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贽：天下之至文，未有不出于童心焉者也

李贽，福建泉州晋江人，生于明世宗嘉靖六年（1527年），卒于明神宗万历三十年（1602年），原名载贽，号卓吾，又号宏甫（宏父）、百泉居士、思斋居士。其人品性高洁，有胆识，多惊世骇俗之言行，时人甚异之。又长于论述，读史书常有卓见。

李贽一生著述颇丰，有《焚书》、《继焚书》、《续藏书》等，更有对诸作品如《水浒传》、《西厢记》之评点，其著书曾屡遭禁焚，然依旧风行于世。其“童心说”理论，对晚明及晚明以后的思想界、文学界有巨大冲击，影响深远。

一  中晚明的文学及思想状况

有明一代，文坛上复古主义思想兴盛，文学创作和理论深受前后七子文学运动的影响。程朱道学思想和科举取士制度普遍地影响着明代的政治与文化生活，左右着士人的思想与命运。与此同时，作为对程朱道学派思想之一种反拨，陆王心学派思想在社会上广泛流行，并极大地影响着中晚明士人们的思想。

明初科举考试范围较宽泛，尚涉《诗经》、《春秋》等书，及至永乐年间，考试内容则被限定为《四书》以内，以程朱道学为尊，同时明代政府在各地兴办学校，为八股制度储备人才，使得教育体制与科举考试相呼应。科举考试内容既已限定，士人们作文便不再遵守内心真实的想法和意愿，只是依循程朱思想写作。既没有对经籍辨义释疑，也不带文学色彩进入创作，则失却学术研究之精神，文学创作也自然衰落。在如此科举制度下培养出来的读书人，只能是沽名钓誉、弄虚作假之辈。嘉靖时何良俊对此做过抨击：“自程朱之说出，将圣人之言死死说定，学者但据此略加敷演，凑成八股，便取科第，而不知孔孟之书为何物矣。”清代吴敬梓亦在《儒林外史》中对此批判为“一代文人有厄”。

八股取士与程朱道学的结合，在士人中造成造假风气，文坛则为拟古之风所蔽。明初诗坛大家高启，诗歌创作即曾模拟汉魏、六朝、唐宋，至林鸿、高様等辈，强调格律、技巧，尊奉盛唐，建立评诗轨则，正式以盛唐相号召。及至中期，复古思想盛行。弘治、正德及嘉靖、隆庆四朝前后七子之文学运动，标榜“文必秦汉，诗必盛唐”，刻意在诗文创作上蹈袭前人，谨守成法，不思创新，这种文学创作风气，因过分句拟字模，抹杀了诗人之真性情，致作品丧失了内在精神与艺术魅力。

宋明时期理学兴盛，程朱道学成为主流思想，而陆王心学的兴起即是对程朱道学的有力冲击。对于心与性，程朱学派认为性即天理，以性主心。朱子把心分为“道心”和“人心”，“道心”为“天命之性”，“人心”则为“气质之性”，表现为人之私，故朱子主张以“道心”统“人心”，把天理作为人心之最高主宰，是程朱学派的心性论，即所谓“存天理，去人欲”者。

陆王心学一派则认为“心即理”，把性、理归还于个体之人心，故主张：“人者，天地万物之心；心者，天地万物之主也。心即天，言心则天地万物皆举之矣。”刘大杰对王学思想有如是评价：

他（王阳明）的哲学思想虽是唯心的，但却动摇了朱喜学派在中国思想界长期的统治力量，打破了过去束缚身心的各种教条。到了后来，在当代的新兴经济和市民思想的基础上，出现了泰州学派，更能发挥这种精神，他们主张人与圣贤并无先天的差别，基本上是相同的。并且肯定了人民对于饮食男女的合理要求，反对道学家强调的禁欲主义和虚伪的礼法。

心学思想由陆九渊创立，经过王阳明的系统性的理论构建与发明阐述之后，其理论内涵与学术地位均在明代中后期达到了巅峰。阳明之后，王学思想经过其弟子们尤其是被视为王学左派的王畿、王艮等人物的发扬传播后，更是流布天下，在士人阶层之中产生了广泛的效应与影响。在阳明心学派的发展与分化过程中，继王学左派、泰州学派之后，出现了以李赞为中心的流于“狂禅”的一派。

二  李贽“童心说”之理论内涵

作为晚明泰州学派之后学，李贽 “狂诞惊戾”的个性及思想被世人视为“异端”。其“童心说”之“真心”、“童心”理论，以及注重“自然、真情”等思想，在很大程度上是对心学思想的继承与发展。

在李赞的“童心”说理论中，又以《童心说》一文为核心，可以说这既是李贽哲学思想之核心，是其文学理论之纲领，是李贽一生思想学说与处世行为之准则与宣言。总体来说，“童心说”理论主要包括以下内涵：

第一，“童心”乃成人、成圣实践之根柢

在德行修养与实践方面，从反对假道学这一观点出发，李贽提出了以自然本真的“童心”作为为人、为圣之基的哲学思想。

在宋明传统的社会伦理道德观念之中，童心与真心、赤子之心是意义相对立的两个不同的概念，“赤子之心”与“真心”被赋予了先验的道德属性，具有褒义性质，而“童心”一词则含贬义，人们普遍认为“童心”追求的是声色犬马、纸醉金迷，意味着人性中骄奢淫逸等种种私欲杂念，是恶的一面，是成圣成贤之阻碍，为“大人君子”所不容。

针对以“童心”为耻的普遍观念，李贽赋予其新含义，认为“童心”即“最初一念之本心”，是绝假存真、未受封建道学熏染的真情实感，并且此种“童心”正是成人、成圣之根柢。

孟子提出的“赤子之心”指仁、义、礼、智四端，亦即恻隐、羞恶、恭敬、是非之心，他认为这四者人人皆有，与生俱来，是为人为圣之根本，“大人”、“圣人”只是“不失其赤子之心者”。李贽却对此讽刺道：“‘赤子之心’，正是道心，正是性，小人那得知！”这就直接嘲讽了标榜圣人哲学却未得其中要义的虚伪道学家，抨击了提倡“存天理，去人欲”的程朱道学思想。

关于千百年来中国儒家思想中所一直强调的“内圣”问题，中国历代知识分子所想要追求的圣人德性，在李贽看来，就在于能否持有一颗“童心”。“童心”在李贽之哲学理论当中，是为人之根本，成圣之根抵。所以李赞认为“真正大圣人”只是“童心未曾失者”，若丧失了 “童心”，则会“失却真人”，从而也失去了 “内圣”之内在依据，无法成就圣人德性。

（李贽故居）

第二，天下之之文，未有不出于童心焉者也

在文学创作方面，李贽认为“天下之至文，未有不出于童心焉者也”，“童心”乃“至文”之必要条件。童心”既是为文之基，则文章须有感而发，才能显现“童心”。李贽认为：“古之贤圣，不愤则不作矣。不愤而作，譬如不寒而颤，不病而呻吟也。”作家只有在蓄积了饱满的感情、不吐不快的时候，才能写出好作品来。这种蓄积已久的情感，一朝爆发则会酣畅淋漓，势必惊天地泣鬼神，产生非凡的艺术魅力，带来强烈的震撼效果，从而创作出“感数奇于千载”的天下之至文，李贽认为这才是“世之真能文者”。

对于丧失“童心”之文，李贽认为其语虽工巧，但真情贫乏，因而只是“事假事”、“文假文”而已，并不具有艺术魅力。在此基础上，李贽主张“天下之至文”的评判标准便是创作是否出于真情实感，是否发自肺腑，不矫揉造作、不无病呻吟者，则其无论是何体裁，都可当作“至文”。这种批评理论大异于对于以诗文为正统文学的传统观点，提高了通俗文学如《水浒传》、《西厢记》的地位，同时也对“文必秦汉，诗必盛唐”的主张作出明确的否定。

第三，文学创作乃“发乎情性，由乎自然”，以“自然之为美”

李贽认为真情是 “发乎情性，由乎自然”，为优秀的文学创作，其实是发自“情性”，自然而然的结果，非刻意模拟者所能为。他追求自然之美，而反对拘泥于字句法度之间，在形式上过于雕琢的作品。这主要是针对明代中晚期文坛上的文学复古主义思想，以及创作上的模拟风气而言。明代文坛拟古风气盛行，作家过分追求对诗歌格调法度的模拟，无视文学艺术的情感因素和作家的个性气质，严重抑制了作者性情的行发，抹杀了诗人的真挚情感，复古之风下的文学创作大多缺乏内在的生命与自由的精神。

李赞的这种文学理论，对晚明及以后的文学创作和理论批评起了很大的指导作用，在中国文学理论批评史上有着重大的价值和深远的影响。比如晚明反复古文学运动的公安派领袖袁宗道、袁宏道、袁中道三兄弟,即是深受李贽的影响，才提出了 “独抒性灵，不拘格套”这样鲜明、新颖的反拟古主义文学理论观点。此外，在和李贽同时的剧作家徐渭，以及后来的伟大戏曲家汤显祖，小说《三言》、《二拍》及民歌集《山歌》、《挂枝儿》纂辑者冯梦龙，乃至明末清初的小说评点家金圣叹，清初著名戏曲理论家李渔,清“乾隆三大家”之一的诗人袁枚等人的文学创作和理论都可见李贽思想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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