吆喝的音韵美
摘自钱冠连《美学语言学：语言美和言语美》第三章第五节（节选）
吆喝广告的形式有两种，一种是吆喝，另一种是以音响代替吆喝，或音响辅助吆喝。先说吆喝。将推销货物的广告以接近唱歌的形式由单个人唱出，但词语的铺排不像唱歌那样充分地利用乐音手段，因此像说话加唱歌，这便是吆喝。但它与说话大不相同之处是有了和谐的旋律与一定的节奏，形成了九腔十八调，旋律有高低升降，语调有抑扬顿挫，变化丰富，婉转悠扬，有的吆喝不是一般的“贯口”旋律，节奏感强，一口气吆喝下来，不仅字正腔圆，还有很得体的偷气、换气，气口得当，张弛有致，层次分明。湖北民族学院音乐教师李植玙先生根据本书作者要求，将侯宝林先生吆喝的“卖土豆”、“卖柿子”、“栗子味的老窝窝”、“北京北城糖葫芦”、“北京西城糖葫芦”、“北京南城糖葫芦”、“晚香玉”、“玉兰花”、“天津瓣兰花”、“卖布头”（天津背包袱卖布头，摆摊卖布头，德国青，北京软调、北京硬调）共十五段吆喝，悉心记谱，谱本将在本书第四章第三节（言语活动的乐音趋向）里一一列出，这里只录下一段（北京北城糖葫芦吆喝）：
吆喝广告的另一种是以音响代替吆喝，或者以音响辅助吆喝。唐代孔颖达疏解：“其时卖饧之人，吹箫以自表也”即用吹箫招徕顾客。姜太公曾操屠户之业，“鼓刀扬声”，这也是一种。南宋时茶摊子“敲响盏歌卖”，以吸引茶客。本书作者在童年时代的江汉平原东荆河、通顺河畔（沙湖镇）一带亲耳听到的音响广告计有：卖葱花饼的敲竹梆了，卖甜米酒的也敲竹梆子，但两种竹梆子略有不同，葱花饼竹梆子半尺长，米酒竹梆子可以放在掌心，皆中空；卖针头线脑的摇拨浪鼓，有的将小鼓上面加了一面小锣，摇之“嘭嘭叮咚”，清亮沁心；还有磨刀人拿四块长舌形的薄铜片串成铜滑连，塔塔作响：先接连放收放收几次，停，再放收放收几次。后来在湖北西南山区（现鄂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亲耳听到的（“文革”之前）音响广告有：劁猪的吆喝用小小牛角吹出尖锐的“悠悠”的叫声（如【You-You-You…】） ；在南京，前几年还见到用敲竹梆子代替卖冰棍儿的吆喝声。另，据各种材料记载，货郎担打小铜锣，草药郎中用拨浪鼓，卖白榄吹喇叭，卖豆腐敲小铜锣，卖包面（也叫馄饨）敲竹梆子，现代的中国市场上，吆喝声的延变形态是放喇叭（电声），放录音机，拿半导体喇叭代嗓音。声音肯定变大了，说的内容也可多可少，可最令人惋惜的是乐音化大大减退，增添了城市的嘈杂与空气“污染”，这也是不得已而为之：人口猛增，街市行人如织，人流如潮，谁有那么大的嗓音让如潮如啸的人流驻足聆听？谁有那么大的家伙（竹梆子、拨浪鼓、铜锣、铜滑连、牛角等）镇得住如山的人堆听辨清楚？要是代之以大竹筒、大皮鼓、大铜锣等大家伙，镇人倒是镇得住，不过那已经不是用乐音吸引过路人买货物，倒是让人当成报警、告险、或当成打场子玩大马戏了。1949年前和后一小段时间，京都大市面小胡同，省城大街区小巷尾，都容得下这人听人爱（至少不嫌）的吆喝，如今不要说京都省城，就连县城小镇也容不下这音响了。这并非埋怨社会落后（相反是商业繁荣），而是为消失了一分乡土情趣而惋惜：那葱花饼的油香，迷漫房舍，那竹梆的声声脆响，半条河街可闻，香味与声响为小镇的夜色增添了静谧和吸引力（睡在床上的儿童和聊天的老人有几分莫名的“骚动”!），也为小街的中午减去了困倦和沉闷气氛（赶路作活的男女得了几许意外的兴奋！）。人口猛增，人头攒动，吆喝声没有了地位，只好用电声帮忙，哪讲什么声腔气韵，九腔十八调？要听这般吆喝或音响，到乡间、小墟、僻壤或许可以找到，找到那分变得遥远了的享受。
作者简介
钱冠连（1939-），广东外语外贸大学教授、博导，2000年起受聘为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广东外语外贸大学外国语言学及应用语言学研究中心专职研究员。曾任中国英汉语比较研究会副会长、中西语言哲学研究会会长。现任中西语言哲学研究会名誉会长、中西语言哲学研究会会刊《语言哲学研究》主编。主攻研究方向为理论语言学、西方语言哲学、语用学，代表作《美学语言学：语言美和言语美》《汉语文化语用学》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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