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语言符号的任意性”的质疑

来源：《现代语文(学术综合版)》2011年第09期

作者：孔开朝

摘要：“语言符号的任意性”是索绪尔在《普通语言学教程》中阐述的一个重要命题，语言符号的任意性是就语言产生之初的情形来说的。本文指出了这一命题存在的两个致命弱点：1.我们已不能窥见到原初语言的真实面貌，索绪尔认为语言符号具有任意性的观点也只能是一种猜测罢了，连他自己也承认这个问题从来没有得到过证实；2.他忽略了语言是不断发展变化的，用当今语言的多样性来推测语言产生之初的情形，未免太主观了。本文从语言的起源、语言的发展、语言的谱系分类、我国古代语言学家的语义研究成果等四个方面入手，来批驳“语言符号的任意性”的观点。

关键词：语言符号 任意性 质疑

费尔迪南・德・索绪尔在《普通语言学教程》里指出：“语言是一种符号系统”，“这种符号具有任意性的特点”，“语言符号是语音和语义的结合体。语言的音和义的结合是任意的，它们之间没有什么必然的、本质的联系，也就是说它们之间的结合是不可论证的，完全是使用语言符号的社会自然形成的。”

那么，“语言符号的任意性”是针对语言何时的情形来说的呢？刘冬冰说：“语言符号的任意性只是就人们最初创造语言符号时，用什么样的语音和什么样的意义相结合的情形来说的。”[1]桂诗春也说：“任意性仅指语言现象在其产生时带有任意的成份，它们必须经过社会的公认，约定俗成后就不是任意性的了。”[2]对此，我们可以从两方面来理解：一是语言符号的任意性是就语言起源时的情况来说的。二是就语言系统中新词新语产生时的情况来说的。就第一种情况来说，“语言符号的任意性”这一论断就有些牵强。首先，语言起源时的情况是什么样子的，不得而知。其次，当今世界的多种语言是从原始语言发展、分化而来的，我们不能拿今天的语言面貌来推断原始语言的面貌。再次，索绪尔本人也认为这一问题“从来没有得到证实”，他说：“曾几何时，人们把名称派分给事物，在概念和音响形象之间订立了一种契约――这种行为是可以设想的，但是从来没有得到证实。”就是这种“从来没有得到证实”的观点却被人们无条件地接受了，这不能不让我们感到奇怪。就第二种情况来说，语言是一个严密的系统，每一种语言系统内部产生的每一个新词新语都要受到外部的如文化习俗和内部的如语言特点的双重制约，并不是谁都可以胡来的。由此，我们不得不提出这样的疑问：语言符号真的是任意性的吗？

一、从语言的起源来看

语言是和人类社会同时产生的，已经有上百万年的历史。在语言产生之初人们是采用何种方式将语音和意义联系起来的呢？人们对此有着各种各样的思考，从而形成了语言起源的不同学说。较有代表性的主要有摹声说、感叹说、象征说、内蕴说、容止说等，每种学说都有其合理的一面，但都不能全面解释复杂的语言现象。客观世界纷繁复杂，利用单一的手段创造语言是不能满足人类交际需要的。沈步洲在《言语学概论》中指出，“平心而论，太古之言语，或首重容止，或首重摹声，或首重感叹，或三者并用，均与事理不相违背。”无论运用哪种方法，语言符号都不能是任意的，都要符合一定的事理。张世禄在《语言学原理》中赞成“身势进化论”，认为“语言本来是随附于身势表现的自然发音，逐渐演化而为民族社会上一种主要的交际工具。”乐嗣炳在《语言学大意》中主张，“在语言出现之前有一个用手势语的时期。”[3]赫尔德《论语言的起源》认为：“我们面前存在着一个有感觉的动物，它不可能把它的任何生动感受禁闭在自身之中；即使不具任何意志和目的，它从一开始就必须把每一种感受用声音表达出来。”人类的声音是与他的感受直接联系的。他还说：“存在着一种感觉的语言，它是自然规律的直接结果。”即语言是自然规律作用的结果。

这些观点都指出语言符号在产生时是有缘由的，非常逼近本质论，而与约定论相左。

无论是“摹声说”、“感叹说”，还是“象征说”、“内蕴说”、“容止说”，它们无不启示我们原始初民们在用语音交流思想时对语音形式的选择并不是任意的，而是有一定依据的。

语言是原始初民在劳动过程中创造的，劳动创造了语言，那么语言是不是突然产生的呢？它作为一种语音形式与之前猿猴的叫喊声有联系吗？刑福义在1997年1月9日的哲学对话——《动态：语言的本质》里指出：“从非人动物到人，是渐变的。最原始的人和最高级的非人动物，二者之间没有鸿沟。正因如此，最原始的人所用的传递信息的符号和最高级的非人动物所用的传递信息的符号，都是语言，二者之间没有鸿沟。通过传递信息的符号，人和人可以沟通，人和动物也可以沟通。”[4]猿猴是高等灵长类动物，已经有了相当发达的思维，它们有自己的交流方式。有研究表明，猿猴具有丰富的符号系统，猿猴的信号往往跟表达感情状态与相互关系有关，在长尾颚猴所能发出的36种声音单位中，有7种与自然环境事件有关，26种与不同的社会情景有关。它们利用自己的符号系统来交流，我们能说它们的声音与表达的含义之间的关系是约定俗成的吗？它们的叫喊是它们的感觉与客观世界交互作用的结果，是它们对世界的本能反应，它们的叫喊就是它们的语言。赫尔德《论语言的起源》的第一句话说：“当人还是动物的时候，就已经有了语言。”我们不能苛求它们有人类那样完备的语言符号系统，但我们却可以得到这样的启示：当原始初民还是猿的时候，他们就有了模糊的思维，有了交际的需要，他们彼此发出一些模糊不清的音节，表达着彼此都明白的意义，此时的叫喊更多地具有动物的特性，更多是动物的本能，人人都会，人人都懂。在从猿猴进化为人类的漫长过程中，猿猴的叫喊随着大脑的进一步发达而进一步丰富起来，劳动让它们学会了制造工具，它们的大脑变得越来越发达，思维变得越来越清晰，于是它们完成了从猿到人的伟大跨越，这时他们（不再是“它们”了）的叫喊更加复杂，表意也更加复杂，于是，我们今天所谓的语言就产生了。语言产生的过程不是突变的，而是循序渐进的，原始初民的语言与猿猴的叫喊是有密切联系的，是有传承关系的。于根元说：“人的语言是动物语言的延伸和发展。人的语言和动物的语言有交叉的地方。”[5]徐山在《汉语言的起源》中也说：“人类语言则是动物语言尤其是高等哺乳动物语言的继续。”[6]

虽然我们今天已无法考证出两者之间的关系，但也不能否定这种关系的存在，割裂了两者的联系，我们就会得出语言是人类在某个时期突然产生的，就会陷入“神造说”的陷阱里。

语言产生于一百万年之前，但因年代十分久远，又没有文献资料或其他证据作为证明，语言的起源问题始终悬而未决，但有一点可以相信，语言是随人类社会的产生而产生、发展而发展的。语言在产生之初并不是任意的，它传承了猿猴的叫喊，在猿猴叫喊的基础上不断丰富、不断发展。我们今天听到的语言已不是产生之初的语言了，它已经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索绪尔认为语言符号具有任意性的观点也只能是一种猜测罢了，这种猜测不符合语言产生之初的情形，它割裂了人类语言与猿猴叫喊之间的联系，不能让人信服，用当今世界语言符号的多样性来证明这一观点，就更加无法让人信服了。索绪尔以今比古，犯了机械的形而上学的错误。

二、从语言的发展来看

原始初民居无定所，他们不断迁徙、分化、融合，在这个长期的过程中，语言也在不断分化、融合。那些隔离时间太久的原始部落的语言会朝着各自不同的方向发展，在外部因素与内部因素的共同作用下，隔离太久的原始部落之间的语音就会差异到彼此无法听懂的程度。在没有文字维系的年代里，人们传递信息的主要方式是语言，语音变化了，彼此之间听不懂了，慢慢地也就变成了不同的语言了。设想一下，现在如果我们用记音法来记录我国各地的方言，那会有多少种语言呢？恐怕不止一种吧？如果没有接触，北方方言区的人能听得懂上海话吗？能听得懂广东话吗？因为有了共同的书写符号、共同的文化传承和共同的民族意识，我国的众多方言才归属于同一种语言。

战国时期，“言语异声，文字异形”，“秦始皇初兼天下，丞相李斯乃奏同之，罢其不与秦文合者。”[7]李斯作小篆，统一了全国的文字。这件事情的意义非常重大，如果没有这次“书同文”，任由“文字异形”的情况发展下去，恐怕中华民族早已分崩离析，裂变为拥有多种语言的多个部族了。汉字是维系中华民族团结的强有力的纽带。而没有文字维系的原始部众们，他们的语音差异随着时间的推移在慢慢地深化。隔离的时间久了，就会发展成两种不同的语言，但它们有着共同的源头，有着共同的母体。如此经过上百万年的发展、演化，人类的语言就变成了现在的数千种语言，这数千种语言语音各异，但都是从有限的几种原初语言分化而来的。可以这样说，每种语言中的每一个具体语言现象都不是没有来由的，而是都有它们各自的理据。

语言分化的过程漫长而复杂，它是原始初民部族之间隔离太久的结果。这样一来，一种原始语言经过若干年后就会分化出若干种子语言、孙语言来，这些子语言、孙语言来源于同一种语言，它们之间有着密切的亲属关系。如此看来，“语言符号的任意性”只看到了语言的共时态，而忽视了语言的历时态。原初语言是源，现在的多种语言都是从共同的源头分流出来的。历史比较语言学从考察语言的历时态入手取得了很大的成就。索绪尔在批判历史比较语言学缺陷的同时又矫枉过正，纯粹从语言的共时态入手来考察语言的结构，完全忽略了语言的历时变化。

三、从语言的谱系分类来看

世界上现存的语言千差万别，这是语言千百万年不断演化的结果，并将继续演化下去。一种语言在演化的过程中会产生分化，形成几种语言，这几种由同一种语言分化出来的语言组成了一组亲属语言。如果再继续分化下去，它们之间的差距就会变得越来越大。历史比较语言学运用比较法从历时的角度考察了世界上的多种语言，确定了它们之间的亲属关系。经过多年的努力，语言学家把世界上的大多数语言归入九大语系，每个语系分为若干个语族、语支。人们承认多种语言有亲属关系，并且拿出了令人信服的证据来。语系内部的亲属关系已被证实，现今世界上的几千种语言来源于古时有限的几种语言，有着共同的源头。那么，九大语系之间是否存在亲属关系呢？对于这个问题我们可以做两方面的设想：

1.九大语系之间存在亲属关系，但分化的时间距今太久，人们已经看不出它们的亲属关系了。人们在对语言进行谱系分类时必须基于真实可靠的语言材料。语言是不断发展的，文字的产生离语言的产生已有上百万年的时间，在这期间语言已经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文字记载的语言已不是原初语言的本来面目了，现今人们划分出的同一语系内部的亲属语言应是近古分化的语言，而在远古时就已分化的语言因为没有真实可靠的语言材料，可能就看不出它们的亲属关系了。

2.九大语系之间不存在亲属关系。原始初民在用语音表达意义时，由于对事物的表象观察的角度不同，有的采用感叹法，有的采用摹声法，有的采用象征法，有的则几种方法并用，侧重点不同，于是在语言产生之初对同一事物的称呼也可能不同，但它们是有原因的，是有源头的，绝不是随心所欲的。从猿的叫喊到人的语言的产生不是突变，而是渐变，每一个语言符号的出现都是有原因的，都是有源可查的，只不过年代久远，缺乏证据，我们无从考证罢了。

每一个语词的产生，无论是语言产生之初还是一直延续至今并将继续延续下去的新词语的产生，都有其产生的理由，也就是所谓的理据，由此产生了语源学――一门探讨语言源头的学问。章炳麟的《文始》就是这样一部探求语源的书，这部书让人们看到了词汇不是一盘散沙，词与词之间是有某种联系的。一个事物之所以这样命名，而不那样命名，是有道理、有缘由的。

四、从我国古代语言学家的语义研究成果来看

十九世纪之前，中国传统语言学在语义研究上取得了巨大的成就，中国古代语言学家特别是清代的语言学家从语音与语义之间的关系入手，对大量的语词进行了细致入微的分析，提出、论证了声音和意义存在着密切关系。从他们的研究成果中我们可以知道，同音字（古音相同）的语义大都相通，所以就有了“因声以知意”、“古音近通用”[8]的说法。清代语言学家段玉裁、王念孙、王引之等人成功运用“以声求义”这一法宝，取得了超越以往任何一个时代的成就。请看看这些语言学家是怎样说的：

段玉裁说：“圣人之制字，有义而后有音，有音而后有形，学者之考字，因形以得其音，因音以得其义……治经莫重乎得义，得义莫切于得音。”

王念孙说：“训诂之旨，本于声音。故有声同字异，声近义同，虽或类聚群分，实亦同条共贯。……今则就古音以求古义，引申触类，不限形体，苟可以发明前训，斯凌杂之讥，亦所不辞。”

王引之说：“大人（指其父王念孙）曰：诂训之旨，存乎声音。字之声同声近者，经传往往假借，学者以声求义，破其假借之字而读以本字，则涣然冰释。”

黄承吉说：“义皆起于声”，“盖语原自性生，而字本从言起。”[9]

清代语言学家通过对大量具体语词进行研究，得出了令人折服的结论，使人们不得不承认语音和语义之间存在着密切的关系。“在清代戴震、段玉裁、王念孙、郝懿行等大师对大量古代文献语言的音义关系进行研究的基础上，清代黄承吉说：‘人之生也，凡一声皆为一情，则即是一义。’陈澧说：‘声者，肖乎意而生者也。’章太炎演绎荀子‘凡同类同情者，其天官之意物也同’的主张，认为名称的命定，是从五官的感受开始，传于心中形成心像，心中的感觉要用声音表现，作成名称，即名称的产生是经过对客观的感受――心中对事物特征的取像――所取的心像表现为声音等过程。这些都是对语言起源的探讨，而都逼近本能说。”[10]按说顺着清代语言学家的路继续走下去，中国的语义学研究定会取得更大的成绩，而当西方现代语言学理论传入中国后，中国的语言学家急不可耐地全盘接受了他们的理论，“语言符号的任意性”的观点让中国语言学家轻易地抛弃了自己的国粹，使语义学研究一落千丈，这不能不说是一个很大的遗憾。

从以上的论述中我们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语言符号在产生之初不是任意的，它和猿猴的叫喊是有传承关系的，是在猿猴叫喊的基础上慢慢发展演变而来的，这个过程是漫长而复杂的。我们不能拿当今世界语言的多样性来证明语言符号的任意性，我们要从历史发展的角度来看待这个问题，充分认识到人类语言是人类主观能动性与客观世界交互作用的结果。

注释：（滑动查看）
[1]周静，刘冬冰：《语言学概论》，开封：河南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
[2]桂诗春：《应用语言学》，长沙：湖南教育出版社，2005年版。
[3]石安石：《二十世纪的中国普通语言学》，语文研究，1998年，第2期。
[4]于根元等：《语言哲学对话》，北京：语文出版社，1999年版。
[5]于根元：《应用语言学教程》，北京：华语教学出版社，2008年版。
[6]徐山：《汉语言的起源》，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
[7]许慎：《说文・叙》，转引自何九盈：《中国古代语言学史》，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
[8]黄生：《义府》（卷上），转引自何九盈：《中国古代语言学史》，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
[9]以上皆转引自何九盈：《中国古代语言学史》，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
[10]叶之青：《语言符号是约定俗成的吗》，中国教育报，2009年，第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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