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文学史二名词解释（3）
桐城派中兴之主曾国藩为湖南湘乡人，由于曾对桐城派的承续和改造，既在一定程度上适应了时代变迁和文风转换对散文的需求，又为桐城派所讲求的身心义理之学培土固基。曾的散文学识宏通，持论坚劲，入情切理，骈散杂厕，声采炳焕，为其弟子服膺，故形成并兴盛于同治年间的曾氏及其门生弟子被人称为湘乡派。
嘉庆时期，常州人张惠言与其弟张琦及周济等崛起于词坛。张惠言从内容质实的角度主张恢复风骚传统，强调比兴寄托。为了矫正阳羡派的粗犷和浙西派的轻弱，他提倡“以国风、离骚之情趣，铸温、韦、周、辛之面目”，要求词要通过比兴手法达到“贤人君子幽约怨悱不能自言之情，低徊要眇以喻其致”，并要求文辞之“深美闳约”的体式。由于张惠言的重大影响，这种理论在当时相当流行，张琦、周济、董士锡、周之琦等积极追随，形成了声势浩大的常州词派。
成化至弘治年间，李东阳以内阁大臣的身份主持诗坛，追随者趋之若骛，形成了一个以李东阳籍贯命名的茶陵诗派。诗风仍属台阁体余波，但李不满于台阁体的无病呻吟、千篇一律的纤弱文风，主张以杜甫的诗风来加以匡正，并且注重诗歌语言的艺术，具有脱离台阁体公式形式的意义，成为从台阁体向前七子之间的过渡人物。
指明代后期以袁宏道为首，包括袁宗道、袁中道在内的文学派别，因他们三兄弟是湖北公安人，故称“公安派”。他们以李贽的“童心说”为指导，提出了“独抒性灵，不拘格套”的主张，用“独抒性灵”来反击文学领域中理学的束缚，找到了以独创的精神来表现个人真情实感这一文学的最高境界，主张创新，比较重视文学的时候精神，在诗歌的抒情方面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
由于仿效公安派的诗歌日益显露出“陋”、“俚”的弊病，所以有竟陵派出来加以匡救。竟陵派因其首领钟惺和谭元春都是湖广竟陵人而得名。他们继承了公安派关于抒发“性灵”的文学主张，但他们认为“性灵”不来自诗人的胸臆，而来自古人的篇什，所以他们主张“引古人之精神，以接后人之心目”，追求一种孤僻的情怀。在艺术上，他们不满于公安末流的浅易风格，力倡所谓“幽深孤峭”的风格，不惜用怪字，押险韵，有意破坏语言的自然之美。使其作品佶屈聱牙，刁钻古怪，走向了极端。
查看更多，请点击主页菜单“古代文学史二→干货汇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