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文汇（whb.cn）
作者：王琳杰
“我想对你讲，但又难为情，多少话儿留在心上。”这是俄罗斯名曲《莫斯科郊外的晚上》翻译版的一句中文歌词，60后姜文导演的电影《阳光灿烂的日子》中，马小军一伙在屋顶弹吉他时，背景音乐正是这首曲子。想表白却张不开口……重点是，为什么要去莫斯科郊外谈爱情？去了圣彼得堡后，洪子诚明白了。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当代文学史家洪子诚在很多场合都表示自己更喜欢俄国文学。5月下旬，他携洪门弟子戴锦华、贺桂梅南下至上海师大光启国际学者中心，师徒做了单独演讲和三代人对话。第一场洪门讲学便是洪子诚谈《俄苏文学与中国当代文学》，一时间吸引了诸多学子。这个常讲常新的话题中，80岁的洪子诚有着双重身份——作为读者分享俄国文学、电影的阅读对自己精神生活的影响；作为研究者，他眼里俄苏文学对中国当代文学的影响。1961年就毕业并留校于北大中文系的洪子诚检视岁月过滤后的心得为年轻学子打开了多维进路。
作为业界知名的当代文学史撰写大家，洪子诚以史料的扎实而闻名，但他同样推崇实地体验。“俄罗斯文学具有忧郁、悲凉气质”，洪子诚现场分享了结合体验和史料研究得出的判断。
作为文学史家，洪子诚竭力保持着清醒自觉，避免那种“自恋式”的态度。再版的《我的阅读史》中将“限度”的意识部分删掉，意为藏拙。现场，他一再表示自己其实没有资格去讲俄苏文学，原因有二：一是自己不懂俄语，读的材料都是二手的中译本；二是缺乏对俄国的实际体验，“所以我自己虽然写了很多关于俄国文学的文章，但自己心里都非常不安”，台湾学者为了研究赵树理，曾跨过海峡去赵的家乡研究地方民俗；上海作家研究者曾细致地考察上海民风民俗，甚至了解查证研究对象发表的原始刊物，把握原始资料。相比，洪子诚坦言，自己虽然去过两次俄国，但是每次都匆匆忙忙，短短7天的旅行经历不足以形成实际的体验，“我虽然读过很多俄国文学作品，但是在我的观念里不容易形成一个感性的把握。研究对象的地方民情风俗、地理状况等各方面很重要。比如伏尔加河、顿河等俄国文学中经常出现的地方我没有去过，这是很大的遗憾。”在洪子诚2016年出版的《材料与注释》一书中，他尝试以材料编排为主要方式进行文学史叙述，材料成为书的主体，书中的注释占据全书总量的三分之一以上，一部分有关人、事的介绍，资料的考证、引申和综合等都是注释内容的一部分。这或许是补缺现实体验的一种学术方法。
尽管体验短暂，但洪子诚依然敏锐地感受到俄苏艺术的气质。提到俄国，家喻户晓的名曲《喀秋莎》《莫斯科郊外的晚上》、芭蕾舞《天鹅湖》、文学作品《钢铁是怎样炼成的》，这些20世纪的经典俄国音乐、文学、舞蹈、戏剧建构了中国人的俄国想象。然而实际上的俄罗斯非常复杂，洪子诚说，俄国艺术家群体的精神气质与其自然环境、政治环境紧密相关。但很少人知道，《莫斯科郊外的晚上》是大型文献纪录片《在运动大会的日子里》的一首配乐，当时苏联举办首届民族运动会，还新修了中央列宁体育场（卢日尼基运动场）。歌曲讲述的爱情故事为什么会发生在莫斯科郊外呢？洪子诚以实地体验作了分析：9月的俄国北部已经非常阴冷和潮湿。旅行中导游介绍，因为自然环境阴冷，有钱的俄国人会到欧洲南部胜地度假，普通人就等在涅瓦河边上晒太阳。天气变暖时候，人们到郊外去度假，才有莫斯科郊外的爱情故事。“自然环境的长期熏陶，使得俄罗斯文学中弥漫这悲凉、忧郁的气质”
这种忧郁、悲凉的气质，日渐成为俄罗斯人的民族基因，尽管19世纪辉煌的俄罗斯文学之后，出现了各种文学名称的说法，比如苏联文学、俄苏文学、苏俄文学、俄罗斯文学等，但是，其气质都不悖其宗。洪子诚解释，俄苏文学包括19、20世纪的俄罗斯文学，和十月革命后至苏联解体前的苏联文学。另作为文化遗产也被争抢，果戈里属于乌克兰还是俄罗斯？艾特马托夫的作品属于吉尔吉斯斯坦文学还是俄国文学？洪子诚认为，即便1991年苏联解体后，原“加盟共和国”成为独立国家，但它们中一些作家作品主要写于苏联时期，并产生影响，作品所保留的浓厚的俄国气质，精神上依然属于俄苏文学。而20世纪因各种原因流放、移居国外的作家虽然生活地域有变，但作品仍具有鲜明俄罗斯文化特征的创作，洪子诚举例，如蒲宁、茨维塔耶娃、布罗茨基，还有艺术家、音乐家如拉赫马尼诺夫，这些流亡作家艺术家作品中保留着明显的俄国文学特征，情感和文学气质基本没有变化，从洪子诚所作的文学史划分方法而言，他们都属于俄苏作家范畴。唯一意外是纳博科夫，洪子诚认为他是典型的美国作家。“俄苏作家的划分是依靠他们身上奇妙的精神联系而定。”洪子诚认为。
中国受苏联影响非常深远和广泛，尤其是1940年代至1970年代人。洪子诚信手拈来地例举了建筑，上海展览中心最初名为中苏友好大厦，上世纪50年代由苏联援建。北京展览馆建馆之初名为苏联展览馆，五道口的八大学院等都是苏联式建筑，这种影响渗透在日用品、歌剧、电影等多方面，斯坦尼斯拉夫斯基理论至今仍然是中国表演艺术界的圣经。在当代文学中，影响尤其丰富和细微。苏联文艺理论对中国当代文学的影响是巨大的。洪子诚指出，当代中国文学的许多批评理论概念——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人民性、党性、典型、倾向性、真实性、写真实、写本质、粉饰生活、干预生活、无冲突论、世界观和创作方法、正面人物和反面人物、人类灵魂工程师——均从苏联输入；季摩菲耶夫的《文学原理》三部曲，在北大开培训课程的毕达可夫，他的《文艺学引论》，一度成为中国高校文艺学经典教科书。由此，那个年代，受俄苏文学影响明显的“痕迹”到处可寻。洪子诚回忆：郭小川、贺敬之的政治抒情诗与马雅可夫斯基，当时的非虚构写作与奥维奇金，王蒙的《组织部新来的青年人》与尼古拉耶娃之间都有密切关联。他进一步举例，1950年代的小品文和1920年代的小品文完全不一样，白洋淀诗派中充满了异国情调，多多、芒克的诗中的陌生表达，如“干酪”“亚麻色头发的农妇”“白桦林”“银矿”“开采硫磺的流放地”很多意象直接受到俄国文学的影响。
尽管中国当代文学深受俄苏文学的影响，但是国家民族的不同，使得一些重大主题上显示出了相同中的相异个性。洪子诚以文学史家的深刻给现场师生做了漫谈点拨。
法国的浪漫主义和现实主义文学也曾深深影响中国人的审美，她孜孜不倦地追求精致优雅，法国文学是手艺、工匠的性质，强调审美和艺术性。与此相反，洪子诚认为，俄国人看重文学的使命和承担，甚至达到了拯救人民甚至是全人类的高度。这一点和中国文学的“文以载道”殊途同归。洪子诚引用流亡欧洲的俄国思想家别尔嘉耶夫在《俄罗斯思想》中的观点，俄国知识分子对“现实”的敏感和多情是“罕见的”，“19世纪伟大的俄罗斯作家进行创作不是由于令人喜悦的创造力的过剩，而是由于渴望拯救人民、人类和全世界，由于对不公正与人的奴隶地位的忧伤与痛苦”。关于文学的精神性关注，洪子诚介绍了契诃夫戏剧中对中国文学的影响，契诃夫戏剧中精神的错位、萎靡不振，找不到出路都可以在曹禺1940年代的《北京人》中看到。洪子诚比较了两者对苦难的处理，俄苏文学对待苦难没有哀怨，不作渲染，警惕感伤，这是19世纪俄国文学发展出来的“精神崇拜性”的取向，把苦难看作一种必然，一种生下来就要赎罪的方式，具有的宗教精神内质。洪子诚拿当代文学中的伤痕、反思文学作为例子，中国作家更偏向于世俗化的处理方式， 更浓重的感伤倾向，形成差异。
在“走向世界文学”的问题上，俄苏文学和中国现当代文学确实既有相似处境又有不同特性。洪子诚认为，相同处在于都有一个时期的以西方为中心的世界想象，都呈现出不同的焦虑和分裂。但是俄国和中国很大的不同在于，对于“遗产”和自身文化传统的态度和政策。20世纪以来，中国文学一直在学习西方和坚守本国传统的讨论中发展，俄国文学也属于中国新文学的世界想象的重要组成部分，西方作为一个整体对于中国在文化思想上的始终处于“外在性”。相较之下，俄国民族中的东∕西方关系的性质要复杂得多。对此，洪子诚继续以别尔嘉耶夫《俄罗斯思想》可以作出解释，“俄罗斯民族不是纯粹的欧洲民族，也不是纯粹的亚洲民族，俄国是世界的一个完整部分，是巨大的东西方，它将两个世界结合在一起。在俄罗斯的灵魂中，永远有东方的和西方的两种因素在互相角力”“俄罗斯民族是最高程度上的两极化民族，它是若干对立面的并存。……俄罗斯灵魂的矛盾性和复杂性也许与这样的背景有关，即东方和西方这世界历史中的两大潮流在俄国发生着碰撞，产生着相互作用。”2011年的《我的阅读史》和2016年的《材料与注释》两本书中，洪子诚对俄国文学的研究花了大量笔墨。现场的漫谈中，听众依稀可辨这种风格——《阅读史》里的个性体验，《材料与注释》里的让材料说话。如他的学生70后的贺桂梅所评价，洪子诚的学术、文学趣味和精神诉求都是更“俄国式”的——将整个人格与文学相关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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