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印碰撞西藏高原（全本）
本文目录：
引言：22年前，一名军事战略家预言的中印战争
一、中印两个大国之间的“蜜月”
二、“中印兄弟”是什么时候开始产生裂痕的？
三、尼赫鲁的战略误判
四、尼赫鲁的“前进政策”和“里窝那”计划
五、毛泽东十天十夜没想通：
尼赫鲁为什么要来搞我们？
六、中国人眼中的中印边境自卫反击战
七、印度人眼中的中印自卫反击战
八、第三方眼中的中印战争
九、一名中印战争老兵漫长而又伤感的故事
在2亿多年前，印度大陆板块缓慢但却执著地漂过古地中海，向着亚洲大陆板块袭来，预示着印度和中国将发生对抗。
而在大约6千万年前，这两个大陆板块迎面发生碰撞之后，形成了世界上最高的山脉--喜马拉雅山，由此构成了20世纪中印冲突的地理环境。
――佚名印度学者
引言：22年前，一名军事战略家预言的中印战争
明铁盖达坂山口。2000年1月25日。
四天时间，中国人的筑路工程队在被毁坏的二号公路上，向前推进两公里。眼睁睁看着坑坑洼洼的路面被一点点修复起来，印度人几乎无计可施。
新德里每天都在等待二号公路的消息，得到的全是中国人今天又向前推进了多少公尺的报告。印度人呢？难道他们不是挡在那些黄面孔前面的吗？塔帕尔总理的质问通过桑杜部长、奈尔上将、普拉卡希中将、巴蒂少将的嘴，传到了拉奥中校的耳多里。
拉奥中校苦苦思索。现在才得出同中国人对抗本身就是个错误的结论，已经为时太晚了。事态发展到这一步，只能硬着头皮走下去。既然如此，既然与中国人的交火不可避免，拘泥于谁先开第一枪，何时开第一枪，就未免太过于陈腐。
历史是战胜者用战败者的血写成的，战败者不会有权力和机会，追究战胜者先开第一枪的责任。但战败者却能让自己一方先开枪的那个倒霉鬼成为替罪羊。拉奥中校继续苦苦思索。他想在既开第一枪把中国人击退，又避免万一失手成为替罪羊这两者之间，找出一条路来。
很难。
先开第一枪你也未必能把中国人打退，打不退中国人你就肯定会成为替罪羊。可如果眼睁睁看着中国人把路修通，你的下场也比当替罪羊好不了多少。
权衡之下，不干要比干的结局更糟。
那么，干吧。
他决定赌一下。
有时候犹豫再三，你也想不出什么好办法。一旦定下决心，办法反而跟着就来了。拉奥中校命令全营官兵登机时，他认为他想到了一步妙招。
在空中整好队形后，拉奥下达了攻击命令：放过中国人，全力攻击已经修复的公路！
“雌鹿”武装直升机
数十架直升机排成长长的一列纵队，跟在拉奥的“雌鹿”后面，相继爬高，又相继俯冲，一架接一架对准那段黑油油两公里长的路面发射火箭和投放燃烧弹。
眨眼间，两公里长的沥青路变成了一条两公里长的火龙。
中国人的后路被切断了。望着身后熊熊的大火，看上去他们有些慌乱。拉奥把他的“雌鹿”悬停在中国人的头上，俯看那个大个子如何安抚他的部下。
战火常常是被一粒意外的火星点燃的。
就在拉奥看着中国人面对大火不知如何是好，为自己这一妙招倍感得意时，那粒小小的火星蓦然迸出来，溅到了一点就燃的干草堆上：一块火箭弹片呼啸着从烈火浓烟中飞出，不偏不斜，正正地嵌进了一名中国小伙子的眉心！
小伙子连叫一声都来不及，就直挺挺地仰躺在了路边。
流血的时刻终于到来了。
中国人炸了窝，不等那个大个子下令，就纷纷爬到每辆车的驾驶楼里，拽出一支支烤蓝锃亮的自动步枪。一个矮个子中国人动作最快，别人还没有打开保险，他已经端枪冲上了一侧山坡，朝着那些廓尔喀士兵扫射起来。
战神的降临总是让人猝不及防。尽管已经整整参加了十天的对巴战争，拉奥还是无法相信瞬间发生在眼前的事情：
中印战争就这样爆发了吗？
以上的故事在进入二十一世纪的时候，并没有真实发生。它只是一名军旅作家、后来成为军事战略专家的乔良先生，在22年前一本叫做《末日之门》的预言小说中的一段描写。
我还清楚地记得，在1995年9月16日北京的劳动人民文化宫的书市上，我们去为他的这本新书的发行捧场，他亲笔给我签售了一本《末日之门》，已经搬了N次家了，但这本书一直留着。
当我的《密战西藏高原》这本书写到这里的时候，正值长达两个多月的中印朗洞对峙刚刚结束。中印朗洞对峙的起因也是因为修路引起的。
当我在引用乔良先生的这一个“桥段”时就在想：幸好朗洞对峙没有意外的火星迸出来，否则是不是战神真的就会让人猝不及防地降临，使乔良先生的预言成为真实，让所有的人都目瞪口呆地问道：
中印战争就这样爆发了吗？
一、中印两个大国之间的“蜜月”
1947年8月15日，印度宣布独立；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宣告成立。随着中印现代政治制度的建立，经过近两千年时断时续的文化交往，中国和印度这两个亚洲大国终于开始将对方视为现代意义上的政治实体。
因为相似的殖民地经历和共同的“反帝”诉求，中印这两个亚洲古国在建国初期开始了短暂的“蜜月期”。
周恩来访问印度时与尼赫鲁在一起
进入到20世纪50年代，中印两国都在努力建立起自己的国际地位。中国的主要目标是与资本主义作斗争，并且于1950年参加了朝鲜战争。印度则将自己视为第三世界的领袖，并且将中国的支持和协作作为外交政策的关键因素。
1949年4月，尼赫鲁向印度各邦首席部长的信中介绍了中国的形势，并认为从世界角度看，最重要的事件是中国共产党军队在中国的胜利。
1950年4月1日，中印两国正式建交，互派大使，印度也成为世界上除社会主义国家外最早承认新中国的国家。
尼赫鲁在著作《印度的发现》中，用了相当的篇幅突出介绍了过去2000年的中印交往。按照他的说法，西方国家的控制使得中印之间的交往被中止。但随着中印两国自豪、独立地重新屹立在世界舞台，两国可以将这些交往继续下去。
他在书中充满激情地写到：“如今，命运已经峰回路转，而过去的记忆仍然印刻在中印两国人民的心中。新一代虔诚的朝拜者越过高山来到对方的疆土，带来了佳音和祝福，建立起新的、富有生命力的友好关系。”
在中国和平解放西藏之后，印度在1950年的联合国大会上仍然支持中国。在恢复中华人民共和国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问题上，尼赫鲁不顾美国的反对和威胁，一直对此持积极的支持态度。
为此，尼赫鲁首先在印度议会关于外交政策的辩论中支持恢复中华人民共和国在联合国的席位，并最终获得了议员们的支持。
1950年，苏联代表在联合国安理会会议上提交了一份要求安理会成员决定不承认国民党的决议草案，除了苏联和南斯拉夫的赞成，另外那一个赞成票就来自印度。同年9月19日的联合国大会上，印度代表散发了一个决议草案，号召给新中国以席位。
1954年4月，中印两国签订了《中印关于中国西藏地方和印度之间的通商和交通协定》。协定开头有这样一段话：“双方同意基于(一)互相尊重领土主权，(二)互不侵犯，(三)互不干涉内政，(四)平等互惠，(五)和平共处的原则缔结本协定。”
这是和平共处五项原则首次在外交文件上出现。
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为中印关系奠定了新的基础，迎来了中印友好合作的第一个高潮。1954年6月，周恩来总理访问印度，中印两国总理发表的联合声明中重申了和平共处五项原则。
同年10月，尼赫鲁偕女儿英迪拉·甘地回访中国。这是新中国成立之后接待的第一位非社会主义国家政府首脑。中印在4个月内实现了两国总理互访。
尼赫鲁总理到达北京当天，毛泽东主席就会见了他，朱德、刘少奇、周恩来、宋庆龄、陈云等党和国家领导人陪同会见。
尼赫鲁访问中国时同毛泽东在一起
毛泽东在会见尼赫鲁时说：“朋友之间有时也有分歧……这种吵架同我们和杜勒斯（美国国务卿）的吵架，性质是不同的。中印签订了关于西藏某些问题的协定，这有利于消除引起怀疑、妨碍合作的因素。”
4天后，毛主席再次会见并设宴招待尼赫鲁总理，如此高规格的接待，说明中国政府对印度及对中印关系的高度重视。
尼赫鲁访华结束回国时，毛泽东主席以“悲莫悲兮生别离，乐莫乐兮新相知”的诗句赠别。
同一年，尼赫鲁再次来到中国，与毛泽东、周恩来、刘少奇、达赖、班禅等一起出席了印度驻华大使馆举行了招待会。
在1955年4月于印尼万隆举行的亚非29国会议上，印度仍然积极支持中国政府和周恩来总理，并推动中国与亚非国家的交往。
1956年11月，周恩来总理再次访问印度，贺龙副总理陪同访问，受到印度政府和人民群众隆重而热烈的欢迎。
在首都新德里等地，有上百万人欢迎周总理一行。中国代表团所到之处，无不受到印度群众的欢迎。
“印中人民是兄弟”的口号响彻印度大地。
周总理发表讲话说，我们两大民族之间的友谊有两千年的历史，但是，今天，我们之间的友好关系超过了历史上的任何时期。
但是，“蜜月”期太短暂了！
二、“中印兄弟”是什么时候开始产生裂痕的？
在中印两国的“蜜月”期，出于外交的需要，中印边界领土争议曾一度被搁置，中印双方都默契地对这个话题“避而不谈”。然而，这并不意味着问题已经解决，中印间的领土纠纷，就像一座休眠的火山，潜伏在和平友好的表象之下。
实际上，就是在“印中人民是兄弟”的口号响彻印度大地的时候，印度人在领土问题上并没有闲着。1950年代开始，印度趁中国参加朝鲜战争无暇顾及西藏边陲之机大举北进。
1951年，印军占领达旺并强迫西藏地方政府撤出，而达旺就是第六世达赖喇嘛仓央嘉措出生地。到1953年印度全部控制藏南9万平方公里的领土后并建立行政区。
1954年印度在侵占区设立“东北边境特区”，这就是后来的“阿鲁纳恰尔邦”。而此时，做为不结盟运动的领袖，尼赫鲁在国际上的威望如日中天。
但就是在此时的“蜜月时期”，中国从印度在一系列涉及中国外交的重大问题的态度上，开始重新认识尼赫鲁的不结盟的“中立”政策。
不结盟运动会场
1952年11月17日，印度向联大提出解决朝鲜战俘问题的方案，提议由中立国印度、波兰、捷克斯洛伐克、瑞士、瑞典成立一个遣返委员会，来处理朝鲜战争中的战俘问题。
12月1日，联合国政委会以53票对5票通过了印度的提案。这个提案被中共视为是“荒谬和非法的”。
在1958年台湾海峡危机期间，尼赫鲁在1958年11月初向美国驻印度大使明确表示，他坚决反对中国试图以武力夺取沿海岛屿。
基于印度的这些政策，中共领导人开始认为，“在国际事务的许多重大的关键问题上，尼赫鲁经常是站在帝国主义一边，基本上是对帝国主义采取‘小批评、大帮忙’的政策。”
而在当时印度的领导层，从解放大军一进藏开始，就已经意识到将对中印关系可能造成的影响。
内政部长瓦拉巴伊·帕特尔在致尼赫鲁总理的一封信中表达了自己的关切：“历史上，我们几乎没有担心过东北边境的安全。喜马拉雅山一直是北部威胁难以逾越的屏障。友好的西藏不会给我们带来麻烦。但随着中国军队进驻西藏，中国的势力范围几乎抵达我们的家门口，可能会使印度重新处于危险的境况。”
帕特尔进一步分析道：“中国内战已经结束，而中国坚持对西藏拥有主权，这意味着印度与西藏进行的所有谈判都可能不为中国所认可。”帕特尔认为，中国人难以捉摸，自高自傲，以自我为中心。中国似乎以轻视的态度看待印度在地区、在亚洲以及在世界的地位。
真正的裂痕出现在1954年中印协定签署之后。在印度看来，协定解决了中印之间包括边界在内的所有悬而未决的问题。中国的沉默使印度更加坚定了这种看法。
1954年10月23日，北京群众欢迎尼赫鲁访问中国
而周恩来总理的态度则不同。他表示，边界问题之所以没有被提及，只是因为解决的条件还不成熟。从那年起，双方开始竞相指责对方侵犯本国领土。
当时的印度虽然刚从英帝国主义的殖民统治下脱离出来没几年，但其强烈的大国主义情绪却毫无收敛。在西藏问题上，尼赫鲁设计出一个“理想边界”，将克什米尔、尼泊尔、锡金、不丹和阿萨姆邦作为印度的防务内线，把西藏作为“缓冲国”纳入印度的势力范围，而“麦克马洪线”正是他眼中印中边界的理想分界线。
1958年12月，尼赫鲁给周恩来写了一封长信。这是印中两国总理正式交涉边界问题的第一封信，正式将中印边境问题“摆上台面”。尼赫鲁言辞强硬地提出，“麦克马洪线”以南的地区毫无疑问是印度的。
周恩来与尼赫鲁
1959年1月，周总理在回信中声明，“麦克马洪线”是英国和西藏地方当局代表，背着中国中央政府代表，用秘密换文的方式决定的，它从未被中国任何政府承认过。
在中印两国总理用书信方式“唇枪舌战”的同时， 1959年8月至10月，喜马拉雅山和喀喇昆仑山上相继发生中印武装部队交火事件，全长2000公里的中印边界全线紧张。
1959年11月，中国最高层在杭州举行决策会议，中心议题仍是中印边界争端。
1959年11月7日，周恩来总理代表中国政府致函印度总理尼赫鲁，建议两国武装部队立即从实际控制线各自后撤20公里，脱离武装接触，同时建议两国总理尽快举行会谈。但尼赫鲁置若罔闻。
为了表明中方的态度，1960年4月19日傍晚，周恩来在外交部长陈毅的陪同下，从缅甸仰光起飞，前往印度。从19日至25日的6天时间里，周恩来与尼赫鲁进行了20多个小时的会谈，但因为印方态度强硬，始终没能取得任何有实质意义的进展。
临回国的最后一天，周恩来作出了一个轰动世界的决定：在新德里单方面召开记者招待会，让世界人民知道中国的和平态度。
4月25日晚7点30分，来自世界各地的记者早已守候在印度总统府圆柱厅。周恩来带领陈毅等人，快步由边门走进会场。
正在这时，对中国素有好感的《泰晤士报》记者韦尔娜突然闪了出来，焦急地向周恩来提醒：“有人准备不顾外交礼仪，将向中方发难，总理务必小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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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恩来微微点头致谢，继续前行。韦尔娜又善意地提醒说，这次记者招待会就像是“射击场”，周恩来将成为唯一的“靶子”，上千只“枪口”都瞄准了他。
周恩来坚毅地说：“新德里的子弹打不倒我。”
尽管周恩来在45分钟的记者招待会上，用自己的儒雅和机智赢得了长达7分钟的掌声，但这番努力终究没能拉回心意已决的尼赫鲁。
1961年11月28日，尼赫鲁在印度人民院发出战争的信号：“在这些地区（中印边境）打仗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但是这是必须的，因此我们必须为此进行准备。”
三、尼赫鲁的战略误判
1. 尼赫鲁高估了中国人与他的默契程度
中印两国自建国以来就进入了“蜜月”期，从来没有或还没来得及明确地协商过边界线。尼赫鲁不愿主动向中方提出这条中国人根本不承认的“麦克马洪线”，他甚至觉得没有必要跟中国人提这个要求，因为他从来都认为“麦线”就是中印边界，并深信不疑。
他在印度议会上明确地说过：“这就是我们的边界，这个事实没有变。我们坚持这条边界，我们绝不让任何人越过这条边界。”
尼赫鲁认为，如果在1950年新中国成立不久就明确提出边界线的话，肯定会使中国加紧对西藏的控制，并与印度发展出敌对关系，这不是他愿意看到的，结果只能是客观上搁置了争议。
这段时间，中印在国际事物中合作也远多于分歧，经常互相帮助。尼赫鲁努力与中国发展友好的国家及领导人私人关系，他与毛泽东、周恩来都有深厚的私人友谊。中国政府也同样希望在中印边界问题上维持现状，使中国有一个平静的西南后方。
中国的反应让尼赫鲁认为中国人已经在部分地默认“麦克马洪线”。尼赫鲁的真实想法是既能团结中国实现他的国际抱负，又让中国政府逐渐默认他的领土要求。
他并不想与中国开战，但他的处理方式显然高估了中国人与他的默契程度。
2. 西藏平叛打破了尼赫鲁与中国领导人的默契
1959年西藏武装叛乱，解放军开进西藏，武力平叛。
尼赫鲁一厢情愿地认为既然中国“拿走”了西藏，作为对印度的补偿或者安抚，中国至少应该承认他所主张的边界，以此来回报印度先前对中国的友谊和帮助。
但从“一寸河山一寸血”拼杀过来的中国人守土有责、身土不二，完全不可能理解尼赫鲁的奇特想法，更不可能满足尼赫鲁的要求。中国人在领土问题上的毫不退让使尼赫鲁产生被“背叛”了的感觉。
1959年3月，尼赫鲁写信给周恩来总理，用一张印度单方面画的边境地图向中国提出总共为12万平方公里的领土要求。
1959年5月13 日，毛泽东亲自修改了中国外交部关于印度外交部外事秘书的谈话，不惜自亮底牌：“中国的主要注意力和斗争方针是在东方，在西太平洋地区，在凶恶的侵略的美帝国主义，而不在印度，不在东南亚及南亚的一切国家。中国不会这样蠢，东方树敌于美国，西方又树敌于印度。西藏叛乱的平定和进行民主改革，丝毫也不会威胁印度。我们不能有两个重点，我们不能把友人当敌人，这是我们的国策。”
但是尼赫鲁的回应完全没有国际谈判的灵活，毫无商量余地，一意坚持其12万平方公里的领土要求。
3.被选民推着往悬崖边上走
中方关于领土谈判的建议注定不会得到尼赫鲁的回应。
印度在政治上实行的是英式政党选举制。选举制对外交最大的影响是容易造成政治人物向民粹屈服。民族主义高涨的印度民众认为，尼赫鲁应该像印度古代英雄一样披荆斩棘，而不是像个生意人一样与“敌人”讨价还价，人民向来都喜欢对外强硬的政治家。
当时的执政党国大党内部左右翼斗争激烈，因为尼赫鲁的社会主义倾向，左翼如国防部长梅农、印度情报局长马立克、陆军参谋局长考尔、外交秘书德赛等比较得势，构成了尼赫鲁的核心圈子。
而右翼也有不同政见的内政部长潘特、财政部长德赛、粮食与农业部长潘特尔等人，这些人平地都要起三尺浪，边界问题更成为右翼抨击左翼的活靶子，右翼通过攻击国防部长梅农和印国防政策来达到政治斗争的目的。
当时几乎所有主要印度政党都在表达自己在西藏问题上的强硬立场，很明显，越强硬、表现得越像个爱国的英雄，选票越多。
偏偏国大党的铁票仓是在印度北部，如印度毗邻西藏的北方邦。北方邦对边界问题最为敏感，叛乱后逃到印度的西藏人更加剧了他们对所谓“中国威胁”的直观感受。西藏平乱后，内地与藏区的经贸联系加强，再加上边境管理加强，北方邦与藏区的贸易大幅下降，直接影响了不少北方人的收入，因此这一地区“普遍好战”的态度也使国大党深受影响。
印度国内政治越来越主导尼赫鲁的外交行动。政治家不得不以更加强硬来迎合选民。国防部长梅农认为，在边界问题上的任何一点妥协都别想指望得到印度国内舆论的谅解。
尼赫鲁政府的政治回旋余地几乎没有了，他只能摆出比民众更强硬的姿势来处理这个问题。
4. 尼赫鲁把自己逼到了墙角
在印度国内舆论的高压下，印度军警在边境地带与中国边防人员的磨擦越来越多，擦枪走火的事件变得不可避免。
1959年西藏平叛时，当中国军队追击叛乱分子至“麦克马洪线”时，没有停下脚步，在朗久地区遭到印军阻碍，并发生了第一次武装冲突。
1959年8月25日-26日，在朗久附近，印度武装部队向驻守在马及墩的中国军队发动武装进攻，遭到中国军队快速反击，酿成“朗久事件”。
1959年10月20日，印度3名武装警察，侵入空喀山口以南地区，被中国军队解除武装并予以扣押。
次日，70余名印度武装警察再次汹汹而来，意图报复，向中国军队进攻，遭到反击，印方死9人，被俘7人，受伤10多人，酿成“空喀山口事件”。
这两次流血事件让中印矛盾升级，并在印度民间掀起了更大的好战舆论。
对于尼赫鲁来说，边境问题再也无法搁置，印度人不答应。
尼赫鲁有一个致命的弱点，每当他觉得公众的情绪过于强烈的时候，他就屈从于公众的情绪。更有甚者，他还会反过来对那些他过去谴责过的做法，进行无保留的、甚至是热烈的鼓吹。
尼赫鲁转而开始高调谴责中国“侵略”印度，同时声称印度是军事强国，早已做好战争准备，随时准备清除“印度领土”上的中国军队。
尼赫鲁的言论逻辑正将他逼到墙角，既然政府认定是“侵略”，既然武备已齐，战之能胜，为什么不开战？因此，开战的呼声越来越高，尼赫鲁不得不发表越来越赤裸裸的、刺激中国的战争言论来安抚民众。
5. 尼赫鲁的战略误判
尼赫鲁已经准备好进行一场军事冒险，他认为国际形势对印度非常有利。
当时，中国刚刚拼尽全力与美国为首的联合国军打了一场，与苏联的关系也跌到谷底，两大超级大国与中国都不是友好的关系。台湾蒋介石集团也在中国东南沿海不断进行军事骚扰。
特别是1959年9月9日正准备访美的赫鲁晓夫为了撇清与中印边界冲突的关系，不顾中国劝阻，当天发表了“塔斯社声明”，谴责中国，袒护印度。
1959年10月赫鲁晓夫回到莫斯科后，“公开谴责中印边界冲突是‘可悲的’和‘愚蠢的’，使他‘遗憾’和‘痛心’”，之后更直言中国的做法是“狭隘的民族态度的表现”。
赫鲁晓夫大力加强了苏印反华同盟，军援力度翻倍，美国人更不必说，遏制中国使扶持印度的理由无比充足。
两大超级大国都支持印度，反对中国，这让尼赫鲁信心倍增。他从印度情报部门及驻华大使馆、美国情报简报也获知，中国国内一片混乱，虚弱不堪，1958年“大跃进”运动对国民经济伤害很大，导致1959至1961年的三年困难时期。
在尼赫鲁看来“这些问题似乎严重得足以阻止中国对外实行冒险主义”，他笃定相信印度可以实行蚕食中国领土的“前进政策”，而中国方面不会反抗。
尼赫鲁希望以此改变边界现状，造成既成事实强加于中国。
当时中印国家间曾经的亲密合作关系使中国政府选择了克制和忍让。但中方的克制反而加强了尼赫鲁对中国不会应战的预期。
尼赫鲁的亲信、情报局长马立克不断向他提供中国不会应战的信息，他自己也认为中国不可能在紧张的东部之外，在西部开辟第二战场，两面作战。
四、尼赫鲁的“前进政策”和“里窝那”计划
已经被选民逼到悬崖边上的尼赫鲁深知：前线荷枪实弹的印度军人在中国据点后修筑工事的新闻最能安抚国内的反华情绪和获得支持率。
1. 尼赫鲁的“前进政策”
当周恩来开完新闻发布会、中国代表团离开新德里时，印度政府一位官员就说：不要指望边界会恢复平静了，印度巡逻队就要开始搜索中国占领的地区。印度巡逻队不会进攻中国阵地，但将插入中国据点之间的空白地带。
尼赫鲁认为“印度要向它所认为的中国侵占下的‘领土’上派遣军队和增建据点，以此来改变双方军事力量对比，并最终赶走中国军队。”这就是所谓“前进政策”。后来证明，正是这项前进政策，给印度带来了灾难。
前进政策有两个目标：其一，堵住中国人向前推进的路线；其二，改变阿克赛钦仅有中国军队占领的现状，使阿克赛钦在“理论上”和“实际上”都变成印度的领土，免得印度和中国在讨价还价时“空口无凭”。
前进政策在１９６０年后即开始实施，但一直到１９６１年１１月２日的决策会议才为前进政策的实施规定了明确的目标。其中规定，在西段，印度要向印度主张线尽可能地推进，在边境地区设立哨所，阻止中国部队向前推进。
在东段和中段，印度应把哨所推进到麦克马洪全线，对整个边境地区加以有效占领。决策会议规定，执行前进政策时，应尽力避免同中国发生武装冲突。
藏南地区印军哨所
私下里，印度人却认为，不管印军如何向前推进，只要印度政府态度坚决，中国除了虚张声势的恫吓外，不会采取实际行动。
2. 反对“前进政策”的总参谋长被撤职
印度政府决心向前推进的另一个原因是尼赫鲁政府认为，印度已经强大到足以应付中国的挑战。尼赫鲁多次向议会保证，印度军队完全有能力保卫边疆。
一名反对派议员声称，一名印度士兵就等于十名中国士兵。“为什么我们要怕他们？为什么我们不能把他们撵出去？”
但是，并不是所有的政府官员都那么乐观。了解军队实际情况的领导人就反对政府不顾一切地向前推进。
前陆军参谋长蒂迈雅等人就主张，印度军队在向前推进建立哨所时，应避开中国的哨所，如果在那些地区，中国人尚未立足，那么印度军队就应毫不犹豫地巡逻并建立哨所；但无论如何，部队不得对中国哨所和巡逻部队使用武力。
应该说，这种态度是审慎的。因为当时印度军队远未到达阿克赛钦，中印军队之间根本没有接触的可能，只要印度军队不同中国军队直接接触，印度向前推进并不会引起中国的反击。
陆军总部在下达前进命令的同时，又向政府发出警告，政府的前进政策，在军事上将招致严重的风险，中国方面可能作出强烈反应，原来平静的中印边界可能会沸腾起来。
但军方的警告无人理睬，政府反而指责军队办事拖拉，不执行政府的指令。后来，尼赫鲁终于找到一次机会，羞辱了反对前进政策的蒂迈雅，敢讲真话的军官受到打击，而见风使舵的军官则得到提升，到１９６１年，尼赫鲁对陆军总部进行了改组。
印军参谋局局长考尔
尼赫鲁的近亲、惯于吹牛拍马的考尔担任了陆军参谋局长，掌握了陆军的大权，并成为尼赫鲁的主要军事顾问。他坚信在任何小规模的军事冲突中，中国军队都不是印度军队的对手。
考尔甚至主张要“不时地给中国军队予以打击”，“例如，当我们发现他们的巡逻队处于战术上对我有利的地位时，就不妨来个短促突击，造成杀伤或捉拿俘虏，或两者兼而有之。”这表明印度军队已经失去理智。
3. 推行“前进政策”，印军开始玩火
１９６１年１２月，印度陆军总部发出命令，东部军区应将哨所尽量靠近边界，以占领整个麦克马洪线，结果，到１９６２年上半年，印军沿麦克马洪线建立了２４个新哨所。
１９６２年６月４日，印度军队越过麦克马洪线，在扯冬建立了哨所。印军的哨所本来是要建立在麦克马洪线以南的，但由于建立哨所的地方地势太高，无法攀登，不是建立哨所的理想之地，因此，印军就“理所当然”地将哨所的位置向北移动，并以麦克马洪以南数英里处的一个山口“多拉”的名字为该哨所命名。
即使根据印军自己的地图，扯冬也无可争议地位于麦克马洪线以北，印军第七旅旅长达尔维准将对哨所的位置提出疑问，军部将他的疑问报告外交部。
外交部答复说：陆军如果还没有把印度的管辖权推进到塔格拉山顶的话，它现在可以这样做了。一个下级军官无意之中在中国领土上建立的哨所，却被新德里理所当然地看成是印度新的疆界。
印度的行动引起了中国政府的强烈反应。印度政府却狡辩说，麦克马洪的原意是沿着山脊划定边界线，因此边界线一定是沿着塔格拉山脊的。麦克马洪线的确切位置只能由印度单独决定。因此，印度政府认为，“多拉”哨所正像新德里一样，无可争议地属于印度。
如此蛮横的态度在国际政治中极为罕见。
１９６２年９月９日，印度国防部召开会议，讨论把中国军队赶出“印度领土”的问题。会上，有军官提出，根据印军的地图，“多拉”哨所在中国境内。但国防部长梅农告诉他们，不要去管什么地图，把塔格拉山顶作为边界就行了。
陆军总部立即电令印军主力进驻多拉哨所，所有部队都应作好战斗准备，不应示弱。
９月２３日，英国《泰晤士报》披露了印度政府准备使用武力赶走中国军队的决定。
几天后，《印度时报》也报道说：“１０天前，印度政府作出必要时使用武力把中国的入侵者撵走的政策决定。……如果中国部队不在适当的时间内自行撤走，陆军应采取必要的步骤把中国军队从塔格拉山脊这边的印度领土上清除掉。”
4. 实施“里窝那”计划，尼赫鲁引火烧身
印军这个把中国军队从所谓的印度领土清除的行动代号为“里窝那”计划。为了实施这一计划，１０月初，尼赫鲁和梅农等人紧锣密鼓地召开了一系列军事会议，宣布在东方军区下成立一个专门对付中国的第四军，陆军参谋局长考尔中将自告奋勇，成为第四军的军长。
考尔从尼赫鲁那里得到了采取“有限的进攻行动”的权力。美联社称，印度政府已经“决心在最近几天内把中国人赶出麦克马洪线”。
尼赫鲁相信，这次军事行动将很痛快，因为中国不会进行反击。陆军参谋长塔帕尔向尼赫鲁表示，他担心中国会在西段进行反击。但尼赫鲁这位政治家却宽慰他的爱将，说有“充分理由相信中国不会对我们采取什么强烈的行动”。
外界评论说，尼赫鲁在玩一种危险的俄罗斯左轮枪游戏，他举起手枪向自己的脑袋扣动板机，因为他相信，枪膛里只有一粒子弹。这种赌博，以前他是玩赢了的，但不幸的是，命运之神不再关照他了。
被尼赫鲁选中执行“里窝那”计划的考尔是一个“有非凡勇气和干劲的军人”，在考尔离开新德里前往边境指挥第四军的第二天，印度报纸登出大字标题，说印度“成立特种部队赶走中国军队，考尔将军亲赴东北边境特区指挥，印度陆军待命大举出击”。
中间者为考尔
但是，考尔是尼赫鲁的爱将，却不是尼赫鲁的战将，他从来没有指挥过军队，只是靠了他的吹牛拍马、拉帮结派以及与尼赫鲁沾亲带故当上了印军事实上的统帅，指望他打胜仗是不可能的。
考尔原以为一切准备就绪，印军只要稍微冲一下，中国军队就会望风而逃。印军将于１０月１０日发动进攻。
结果，中印双方在１０日发生了冲突，中国军队进行了反击，印军惨败。考尔这才如梦方醒，对第七旅旅长达尔维说：“我的天啊!你说对了，他们真的干起来了。”
但印度政府并没有从这一冲突中清醒过来。它仍然认为中国不会采取什么进一步的措施。中国的警告被视为恫吓。
１０月１１日晚，考尔回到新德里，参加尼赫鲁主持的会议，商讨最后的局势。考尔在会上对１０日冲突的经过作了一翻绘声绘色的描述，建议继续在前线固守，并说“如果有机会能过河去干它一家伙”。尽管有人主张将军队撤回，但最后还是遭到否决。
会后有记者问，政府给边境特区的部队下达了什么命令？尼赫鲁回答说：“我们的指令是要解放我们的领土。”
记者问：“什么时候？”尼赫鲁答：“我不能定个日期，这完全是陆军的事。”
当记者问会不会同中国谈判时，尼赫鲁再次保证：“只要侵略继续存在，看来就没有进行会谈的机会。”
考尔在前线威胁说，里窝那作战计划没有改变，要继续前进，不执行命令的军官将会被撤职，送交军法审判。
五、毛泽东十天十夜没想通：尼赫鲁为什么要来搞我们？
1. 毛泽东不想打中印这一仗
尼赫鲁对中国的判断有一条是相当准确的，这就是：毛泽东和中国领导人真的是不想与印度打这一仗。
当时中国的战略重点在东部而不在西部，主要是应对美国及其支持的台湾当局的威胁，本不想树敌于印度。
但印度步步紧逼，不满足于在中印边界东段享受英国殖民当局划下“麦克马洪线”而留下的侵略成果，还要在西段再挖一块，入侵西段的阿克赛钦地区。
中印两国之间的边界，在历史上从来没有划定过。两国长期以难以逾越的喜马拉雅山和喀喇昆仑山为大致的分界，形成了传统的习惯界线。
至于中印边界西段的阿克赛钦地区，历来是从新疆入藏的重要通道，由中国管辖，有3万平方公里。新疆军区部队于1951年入藏时，便进驻这里。印方从1954年起却对此地提出领土要求。
而以毛泽东为首的中国领导人从战略全局着眼，一直把印度视为和平中立的力量来争取，对边界争端主张以互谅互让来解决。为此中国总理周恩来从1954年至1960年间四次访印印度，由此可见中方的诚意。
1959年以前，两国的主要争端不是边界问题，而是西藏问题。当时印方对中国实行的是两面政策：一方面公开发展对华关系，一方面却又秘密支持西藏分裂主义分子的活动。
1959年春，西藏叛乱全面发生，印度领导人表示“同情”，并以高规格接纳出逃的达赖。
解放军追击向印度逃窜的叛乱武装时，接近“麦克马洪线”，在线北的朗久地区同接应叛匪出逃的印军发生了第一次武装冲突。
接着，印方武装人员入侵新疆的空喀山口，向中国边防人员开枪，挑起了流血事件。印度政府利用西藏问题和边界冲突，在国内掀起反华浪潮。
空喀山口事件后，毛泽东的着眼点是努力避免再次发生冲突。除迅速释放被俘印方人员外，1959年11月初，毛泽东在杭州主持会议，又提出了一个建立“隔离带”的设想，即按照双方实际控制线，两国武装力量各自后撤20公里，让双方拿枪的人脱离接触，这样就打不起来。
11月7日，周恩来致函尼赫鲁，提出这一建议。但印方既不肯后撤，也不肯谈判。毛泽东要求中国单独采取后撤行动，将部队从实际控制线后撤20公里，使双方在中印边界脱离接触达两年多。
1960年1月，中方又下令采取了一系列非常措施，即在我方实际控制线20公里内不开枪，不巡逻，不平叛，不打猎，不打靶，不演习，不爆破；对前来挑衅的入侵印军，先提出警告，劝其撤退，劝阻无效时，才依照国际惯例解除其武装，经说服后，发还武器，让其离去。
2. 尼赫鲁为什么要来搞我们？
1961年西藏平叛结束后，解放军在西藏的驻军缩减到只有两个师，在中印边界西段还撤出了前沿哨所。当时，中国内部出现了严重经济困难，对外则同苏联的矛盾公开化，导致安全环境恶化，在西部边境便力争不出现冲突。
1962年开春后，新疆军区部队发现印军已入侵设立许多据点，马上报告中央。毛泽东修改确定了“决不退让，力争避免流血；犬牙交错，长期武装共处”的“二十字方针”。
当时新疆军区边防部队不顾高寒困难，在印军各据点对面也设立了哨所，以不开火的对峙进行遏制。印方却将中方的忍让克制视为软弱可欺，不仅继续深入设点，还开枪寻衅。
总参作战部副部长雷英夫于当年夏天去边界西段视察，回来报告说，不打已难以阻止其入侵。
中印边境克节朗地区
6月间，印军在边界东段也越过“麦克马洪线”，在克节朗河边建立据点。根据军委的命令，西藏军区派出一个连，于9月8日进入当地进行武装侦察，并在择绕桥边建立哨所。当天印度政府便进行战争动员，调动步兵第7旅进驻克节朗地区。
9月中旬，择绕桥头局势日益紧张。
当时的副总参谋长杨成武曾撰文回忆，当时前沿哨所的报告电报越过层层上级，直接发到总参值班室，他接到后往往只过几分钟就向毛泽东汇报，包括印军向我军哨兵扔石头、挥舞刺刀等挑衅细节。
毛泽东听取报告后特别嘱咐，打第一枪必须经过他的批准。
前沿部队的战士纪律性很强，面对印军刺刀逼到胸前，也举起刺刀迎上去，却奉命绝不开火。
9月20日夜间，印军偷袭摸哨打响了第一枪。解放军一个代理连长牺牲，被迫进行有限还击。
毛泽东听到这个消息后，与周围的人谈话时说，想了10天10夜，总想不通尼赫鲁为什么要来搞我们。
“为什么尼赫鲁要搞我们？”这个问题，不但普通中国人难以理解，毛泽东也十分费解。
3. 被尼赫鲁逼得没有退路的毛泽东
从1961年到1962年9月，印军先后在西段边境的中国领土上建立了43个入侵据点，侵占中国领土4000平方公里。在东段，1962年6月印军越过“麦线”，侵入西藏山南地区错那县的克节朗河谷，在扯冬地方建立了入侵据点，企图改变“麦线”方向，以线北约11公里的拉则山（印方称“塔克拉山”）脊作为边界。
9月17日至19日，印军30余人向择绕桥头我军哨位挑衅，以刺刀、步枪、冲锋枪逼我执勤战士后撤。对峙至20日，印军终于首先开枪，打死我军干部1人，打伤战士1人，我军被迫还击。双方交火至29日。
1962年9月28日，拉萨各界人士四千多人举行集会声讨印军杀害我边防官兵的罪行，“坚决反对印度侵略军的武装进攻”，这是十世班禅额尔德尼在大会上发言。
10月8日，印军越过克节朗河，于10日进攻我军各哨所。到20日前，共打死打伤我军边防干部战士47人。
面对印度方面屡屡入侵并拒绝谈判的态度，毛泽东考虑了许多天。他认为最重要的原因，是尼赫鲁认为中国的战略重点在东部沿海，在西面边境“只叫不咬”，不敢真打，从而才敢这么猖狂。
如果说尼赫鲁被选民们逼得没有了退路，而此时的毛泽东也被尼赫鲁逼得没有了退路。不打已经不行了。正如总参作战部副部长雷英夫于从中印边境回来报告的情况一样，不打已难以阻止其入侵。
然而，已经进入10月，大雪封山即将到来，适合作战的时间已剩下不多。此时的毛泽东担心的不是印度，而是站在印度身后的美国和苏联。
如果对印度进行反击，美国和苏联会不会趁机在中国的北部边境和东南沿海搞事？
而此时，一个绝佳时机出现了：美苏两国爆发了加勒比海“导弹危机”，一时无暇关注中国和印度的事情。
中国将进行反击的意向通报给苏联，赫鲁晓夫并没有公开地表示反对，还向中国驻苏大使说，苏联也得到了类似情报，如果中国遭到进攻，反击是自然的事。
4. 中共高层决定反击
1962年10月18日，毛泽东在中南海颐年堂召开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对中印边界问题做出重大的决策。
参加会议的有毛泽东、周恩来、刘少奇、朱德、邓小平、陈毅、贺龙等党和军队的最高领导，同时有关将领罗瑞卿、杨成武、张国华、王尚荣、雷英夫参加，外交部的章汉夫和乔冠华也到会。
主持会议的毛泽东要雷英夫和乔冠华报告中印边境冲突的情况和各方面的反映。他俩汇报完，周总理接着发言，建议立即进行自卫反击作战。会议在作了深入的分析讨论之后，一致同意周恩来的意见。
1959年9月11日，周恩来在第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扩大的第六次会议上作关于中印边界问题的报告
毛泽东问参加会议的西藏军区司令员张国华：“听说印度的军队还有些战斗力，我们打不打得赢呀?”
张国华肯定而自信地回答：“打得赢，请主席放心，我们一定能打得赢。”
毛泽东说：“也许我们打不赢，那也没有办法，打不赢时，也不怨天怨地，只怨我们自己没有本事。最坏的结局无非是印度军队侵占了我国的领土西藏。但西藏是中国的神圣领土，这是世人皆知，天经地义，永远不能改变的。总有一天，我们会夺回来。”
毛泽东指示：“除东线西藏作准备外，西线也要配合。如他进攻，不仅要打退，还要打狠打痛。”
在这次会议之前的头一天，中央军委已经下达了《歼灭入侵印军的作战命令》的预先命令，中印自卫反击战将在10月20日正式打响！
六、中国人眼中的中印自卫反击战
这场边境战争已经过去55年了，早已经被人们淡忘。即使是在当年，这场战争也没有大力张扬过。所以，知道来龙去脉的人极少。
老海军当年在参加过中印自卫反击战的陆军第五十四军服役的时候，参加过军史整理工作，所以对这场战争有所了解。
印军军队集结
这次反击作战，是在号称“世界屋脊”的喀剌昆仑山上和喜马拉雅山之脉南侧地区进行的。该地区地势险峻，气候恶劣，人烟稀少，交通不便。这恶劣的自然条件和地理环境，对作战行动有严重的影响，作战的艰苦性是罕见的。
中印边界自卫反击作战从1962年10月20日开始，至11月21日基本结束，作战经历了两个阶段和结尾。
第一阶段作战（1962年10月20日至28日）
自卫反击作战在中印边境东段和西段地区进行。
印军部署的兵力有1个军部、1个师部、4个旅部、21个步兵营，总计约22000人。其作战部署是：东段，第七旅4个营部署在克节朗地区；炮兵第四旅两个步兵营配置在棒山口、达旺地区；第四师战术司令部及1个营位于吉米塘、下地地区；第五旅8个营分布在“苏班西里边区”、“西安边区”和“鲁希特”；第四军军部和第四师师部位于提斯普尔。东段是中印自卫反击战的主战场。
西段，印军第114旅以5个营分散配置在边境全线，其中1300余人分布在入侵战境的43个据点；旅部及1个营位于列城。
中国边防部队的主要部署是：以西藏4个多团的兵力，首先粉碎克节朗地区印军的进攻，然后歼灭克节朗地区和可能由达旺地区来援之敌；
以新疆1个多团的兵力，首先粉碎印军进攻，然后歼灭侵入加勒万河谷和红山头之敌，并视情况扩张战果；
同时，以西藏昌都、林芝、山南分区部队，向当面之敌反击，配合主要方向的作战。
1. 东段：克节朗－－达旺地区反击作战。
克节朗位于中印边界东段西藏以南地区，海拔4000米左右，森林密布，气候恶劣，人烟稀少。该地区印军第七旅、炮兵第四旅2个步兵营，共6个多营6000余人，部署在克节朗、棒山口、达旺一线。
我西藏边防部队集结了10300余人的兵力，对印军第七旅实施反击。根据印军前重后轻、翼侧暴露、正面宽、纵深浅的布势特点，贯彻集中兵力打歼灭战的原则，以3至4倍于敌的绝对优势的火力，采取从两翼开刀、迂回侧后、包围分割、各个歼灭的战法，于20日拂晓开始反击。
实施主要突击的右翼部队在枪等、卡龙之间强渡冰冷刺骨的克节朗河，向入侵印军进行反击。指战员们冒着枪林弹雨，互相掩护，交错前进，与印军展开的激战。当天即清除了枪等、卡龙、扯冬、绒不丢等据点的入侵印军。
担任左翼助攻部队，向沙则、仲昆枪、克宁乃桥的印军实行反击。入侵沙则的印军在这里构筑了堑壕及百余个明暗地堡。攻占沙则可直接威胁克朗地区的印军指挥机关。
于是，助攻部队穿密林，攀悬崖，涉急流，迅速突入印军前沿，首先割断克节朗地区入侵印军指挥机关与沙则据点的联系。
在沙则战斗中，九连二班班长张映率领全班，连续攻克印军4个地堡，在攻击第5个地堡时，他身负重伤，向地堡投入最后1枚手榴弹，并用双腿堵住印军地堡射孔，壮烈牺牲，为后续部队歼灭印军创造了条件。战后，国防部授予他“战斗英雄”称号。
我军阵地
当天，克节朗地区的印军大部被歼，一部溃逃。
22日，中国国防部宣告：我军没有必要受非法的“麦线”约束。
23日，我山南地区部队歼灭棒山口之敌一部，占领棒山口。接着我军兵分5路实施追击，直取达旺。印军仓惶向达旺河以南之西山口一线撤逃。
我边防部队又以一部渡过娘姆江曲，昼夜兼程，沿下地、龙拉、沙泽一线急进。清除棒山口入侵印军的另一支反击部队，于24日占领了东新桥等地。
25日，几支反击部队相继进占达旺。尔后，其中一部继续向南推进到达旺河北岸。克节朗——达旺之役遂告结束，首战告捷。全歼印军第七旅及其他一部，俘虏印军第七旅旅长季·普·达尔维准将，共歼印军1900余人，收复了克节朗河以南、达旺河以北、不丹以东、达旺以西的全部领土，并在事实上否认了所谓麦克马洪线。
与此同时，东段的昌都、林芝、山南分区部队也分别向当面入侵印军实施反击，进占了易古通、马尼岗、塔克新等地，逼近瓦弄，有力地配合了主要方向的作战。
2. 西段：加勒万河谷、红山头和班公湖地区反击作战
加勒万河谷和红山头地区，位于中印边界西段新疆阿克赛钦西部，在喀喇昆仑山和冈底斯山山区，山高坡陡，交通不便，高寒缺氧、荒无人烟。
印军第114旅5个营约5600人，分散配置在这一地区600公里正面的77个据点内，其中1300余人分布在侵入中国境内的43个据点内。
我新疆边防部队针对入侵印军正面宽、据点分散、间隙大的弱点，集中优势兵力，采取迂回包围、近战夜战等，打了歼战的有效战法，决心首先粉碎入侵印军的进攻，然后采用拔点攻坚的战法，就地围歼，逐次清除加勒万河谷、红山头和新疆阿克赛钦地区西大沟以北河尾滩、天文点两防区内的入侵印军。
为防止印军向我边防部队的薄弱地区进攻，又令空喀山口防区驻守分队在班公湖以南组织积极防御，牵制当面入侵印军。
红山头攻坚战斗及天文点防区作战。红山头是西段第一阶段反击战的主要方向。20日，新疆边防部队首先实施炮火急袭，尔后从印军侧后西、南两个方向进攻反击，攻击分队以爆破筒、炸药包、喷火器歼灭负隅顽抗之印军。
经1个多小时的战斗、驱除了入侵印军，夺回了红山头主峰。前来增援的印军眼看大势已去，于是半途撤回。
我军冲锋
红山头战斗后，我军乘胜扩大战果，担任打援、守卡、警戒的分队相继拔除6个印军据点，全歼守军，收复失地。
至21日晚，天文点防区印军入侵据点全部被肃清。
加勒万河谷拔点及河尾滩防区作战。加勒万河谷地区，谷深沟窄，山高坡陡，悬崖绝壁，交通不便。印军以直升飞机空运补给。
20日，我边防部队向该处南、北两侧的入侵印军据点实施反击。经过40分钟激战，成功地拔掉了加勒万河谷地区入侵印军的据点。尔后，我军兵分两路，一路顺加勒万河谷南进；一路北上向西大沟发展，印军哨卡闻讯而逃。
至此，河尾滩防区之印军全部肃清。
班公湖岸四战四捷战斗。印军第114旅廓尔喀联队第一营入侵班公湖南北两岸建立了据点。班公湖北岸为空喀山口防区，南岸为阿里防区。
21日，担负空喀山口财区反击作战的边防部队，抓住战机，向位于班公湖北岸中国一侧的西里扎普、安拉沟等地的印军进行反击；
22日，班公湖南岸新疆守卡分队一部，清除了占据南岸及其以西另一据点的入侵印军。
在班公湖西岸的西里扎普、4400高地、绝拉沟、野营地拔点攻坚战斗中，我军四战四捷，战至24日，全部拔除了班公湖南北岸及其以北地区的31个入侵印军据点。
我军炮兵阵地
尔后，我西线新疆边防部队又奉命挥戈南下阿里，歼灭巴里加斯地区入侵印军。至此，新疆边防部队在环境、气候异常恶劣的情况下，从喀喇昆仑山到冈底斯山，转战千余里，拔除入侵印军据点37个，收复部分领土，歼敌一部，有力地配合了东段主力部队的反击作战。
第二阶段作战（1962年11月16日至21日）
10月24日，中国政府发表声明，提出停止冲突、重开谈判、和平解决边界问题的三项建议，提议双方从战前边境线各自后撤20公里。
印度表示无法接受，宣布印北地区进入“紧急状态”，并在东线的藏南及达旺地区大力增援士兵。
面对印军的再次武装入侵，中央军委即令西藏、新疆边防部队继续分别在东段、西段反击入侵印军。
东段西藏军区前指指挥8个步兵团、3个炮兵团的兵力，向达旺河以南西山口——邦迪拉地区反击；为加强东段东部地区作战的指挥，决定组成昌都地区分前指（即丁指），由五十四军军长丁盛指挥4个团的兵力，向瓦弄地区反击；西藏山南、林芝分区部队，在东段中部地区反击，以配合主要方向作战。
西段，新疆军区前指指挥1个团的主力，在班公洛地区反击。
西山口——邦迪拉地区反击战。这个地方靠近不丹王国，印军沿公路摆成南北一条“长蛇”，布势特点正如刘伯承元帅所概括的，是“钢头、锡尾、背紧、腹松”。
据此，西藏边防部队以2个多团从正面攻击西山口，打敌之“头”；以3个多团从敌两翼夹击申隔宗、略马东、击敌之“背”，剖敌之“腹”；以2个团实施迂回，直插德让宗、邦迪拉之间，切敌之“尾”，形成对西山口、德让宗地区之敌多路向正合击，将其分割包围，各个歼灭。
参战各部于11月10日至15日分别向指定位置开进，至17日，先后与印军警戒、侦察分队接触，但印军未发觉我军企图。
印军坦克被击中
17日晚，我迂回部队在登班击溃印军1个营，切断了德让宗——邦迪拉公路。此时印军才发觉我军已多路逼近，彼处于不利地位，遂于18日晨全线撤逃，但还陷于我军合围之中。
18日晨，我军发起总攻。在激战中，副班长庞国兴为追歼一股溃逃印军与连队失去了联系，深入印军纵深地区15公里，作战5次，攻占2个炮兵阵地，击毙7个印军士兵，缴获7门火炮和2台汽车。战后庞国兴被国防部授予“战斗英雄”称号。
当日我军占领西山口、申隔宗、德让宗、歼灭印军一部，一部溃逃。
19日，我军占领邦边拉，并于略马东地区围歼印军近千人。随即我军主力便在西山口——邦迪拉地区展开搜剿，一部向南追击，于21日进占吉莫山口、比里山口、鹰窠山口一线。
至此，在西山口——邦迪拉地区，全歼印军3个旅，共毙俘印军准将旅长豪尔·辛格以下官兵5200余人。
逃难的民众
瓦弄地区反击战。瓦弄，位于喜马拉雅山南麓，中印边界传统习惯线以北，其东、南与缅甸、印度相邻。该地区山高林密，年均海拔4000米以上，断崖峭壁，河流交错，水流湍急，易守难攻。
入侵印军第11旅4个营2000余人凭险扼守，并不断向我军出击。
中国边防部队以1个团向瓦弄西北之印军左翼实施迂回包围；以1个团又1个营分别向瓦弄扎公、曲子扎公反击，居高临下，直插瓦弄，以4个连从察隅河以东反击，分割歼灭瓦弄地区之敌。
11月16日晨，我军发起反击。我军一部攻扎公、曲子扎公等地，打乱了印军部署。印军11旅旅长等人见势不妙，惧我全歼，即下令全线撤退，旅长本人随四军军长考尔乘飞机仓惶逃跑，部队大部溃散。
在反击战中，战士陈代富奉命执行摧毁地堡任务，当他将爆破筒塞入地堡时，被印军推了出来，在危急时刻，他爬上地堡，扒开堡顶积土，将爆破筒从顶盖圆木间隙插入，并用胸口顶住爆破筒，不让印军推出，当爆破筒即将爆炸的一瞬间，他迅速滚出了地堡，地堡被炸毁了，打开了部队前进的道路，被称赞为黄继光式的英雄。战后，国防部授予陈代富“战斗英雄”称号。
16日17时许，中国边防部队进占瓦弄，主力转入搜剿，一部乘胜向南追击。到21日，我军进至萨木维尔和金古底，逼近中印边界传统习惯线，追击部队奉命停止追击。
瓦弄之战，共歼灭印军1200余人。
里米金、梅楚卡、都登地区反击战。东段中部地区，西藏山南边防部队的约1个营的兵力，于18日向里米金方向反击；林芝边防部队以3个营的兵力于19日向梅楚卡、都登方向反击。
我军先后拔除印军据点16处，占领里米金、梅楚卡、更仁等地，歼敌一部，有力地配合了主要方向的作战。
班公洛地区反击战。班公洛位于中印边界西段西藏阿里日土县斯潘古尔湖西侧地区，西面与印度实际控制区的拉达克相接，是入侵印军的一重要前进基地。印军在这里建立了6个据点，其中3个据点分布在山嵴梁上，威胁阿里纵深之安全。
印军阵地
18日上午，印军在猛烈炮火掩护下，向驻守斯潘古尔湖地区的新疆边防部队发起进攻。新疆边防部队作出部署：迂回入侵印军侧后，摧毁其据点，清除位于新藏公路线上的康西瓦烈士陵园侵入班公洛地区之印军。
我军一部冒着零下40度的严寒，顶着大风雪，翻越海拔5200米的冰山，按时进抵反击出发阵地。
18日上午，以连为单位分别向3个据点发起冲击。攻打第三个据点的部队，以果敢迅猛的动作，扫荡印军边部，摧毁了据点。
拔除了据点后，我军在转向印军炮兵阵地的攻击中，工兵战士罗光燮在排长排雷负伤的情况下，奋勇冲雷区排雷。在排雷中，他的左腿、右臂相继被地雷炸断，排雷器材已用完，眼看雷还未排完，部队无法前进，他用身体向雷区滚进，为部队开辟冲锋道路，最后壮烈牺牲。战后，国防部授予他“战斗英雄”称号。
经两个多小时激战，班公洛地区作战胜利结束。西段入侵军据点全部清除。
战争尾声及战果（1962年11月22日至1963年3月1日）
1962年11月21日24时，中印边境中国边防部队接到了毛泽东签署的命令。
电文如下：西藏军区前指、军区、丁指、康指、新疆军区并成都、兰州、北京军区：为进一步争取政治上的主动，中央决定我国政府发表声明，宣布为了促成中印边界问题的和平解决，我军决定于11月22日零时起，主动停火，并于12月1日开始，主动撤回到1959年11月7日双方实际控制线的内侧20公里地区。
印军俘虏
1962年11月22日零时。中国军队遵照毛泽东的命令，在中印边界全线停火。
在整个自卫反击作战中，中国军队歼灭印军3个旅（第7旅，第62旅、炮兵第4旅），基本歼灭印军3个旅（第112旅、第48旅、第65旅），另歼灭印军第5旅、第67旅、第114旅、第129旅各一部，击毙印军第62旅旅长霍希尔.辛格准将以下4，885人，俘印军第7旅旅长季.普.达尔维准将以下3，968人（其中校官26名、尉官29名）
1962年12月1日，中国军队主动后撤。12月中旬，中国边防部队奉命将在反击战中缴获的大批武器、车辆进行擦拭维修，将缴获的其他军用物资进行整理包装，全部交还给印度。
缴获的印军武器
1963年3月1日，中国军队全部后撤到1959年9月7日的实际控制线20公里以内。这是中国政府出于保持中印友好关系的愿望，再一次用实际行动表示中国主张通过和平谈判而不是通过武力来解决中印边界问题的诚意。
八、印度人眼中的中印战争
1. 不服输的印度态度强硬
印度方面认为战争由中方首先挑起。印方坚称：10月20日中国军队首先攻击印度，战争开始。
印军第七旅旅长达尔维后来回忆说：“２０日上午７点半，中国军队密集的炮火突然呼啸而来，第一批炮弹在头顶上呼啸而过时，有几分钟我们都吓得目瞪口呆……中国军队的炮兵首先急袭了我军的克节朗河阵地。”
在中国军队的强力反击了下，印军第七旅很快溃不成军，旅长达尔成了中国军队的俘虏，第七旅不复存在。
但印度人的态度仍然非常强硬。当时印度民众的情绪已经被政府煽动起来，同意谈判就等同于投降。一个议员曾威胁说，谁要是同意会谈，就必须按叛国罪论处。
尼赫鲁致信周恩来说：如果印度接受了中国政府和谈的建议，便是“向一个侵略的、骄横的、扩张主义的邻国乞怜苟活”，他重申，印度军队一定要重返他们曾经占领过的阵地。
随后，印度舆论又盲目乐观。访问过前线部队的议员说，部队士气高昂，不顾物资供给上的困难，高呼着圣雄甘地和尼赫鲁的名字来振奋自己的热情。内政部长说印度现在已经强大到足以击退中国“侵略者”。
１０月２６日，印度总统拉达克里希南宣布全国处于紧急状态，授予尼赫鲁政府绝对权力。印度开始组织地区辅助部队，号召青年人参军，抵抗中国的“侵略”。
但实际情况是，印军的集结稀稀拉拉，各个部队被拆得七零八落。更糟糕的是，那个在上次进攻中因病放弃指挥职责的考尔又回来了。
2. 考尔送给尼赫鲁的“生日礼物”
第一次战役失利后，曾有人要求政府处罚考尔，蒂迈雅说：“考尔是个从没有进行过实际作战的军人，在陆军中无法把这类事情掩盖起来。”
但尼赫鲁却顶住了压力，说考尔有在缅甸作战的经验，并说尽管印军许多军官在“勇气、主动性和勤奋工作方面表现都不错，但我怀疑我们是否能够找到一个超过他的人”。
第四军的官兵们从广播中听到了这个消息，大家评论道：“他又回来了吗?让上帝保佑我们吧!”
１１月１４日，考尔命令印军在瓦弄方向发动进攻。１１月１４日在军事上并无特殊意义，印军实际上也没有作好战斗准备。
但１１月１４日在政治上有着重要性，对想升官的考尔等人来说更是如此，这一天是尼赫鲁７３岁生日。
考尔想，如果在这一天从瓦弄向新德里发份电报，报告“我们对敌军取得了首次重大胜利”， 印度各大报刊的头条消息是“印军转入进攻”，岂不是一份极好的生日贺礼？
然而，印度士兵的进攻遭到中国军队的坚决抵抗。激战６个小时，印军在山头留下６７具尸体，一无所获，只好望着山头叹息。
１１月１６日清晨，中国军队全线反攻。大批炮弹倾泻在印军阵地上，而印军炮兵由于前次进攻耗弹过多，竟然无弹可射，成为这场战争的旁观者。
印军前线败退，考尔向尼赫鲁发回了一份语无伦次的电报，作为尼赫鲁迟到的生日礼物。电报称：“敌人攻击十分凶猛，兵力十分强大，我有义务敦促你请求最高当局争取愿意帮助我们的外国军队的支援”。
并说这个建议不是“出于惶恐，而是正视严酷的事实”，过去的自信一扫而光。
１１月１６日晚，印军占据的瓦弄失守。
3. “为什么失败的是我们，而不是中国人？”
考尔给尼赫鲁的“生日礼物”使新德里陷入一片混乱，其程度与前线状况相比有过之而无不及。
对此，美国驻印度大使加尔布雷思在日记中有生动的记载：“这一天在新德里出现了极大的惊惶，这是我生平第一次看到了公众士气的瓦解。”
新德里到处是恐惧和流言，一会儿传中国部队已经占领提斯浦尔，一会儿传中国伞兵将在首都降落，一会儿说这次战争的主将考尔已经被俘。关于最后这一点，拉达克里希南总统说：“这不幸不是真的。”
尼赫鲁出现在议院，他要回答议员的质询：“为什么失败的是我们，而不是中国人？”“为什么有充分准备的印军会一败涂地？”
他刚坐下，从反对党议席上就爆发出愤怒的质询和训斥，最后演变成一片鼓噪。以往，尼赫鲁会站起来，用他尖厉的声音镇住全场，但今天他却一言不发。他对议会的统治已经一去不复返了。
印度议会
当天晚上，尼赫鲁向公众发表广播讲话，他的声音显得衰老、疲倦，尽讲些泄气话，那个高亢、激扬、自信的尼赫鲁不复存在。他说：“已经发生的事情是非常严重的，也是使我们伤心的。”
他对边境地区的人们说道：“我愿意告诉他们，我们很同情他们，我们将尽一切可能来帮助他们。”这听起来像是尼赫鲁在与他们告别。意思是：从此之后，他们将处于中国的统治之下，而尼赫鲁却无能为力。
对于这场战争，尼赫鲁确实表示自己已经无能为力了。
4.中国人撤军让尼赫鲁的嘴巴又“硬”了起来
１９６２年１１月２１日零时，中国政府宣布，从１１月２２日起，中国边防部队将在全线停火，撤到１９５９年实际控制线以北。具体地说，就是在东线退回到麦克马洪线以北，并从此再后撤２０公里；在中段和西段，中国边防部队将从实际控制线后撤２０公里。
尼赫鲁本人是从睡梦中被叫醒后听到这个消息的。他说，在接到中国政府的正式照会前，他对此问题不予评论，但对于是否同中国政府谈判，他仍然顽固地说：“我们的立场……仍然是……必须恢复１９６２年９月８日以前存在的位置。”
新任陆军参谋长乔杜里将军说，除了遵循中国的方案，印度没有选择。议员们则喋喋不休，继续反对谈判，他们认为： “为了体面，为了尊严，为了自尊，只有把那些野蛮人赶出去后，我们才能谈判”。
印度经过英国殖民者上百年的调教，觉得自己已经出落得一个文明人似的，因此，他们有理由认为自己比半殖民地的旧中国要高出一个档次，进而认为比推翻殖民统治的新中国也要文明些。
美国大使加尔布雷思力劝尼赫鲁不要明确拒绝中国的建议。但中国一撤军，尼赫鲁政府的嘴又硬起来了，竟然提出：中国仅仅撤出军队是不够的，应该把所有的中国人都撤走，而印度军队则尾随其后回到１９６２年９月８日前的位置。
尼赫鲁把事情完全颠倒了过来：这口气完全不是一个战败者向战胜者提出的条件，倒像是战胜者强加给战败者的勒索。
尼赫鲁在公众场合仍然认为，对中国的斗争将继续下去，对中国的建议必须拒绝，对中国不准印度进军到麦克马洪线的警告应置之不理；但私下里印军得到的指示却是，遵守停火，避免中国军队的挑衅。
锡兰总理班达拉奈克夫人
尼赫鲁拒绝与中国人谈判，但在私下里却通过锡兰总理班达拉奈克夫人转告周恩来，说印度不打算把军队开到麦克马洪线前沿。对于中国的撤军，尼赫鲁对他的子民说：中国之所以宣布停火，是因为中国“不敢面对觉醒了的印度人民的意想不到的愤慨”，于是就拔腿逃跑了。
但无论尼赫鲁的嘴上有多硬，对印度政府和军政要员们来说，对华战争是他们的滑铁卢之役。前进政策的始作俑者、对华作战的总指挥、尼赫鲁的军事顾问考尔中将原想一战成名，但他彻底地失败了，战后不久他就主动辞去了参谋局长的职务，最后到一个金融资本家那里打工去了。
第七旅旅长达尔维准将在战争中成为中国的俘虏，后来回到了印度，当时似乎对他并没有什么影响，他还在军中服役，并两次得到提拔。但是，４年之后，政府在提拔少将的名单上把他漏掉了，达尔维于是自己请辞。
至于原国防部长梅农，他早在第一次反击后就被撤掉了国防部长的职务，此后他连续参加大选，指望成为一名议员，但遭到选民们的拒绝。作为军队最高文职首脑，他对提出那种不负责任的前进政策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
5. 为什么印度输掉了1962年的边境战争？
印度专栏作家帕特尔在多年前所写的《为什么印度输掉了1962年的边境战争？》一文中，除了较为详尽地总结了印度失败的原因和教训外，还披露了三个惊人秘密。
其一，帕特尔在文中指出：“尼赫鲁亦曾一度将希望寄托于天空，他曾写了两封信给当时的美国总统肯尼迪，请求美国空军提供支援。这两封分别于1962年11月15日和20日寄出的信件仍然处于保密状态，不过《尼赫鲁传》的作者戈帕尔在他的书中透露了信件的内容：尼赫鲁认为局势相当绝望，请求美国立即支援最少12个中队的全天候超音速战斗机以及建立雷达通信系统，并且在印度人员完成训练之前，由美方操作这些战斗机和装备，他甚至还寻求获得两个中队的B-47轰炸机以用来打击中国的基地和机场。”
B--47轰炸机正在起飞
其二，帕特尔在文章中表示，交战双方的解密文档反映出中国的政策制定者认为印度可能会与美国勾结在一起将西藏从中国分离出去。这是中国最终决定惩罚印度的一个原因。
其三，帕特尔在文章中还援引其他研究者的观点称，“印度情报部门对中国的情况做出了错误判断。他们依赖中情局的简报、报纸报道以及印度驻华使馆所提供的信息，而这些关于中国国内经济危机、中苏关系以及台湾局势的报告使得印度相信中国不会对前进政策做出强烈回应。”
帕特尔还认为：正是当时的印度领导人导致了本国的失败，总理尼赫鲁和国防部长梅农过于自信，自认为能够通过外交手段化解危机，他们相信即使推行“前进政策”，中国也不会敢于攻击印度。
在对可以获得的材料进行综合分析之后，帕特尔指出造成印度在东部前线失败的可能因素主要为：一是领导人对中国政府政策的错估；二是一支装备不善而且没有准备好的印度军队；三是中国对印度意图的猜测。
一些研究人员认为是印度的政策激怒了中国，使得中国别无选择唯有采取自卫措施。对此，帕特尔并不认同，他认为，中国只是在等待一个合适的时机而已。通过对历史事件的分析，他认为，中国在10月20日发动的进攻经过精心策划，几乎与将全球拖到毁灭边缘的古巴导弹危机同时发生。而加勒比海的危机结束之后不久，中国就宣布了单方面停火。
6.至今仍为正式解密的《亨德森·布鲁克斯-巴贾特报告》
中印战争刚结束没多久，1963年，印度陆军中将亨德森·布鲁克斯和时任印度军事学院院长巴贾特准将联合撰写了该报告，这份陆军内部报告由在战后接任印度陆军参谋长一职的乔杜里上将下令编写，目的是评估自1962年6月初交战开始到11月20日中国宣布单方面停火期间印军的军事行动表现。这份报告从军事角度详细分析了印度在1962年中印边境战争中失败的主要原因。
这份报告总结说，劣质的装备和武器令陆军无法胜任战斗，弹药与装备短缺是印军战败的原因之一，但并不是唯一的因素。报告作者写道，糟糕的军事指挥才是印度陆军的表现不尽如人意的主要原因。
报告中还提到了总参谋长B·M·考尔中将。他在开战前刚刚被指定为新成立的第4军的指挥官。考尔的驻地设在提斯浦尔附近，但他因病返回了德里，而就在此时，战争爆发了。报告说他在病榻上下达命令，高级军官们则放任他这样做，而不是去寻找一位继任者。这都被视为指挥不力的例证。
报告将大量批评笔墨指向了陆军总部的优柔寡断。如第4步兵师撤退事件，这支部队在经历克节朗河惨败后迅速重建，被派去防守位于现今所谓“阿鲁纳恰尔邦”（即我藏南地区）境内的一条撤退路线。印军决定由陆军沿这条撤退路线展开“长期、顽强”的防御战，并为此加强了资源和后勤补给。印度军方当时的想法是，战事拖得越久，中国就越发难以维持作战行动。
然而第4步兵师不战而撤，报告对此进行了正式确认并拿出了证据。有关“第4步兵师大溃败”的过程，被报告说成是一次“羞辱性事件”，是“一支享有盛誉的师不经奋勇抵抗便溃败撤退”的故事。
报告还对时任第4步兵师师长阿南特·辛格·帕塔尼亚少将提出严厉指责，帕塔尼亚曾写信给时任国防部联合秘书哈里什·萨林，要求萨林再给他一次机会，说他自己甘愿去前线当一名普通的士兵。对帕塔尼亚的任命本身就被视为是军队领导层决策失误的例 61 87589 61 54106 0 0 12607 0 0:00:06 0:00:04 0:00:02 12606，他在上任前接触战斗部队的时间不够长。
2014年，这份半个多世纪前的报告被一名斯诺登式的神秘人物在网上公开后，在印度引起巨大震动。
印度国防部表示:“该报告极度敏感，具有现行军事行动价值，因此重申政府将其归为最高机密文件。”
7. 中印边境战争谁之过？
印度主流看法认为，中国出于各种动机挑起了中印边界战争，过在中国而不在印度。
古鲁那纳克德夫大学教授苏林德拉·乔普里系统归纳了中国“发动”中印边界战争的具体动机，反映了印度传统主流看法:第一，削弱印度。中国的基本目的是削弱和羞辱印度，赢得战略优势。第二，教训达赖喇嘛。中国想让达赖喇嘛明白，印度不可能为其提供任何实质性帮助。第三，打破印度不结盟政策的神话，使印度信誉扫地。第四，转移视线。中国打出“来自印度的帝国主义威胁”的口号团结人民，掩盖其众多的国内问题。第五，迫使印度谈判边界问题。印度试图使边界问题国际化，中国的目的是迫使印度知道，解决问题的唯一途径是通过谈判，并且是在中国的条件下谈判。第六，确立大国地位。中国进攻印度是为了警告超级大国，中国是亚洲最强大的国家，亚洲属于中国的范围
与主流看法不同，印度一些学者提出了与之相对的观点，可归纳为两种。一种观点认为，中印双方对边界战争都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他们认为，在中印两国从友好走向冲突和战争的过程中，起核心作用的是双方的错觉和误解的连锁反应，对边界战争和双边关系的恶化，中印双方均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因而很难说清谁是受害者。
中印边界战争是中印两国领导间不透明外交的结果，他们隐瞒了各自的真正议程，双方玩了一场零合游戏，而中国取得了胜利。
另一种观点认为，印度在中印边界纠纷与冲突中负有主要责任。但持有这种观点的人在印度被视为“卖国贼”。
8. 中印边界战争是否可以避免
中印边界战争有没有避免的可能性?这是印度学界普遍关注和反思的一个问题，代表观点如下:
第一，中印冲突绝非不可避免，至少可以不用诉诸战争。苏林德拉·乔普里认为，如果中印两国进行更多的协商，而不是采取单方面主张和行动的话，中印关系的进程将完全不同，中印边界战争就可以避免。在边界东段达成对印度极为有利的协议的可能性很大，但这个机会失去了。
第二，印度没有必要在边界西段建立新哨所，不应该对谈判附加太多先决条件。戴辛卡、莫汉蒂和白蜜雅认为，1962年三四月份印度在边界西段建立新哨所导致了中国军队的开火，这些新哨所的建立在当时没有必要。尽管尼赫鲁准备谈判，但他却附加了太多的先决条件，比如他要中国先撤军作为谈判的先决条件。
第三，在中印边界冲突过程中，双方提出了在某些地段避免冲突的建议，但是都被对方拒绝了。任嘉德和康维诺认为，如果周恩来的建议在第一次作为谈判基础被提出时就被印度政府所接受的话，那么双方就有可能采取某些边界信任措施，就有可能避免1962年武装冲突。不幸的是，印度议会、内阁和政府对尼赫鲁施加的压力阻止了其对周恩来的建议采取理性的态度。
第四，如果中印双方都能洞察对方的真正意图，就有可能避免战争。有学者认为，1962年，中国决策者通过观察得出的结论是印度想打仗，因此表面上不动声色，暗地里积极准备展开反击战。而实际上，尼赫鲁当时受到党内以及反对党的压力，在对中国“太软”的强大舆论攻击下，不得不采取一些表面上强硬的措施。事实上，印度根本没有做好战争准备，同时，印度认为中国绝不可能发动大规模进攻。不但印度不了解中国，中国对印度的观察分析也有失实之处。如果那时双方都能摸透对方的脾气，也许战争是可以避免的。
八、第三方眼中的中印战争
1. 英国人解读中印边境战争
那名将印度军方50年前的秘密报告在网上公开的人不是斯诺登，而是一名90岁的英国老头内维尔·马克斯韦尔。
内维尔·马克斯韦尔
马克斯韦尔是英国著名学者，曾在1959年后一个相当长时期任《泰晤士报》驻南亚记者，目睹了印度对华战争的整个过程。
最初，他与其他西方新闻记者一样，自然而然地站在了印度一边，认定中国是“侵略者”，并在报道中贯彻了这一立场；然而，随着对中印冲突的了解不断加深，他也逐渐看到了中国那一边的状况，这使他意识到了自己对中国的偏见以及对战争起因真相认识的不足。
马克斯韦尔曾经亲口谈到：“我很了解尼赫鲁这个人，也很欣赏他，他是个很有个人魅力的人。我曾两次担任印度外国记者协会的主席，这使我有机会与他有些个人接触；另外我作为英国《泰晤士报》驻新德里记者，有时也有机会采访到他。
在我报道中印边境争端的日子里，与尼赫鲁的接触和私人友谊其实与我今天内心的耻辱感是有关系的。我一直站在印度一方，没能看到显而易见的事实——中国并非一个咄咄逼人的国家，其实中国一直努力希望与印度达成互利双赢的边界协议。”
1967年回到英国后，马克斯韦尔进入伦敦大学亚非学院，开始研究中印边界历史和中印边境冲突等问题，并于1970年出版了在国际上享有权威地位的《印度对华战争》一书。
该书曾得到毛泽东、周恩来、基辛格等人的高度评价，并对中美建交产生了积极的影响。
作者在2014年88岁时接受香港《南华早报》的专访时谈到：“基辛格在北京时曾对周恩来讲：‘那本《印度对华战争》让我意识到我们是可以跟你们打交道的’”。
“当时全世界到处都在传‘中国突然攻击了无辜的印度’，中国的国际形象大受打击。我的这本书对中国人来说就好像黑屋子里突然亮起了一盏灯，到处都被真相照得透亮。在北京的一场宴会上，周恩来总理曾公开对我讲：‘你的书阐明了真相，对中国帮助很大’”。
马克斯韦尔最惊人的举动是在互联网上公布《亨德森·布鲁克斯报告》。他在其网站上表示，自己早已知晓其中的内容，但一直在等待解密。因为印度官方不愿意公布这份报告，他别无选择，才把报告上传到了网络上。
马克斯韦尔在接受采访时表示：“我曾等了很多年，希望能等到这份报告的解密……看起来，似乎这份报告永远都没有可能公诸于世了，我觉得这一结果是不能接受的，关于那场本没有必要却意义重大的边境战争，历史学家们也将永远失去一个了解宝贵真相的机会，于是我决定做这件事……”
马克斯韦尔还谈到：“报告里有我过去50年里一直希望世人了解的真相。印度大众一直以来有一个错觉，即‘中国无端发动了对印度的侵略战争’、‘印度是1962年战争的受害者’。而历史真相是，印度政府犯了错误，尤其当时的总理贾瓦哈拉尔·尼赫鲁，是他将战争强加给了中国人。”
马克斯韦尔还认为：如果印度人能仔细阅读这份报告，当然这份报告的确不那么容易读懂，他们就会知道是强大的政治压力将印度军队置于不适任的政治领导之下，印军只是在盲目地执行尼赫鲁政府的好战政策。
自始至终，“前进政策”从制定到执行就一直遭到印度士兵的抵制，因为他们很清楚这一政策肯定会以印度在战场上的失败而告终。然而，由于推动该政策的意志来自印度上层，军方别无选择，只能执行。该报告的撰写者曾伤感地引用了一句诗来抒发自己的心情：“他们不能问为什么……他们唯一的选择就是执行和死亡”。
对于马克斯韦尔的观点和作法，《印度快报》的总编谢卡尔·古普塔评论到：“马克斯韦尔是一位坚韧、有勇气的学者和记者。他至今仍致力于努力揭露印度历史上那一段重要而模糊的时期。他在以一个朋友，而非敌人的身份，试图帮助印度揭开那个痛苦的家族秘密。”
通过对中印边界争端的反思，马克斯韦尔得出以下结论:一、中印边界战争完全可以避免;二、在边界战争前及其后的几十年里没有能解决边界问题，责任在印度;三、是印度的政策将一个在外交上僵持的争端推向战场。
如果印度政府继续这种政策，还可能导致战争重演。
2017年6月中旬，印度边防部队越境进入中国领土，制造“洞朗对峙事件”。 7月中旬，现年91岁的马克斯韦尔又在香港媒体上撰文，就中印洞朗对峙发声。
他指出，印度带着必胜的信念在1962年与中国开战，但仅仅一个月就美梦破碎，招致颜面尽失的彻底失败。这给印度政界带来深深的伤痛，以致在印度的政治精英中演变为长期难以愈合的心灵创伤。这种伤痛又促使印度人渴望复仇，寄望于在与中国的第二次战争中获得胜利。这种精神上的妄想已经成为印度政治中极为危险的因素。
马克斯韦尔还指出，中印要避免冲突，必须无条件展开全面的边界谈判。但他认为，开展谈判的难度很大，主要原因在于印度国内的敌对情绪，以及“扭曲的群体受害者心态”，使印度政府难以扭转政策。
2. 美国人解读中印边境战争
从20世纪60年代中期起，美国学术界开始研究中印边境战争。让孤陋寡闻的作者没有想到的是，作为第三方的美国人，竟然对这场战争如此的感兴趣，研究得如此的深入细致。
其中具有代表性的有专著有：约翰•罗兰德的《中印关系史：敌对共处》（凡•诺斯传德出版公司，1967年）、艾伦•惠廷的《中国对威慑的计算：印度与印度支那》（密西根大学出版社，1975年）、梅尔•格托夫和韩国学者黄秉沫的《处于威胁之中的中国：战略政治和外交》（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出版社，1980年）、ChihH.Lu的《中印边境争端：法理研究》（格林伍德出版社，1986年）、费正清的《观察中国》（哈佛大学出版社，1987年）、史蒂芬•霍夫曼的《印度与中国危机》（加州大学出版社，1990年）、马克•布勒斯和阿布拉姆•舒斯克的《中国动武方式：来自历史和理论著作中的证据》（兰德公司，2000年）、高龙江的《持久的竞赛：20世纪中印竞争》（西雅图华盛顿大学出版社，2001年）、艾伦•惠廷的《中国对威慑的计算：印度与印度支那（修订本）》（密西根大学出版社，2001年）、高承智和何理凯的《中印战略行为》（剑桥大学出版社，2012年）等。此外，还有一些相关的论文和研究报告。
面对这长长的书单，作者感到了震惊！
概括起来，美国人研究的重点主要在这么几个方面：1.为什么中印之间会发生这场战争？2.这场战争的具体过程和真相到底是什么？3.其它国家、特别是前苏联对这场战争的态度？4.这场战争的性质和对中国的影响？5. 这场战争对印度的影响？
（1）为什么中印之间会发生这场战争？
美国学者大多认为：这场战争从根本上讲，是两国领导人对各自国家在世界事务中的作用有着不同的认识。毛泽东等中国领导人深信，中国革命具有世界性意义，新中国应当在世界事务中，首先是在亚非地区有关事务中，起到榜样或领导的作用。
而尼赫鲁对于印度的世界性责任也有突出的使命感，希望通过主导亚非国家的有关事务，使印度在世界事务中发挥更大的领导作用。
由于两国领导人对各自国家在地区政治和世界事务中角色的定位存在着潜在的冲突，在某种程度上也导致了战争的爆发。
（2）这场战争的具体过程和真相到底是什么？
美国学术界将中印边境战争分成战前阶段、战争第一阶段和战争第二阶段。
关于战前阶段：美国学术界认为：1958年和1959年，中、印双方的军事力量开始推进到边界地带。北京开始公开挑战“麦克马洪线”，而印度越来越注意到中国在阿克赛钦地区修建公路的行为，便将军队推进到前方。
1959年3月，西藏发生叛乱后，中国军队也开到前方。
1959年8月25日，在边界东段发生了双方的第一次武装冲突。中国希望和平解决，并单方面将军队后撤20公里。但是，印度却于1961年11月开始实施“前进政策”，并将军队推进到有争议的边界地带，从而埋下了双方冲突的“种子”。
1962年2月，中国政府照会印度政府，要求和平解决边界问题。但印度却要求中国先从阿克赛钦地区撤出，才能进行协商。
7月21日，印度军队先向中国哨所开火，中国边防军进行了还击。当天，北京对印度发出了警告。
9月初，中国再次发出警告，但印度仍然置之不理。9月8日起，中国军队包围了印军的一个前沿哨所，但在12天内都未开火。
10月6日，印度拒绝了中国提出的从10月3日开始和平协商的建议。
10月9日，印军开始进攻塔格拉峰。
10月12日，尼赫鲁向印度新闻界宣布：印军正在“解放”中国占领下的印度领土。
10月16日，中国决定发起自卫还击战，并将进攻发起日期定为20日。
关于战争第一阶段：美国学术界分析指出：在中印边界东段，中国军队于1962年10月20日发起进攻，占领藏南战略要地达旺。24日，中国停止对印军的追击。
在西段，中国军队在进攻1周后，于28日停止追击。在接下来的3周内，中国有意停战，让印度反思其“前进政策”。
如果尼赫鲁此时下令停止进攻，并开始就边界问题与中方协商，那么很可能会避免进入战争的第二阶段。但尼赫鲁并没有这样做。这是非常“不幸的”。
关于战争第二阶段：美国学术界分析指出：1962年11月14日起，印军向中国军队重新发起进攻，而中国军队随后发起大规模反击，攻占了从喜马拉雅山到雅鲁藏布江之间的广大地区。对此，尼赫鲁要求英、美直接进行军事干预。
但就在此时，中国于11月21日零时发表声明，宣布：从11月22日零时起，中国边防部队在中印边界全线停火；从12月1日起，中国边防部队将从1959年11月7日中印双方的实际控制线后撤20公里。
中方还再次向印度建议：重新会谈边界问题。
（3）其它国家、特别是前苏联对这场战争的态度？
美主流观点认为，1962年10月16日中国正式决定还击时，已得到了苏联的支持。苏联此时改变了原先的中立政策，转而支持中国，是因为它希望中国在“古巴导弹危机”中支持它来对抗美国。
米格-21战斗机
但11月初，“古巴导弹危机”结束，苏联在中印边界问题上转向中立。到了中印边境战争的第二阶段，苏联开始支持印度，并出售米格-21战斗机给印方，还在匈牙利党代会上批评中国。
11月21日，中国宣布停火后，苏联在捷克斯洛伐克党代会上又对中国进行了批评。
（4）这场战争的性质和对中国的影响？
关于中印边境战争的性质：在中印边境战争后的最初几年，美国学者认为是中国“先制造事端”。
70年代后，美国学术界开始认为，是印度“先挑起争端”，招来中国压倒性的迅速反击。
到了后冷战时期，美国学术界仍然认为，就中国而言，这是反击性的战争。中国动武是防御性和政治性的，而并非想扩展领土，因为中国很快就单方面后撤了军队。
关于这场战争对中国所产生的影响：美国学术界认为，这场战争对中国产生一定积极影响。中国赢得了战争的胜利，捍卫了领土，保卫了西部边防，重新控制了新疆和西藏之间的战略通道。使中国西部边境出现了和平与稳定。此后，印度在与中国打交道时实际上更加谨慎，对中国力量更加尊重。
有学者指出，中国边防军俘虏了3968名印度士兵，而自己却无人被俘。中国还送还了全部战俘以及缴获的军车、枪支和弹药，并附上这些缴获品的全部详细清单，这使得新德里在政治上蒙受了羞辱。
也有美国学者认为，这场战争虽是中国的反击战，但对中国也有负面影响：第一，战争对1962年以后的中印关系产生负面影响。第二，战争对1962年以后的中苏关系也产生了负面影响。这场战争使得中苏关系更加恶化。由于苏联在战争后期支持印度，谴责中国，所以此后成为了中国的敌人。
（5）这场战争对印度的影响？
美国学者认为：对于中国人而言,中印战争可能只是一场普通的边界战争,它没有朝鲜战争惨烈,也没有中越冲突持续的时间长,以至于不少年轻人甚至都不知道它。可它在印度人心中却是刻骨铭心,永远难以释怀。
印度喜马偕尔邦下达兰萨拉有一座战争纪念园,园中央竖立着几块黑色大理石碑,上面镌刻着印度独立以来历次战争中阵亡军人的名单,其中中印战争的名单最长。
这场战争以后，印度开始大幅度增加防卫开支，并且以更积极的姿态参与国际政治。印度在与外部世界打交道时不再将自己视为第三世界的当然领袖，而是开始积极挤身于大国俱乐部。
虽然那场战争已经过去了几十年，战争的烟云早已散去，但它却成为印度人心底永远难以解开的心结。
造成这种情况的原因很多，但印度政府对民众认知的错误引导与塑造，以及军方利益集团的影响、新闻媒体的夸大，无疑是最为重要的三个因素。
在相当长的时间里，印度舆论充斥着“中国是侵略者”、“诈骗者”的言论，而且这种论调不容怀疑，最终使得印度民众总是从中印战争的框架下审视中国。特别是在20世纪80年代之前，如果有印度人试图挑战或者修正这种言论，就会被视为“叛国者”而遭到铺天盖地的指责。
但也有学者认为：这场战争促进了印度的民族团结。历史上,印度并不是一个国家,它的内部四分五裂、矛盾对立突出，印度教徒和穆斯林、高种姓和低种姓、北方人和泰米尔人、印度人和东北人等,利益难以统一。只有涉及到1962年、中国或者巴基斯坦时,印度人才能从他们的分歧中稍稍摆脱出来,凝结在一起。
但不管怎样，55年前那场战争已经成为印度人心中挥之不去的阴影，至今还没有完全走出来。
印度著名史学家比潘·钱德拉在他的代表作之一《独立后的印度》一书中写道：“中国军队突然撤军，留下了印度这个老朋友在独自伤心……”
九、五十四年，一名被困印度的中印战争老兵的回家之路
我国军方权威资料记载：在中印自卫反击作战中，中国边防部队阵亡722人，负伤697人，无一人被俘。
然而，2017年的正月十五，在中印边境战争54年后，一名名叫王琪的参战老兵终于从印度的一座小山村回到了祖国，回到了他的出生地陕西乾县薛宅村……
这个漫长而又伤感的故事要从1960年说起：
1. 高中生王琪当了一名解放军工程兵
王琪出生于陕西的一个农民家庭，有四个兄弟和两个姐妹。1960年，已经上高中的王琪不仅人聪明，学习好，还因为长得高大强壮，是学校篮球队的主力队员，深受老师和同学们喜欢。在高中快毕业的时候被陕西省体委看中，准备招到省体校打篮球。
刚参军时的王琪
但此时到陕西招兵的部队领导看中了这位壮小伙子，“一人参军，全家光荣”，于是王琪在全家人的簇拥下，戴上大红花，登上部队接兵的汽车。
到了青海，王琪被分配到兰州军区第55师工兵营。
王琪在家排行第三，因为懂事、学习好，最受母亲疼爱。王琪参军不到一年，母亲便想儿子想得不行，在大哥的陪同下，千里迢迢到部队看望服兵役的儿子。
但到了青海西宁才知道，部队已经换防到青海湖。部队首长体恤老人，打电话让王琪来西宁见家人。那次见面，母子三人特地合影留念，两个儿子左右拥着母亲，一脸幸福。
谁也不曾想到，这次见面竟是这对幸福母子的永别。
1962年中印边境紧张，王琪所在部队从青海调到西藏，负责修路、修桥和去除路障，以便让后续部队顺利通过。
而具有高中文化水平的王琪在当时的部队中要算“知识分子”了，他担任了测量员的技术性工作，相对自由一些。
2. 王琪去哪儿了？
据王琪的排长王祖国回忆，部队开始在兰州施工，后来到了青海湖边，此后直接开进西藏。进藏时，“全体从西宁坐敞篷车到达零下20多度的唐古拉山，很多战士出现了高原反应。”
1962年11月14日，部队发起了总攻，他们当时驻扎在喜马拉雅山南麓距离前线战场近百里地的原始森林里。当时印度军队在阵地前埋设了许多地雷，给我军造成了伤亡，上级要他们连队上前线排雷。
当时的气氛非常紧张，王琪与全排的战友一起，认真地做着排雷的准备工作，忽然传来停战的消息。
我国发表撤军申明后，部队要准备往后撤退。但元旦那天，王琪不见了，宿舍里只剩下他的被子褥子、衣物、牙刷等生活用品。
达旺地区山高林密，地形复杂，王祖国和全营三百多人在达旺地区的山上、森林、附近村庄，河流边整整找了一个星期，一无所获，最后无奈撤离。
王祖国让人把王琪的物品保存下来，以免人回来了，物品遗失。后来，昔日的战友几乎每年聚会一次，每次见面，都会提起王琪。
好在王琪平时在部队的表现非常好，部队给王琪算的是“失踪”，并没有怀疑他被俘或投敌，所以他们家的“革命军属”的牌子一直都挂着，家里的人并没有受到歧视和政治冲击。
3. 迷路的王琪被当成间谍
多年之后，王琪向有关媒体讲述了那段“失踪”经历：
1963年元旦放假，已经当兵第三个年头的王琪也算是老兵了，再加上他是做技术工作的，所以比一般的战士要自由些，他离开营区到外面转转，没想走远，所以就没有给部队请假。
但在原始森林里转着转着就迷了路，人一着急，可能越走离营区越远。天色暗了下来，又累又饿的王琪在原始森林里度过了一个寒冷的夜晚。
1月2号，王琪喝了点泉水充饥，继续寻找回营区的路，但此时的他完全没有了方向感，在林深叶密的森林中又找不到任何参照物，他根本不知道自己在什么位置？应该往哪个方向走？他完全在凭感觉、凭运气地瞎闯，但运气没在他这里。
他不得不又在森林中度过又一个寒冷和有些绝望的夜晚。
到了3号，王琪终于走到了大森林的边缘，听到了汽车的声音。他循声而去，看见了一条极不规则的公路。
达旺原始森林
站在公路上，远远的，他看见了带有红十字标志的汽车颠簸着向他所在的方向驶来，他欣喜若狂地站在路中间，张开了双臂……
让他没有想到的是，这是印度红十字会的车，车上的人把又累又饿又困的王琪拉到了印度军队的一个防区，被送进监狱。
由于王琪走失时身边没有带任何证明文件，他又不能把自己所在部队的情况告诉印度人，因此被印度军方判定为“侵入印度”， 并向当局提供了关于他去向的“假背景和资料”，因此以“间谍罪”被羁押7年。
接下来的七年里，他是在不同的监狱里度过的。后来王琪回忆到：“每天就是吃饭、休息，只是（住的地方）没有光线。吃完饭，就去监狱的广场上待着，晚上再被关回去。大家都用手抓着吃饭，我一开始不习惯，就用勺子。”
印度监狱犯人手抓饭
王琪毕竟是高中生，在监狱里他和警察比划着学会了英文。
1969年，一个法院下令将他释放。
4. 拒绝接受印度公民身份
出狱后，警察把王琪押送到印度中央邦的矿区蒂罗迪村，当年那是一片被湖泊和森林包围的荒僻之地。从那以后，他就没有被允许离开印度。
王琪面对的是一个完全陌生的环境。无论是语言、食物以及完全不同的社会，王琦都必须一步一步地去适应。
王琦说，“我开始是在面粉厂工作。晚上因为思念家人而痛哭，我想妈妈。我反复问我自己：到底是陷到什么东西里去了？”
在印度那座荒凉、偏僻的小山村里，王琪慢慢地习惯了穿单衣拖鞋，手抓饭，但他还是很想念家乡的手擀面。
只要碰到在印度做小买卖的中国人，王琪就赶紧抓住机会说几句中文——他曾问他们要些中文的书本，以便不忘记中国话。
因为要生活下去，王琪又艰难地学会了印度语。学会印度语的王琪想做些生意，但他没有合法的印度公民身份，这意味着当地的警察会上门找麻烦。
即使是这样，王琪也一直拒绝接受印度的官方文件或者公民身份，同样的，印度官方也不允许他回中国。
王琦除了在面粉厂工作外，又自己零售些粮食和调料。但因为没有贿赂警察而被他们殴打。
王琪1975年结婚时的照片
1975年，王琪和村子里的一位印度女性苏希拉结婚。此后十年间，他们生养了两儿两女，但大儿子因为疾病不幸离世。
苏希拉曾对采访她的记者说：“我因父母把我嫁给一个外国人而生气。我很难理解他的语言，我忍受了几个月，然后慢慢习惯了。”
王琪老人在印度的简陋的小院
尽管在荒僻的山村生活多年，王琪从未放弃回国的努力。从当地警察局长到印度总统，王琪都给他们写信请求回中国。
5. 二十年游子家书只想见母亲
1986年的一天，在薛宅南村的王瑜第一个收到王琪寄来的信，他马上告诉了在咸阳的大哥王致远。苍天有眼，失联20多年的弟弟终于有了下落！
实际上，在这封信之前，王琪已经给家里写了无数封信了，由于种种原因，家里并未收到。
从这封信中，他们得知，弟弟王琪已娶妻生子，正生活在印度中央邦的一个偏僻的村落里。
二十多年间的家书往来，王琪最挂念的是母亲和“回家”：
“敬爱的母亲大人，亲爱的兄弟姐妹：几十年过去了，我得到了机会给你们写信告诉我的情况……我是很好的，我也有了爱人，生了男孩和两个女孩，他们都很快乐，现在我做生意养活家。我很是痛苦得不到您的消息，你们也很痛苦我到哪里去了？是活是死？”
“哥哥您好：七月一日这里的学校开学了，孩子们都到学校去了，现在我的生意也好转了，都很好，您告诉妈妈她老人家，叫她高兴起来，不要担心，等我的回国证办好了，我马上回到您的怀抱……”
“亲爱的哥哥：咱们全家大小都很好？我4月27日得到您的回信，我万分激动，看了一遍，更是高兴极了……您又叫我不要挂念，保重身体……我最担心的是妈妈……叫妈妈一定不要担心我，我会想办法回来看她，我一定要回来……我黑夜时时梦想着她老人家，有说不完的话，等相会以后再慢谈……”
“哥哥：您好，全家大小都好吗？很长时间没有通信，家那里的情况怎样？……
请您告诉我一切情况，主要是妈妈怎样？……哥哥告诉妈妈，我一定会见咱们全家大小……”
王琪并不知道，他最思念的母亲同样也在思念着他。
六十年代，和王琪同住在薛宅南村的杨广新退伍返乡。一天，他走在村子里，碰到了王琪的母亲。王琪的母亲迎上去问他在部队是否见到过自己的儿子，杨广新告诉她，自己和王琪不在同一部队，而且距离很远，听到这里，老人闷声离去。
王琦的弟弟王瑜回忆，经过三哥王琪失联事件后，母亲再不允许家里的其他孩子去当兵。
2002年，王琪与母亲通电话，这是四十多年来第一次和母亲说话。
王琪只能与母亲照片合影
王琪告诉采访他的记者说：“她说他想看看我，因为感到来日无多了。我说我想回来，我给每一个能给我提供离境文书的人写信，但是事情没有变化。”
2006年，王琦的母亲郁郁而终，临终前还是没有见到儿子一面。
直到2008年，家人才忍痛告诉王琪母亲故去的消息。一生从不流泪的王琪面向家乡的方向，放开嗓门，号啕大哭了一场！
6. 漫漫回家路上的纠结
每年过春节，家人聚在一起总会提起王琪，但苦于当时的条件所限，也只能在信中互相安慰。后来家里的经济条件好了起来，在2009年，王琪的侄子王英军以游客身份前往印度，两人相约在首都新德里的一家酒店见面。
王英军出生在王琪“失踪”的1963年，他从未见过这位叔叔。
第一次见面，他形容王琪的境况“很糟糕”，并不像信中说的那样好——甚至因为穿着落魄，王琪在进入酒店时还被保安拦下。最后，王英军向朋友借衣服给他换上，才让他顺利进了酒店。
那次，王英军从印度带回了叔叔的一张照片。家人见到照片后，才吃了“定心丸。”
正是在侄子帮助下，王琪才得到了办理护照必须的文件。从此，他保持每天五点起床锻炼身体，等待回国这天。
在核实王琪的中国公民身份后，中国驻印度使馆于2013年为王琪颁发了为期10年的中国护照，并每年向其提供生活资助。
但要回国，还须得到印度联邦内政部的一份文件才能离开印度。
在等待回国的日子里，王琪经常一边逗他的孙女一边喃喃自语：“我的家在这。我去哪里呢？”
他不能不纠结，毕竟，他在这里生活了50多年，这里也有他的亲人，他的儿孙辈。
王琪的妻子也担心他一去不归，她说：“我希望他回来。”
7. 老兵终于回家了
拿着中国护照的王琪回家的路依然漫长。整整4年过去了，印度方面以种种理由没有给王琪签发出境许可证。
经媒体广泛报道后，中国驻印度使馆第一时间派人慰问王琪，并同印高层接触，敦促印方特事特办，尽快发放出境许可，满足老人晚年的返乡愿望。
王毅外长作出指示，中国外交部成立一个小组专门负责这件事，全方位督促印外交部和内政部。
中国外交部门的交涉引起印度外交部门重视。2月9日下午，印度外交部派车到达中央邦，接上王琪及大女儿、儿子一家3口，共5人，车辆颠簸24小时到达德里。
印度外交部负责了王琪全家飞北京的机票费用。
王琪于2月10日获印度出境许可，并可随时返回印度。中国驻印度使馆也为其印籍家属免费颁发了中国签证。中国驻印度大使馆公参李碧建将陪同王琪与家人回国。
2月10日晚，中国驻印度大使馆为王琪老人举办了欢迎仪式，大使馆挂着醒目的大红横幅，上面写着：“热烈欢迎老兵王琪回家”。
被困印度半个多世纪的中国老兵王琪见到中国驻印度大使罗照辉，说的第一句话是：“54年，终于回家了”，所有人的眼睛都湿润了。
中国驻印度大使罗照辉对王琪老人说，54年回家路，最近10天现转机，最主要的是您的坚持，您的家国情怀。
当地时间11日凌晨，王琪和家人登上飞往北京的航班。这一天，正是中国的元宵节，合家团圆的日子，老兵王琪终于回家……
正月十五，中国人合家团圆团员的日子，老兵王琪回到了阔别54年的村子
一名不愿透露姓名的印度政治家曾经讲到：“在中印两国的交往史上，将近99.9%的时间是友好的，但0.1%的时间里的伤害，却是格外长久……”
但愿那0.1的时间里的伤害已经翻了过去。
（全文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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