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斯·约阿希姆·施杜里希：世界上有多少种语言？

以下是节选自汉斯·约阿希姆·施杜里希《世界语言简史》中的一个片段，文章以一个问答辩论的形式，向我们传递了许多信息，涉及不少语言学方面的知识，对语言学有兴趣的同学一起来了解一下吧。

世界上有多少种语言？

“我很想知道，世界上究竟有多少种语言？”

我们的这位提问者可真是不走运！因为几乎没有一位语言学家能够给出一个他所希望得到的准确数字，比方说“有2787种”。内行人，不管他是不是一个学究气的人，也许更愿意这样回答：虽然他没有能力给出一个准确的数字，但是他倒是很愿意向这位提问者——如果他乐意为此牺牲一些自己的时间的话——解释清楚，这个问题何以不能以此种形式加以回答。为避免看问题过于片面，我们最好采用一种问答游戏的方式，也就是说，采用苏格拉底在雅典的市场和小巷子里与雅典市民玩的那种问答游戏，苏格拉底往往会把被提问者逼进死胡同。

“您估计一下，”这位学者不无狡猾地开始提问，“我们的德语中有多少种方言！”

（勃兰登堡门，位于柏林）

这位门外汉怎么能够估计得出呢！于是，这位专家会说：因为手头上没有地图，他至少可以在头脑里勾画出一张二战以前的德国地图——不，应该是一张中欧地图——就从右上角开始数，那里有——毋宁说是曾经有过——波罗的德语，它实际上正在消亡。然后就是东普鲁土语，今天只有一些老年人还在说这种语言。再往下就是泼曼人、马克-勃兰登堡人、梅克伦堡人，他们都讲着各自的德国土话……”

这是不是说，波曼人、梅克伦堡人以及诸如下萨克森人的低地德语是一种方言，或者是三种不同的方言呢？

提问者对这个问题有些拿不准，他说这是因为他还从来没有去过“东北角”那些地方。

于是，这位语言学家就建议，或许可以先从“西南角”开始数起。

现在他把我逼进了死胡同！提问者想，因为他心里很清楚，在施瓦本南面居住着“阿雷曼人”，在南巴登，在瑞士，在埃尔萨斯，只要那里有人还说德语……但是，难道这也是一种德语方言吗？在布雷根茨，在弗莱堡，人们毕竟还说着不同的德语，就瑞土来说：当一个巴塞尔人和一个伯尔尼人都说各自的方言，难道他们能够毫无障碍地相互沟通吗？或者，他们能够与一个来自格劳宾登州的几乎很少从山沟里走出来的老农民沟通吗？而且，每个说德语的瑞土人在日常生活中也还是固守着自己的方言……

（罗滕堡，位于巴伐利亚）

于是他会大声说：“我真不知道该从何数起。那里的方言千差万别，除此之外，要给它们划定区域也几乎是不可能的，因为它们相互混杂交错在了一起，并没有明显的界限。”

语言学家微笑着说：“您知道我为什么向您提这些问题吗？”

“似乎有些理解您的用心。我现在明白了，要想数清究竟有多少德语方言并非那么简单。这要取决于如何界定‘方言’这个概念。如果有人骑自行车从上巴伐利亚到下巴伐利亚，然后再去弗兰肯，他就会知道，那儿的人们说的话一个地方一个样，他几乎分不清，一种方言在哪里结束，而另一种方言又从哪里开始。我还想补充说一下。我是慕尼黑人，而且我也在那里上学。我想说，我的听辨能力还是相当不错的，我甚至能够听得出一个慕尼黑人是在慕尼黑的哪个市区里长大的。在维克托里安市场上，有许多来自附近郊区的农民出售他们的农产品，我能够听得出一个农妇是来自慕尼黑北郊达豪一带，还是来自慕尼黑城南的霍夫丁格夫斯特。这样看来，我觉得萧伯纳的《皮格马利翁》中著名的希金教授的功绩就根本不是什么非同寻常的了……”

（注：《皮格马利翁》又名《卖花女》，故事起源于一个豪雨倾盆的晚上，所有的未归人都冲向圣保罗教堂的门廊下避雨。卖花女的独特发音方式引起了同在门廊下避雨的希金斯教授的注意，他在笔记本上认真地记录她的发音（以音标的方式），而当别人质疑他的行为时（不停地记录像个侦探），他的源自他精深专业背景的独门秘籍，仅凭口音就能判断出人的籍贯，折服了众人。他甚至夸口，他的训练可以转变这个卖花女的满口粗野为规规矩矩、卑贱低俗为高贵上流。他的朋友皮克林上校下了一场赌注，若希金斯教授能够在六个月之内改变这个女孩并参加大使的花园聚会，他愿意出所有的学费。希金斯教授欣然接受，因为他酷爱挑战，而卖花女觉得这对她也是一次机会，于是接受了训练。六个月之后，希斯金教授成功了。）

（新天鹅堡，位于阿尔卑斯山）

“您提到这一点很好。”语言学家插话说，并提醒他别忘了，那部作品中的主要问题并不在于让那个姑娘爱丽莎改掉她说方言的习惯，而在于让她改掉自己从小就养成的下层社会的那种粗俗的说话方式；她应该学会（如某些农民所说）说“书面语”，也就是说，她应该说规范的标准英语，这种标准英语是以居住在伦敦、肯特郡、牛津和剑桥的那些有修养的人士所说的语言为基础的，它能够证明一个英国人是“有修养的”阶层里的成员。如果这个剧本用德语演出，那么就应该让演爱丽莎的演员说一口柏林土话或者粗俗的维也纳方言——这要视这位演员掌握哪种方言而定。而这里所指的并不是语言的地域性差别，即我们所说的方言( Dialekte)，而是指语言的社会差别，是指社会某一阶层所特有的那种说话方式，亦即我们所说的社会方言( Soziolekt)。

（吕根岛吕根悬崖，位于波罗的海）

这时提问者又插话了。他说，不仅每个社会阶层的人带有自己特有的说话方式，仔细想来，每个小集团、宗派、家庭也都有各自的语言特点，他们只是在“自己人中间”才那样说话，对外人则是用另一种方式。他接着又说，基本来说，每个人除了自己独有的声音特色之外，不是还有自己独有的不会与别人混淆的说话方式吗？“要不然我怎么能够不费吹灰之力就辨认出自己的亲朋好友呢？即使我根本看不到他们，比如说通过打电话或者听广播，我也能辨别得出。”

语言学家接着补充道：“我们甚至可以借题发挥一下。试验语音学是语言学领域内的一个年轻的本应划归纯粹自然科学的分支学科，它能够把人说话时产生的声波记录下来并立即使其在屏幕上显示出来。结果表明，同一个德语词在每个人的口里却发出各不相同的音调，甚至可以说，同一个词在我们每个人的口里发出的音调永远都不会是一模一样的。因此，我们可以大胆地认为，我们的语言中的一个常用词在数百万人的嘴里会发出数亿万种音调，我们永远不可能完全精确地重复发出同一种音调！”

（科隆大教堂，位于科隆）

这很有意思，提问者心想，但是他却提高了嗓门说：“您说的这些离我原来想问您的问题都太远了，简直是离题万里。我想问的问题与方言、社会语言、集团语言或个人音调都无关，而只是与语言有关，像德语、法语、阿拉伯语等等，清点一下它们的数量并不是多么困难的事情吧！”

语言学家首先还是拐了个弯，他说：“语言还有其他的一些特点，比如“特殊语言’，像海员、矿工、猎人、士兵和大学生，他们往往会使用一些圈外人不容易理解的语言。这尤其明显地表现在流氓语言，即所谓的黑话，或者今天的青年人使用的语言中。最后还有专业用语，特别是在各个科学领域内。当汉斯·马格奴斯·恩岑斯贝格的博士论文几年后要发表时，出版社的人问他是不是对原来的论文作了修改或改动，他回答说：‘我只是把它从日耳曼语翻译成了德语。’新近的例子则有计算机从业人员的语言、广告业的行话等。”

（国王湖，位于阿尔卑斯山）

“还是言归正传吧，”我们的语言学家说，“要想清点一下语言的数量并非那么容易，之所以如此，是因为我们在语言与方言之间很难划出一条明确的界限。您称低地德语是一种方言，或多种方言，那么您有什么理由称荷兰语——它也可算作一种低地德语——是一种独立的语言呢？”

“因为荷兰曾经是德意志帝国的一部分，而几百年以来它已经形成独立的国家，在这个国家里荷兰语已经成为官方语言和人际交往的语言。”

（荷兰阿姆斯特丹）

“照您这么说，巴斯克语就不应该被看作是一种语言，因为没有一个国家把它作为自己的官方语言。按照这样的逻辑，我们是不是可以说，当瑞士把列托罗曼语列为国家的第四种官方语言时，它才是一种独立的语言，而之前它就根本不是一种语言呢？加泰隆语也是类似的情况，它曾经长期受弗朗哥的压制，而今天才获得自由，并得以出版自己语言的书籍和报纸。”

“那好，”提问者这时说话已经没有那么足的底气了，“或许这与文学语言有关，因为荷兰语、巴斯克语、瑞托罗马语都有自己的文学。”

语言学家说：“如果把这作为一种标准，那么我们或许就得把低地德语、巴伐利亚方言、施瓦本方言视为一种独立的语言，因为这些方言也都拥有自己的令人尊敬的文学作品！再者说，有些民族的语言没有文字，并且也没有我们通常意义上的文学作品，那么它们的语言是不是就不能算作语言呢？”

（荷兰哈勒姆）

“您是不是想告诉我，关于世界上的语言的数量这个问题是无法回答的，因为——就像方言的情况一样——‘语言’这个概念就没有一个明确的限定。”

“这个问题无法得到回答有许多原因，这只是其中之一。”语言学家答道，“我们必须考虑到，在过去的几十万年甚至上百万年的时间里——人类学家们新近的发现将人类出现的年代推得越来越久远——人类已经开口说话，而作为文字形式的语言才拥有几千年的历史。可谁又能够测算出，有多少种语言已经逐渐消失并被人们遗忘？谁又能知道，还有多少至今未被人知的语言还会浮出水面？再者，我们应该把《救世主》（Heliand）中的古高低德语、中世纪宫廷抒情诗人使用的中古高低德语和今天的德语看作一种语言吗？那么，乔叟、莎士比亚使用的英语和今天的英语是不是一种英语呢？”

提问者降低了他的要求：“我想还是保守一些吧，不管怎么说，按照语言的大类来划分，我至少也能得到一个答案吧？我们是不是可以说，世界上有数百种或数千种甚至数万种语言呢？”

（萨克森小瑞士国家公园，位于德累斯顿）

“现在我们的意见越来越接近了，”语言学家说，“您只需要想一下——这个我们能够从基督教布道团那里了解到——迄今为止，《圣经》已经被翻译成了1800种语言，同一种语言的多种译本并不算在内。在马丁·路德之前就已经有许多种《圣经》的德文译本……”

“真的吗？不过现在请您让我自己估算一下。我认为，地球上每三种语言中就有一种语言已经有了《圣经》译本。保守起见，我们是不是可以将地球上语言的数量估算在4000到6000种之间呢？”

“您的估算可以说比较准确！应该在6000种以上。”

“请允许我再问您一个问题：这个数字是不是能够保持相对稳定呢？”

“不是的。从17世纪至20世纪初，在欧洲的殖民地（特别是英国、法国、西班牙和葡萄牙的殖民地），殖民者的语言与被征服者的语言几经混合而诞生出了一百多种新的语言，这就是所谓的克里奥尔语。对语言学家来说，这是件很有意思的事情。但是这个过程已经结束了，而今天我们毋宁说，世界上有许多种语言——据估计有二分之一——正在面临着逐渐消失的危险。”

（楚格峰，属于阿尔卑斯山脉）

“哪些语言正在面临着这种危险呢？”

“所有那些只有很少人——从几十人、几千人到十万人——使用的语言都面临着逐渐消失的危险，比如澳大利亚的土著人、俄罗斯北部地区居民、爱斯基摩人、美洲印第安人等使用的语言。假如祖辈的语言不再被子孙所继承和使用，那么这种语言就会死亡。”

“这是件严重的事情吗？

“每一种语言都代表着一种人的世界观。如果一种语言死亡了，就意味着它永远地消失了。这就像植物和动物物种灭绝一样，都是非常可悲的事情，而且后果也会非常严重。”

“那么为避免这种危险我们能做些什么呢？”

“最好是能够做到（当然实施起来也相当困难）让专家们去寻找那些仅存不多的某种语言的使用者，然后把他们所说的和所知的记录下来（比如通过录音方式）。若想作出正确的筛选其前提就是对语言进行分析和比较——因为说某种语言的人（虽然他们能够轻松自如地使用这种语言）绝大多数对他们的语言的历史发展和构成规律几乎一无所知。尽管如此，语言的死亡是我们几乎不可能阻止得了的。”

作者简介

汉斯·约阿西姆·施杜里希教授，出生于1915年，曾就学于德国的弗莱堡大学、科隆大学、科尼斯堡大学、汉堡大学、柏林大学以及瑞士的巴塞尔大学。在大学期间，学习和研究哲学、历史学、社会学和法学，先后获得哲学博士和法学博士学位。1963—1983年，施杜里希教授担任慕尼黑词典编纂研究所所长，之后任教于慕尼黑大学。著有影响广泛的《世界哲学史》、《世界科学史》、《世界的语言》、《科诺斯现代天文学》等，并主编和出版了多种广受欢迎的百科辞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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