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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超级女特工朱枫(连载3):身中七枪,血染宝岛

2018-03-27 陈永平 时史文化



1950年6月,朱枫于台北马场町刑场就义



目录:

一、 命运多舛的“江南才女”

二、“江南才女”与外甥惊世骇俗的爱情

三、刚要相聚在春天里,却又分隔在海那边

四、已经面临凶险的中共台湾工委最高领导人蔡孝乾

五、“密使一号”竟然是国军参谋次长!

六、“密使一号”的情报送到了毛泽东的案头

七、《光明报》成为台湾白色恐怖的导火索

八、蔡孝乾被捕逃跑后留下的致命线索

九、“天使一号”被保密局搜家自杀未遂

十、家已近在咫尺,却怎么也跨不过那湾浅浅的海峡

十一、“天使一号”被正式逮捕

十二、牢房里的“斗争会”――批判蔡孝乾搞腐败

十三、“江南才女”身中七枪血洒宝岛

十四、台湾白色恐怖究竟杀害了多少共产党员?

十五、吴石将军的身后事

十六、魂兮归来兮――整整60年,才渡过那湾浅浅的海峡




九、“天使一号”被保密局搜家

 

吴石当时虽然只是中将军衔,却贵为参谋次长,而且重要的是,行政院长陈诚是他的同学、参谋总长周至柔是他的好友,假以时日,他高升参谋总长甚至国防部长也并非没有可能。


对如此的重要人物,毛人凤不敢怠慢,把对吴石的怀疑报告了蒋介石。

 

蒋介石原是不愿相信吴石与台湾省工委案有关的。因为这不符合他长期以来所了解的中共情报严密的组织常规。而且吴石刚到台湾获重用任最高层军事要职,没有可能与土生土长的台湾共产党组织发生关系。

 

就军令调动和战局策划而言,吴石任职的参谋本部的权力远大于国防部,须知国防部不过是行政院下属的军政机关,而参谋本部直属于总统府,也就是说,吴石是直接属于蒋介石指挥的。

 

经毛人凤局长报告蒋总裁,亦仅含糊其辞。周至柔则命“先取证据,再办吴石”。

 

有了周至柔的态度,1950年1月28日,毛人凤派谷正文带人对吴石住宅进行了搜查。但搜查的结果一无所获。这时谷正文看了吴石夫人王碧奎一眼,发现她眼神有一丝慌乱,于是心生一计,称没有找到证据,但办案要有笔录程序,要麻烦夫人走一趟。


 周至柔


吴石厉声怒斥:我堂堂一个“国防部次长”,你们怎么能随便抓人?我要告诉周至柔。说着就给周至柔打电话,然而,这个昔日的至交拒绝接听吴石电话。

 

 吴石思考良久,然后对谷正文说:我先上个厕所。说完走到桌边,很隐蔽地将一个小瓶拿在手中,这是一瓶安眠药,吴石准备在厕所自杀。这个细节被发现后,谷正文心中一阵狂喜,终于可以确定吴石的身份,同时,及时制止了吴石的行动。

 

迫于无奈,吴石答应了谷正文的要求,同时叫了一名随身副官,与夫人一同前往。


车子行到一半,谷正文对吴石的随身副官说:到了。当其下车后,狡猾的谷正文立即加大油门,将吴夫人一个人带到南京东路的家中。


他称吴石如果与共产党有任何关系,老先生(蒋介石)绝对不会放过他,而她不是军人,如果担当一点责任,就说来找“次长”接头的共产党是自己的远房亲戚,才能救吴石。


并欺骗她说自己是吴石的部下,会在笔录上巧妙处理一下,算是报答“次长”的一种方式。就这样,吴夫人无意透露了“陈太太”(朱枫)的情况。

 

吴石与夫人王碧奎及儿子照片


1950年2月2日,吴石因前几天保密局的行动,怀疑台共内部有人已叛变,再加上朱枫前夫的女儿女婿都是国民党特务,朱枫在台北一直住在他们家里。


吴石怀疑问题出在台共及朱枫女婿家,于是让聂曦冒险通知朱枫搬离女婿家,住进台北阿里山大饭店,并冒险为朱枫签发了一张《特别通行证》。

 

当时,台湾所有飞机和轮船都已经全部紧急封航,只有一架军用运输机将飞往舟山定海机场,那里离朱枫的老家镇海很近。情况紧急,朱枫没有其他选择,只能先飞往舟山,再想其他方法。


1950年2月4日,在吴石将军的安排下,朱枫以探视患病亲人的名义,于傍晚搭上这架军用运输机,飞赴当时仍然被国民党军队占据的舟山定海(也有一说朱枫是持吴石签发的通行证乘海军交通艇从基隆前往定定海的)。

 

十、家已近在咫尺,却怎么也跨不过那湾浅浅的海峡

 

朱枫于1950年2月4日傍晚搭乘军用运输机到达舟山。

 

到达舟山后,朱枫从定海机场直奔沈家门,找到当时任存济医院院长的顾孙谋,说她是镇海朱雪梅的姐姐,从台湾来要去上海,并称自己在“跑单帮”,想要去上海进一些唱片,叫顾孙谋找船带她去上海。


国民党统治时期的舟山群岛

 

因为顾孙谋和朱枫的父亲有生意上的往来,认识朱雪梅,所以,顾孙谋热情地把朱枫安置在自己家里。

 

据顾孙谋的儿子顾学勇回忆:当时顾家习惯称朱枫为朱家四小姐,因为她是镇海鱼行朱老板的四女儿,小名桂凤,所以“朱家桂凤四小姐”就是朱枫。

 

“朱家四小姐派头大,相貌好,当时沈家门找不出第二个。住在我们家的时候,我们看到她在信封上写过毛笔字,很漂亮,我们姐弟记忆犹新。”顾学勇回忆道:“那时候我刚好15岁,在舟山中学读初一,放寒假在家,大姐顾荷琴当时已经20多岁了,二哥顾学仁在店铺里看店。”


在顾家10多天时间里,朱枫很和气,待人接物很讲究,顾荷琴与她影形不离。

朱枫很少出门,从不独自外出上街。其间,顾荷琴陪伴朱枫只去了两个地方,一个是天丰寺,另一个则是鹤龄泉。


她和我姐日常只交谈《红楼梦》、《三国演义》等内容和越剧演出的故事情节,从来不谈关于政治方面的东西,所以当时顾家根本不知道朱枫是地下共产党员。


沈家门不是朱枫久留之地,她迫切要去上海,常打听顾孙谋去上海的船找到没有。因为当时舟山还没有解放,海上封锁,但是也有部分冒险的人撑船去上海,叫“穿火线”,主要贩卖白糖粮食等物资。


有一天,顾孙谋虽然联系上了一艘小船,但是木帆船实在太小。顾孙谋说:“船太小,你去我不放心,接下来马上有大船过来,乘大船安全,你再等几天。”但是朱四小姐还没等上大船就被抓了,为此顾学勇现在回想起来感到很可惜。

 

此时,朱枫回家的路已走到最后一步,天晴的时候,从舟山可以看到大陆。但当时舟山本岛有国军四个军军部12万军队驻守,岗哨密布。每天清晨,不管天气多寒冷,朱枫都要到江边的码头打听有没有渡海的民船,但都失望而归。


 今日沈家门停靠的渔船


阔别十多年的故乡就在烟波迷茫的对岸,完全可以想象朱枫每天望眼欲穿和夜夜梦回的煎熬。


此时,朱枫离家乡、离亲人只有一步之遥,而这一步她却永远无法跨越……

 

“朱枫被捕时,我和姐姐顾荷琴、老中医陈鹤年伯伯都在现场。”顾学勇回忆说。

1950年2月18日,阴历大年初二,“那天,朱四小姐和我们姐弟,还有陈鹤年伯伯在房间内聊家常。这时,从我家小墙门里进来两个便衣,身穿墨绿色风衣,腰部束有腰带。直接走到我家门口说:‘朱枫在吗?’当时朱四小姐就从春凳上站了起来。”


“那几个便衣要朱四小姐跟他们走,她从容地从大橱挂钩上取下了一件海虎绒大衣,披上衣服,拿起随身携带的一只手包,坦然地和我们点点头,就走出了家门,神情安然地跟着‘便衣’走了。”


顾学勇说,当时跟在后面的还有三四个宪兵,陈鹤年伯伯一直跟在后面,朱枫被带进沈家门老邮电局对面一幢住着宪兵队的房子里,陈鹤年就被卫兵赶了出来。


国民党的便衣特务

 

“当时,我们根本不知道便衣和宪兵为什么要带走朱四小姐,这里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我父亲打开她留下来的皮箱,只有几件衣服,没有可疑的东西。”顾学勇说,朱四小姐被关押了,父亲顾孙谋到处找关系去保释,但是根本没有朱枫的消息。随后,又跑到定海去保释,也根本没法打探到消息。后来顾孙谋反倒被国民党叫去询问了好多次,胡说是暗藏共党分子,还一度被监视。

 

还有一种说法,是朱枫到舟山后,探访了在舟山陈连芳的亲戚。她的保密局女儿陈连芳及已经被监视的女婿因而得知朱枫的去向。保密局毛人凤立刻通过舟山站长沈之岳将朱枫抓捕。

军统老特务沈之岳曾打进延安潜伏。后身份败露调回军统。沈之岳因在舟山抓捕朱枫及时,立了大功,被蒋介石升职。

 

1990年后沈之岳还回过大陆,据说有大陆军队一名退休高层接见他时,居然还写诗称赞他“一事二主,两边无伤”。就是说,沈之岳曾为共产党和国民党都工作过,对两边都没有伤害。被网友送了三个字:“王八蛋!”

 

保密局舟山站长沈之岳,曾潜伏延安,被国民党称为“第二代谍王”


朱枫被捕之后,料定台北方面出了问题,大概吴石或蔡孝乾已经暴露,否则敌人不会兴师动众到舟山抓她。


朱枫知道营救无望,决定以死相拼。2月26日晚上,朱枫在狱中发起了高烧,她向看守要了一杯热水,趁看守不注意,她取下贴身挂着的一个带金链条的金锁片,又撕开大衣的肩衬,取出藏在里面的一只金镯子。


黑暗中,她把金锁片和金链条分开,又把金镯子折断,和着热水吞入腹中。第二天,看守打开牢房门,发现朱枫已经在床上蜷成一团,昏迷不醒。


这样重大的要犯决不能让她不明不白地死去。看守找来医生,给朱枫灌泻药……


保密局特务立刻用飞机把朱枫送回台北。到台北后,医生给朱枫照了X光,清楚地看到几块金子仍在她的胃里。医生决定继续给朱枫用泻药,实在不行就要开刀。服药一夜之后,再照X光,金子已经进入肠道,又过了一天全部排出,自杀没有成功。


敌特原以为朱枫这样的女流之辈,一定会像叛徒一样不堪一击,特地制定了“生活上优待、谈话上安慰、接触上温和、用感情去征服”的劝降方针,多次劝降,朱枫始终没有屈服。


 

审理此案的国民党少将谷正文后来曾留下一篇《吴石等叛乱案》,称朱枫"此种维护重要工作、不惜牺牲个人生命之纪律与精神,诚有可取法之处",并赞其"党性坚强、学能优良"。

 

十一、“天使一号”被正式逮捕

 

就在2月4日吴石送走朱枫后,保密局加紧了行动。

 

2月9日,曾给蔡孝乾提供藏身之处的地下党员黄天被捕;

 

2月10日,保密局判定蔡孝乾必然会同情妇马雯娟会合企图离台。于是凭借蔡孝乾身上搜得的马雯鹃的照片,到警务处梳理所有申请离台者的照片,结果在一大堆已批准出境的文件中,筛出一份署名「刘桂麟」小姐的出境证居然与马小姐的照片完全相同。

 

这张出境证是以军眷名义申办的,称系刘永渠高参之女,欲离台赴定海。在文件角上还留着一张托办出境证者的名片,那是东南军政长官公署总务处交际科科长聂曦的。


 被押上刑场的聂曦毫无惧色


查到聂曦名下,才知聂是吴石的旧部,过去在国防部史料局任总务组长,赴台后由吴石安插在东南长官公署任交际科长。他声称出境证是吴石太太托办的,杭南地址也是吴太太填报的,因为要以军眷身份办证,所以假造了刘永渠高参名字。

 

1950年2月15日,保密局谷正文通过搜查蔡孝乾的家得到的一张拾元的新台币钞票上写着两个电话号码,查到大陆与台湾省工委之间联络的交通员是住在任职台湾政警署警察广播电台台长的女婿段承愈家中的朱枫。段承愈向保密局提供了朱在舟山定海的暂住地……

 

1950年2月18日,朱谌之在定海被保密局浙江站站长沈之岳捕获。在朱谌之的身上,搜出的一个火柴盒上发现有一个台北的电话号码,经查证就是吴石家的电话。保密局因而认定朱谌之就是“陈太太”。

 

1950年2月27日,保密局提审吴石太太王碧奎,经过一天一夜的疲劳审问,吴太太终于说了实话。她说:“陈太太是从香港来的,实在是来找吴次长的,我并不认识她,她到我们家里七八次,我并不知道所谈何事。至于刘桂麟小姐的出境证,则是陈太太托我办的,由我转托聂科长办理,办好后,陈太太又说不要了,所以至今尚未取去”。


几条线索归拢,均指向吴石。

 

1950年2月27日,黄天在严刑拷打后供出蔡孝乾在嘉义的藏身地; 1950年3月1日,蔡孝乾在嘉义奋起湖与马雯鹃一起再次被捕,一周后彻底叛变。蔡除了详细供出如何参加长征,如何争取潜返台湾发展组织外,还供出了吴石,朱谌之的真实身份。吴石为蔡孝乾的情妇马雯鹃(“刘桂麟”)签发《特别通行证》证据落实。

 

据抓捕蔡的特务回忆:为了避免显眼,特务们换上农民服装,到当地后便在乡间路上远远看到一个穿西装的人。见此反常目标,特务追上去一看正是“老郑”。

 

经查问,原来是他在乡下躲藏两月清苦难耐,想到镇上西餐馆解馋,就顾不得着装上的大忌。蔡乾第二次被捕后马上叛变,愿交待所有地下组织,只提出一个条件,即让已同他姘居两年的妻妹来监狱同住。谷正文听后大笑,马上把这个16岁的小姑娘送来。

 

保密局掌握的证据已经非常充分了。1950年3月2日,吴石夫妇被正式逮捕。

 

1950年 3月4日,由于蔡孝乾的出卖,台湾工委宣传部长洪幼樵在上船逃离台湾之际被抓获,至此中共台湾省工委“四巨头”–-蔡孝乾,陈泽民,张志忠,洪幼樵已经全部被捕,“省工委案”告一段落。

 

后来有文章认为:不否认朱枫忠心赤胆,英勇顽强,不怕牺牲,是少有的帼国英雄。但她与原来一直潜伏敌后,从事高层情报工作的许许多多地下工作者相比,显然是个不成熟的情报人员,可以说完全是个新手。

 

万景光在匆忙中选用朱枫为联络员,同时指令她与蔡孝乾和吴石联系,是犯了情报工作最不可原谅的错误。

 

国民党保密局在破获吴石案后,在香港发表文章,也指出这是破案的关键。对朱枫为何会同时与吴石和蔡孝乾产生横的联系,违反了共产党一贯行之有效的情报工作基本原则,既感到庆幸,也认为匪夷所思。

 

十二、牢房里的“斗争会”――批判蔡孝乾搞腐败

 

当对台湾工委书记蔡孝乾和副书记陈泽民、张志忠等人的审问结束后,特务头子毛人凤、谷正文想了解这些人如何总结教训,便将他们关进同一间牢房里并监听其谈话。

 

据谷正文回忆,张志忠天天组织同牢房人“批斗”蔡孝乾,指着鼻子骂他“诱奸十四岁的小姨子,侵吞一万元美金工作经费,天天上波丽露西餐厅吃早点,竟然还敢到处张扬自己是共产党在台湾的领导人。”


 国民党绿岛监狱专门关押台湾政治犯的地方


由叛徒变为特务的谷正文曾在八路军一一五师受过罗荣桓领导,很熟悉共产党内情况。他在1990年代发表的回忆录中对此案的总结是──“我认为,共产党在台湾的地下工作之所以失败,除了组织成员过于乐观,以致形迹过于暴露之外,其领导人蔡孝乾的浮奢个性更是一个严重的致命伤!”

 

“能有几分周恩来或者罗荣桓的才气,那么国共在岛内这页隐蔽战线斗争史,恐怕要改写。”

 

历史事实证明,蔡孝乾从艰苦的延安返台后,因当地有日本经营的基础而在经济水平上远高于大陆,便迷恋于奢华生活,热衷于联络上层工商人士。他原为上海女工的妻子去世后,便同年仅14岁的妻妹同居,钱不够花便挪用组织经费。

 

进入1949年后,蔡乾竟向岛内一些富人炫耀自己的身份以索要赞助,并声称若给钱则解放后必予关照。

 

他的被捕虽出于偶然,然而历史的偶然性恰恰寓于必然性之中。


叛变后的蔡孝乾


蔡孝乾叛变后到广播电台发表反共讲话,并对其他人实施劝降,国民党当局为影响更多的人“政治转变”,宣布委任他为保密局少将参议。其实只作为特务机关搞反共宣传的走卒,活到1982年病死。

 

张志忠经四年多“感化”仍坚贞不屈,尽管蒋经国两次到狱中以现身说法劝其转变政治立场,得到的回答是“对我最大的帮助是让我速死”。

 

1954年张忠志拒绝了捆绑昂然走上刑场,后来国民党特务在回忆中对此气概也不禁表示佩服。

 

由于蔡孝乾的叛变,导致台湾工委下属组织全部破坏,据国民党当局统计共抓捕1800余人,不肯屈服者都遭处决。


 被处决的台湾地下党员


工委在山区的一些武装训练营地也被特务掌握了线索。1950年3月间,“竹子坑武装基地”遭到破坏。最后一个“鹿窟武装基地”隐蔽坚持到1952年,在保密局特务会同军警的进攻下也被摧毁。这段辛酸历史在1990年代的台湾解密后被公开。

 

十三、“江南才女”身中七枪血洒宝岛

 

当保密局将吴石涉案的完整材料上报时,蒋介石极为惊讶和震怒。命由蔣鼎文上將担任审判長,由韩德勤、刘咏尧二名中將,曹秉麻少將和上校宋膺三等人組成史无前例的的高等军法合议庭进行审讯。

 

同案被捕的,还有原东南军政长官公署总务处交际科长聂曦上校(同案牺牲),东南军政长官公署第1处中校参谋方克华,东南军政长官公署第5处中校参谋江爱训,东南军政长官公署第4处中校参谋林志森(同案牺牲),参谋次长随从副官王正均(同案牺牲)等人。

 

1950年的6月10日,蔣鼎文主持吳石案的宣判,並由蒋介石亲批,下令当场將吳石,陈宝仓,聂曦,朱枫四人押往刑場枪決。


 

法庭上的新闻摄影官拍下的照片记录下当时的情形。法庭上站满了全副武装的法警,肃穆、恐惧的气氛逼人,朱枫身穿一件淡绿色碎花旗袍出庭,外罩深蓝色毛线上衣,只见她双手揣在一起、万分放松地依靠在法庭的栏杆上,神情自若、态度从容,好像周围的一切跟她毫无关系……

 

壮志未酬身先死,长使英雄泪满襟。吴石将军只能仰天长叹:“天意茫茫不可窺,猶有世事更難知;平生殫智為忠善,如此下場亦可悲。”

 

吴石在赴刑场前,留下“凭将一掬丹心在,泉下嗟堪对我翁”的诗句。

 

蒋介石亲自指定专人对行刑全程跟踪、拍照,死要见尸,以确保吴石的旧友与部下无法“掉包”。


陈宝仓烈士就义前被押至马场町刑场的瞬间遗照。

 

1950年6月10日16点30分,吴石、朱枫等4人被绑赴台北马场町刑场执行死刑。

 

临刑时,朱枫身中7弹,壮烈就义,时年45岁。


(未完待续:台湾举办“白色恐怖”展;60年后朱枫烈士的遗骸终返家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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