝无仅有。1981年4月，钱学森专程从北京来到长沙，向学校领导宣布国防科工委主任张爱萍签署的关于“支持高伯龙的科研，为了给他工作条件，建议成立激光研究室”的批件。当年12月，学校负责人张文峰亲自主持了“激光陀螺研究室”成立大会，宣布由高伯龙担任研究室主任。

一个大学研究室的成立，由国防科工委决定，钱学森亲自到校传达指示，学校负责人亲自主持成立会议，这在国防科大历史上既是空前，也是绝后的。

“208”的成立，使高伯龙和他率领的科研团队得以心无旁骛、专心致志地从事激光陀螺研制工作。

1984年，由“208”团队研制的我国第一台激光陀螺性能样机通过国防科工委组织的专家鉴定，并在1985年获得国防科工委科技进步一等奖。

1990年，团队研制完成的准内腔式激光陀螺小型化工程样机交付有关单位使用。

1994年11月，团队研制的全内腔四频差动激光陀螺工程样机通过了以王大珩院士为主席的专家组的鉴定。这标志着，我国成为继美俄法之后，世界上第4个能够独立研制激光陀螺的国家。同时参加鉴定的，还有他们研制的全内腔绿（黄、橙）光氦氖激光器，该项目国家曾组织多家单位联合攻关多年均未能取得突破。全内腔绿光氦氖激光器的研制成功，打破了美、德两国在国际市场上的垄断地位。

1995年，67岁的高伯龙因年龄原因，卸任208研究室主任一职，但这丝毫不影响“高伯龙”和“208”这两个名字在我国激光陀螺领域的赫赫威名。那时“208”的老师和学生，在业界从来不用讲自己来自哪所学校哪个专业，只要报出“208”的大名，立刻会得来同行仰慕和钦佩的目光。

1997年11月，高伯龙当选为中国工程院院士，这是对他在研制激光陀螺方面取得开创性成就的最好认可。

一生坎坷，终成大师

当一名科学家在某个领域取得巨大成功时，人们常常会用“矢志不渝”这个词来形容他的钻研精神，这四个字用在高伯龙身上，既对，也不对。

高伯龙投身激光陀螺研究，是受一些非他所能左右的因素促使，并非他的个人意愿。

高伯龙的一生挚爱，是理论物理研究，而激光陀螺研制只能算是应用物理研究。在他从事研究工作的前二十年，因为对理论物理的一片执著以及率真直言的秉性，历经磨难。

由王晓军所著《至纯至强之光：高伯龙传》里，提到有三项“原罪”曾困扰了高伯龙多年：高中时曾被迫集体加入三青团、为抗战加入青年军、清华求学期间因考虑专心学业而未入党。对这三个历史问题的审查，成为他早期进步的巨大障碍。

高伯龙在清华大学物理系期间学习成绩极其优秀，老师和同学都以为他会“分配”（那时没有“保送”一说）继续读研，这也是他个人在“毕业生登记表”上填报的志愿。结果，他却被分到中科院应用物理研究所。这个结果与他一直期望从事理论物理研究的学术追求存在较大落差。在应用物理研究所三年的工作期间，高伯龙内心始终是不宁静的，他一直希望可以调动工作。“不安心工作”又“政治上很落后”的高伯龙成为大家帮助解决“思想问题”的重点帮扶对象。

1952年，哈军工成立；1954年，面向全� 45 41612 45 18841 0 0 4378 0 0:00:09 0:00:04 0:00:05 4377�调请教授专家。高伯龙在那时，被调入哈军工。他到哈军工相当长一段时间，始终抱有调回中科院从事理论物理研究的想法。据和高伯龙同期在哈军工工作的朱起鹤院士回忆：“1956年，国家号召向科技进军，全国招研究生。高伯龙趁机报考了中科院高能物理研究所一位搞理论物理姓朱的教授的研究生，结果考取了，并打算去报道。学校知道后，有关领导到北京找中科院说，不能让高伯龙报到。”事情的最终解决是，时任哈军工校长的陈赓在家里亲自请高伯龙吃了一顿饭。那顿饭吃完，高伯龙就知道自己走不了了。

初到哈军工工作的数年间，高伯龙以自己深厚的理论物理功底和出色的教学工作，赢得了上至领导、下至师生的认可和赞誉。然而，他当时给人的总体印象，是“业务突出，政治落后”。1958年，在哈军工的所谓“红专大辩论”中，高伯龙成为“白专”典型，并被冠以“高伯龙路线”遭到批判。人们形成了一种思维定式：钻研业务多，参加政治活动少，就是“高伯龙路线”。是年，高伯龙被下放农村劳动锻炼、改造思想。哪怕是在受到强烈批判的时候，高伯龙依旧不改知识分子的质朴和执拗，他在《全体下放干部心得交流会上的发言提纲》中说到：“党提出干部下放，全教授会只我没有报名，认为思想改造不一定要长期当工人农民，忘掉业务得不偿失。”就在这次下放劳动期间，高伯龙落下了严重的哮喘病。

1966年，“文化大革命”爆发，高伯龙经历了隔离审查，干清洁工、装卸工等苦力活，并被以所谓反江青的罪名，随时等候被遣送北大荒劳动改造。恰在此时发生珍宝岛事件，遣送计划中止，高伯龙方得以幸免，并在不久后被落实政策，1969年从宽处理，从敌我矛盾“转化”为人民内部矛盾，被定为严重错误。1970年学校奉命南迁长沙，为动员他一起迁往长沙，又决定把他严重错误的定性改为一般性错误。他没发一句牢骚，没提任何要求，就答应随校前往长沙。

随校南迁人员中，教授、副教授只有9人，高伯龙是其中的副教授之一。来到长沙后，高伯龙在基础物理教研室从事物理教学工作。1975年初，全国高校下发通知，要求撤销基础课部，解散基础课教研室，基础课教员分派到各系。高伯龙不想离开物理教研室，希望留守，一直拖到5月份。那时，物理教研室已经撤销了，但物理实验室仍然保留着，他又想留下来看守实验室，可是由于他是搞教学而不是搞实验的，所以留在物理实验室的想法也没有实现。穷途末路之时，他被三系304教研室“收容”。历史在冥冥中给高伯龙预设了开创激光陀螺研制事业的机会。304教研室，正是为从事此项研究而专门组建。

从此，高伯龙终于踏上了人生新的转折之途，他凭借着坚韧的钻研精神和扎实深厚的数理基础，迅速成为全国激光陀螺研究领域的领军人物。

1995年，已在激光陀螺研制领域取得显著成绩的高伯龙接受中央电视台“东方之子”栏目记者采访，被问到从大学毕业后一直矢志于的理论物理研究转向激光陀螺研究的原因时，他再次忆及当年的心路历程，而他的这番话同样反映出其率真的个性。他说：“理论物理知识是在大学里形成的。毕业后很多人劝我改一改研究方向，但我没有改。可以说在痛苦中坚持了20年。”他又说：“明明你生活在高山上，你却不想爬山而想学游泳，这必然引起主观跟客观的矛盾。一个人的志愿应该跟客观实际相符合，应该符合国家的需要，既然已经给我分到这个地方来了，需要我干这个工作，如果自己还想着另外一种工作，这就是苦恼的根源。”

高院士的这番话时至今日读到，仍有借鉴之处。人的一生都生活在各种约束条件中，如何学会在尊重现实的前提下保持纯真本色，将个人兴趣和国家利益紧密结合，是所有科研工作者必须经历的一课。

晚年的高伯龙，重新回归理论物理之路。2008年，他在《科学时报》发表《对宇宙起源的一点看法》一文，对宇宙大爆炸这一天体物理中的重大问题阐述了自己的观点。2010年，82岁高龄的他写下一篇七千余字的论文《奇点质疑和反相对论的错误》，对理论物理中的一些流行观点提出质疑并进行了深入分析。

高伯龙曾评价自己的一生“与政治无缘，与工程有缘”。其佐证便是，他虽然1954年即到哈军工工作，却直到1979年才特批入伍，而终其一生，都没有入党。

严字当头育英才

有一段时间，“208”的硕士生和博士生，是全国防科大最痛苦的学生。因为高伯龙对学生要求极严，延期毕业是常有的事。秦石乔是高伯龙第一批毕业的博士生，他的博士学位，读了将近7年才拿到；同期毕业的博士生龙兴武，博士学位读了整整5年。而高伯龙第一批硕士中的佼佼者曾淳，博士读了10年，都没有拿到学位。那个时候学校开学位评定会，别的老教授劝高伯龙：人家（曾淳）都当上系主任了，博士读了7、8年，你还不让人家毕业。

前述的三个人，秦石乔后来当上了国防科大光电学院的院长；龙兴武成为国内激光陀螺镀膜工艺的第一人，并于2001年获得了中国科协“求是奖”；而曾淳，最终在国防科大教育长（正军）的位置上退休。

1990年，高伯龙、曾淳、龙兴武、秦石乔四人的合影

“208”里还有其他老师名下的学生，他们最害怕的事情是高伯龙当自己毕业论文答辩委员会主席。虽然已经过去了20年，熊峰依旧清晰地记得，高伯龙当年是怎么“刁难”他的。熊峰的硕士毕业课题是研制一种锁定放大器，用于在强背景噪声中检测激光陀螺输出的微弱信号，论文汇报完毕，进入提问环节，高伯龙一上来就问：你这论文里的理论公式哪些是抄来的？哪些是你自己写的？先如实讲清楚。熊峰如实回答前面一段是抄来的。高伯龙继续追问：既然是抄来的，为什么不在里面说清楚？首先是学术不端！熊峰当场信心上就矮了一截。答辩结束，高伯龙主张给熊峰打60分，经其他委员反复说情，才提到80分。但他依旧在论文评议书里将熊峰狠狠一通批评。第二年，学校组织论文复查时将熊峰的论文作为重点拿出来审查，后来一看是高伯龙当主席，知道这位老先生的要求有多么严苛，就作罢了。

高伯龙的学生毕业过程大都非常坎坷，但也有例外。1991年从外校考入国防科大师从高伯龙攻读硕士学位的张斌，是他所带学生中唯一按期毕业的硕士生。张斌能按时毕业是由于解决了一个氦氖激光器研制过程中的关键问题。在他解决这个问题前，高伯龙是请学校另外一个系专门搞电的人做，结果没做出来，可见张斌的课题难度之大。张斌硕士毕业后，一直留在“208”工作。高伯龙离世当天，学院计划做一个追忆ppt在一楼的电子大屏上循环播放，请张斌提供一些高伯龙的照片。张斌把自己关在办公室里，一边在电脑上翻照片，一边嚎啕大哭，那痛彻心扉的声音穿过办公室大门在走廊里久久飘荡，敲碎了每一个人的心。

至纯至诚扫地高僧

高伯龙院士离世后，国防科大人的朋友圈里纷纷在追忆他老人家的点点滴滴，其中，被提到最多的是他身着绿色老式作训服在校园里蹒跚独行的样子。这身绿作训跟了他三十年，袖口磨破了还在穿，是他一生勤俭朴素的真实写照。直到今天，高伯龙家中的家具陈设还是多年前的老样式，十分陈旧、简单。

2006年教师节，时任学校政治部主任的张继温看望高伯龙

2011年教师节，时任学校政治部主任的周建设看望高伯龙

高伯龙虽然因为敢言、直言在历次政治运动中吃了不少苦头，但仍是秉性不改。在人际交往、会议发言时，绝不说客套话、假话、虚话。在各种学术会议上，他认为别人的方案不行，就斩钉截铁地讲出来，时常搞得别人下不了台。北京某单位请他去参加博士论文答辩，他提了好多问题，搞得人家很尴尬，说以后再也不请他了。他去洛阳参加一个国际会议，会后发个唐三彩做纪念品，他退给组委会，认为不能把公家的钱变成自己的东西。1995年暑假，“208”组织教职员工到张家界游玩，高伯龙认为这是不正之风，坚决不去。众人出发那天，硕士生刘金朝到教研室做实验，看着高伯龙自己拿着扫帚在搞卫生，赶紧跟他一起搞，一老一少两个人扫完了整个教研室。至今刘金朝说到此事，依旧对高伯龙的精神敬仰万分。

一方面，高伯龙至纯的脾气让别人觉得古怪，另一方面他至诚的秉性又让人钦佩不已。如果别人有困难找他，他尽量帮忙解决，对于自己的研究成果，也不会藏着掖着，而是主动拿出来与同行共享。

1975年，高伯龙在突破了四频差动陀螺若干关键理论问题后，将研究心得整理成十几万字的《环形激光讲义》在全国公开发行，在这本册子里，他毫无保留地将自己的理论研究成果向全国同行进行了详细的介绍。发明DF透反仪后，高伯龙同样毫无保留地将其原理、技术向全国有关研究单位公开。多家单位前来索取相关资料并进行仿制出售，获得了不错的经济效益。

2012年，时任光电学院光电系协理员的王华撰文回忆了与高伯龙的一次交往：他因工作需要请高伯龙院士写一封推荐信。他们登门向高院士说清原委后，高院士说可以，要他们第二天来取。第二天刚上班，高院士就亲自把推荐信给王华送上门，吓得他立刻从凳子上跳起来。高院士的推荐信，满满一大篇，一笔一画，写得工工整整。高院士没说更多的话，转身就走了。望着他离开的背影，王华心底掀起了巨大的波澜。他在回忆文章的结尾写道：

望着你的背影，我的心底掀起了巨大的波澜。对你来讲，也许这是一件微不足道的小事，但品德向来都不是表演在舞台上，而是体现在细微处，在不起眼的地方，那不经意的流露。

爱因斯坦曾说，第一流人物对于时代和历史进程的意义，在道德品质方面，也许比单纯的才智成就方面还要大，即使是后者，它们取决于品格的程度，也许超过通常所认为的那样。

信哉斯言。技术可以被超越，被淘汰，甚至被颠覆。唯独品德的力量催人奋进，历久弥新。

世间已无高伯龙

经过27年军旅生涯的磨炼，熊峰自忖已不是一个容易动感情的人，可是，当他绕着高伯龙院士的灵柩行礼时，看到老先生那张消瘦蜡黄的面庞，还是忍不住红了眼眶。先期行完礼的高院士的两名女弟子冯莹和梁永辉早已在一旁哭得像个泪人。

整个追悼会俭朴而庄重。习近平等现任和前任党和国家及军队领导人纷纷发来唁电，对高伯龙同志逝世表示哀悼，向其亲属表示慰问。而国防科大领导、离退休老同志、全校教职员工、社会各界人士等等有组织和自发前来送高伯龙院士最后一程的人挤满了整个铭德厅。

党和国家领导人送来的悼念花圈

待众人散去后，高伯龙院士的亲属最后行礼。他的夫人曾遂珍颤颤巍巍地从轮椅上站起来，伏在灵柩上失声痛哭，怎么劝都不肯离去。她送的花圈摆在高伯龙院士灵柩的正前方，挽联上只写了一句话：谢谢你对我一生的呵护，该休息了老头子，安心去吧。自1962年8月，她经人介绍从南京远赴哈尔滨嫁给高伯龙算起，两个人相濡以沫度过了55年春秋。

高伯龙夫人曾遂珍女士献上的花圈

来参加追悼会的老人里，有不少面孔熊峰看起来眼熟，却想不起叫什么名字。1997年硕士毕业到今天，整整20年，人已不复少年郎的模样。变动更大的是熊峰从事的专业。他从“208”毕业后，阴差阳错地分到东海一个小岛上，从驱逐舰的副枪炮长干起，到雷声长，训练局参谋、处长、副局长，一名曾经吊儿郎当不服管束的工科技术宅，彻底转型走上了我军主战链。这一路，熊峰走得非常艰辛。再怎么辛苦，他都没有想过转身撤退。他说，我们“208”出来的人，多少都秉承了一些高院士倔强又不服输的劲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