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楼梦重要知识点（21）
一
曹雪芹用凝聚法写焦大和傻大姐。焦大和傻大姐从不同角度，用不同的方法，撕破了封建世家的遮羞布，把贵族阶级的虚伪和丑恶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他们的形象就变得很有分量，很有价值了。焦大狂怒自大，焦躁、愤怒和爽直，语言个性色彩鲜明。傻大姐“嬉笑”、无知、愚顽。但仍知“迫害”。
二.悲剧艺术论
一、价值的毁灭。
《红楼梦》写好人并不“完全是好”，写坏人并不“完全是坏”；因此，在《红楼梦》里很难找到一个纯粹的“有价值的人物”。构成《红楼梦》悲剧冲突的被毁灭的一方，就不可能是标准的“有价值的人物”，而只能是一些“人生有价值的东西”了。⑴曹雪芹作为封建末世的进步思想家，他已经从艰辛的人生历程中逐步领悟到：只有那些敢于突破封建思想羁勒、争取平等的自由思想、言行，才是“人生有价值的东西”。⑵曹雪芹眼中的人是在复杂的社会关系中，由于主客观条件各不相同，而使人生有价值的东西不断消长的矛盾结合体。⑶曹雪芹如何展示“人生价值”的两种不同情形的毁灭？《红楼梦》确认了悲剧人物的复杂性，让各种社会矛盾在人物的性格世界里摆开了一决高低的战场，十分严峻的检验者“千红”“万艳”的“人生价值”，让不同质量的“人生有价值的东西”遭到了不同形式的毁灭，这样“一哭”、“同悲”就不是一种大同小异的缺乏个性的腔调，而是“嘈嘈切切，复杂而又和谐的混声大合唱了。
二、真实性与必然性。
曹雪芹总是努力把自己的注意力投向悲惨的现实世界，认为只有尊重“事体情理”，“按迹循踪”，才能真正写好人世间的“离合悲欢、兴衰际遇”；他的《红楼梦》不肯“谋虚逐妄”，比较鲜明地同那些“满”和“骗”的文学作品划清了界限。经过漫长而艰辛的生活实践和艺术实践，曹雪芹以极大的真诚，去认识和表现生活中的泪痕悲色，使《红楼梦》里的悲剧世界同客观存在的悲剧世界血脉相连，气息相通，而且更集中，更概括，更富有典型意义。
㈠在相当广泛的范围内，把被封建统治阶级颠倒了的“真”和“假”，重新颠倒过来。《红楼梦》出色地从许多方面恢复了“真”与“假”的本来面目。这不仅可以深刻地揭示那一社会的本质，而且可以帮助读者领悟这样一个道理：当垂死的封建阶级，十分荒唐地、强词夺理地用政治暴力和思想压迫，把“真”与“假”、“善”与“恶”、“美”与“丑”统统颠倒了的时候，那些“人生有价值的东西”怎能够获得起码生存权利呢？它们只好在石隙里萌发，在风刀霜剑中成长，到头来，还是敌不过“死而不僵”的“封建之虫”，惨痛地遭受了毁灭的命运！这恰恰证明：曹雪芹并没有把酿成悲剧的原因，归之于不可知的“天命”，或者是什么“偶然际会”，他已经把视线投向生活本身的矛盾、缺陷和荒谬，努力在那里探寻悲剧产生的原因了。
㈡打破“团圆主义”，指出《红楼梦》的结局是“白茫茫大地真干净”。曹雪芹勇敢的面对了笔下人物必然走向悲剧的命运，而绝不肯违背生活逻辑和人物性格逻辑的许可，用人为的“大团圆”来自欺欺人。他在作品里强调的“末世”，“树倒猢狲散”等严格地从本质上、从发展趋势上规范了那一时代的特征，为《红楼梦》里的众多人物布下了无法挣脱的悲剧氛围。曹雪芹坚决打破“团员主义”的艺术实践，是对中国悲剧艺术的一个重大贡献。
㈢在惨酷的现实环境中，表现悲剧人物的死亡。在《红楼梦》中，造成人间惨剧的，并不仅仅是由于某些人的卑劣和罪孽，更主要是由于那一社会的腐朽、残酷和不公。这样，《红楼梦》所表现得悲剧人物的死亡，就带有比较深刻的历史必然性，就相当真实的映照出那个惨酷现实世界的原形来了。
三、几乎无事的悲剧。
《红楼梦》里着力表现的是那些“近于没有事的悲剧”，使它们在艺术的聚光下，清晰的显露出自己的泪痕悲色，以“醒国人之目”，以震世人之心。曹雪芹在精选悲剧题材的时候，审慎地注意到当“人生有价值的东西”消磨于极平常的、几乎没有什么事情的悲凉岁月时，人们往往把握不准爱憎褒贬的感情天平，甚至出现了悲剧主人公无病呻吟、自寻烦恼的情况。在充满隐忧和隐痛、是非界限不甚分明的日常生活事件中，曹雪芹通幽发隐、入木三分地揭示了极不寻常的思想意义，让人们从几乎无事的“小悲剧”中看到了惊心动魄的社会“大悲剧”！《红楼梦》里的“小悲剧”，因其小，所以涉及面甚广，和许许多多普通人相关；这样一来，它所包含的社会意义，就不是那些着眼于英雄悲剧的作品所能比拟的了。《红楼梦》里的“小悲剧”，因其小，所以是与非的界线常常如游丝飘忽，被毁灭者很难找到知音，甚至还要遭到各种各样的误解、嘲笑和非议。然而，曹雪芹恰恰从这一种“无病呻吟”中，听到了被沉疴所折磨的心底的哭泣声，灵魂的呼救声，以及置之死地而奋起的生命的呐喊声。
四、历史意识的投影。
“红楼”悲剧，具有极其深广的历史内涵。所以，我们检视曹雪芹对中国悲剧艺术的贡献，必须特别留意他的历史意识是以怎样的“性格——思想”模式熔铸于《红楼梦》的艺术实体之中，使之成为一部从规模、气势、容量诸方面远远超越前贤手笔的悲剧史诗的。它首先是审美的，对整个历史流程采取审美观照的态度，将历史经验渗透到梦魂飞度、思接千载的情感波动之中。《红楼梦》审美情感的基调是深而广的忧患。中国传统文化是饱含忧患意识的。特别是在抚弄历史经纬的时候，其忧患意识尤为强烈。曹雪芹的忧患意识以深沉、阔大为特征，他给《红楼梦》披上了浓重而又无边的“悲凉之雾”，他的灵智在心酸的血泪中凝聚、闪光。这是先于他的许多悲剧作家所无法企及的。由于曹氏家族的深沉巨变，实际上叠印了数千年中国封建社会种种家事、国事的投影，曹雪芹本人的忧患意识和末世之感实际上浓缩了中华民族心灵史的层层血泪。所以，蕴含在红楼中对历史踪迹、演进态势的哲理沉思，具有极大的概括力，显示着知情、清晰的哲人风度。主要表现在曹雪芹天才地、勇敢地打破了一个盘踞在人们心间达数千年之久的历史“怪圈”——封闭的由盛而衰、由治而乱、由合而分的跳不出去的恶性循环。曹雪芹创造的红楼悲剧，之所以带有不惑的、心事浩然的超越历史的要求，之所以较之先前的任何悲剧作品更富有壮丽的、凝重的、气概非凡的史诗意味，其原因就在于：赫然写在《红楼梦》悲剧长卷上的“树倒猢狲散”一语已不是封建末世社会情状的形象写照，而且带有人类发展史的辩证意味，它庶几触摸到了一条朴素的历史法则：“猢狲”应当努力变“人”，舍此，你别无出路！
三.曹雪芹对人的理解
42回，宝钗对黛玉说：我也是个淘气的……弟兄们也有爱诗的，诸如《西厢》、《琵琶》以及《元人百种》，无所不有，无所不看。……后来大人知道了，打的打、骂的骂、烧的烧，丢开了。……最怕见些杂书，移了性情就不可救了！
这段话客观上说明了以下几点：
一、任何人都不可能生活在单一的社会关系中，封建正宗之外的杂牌思想、“异端邪说”的幽灵会渗透进来，四处游荡；
二、存在决定意识。既然出现了地下书刊，宝钗兄弟姐妹就会可能接受它的影响。从好奇、偷看、到入迷，甚至“移了性情”、“不可救药”了。
三、各种社会关系的经纬，不但会执拗的通向人们的心灵世界，而且会使出最大的能耐，努力把人的“性情”尽可能的“移”到自己这方面来，于是出现了矛盾和斗争。
四、由于人们的主客观条件各不相同，因此，他们在这种争夺战中的去从、进退也不一样：有的人顶住了邪恶势力的压迫，日渐靠向了真、善、美，提高和发挥了自己的“人生价值”，如贾宝玉、林黛玉；有的人则像宝钗那样，倒向了邪恶的一方，“丢开了”，甚至割断了与社会进步因素的联系，从而使身上的“无价值的东西”越来越多，“有价值的东西”越来越少。
四
“人生价值”两种不同情形的毁灭：
宝玉、黛玉、晴雯，由于主、客观条件有利，获得了较多的“有价值的东西”。他们的所作所为，不仅带有一般的正义性和合理性，而且体现了某种“历史的必然要求”。他们变得“狂”、“乖僻”、“孤高自许”。封建黑暗势力容不得他们如此这般。不顺眼变成了怒目相向，冷笑变成了冷箭，招安变成了镇压——非毁灭他们那自以为无上珍贵的“有价值的东西”不可！封建黑暗势力的能量还很大，宝玉、黛玉他们身上依然留有封建思想意识的污垢。内里的“无价值的东西”，策应着外边打过来的“无价值的东西”，“历史的必然要求”，只能是毁灭。这是一种“梦醒了无路可走”的毁灭，这是一种经过较为自觉的抗争之后的毁灭，这是一种叫毁灭者尝到了辣味儿、叫同情者觉得他们失败得有气魄的毁灭！
另一类人物，王熙凤和花袭人。王熙凤“毒设相思局”，她的行为也有较为合理的时候，但由于她太“混账”了，太狠毒了，结果连这些行为也变得面目可憎、毫无“价值”了！“协理宁国府”，大显身手，这对歧视和压抑妇女的封建礼教，可算是一种挑战；然而，她沾染了封建贵族阶级的许多恶习。她这一番有某些“人生价值”的作为，立时被扭曲、被毁坏了，变成了“权力”的疯狂追求，变成了滥施淫威的狂妄自大！花袭人，在第19回中，曾经不无恼怒地对贾宝玉说：“我一个奴才命罢了，难道我的亲戚都是奴才命不成？还定要拣实在好的丫头往你们家来？”这本来是被压迫奴隶的正义呼声，很有价值。但是，由于生活境遇的改变，封建思想的毒害，花袭人心头的伤痕已经被“甘心为奴”的硬痂所覆盖，麻木不仁。她的灵魂深处，隐藏着斑斑的奴隶的泪痕；也有这样那样的不平与抱怨。只不过，这些合理的、有价值的思想，被另一个死心塌地与封建阶级结盟的“袭人”压抑下去了。
五.真假颠倒
天子旷恩——元妃却垂泪，说宫中是不得见人的去处。贾府“诗书翰墨之族”，焦大骂府。《红楼梦》被查禁；贾府仰天恩，皇帝永赐的“小黄布口袋”里，只装了“净折银若干辆”的春祭赏，而乌庄头缴租的账单上，却开列了五花八门，价值惊人的实物和租银！袭人表面温柔端庄，整日劝宝玉“务正”，就是其启示宝玉试云雨情。晴雯被王夫人之流视为狐狸精，却始终保持着同宝玉的纯真爱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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