辩护人如何在法庭上煽情

在英美法庭上，辩护人在交叉询问后的结案陈词阶段，时常会有较长时间的激情演讲，希望以这样一种煽情的方式来打动陪审团，达到让其当事人无罪的效果。在我们的庭审中，辩护人是否也可煽情，如何煽情？

一、法庭煽情的正当性

即便在我国这种不实行陪审团制度的司法环境下，律师在法庭上进行一定程度的煽情，同样有其正当合理性。

（一）法律与情理密不可分

真正有生命力的法律，来源于社会上大多数人的人情；将抽象的法律适用于具体个案，是解决特定个体之间的人情关系；只有符合社会人情的司法判决，才能让当事人接受，才能真正实现案结事了，达到司法定争止分的效果。

（二）法庭煽情与定罪量刑相关

有些涉案行为是迫不得已而实施的，且社会危害性不大，可通过煽情争取无罪结果；有些犯罪行为虽然构罪无疑，但从情理上可争取从轻处理。

（三）公诉人有煽情的法治教育

在法庭辩论阶段，公诉人发表完公诉意见后，有一个“法治教育”环节。公诉人的法治教育，是在其认定被告人构成犯罪应处刑罚基础上的内容，既与定罪无关，也有量刑无关，且多数内容诉诸于情感。控辩平等，公诉人可进行与定罪量刑无关的煽情，法官没有理由拒绝辩护人就与定罪量刑相关的问题煽情。

二、法庭煽情的意义

辩护人结合对案情的分析判断，在法庭上作适当的煽情，有利于被告人的定罪与量刑，也有利于当事人家属情感的平衡。

（一） 博取法官的同情心

职业法官虽然不同于业余的陪审团成员，但其不同仅限于法律知识与司法经验。除此之外，法官也是具有感情的人，人同此心，心同此理，辩护人在法庭上真挚且有事实基础的情感表达，同样能够有效地博取法官的同情心，在定罪量刑上为当事人争取利益。

（二）激起法官的正义感

除了法律角色不同外，律师与法官接受的是同样的法律与法治教育，整体而言，都追求司法公正，都希望通过自己的努力推动法治的进步。不少进入审判程序的刑事案件，受到了外部的不当干预。对于这种案件，辩护人当庭就法治理念与司法公正问题作一定的渲染，有可能激起法官内心深处的法治精神与正义感，从而有利于案件的公正处理。

（三）满足家属的宣泄欲

在有些受到外在强力干预的案件中，被告人及其家属非常的憋屈，其请律师辩护，更多的是明知其不可为而为之。辩护人对这种案件作适当的煽情，除了有可能激发法官的同情心与正义感之外，还可在一定程度上满足被告人及其家属的情感宣泄需求。

三、法庭煽情的原则

辩护人在法庭上煽情，要掌握一定的原则，方可避免被法官无情地打断，以达到应有的效果。

（一）有利于当事人

辩护人的法定职责就是维护当事人的利益，其在法庭上的一切行为，都应以当事人的利益最大化为标准。不得不顾当事人的利益，仅仅为了图自己嘴巴痛快，在法庭上酣畅淋漓地大肆宣泄；更不能为了宣传自己，而在法庭上尽情表演。

（二）有事实基础

法庭上的煽情，是为了给被告人在定罪量刑问题上争取利益。这种煽情以与定罪量刑相关的事实为基础，不能天马行空，任意驰骋。缺乏事实基础的情感表达，只能徒增法官的反感。基于事实的情感渲染，才有可能击中法官内心柔弱的部位，使法官作出有利于被告人的判断。

（三）简洁干脆

我国法官长期形成的一种心理定势，不喜欢律师在法庭上长篇大论，滔滔不绝。虽然以审判为中心的改革有可能逐步促使法官这方面的改变，但作为律师，作为一个法庭上的演讲者，表达简洁干脆，永远是一项重要能力。对于法庭之上在证据、事实与法律之外的情感渲染，尤应如此。

四、法庭煽情的领域

围绕有利于当事人，有利于给被告人出罪，有利于让被告人获得从宽处罚这一核心目的，辩护人在法庭上煽情，应根据具体案件情况主要着眼于以下三个方面。

（一）行为的原因

被告人实施刑法所规定的危害社会的行为，均有其原因与动机。有在饥饿难耐的情况下的盗窃，也有富得流油仍不忘收取巨额贿赂。对于前者，德国刑法理论上有“期待可能性”作为辩解理由，但在国内法庭以“期待可能性”为由进行辩护，只能是个笑话，但从基本人性出发进行煽情式辩护却可能取得意想不到的效果。对于那些法不可容而其情可恕的案件，辩护人可根据其行为的社会危害程度，从实施行为的主客观原因角度进行煽情，可达致从轻甚至免除处罚的效果。

（二）刑罚的影响

每个被告人都是其所在家庭的一份子，或为人父母，或为人子女，或为家庭之顶梁柱，或为解决多人就业的企业主，或为前途看好的学生仔。辩护人可从刑罚将给其嗷嗷待哺的儿女与年迈多病的父母，或者其本人未来发展的前途，甚至是给正在上升期的企业直接产生的影响，向法官进行情感传达。

（三）公正的价值

对于那些明显出于不正当考虑而追诉的案件，辩护人可从司法公正的价值与不公正裁判的社会后果，国家对司法正义的期待与要求，结合个案情况，呼吁法官秉公司法，确保个案正义的实现，维护被告人的基本人权，从情感上拉近与法官的心理距离。

五、法庭煽情的限度

在法庭上进行煽情性演讲，不应超过必要的限度，以免适得其反。

（一）不得激怒被害方

不少犯罪案件，尤其是故意伤害与故意杀人等严重暴力犯罪案件，往往存在被害人过错问题。被害人过错是最高司法机关明定的可酌情从轻处罚的情节，在被害人存在明显过错的案件中，辩护人一定要避免谴责被害人，引发被害方的反弹，甚至激起被害方的愤怒情绪。无论对方存在多么严重的过错，伤害与杀人都是严重犯罪。辩护人谈到犯罪原因，指出被害人过错之前，必须先承认被告人犯罪的错误，承认犯罪对被害人及其家属所带来的伤害，缓解被害方的对立情绪，而不能激怒对方。

（二）不应谴责司法者

有刑事司法，就必然存在司法问题。很多刑事案件中，司法办案存在不规范的行为，甚至是严重的违法行为。在法庭上，律师发表带有感性色彩的辩护意见时，要对事不对人，可以批评违法办案，但不要去当庭谴责具体的司法者，以免造成不必要的对立。

（三）不要试图政治化

不可否认，在不少刑事案件的办理中，会存在这样那样不正常的非法律因素。作为一个法律服务工作者，作为一个以法律技术手段解决纠纷的刑事司法参与者，哪怕面对“政治案”，在辩护中也不应从政治角度去辩护，要避免刑事辩护的政治化。以政治话语进行所谓激情的刑事辩护，体现的是律师的不专业，不仅对当事人毫无裨益，而且可能给自身带来完全没必要的麻烦。

在这几年的辩护实践中，对于一些自认为明显无罪的案件，在发表完辩护意见的主体部分后，曾经在最后陈词部分用一小段进行煽情，其中好些案件最后取得了较好的效果，一个玩忽职守案件后来判决定罪免刑，一个滥用职权案件被判处缓刑，一个妨害作证案也判决定罪免刑。在庭审中，根据案件情况，基于当事人利益最大化原则，在事实基础上进行适当的煽情，很可能就起到了意想不到的效果，作为辩护人很值得尝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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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介绍

邓楚开，行政法学博士，刑法学博士后，浙江厚启律师事务所执行主任、中国人民大学商事犯罪研究中心浙江分中心主任。

浙江工业大学法学院副教授，杭州市人民检察院人民监督员，浙江省法理法史研究会常务理事，浙江省刑法学研究会理事。

曾在省级人民检察院从事法律政策研究和公诉工作12年，因业务突出被浙江省人民检察院确定为第一批“全省检察系统专家型人才”，被最高人民检察院确定为第一批“全国检察理论研究人才”。

专业从事刑事辩护以来，主要办理经济犯罪与职务犯罪领域的重大疑难复杂案件，所办案件不乏再审改判无罪、绝对不起诉、定罪免刑、重罪改轻罪、缓刑等成功案例，办案效果良好。

在《法学家》、《中国刑事法杂志》、《人民检察》、《人民法院报》、《检察日报》等重要法律报刊上公开发表论文60余篇，撰写调研报告20余篇，研究成果获省部级以上奖励10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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