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指清末古文家林纾（琴南）用文言意译的163种欧美小说。著名的有《巴黎茶花女遗事》《迦因小传》，译笔哀感顽艳，《黑奴吁天录》《块肉余生述》等译笔质朴古劲。因其早而开风气，对世界小说的大量输入，而引发读者对中国小说正宗地位的首肯。中国现代小说家先通过“林译小说”来了解世界，为20世纪中国小说的创造准备了作家，准备了读者，功不可没。1917年1月，胡适在《新青年》上发表《文学改良刍议》。他倡导语体革新，废文言而倡白话。他提出文学改良应从“八事”着手，即：须言之有物，不模仿古人，须讲求文法，不作无病呻吟，务去滥调套语，不用典，不讲对仗，不避俗字俗语。此“八事”从不同角度针砭了旧文坛的复古主义和形式主义流弊，并粗浅地触及文学内容与形式的关系、文学的时代性与社会性以及语言变革等重要问题，初步阐明了新文学的要求与推行白话语体文的立场。 1917年2月，陈独秀在《新青年》上发表《文学革命论》，明确提出“三大主义”：推倒雕琢阿谀的贵族文学，建设平易抒情的国民文学；推倒陈腐铺张的古典文学，建设新鲜立诚的写实文学；推倒迂晦艰涩的山林文学，建设明了通俗的社会文学。他把文学革命当做“开发文明”、改变“国民性”并借以“革新政治”的“利器”，并认为文学有其“自身独立存在之价值”。周作人的《人的文学》从人性、人道主义的角度来要求新文学的内容，倡导新文学内容要从“肉”与“灵”的统一中去表现“人”，“用这人道主义为本，对于人生诸问题，加以记录研究的文字”；在《平民文学》中进而提出“人生的艺术派的主张”，又提出“以真为主，美即在其中”的创作原则。1921年1月成立于北京，是文学革命后出现的第一个新文学社团。发起人有周作人、朱希组、蒋百里等12人，代表作家有周作人、茅盾、叶圣陶、许地山、冰心等。他们主张“研究介绍世界文学，整理中国旧文学，创造新文学”，认为“文学应当反映社会的现象，表现并且讨论人生的一般问题”，强调写实主义，其创作被称为“人生派”或“为人生”的文学。重要刊物有《小说月报》《文学旬刊》。文学研究会也注重翻译，他们还猛烈抨击作为游戏和消遣的鸳鸯蝴蝶派文学。文学研究会承接了五四文学革命的现实主义传统，发展成在中国现代文学史占主流地位的文学思潮，使整个现代文学都着眼于批判社会现实而相当程度地忽略了文学的娱乐作用。（相关阅读：《现代文学社团总结》详见文末链接）1921年7月成立于日本东京，发起人有郭沫若、张资平、郁达夫、成仿吾等。他们创办了《创造》季刊、《创造周刊》《创造日》《洪水》等刊物。初期主张“为艺术而艺术”，强调文学必须忠实地表现作者“内心的要求”；讲求文学的全与美，推崇文学创造的直觉与灵感，比较重视文学的美感作用。其作品大都侧重自我表现，带有浓厚抒情色彩，直抒胸臆和对病态心理的描写往往成为他们表达内心矛盾和对现实反抗情绪的主要形式，显示出浪漫主义特征。以1925年五卅为界，后期创造社增加了李初梨、冯乃超等，出版《创造月刊》《文化批判》等杂志，提倡“表同情与无产阶级”的革命文学，思想明显左倾，1929年被当局查封。（相关阅读：第一个十年，有哪些容易弄混的文学社团？）是20年代中期成立于北京、得到鲁迅扶持的青年作家社团，办有《莽原》《未名》；未名社有同人团体的性质，出书二三十种，主要人物有高长虹、邰静农、韦素园等乡土文学作家和翻译家。是由创造社的田汉领导创立的一个综合性艺术社团，以戏剧的成就与影响最大，1924年即创办《南国半月刊》，田汉在20年代的剧本代表作基本都在上面发表。1927年冬，南国电影剧社改组，正式定名南国社。成立于1923年，发起人是胡山源、钱江春等，有《弥洒》月刊（共6期）、《弥洒创作集》（3种），宣称“两无两不主义”，即“无目的无艺术观，不讨论不批评而只发表顺应灵感所创造的文艺作品”，强调灵感创作。这是两个有连贯关系的社团。浅草社成立于1922年，主要成员有陈炜谟、陈翔鹤、冯至；沉钟社成立于1924年，由原浅草社成员加上杨晦、蔡仪等组成；刊物有《浅草》季刊、《沉钟》周刊，致力于介绍外国文学，特别是德国浪漫派文学；创作上的代表，小说有陈炜谟、陈翔鹤，诗歌是冯至，作品朴实而带点悲凉，有浪漫主义色彩。沉钟社是五四时期挣扎得最久的一个团体，其周刊《沉钟》直到1934年2月才停刊。1922年3月成立于杭州。主要代表诗人有应修人、潘漠华、冯雪峰、汪静之四人。同年4月，他们的诗歌合集《湖畔》出版，以写作爱情诗闻名，并因此得名为“湖畔诗人”。1923年出版诗合集《春的歌集》。他们的诗多为歌唱大自然的清新美丽和友情、爱情的纯真，最有影响的是爱情诗，风格清新自然、天真率直，表现了对传统封建世俗大胆反叛的精神，艺术上也较成熟，是五四个性解放精神的别一表现形式。 收鲁迅1918年至1922年所写的14篇小说，具有充沛的反封建的热情，从总的倾向到具体的描写，都和五四时代精神一致，表现了文化革新和思想启蒙的特色。这些作品尖锐地揭露了宗法制度和封建文化传统的弊害，通过对人民命运特别是农民命运的描写，揭示了旧民主主义革命失败的历史教训和现实运动应当关注的问题，深刻地刻画了一群“老中国的儿女”——沉默的国民的灵魂。收鲁迅1924年至1925年写的11篇小说，在反封建的内容上与《呐喊》相承续，艺术上则更加成熟，作者的爱恨更深地埋藏在对现实的客观冷静的描写中。这些作品在对旧制度旧传统进行更加细致的揭露的同时，比较集中地描写了在历史变动中挣扎浮沉的知识分子的命运，以及他们的软弱、动摇和孤独、颓唐的思想性格弱点。（相关阅读：《关于鲁迅，这几个知识点需了解》详见文末链接）写于1924年至1926年，收散文诗23篇，作品表现了鲁迅在苦闷、彷徨中求索的心路历程，其中所包含的丰富多样的内容和复杂矛盾的心情，既反映了时代的矛盾状态，又体现了鲁迅在思想大转变前夕所作的严肃的自我解剖。在艺术上，《野草》采用的是以抒发内省感受为主的“小感触”的形式，具有哲理性、象征性和形象性相结合的艺术风格，开了中国散文诗的先河。《野草》开创了“独语体”的散文。鲁迅写于1926年，共计10篇，都是带有回忆性质的叙事散文。这一组散文以深情、平易、清新、舒展的笔调，记述了自己的童年、少年、青年时代的生活片断，抒发了对亲友和师长的诚挚怀念，展现了家乡的风俗、中外的社会相、清末民初的时代剪影，寄托了对现实的思考。作品中所写的人和事，往往饱含着作家强烈的爱憎，闪烁着社会批判的锋芒，在平淡的叙述中寓有褒贬，在简洁的描述中分清是非，使回忆与感想、抒情与讽刺和谐地结合起来。《朝花夕拾》开创了“闲话风”的散文。出现在1919年下半年到1922年间，代表作家有叶绍钧、许地山、冰心、庐隐、王统照等。代表作品有《倪焕之》《海滨故人》等。以五四新文化作为参照，重新思考社会人生问题，并通过小说的形式加以艺术的表现。题材广泛涉及到婚恋、教育、就业、家庭、妇女、儿童、社会习俗等问题，具有鲜明的时代气息，追求一些哲理色彩，通常是“只问病源、不开药方”。由于急于要表达作者对现实的批判和对人生的思考，社会功利的倾斜使其不免带有观念化与抽象化的陋病，人物形象被社会问题冲淡，削弱了作品的审美价值，尚未形成一个成熟的文学流派。在现代小说史上最早显露出流派风范，出现在1923年左右，由文学研究会和未名社、语丝社一些青年作家受鲁迅影响所创作。代表作家有许杰、王鲁彦、许钦文、彭家煌、台静农等。这些来自乡村、寓居京沪等都市的游子，目击现代文明和宗法制农村的差异，靠回忆来描写故乡乡村的生活，具有浓重的乡土气息和鲜明的地方色彩，从总体上呈现出比较自觉而可贵的本土化追求。大部分作家关注社会和民众，从浪漫理想转向对现实的探索，加强实地和场面、人物的细节描写，拓宽了新文学的反封建题材，影响和吸引了一大批新作家将关注的目光更多地转向社会和民众身上，使得新文学和社会生活土壤的联结更加紧密。郁达夫小说用抒情的方式塑造出了真实感人的抒情主人公形象。这些抒情主人公大都是所谓“零余者”，即“五四”时期一部分歧路彷徨的知识青年，他们是遭受社会挤压而无力把握自己命运的小人物，是被压迫被损害的弱者。他们或是《沉沦》里个性解放和爱国情怀受压抑的人，或是《茑萝行》《杨梅烧酒》里希望为国做事而受经济困窘与政治压迫的人物。这些“零余者”同现实社会往往势不两立，宁愿穷困自我，也不愿与黑暗势力同流合污，他们痛骂世道浇离，或以种种变态行为以示反抗。郁达夫的“零余者”形象，实际上是对自己精神困境的一种自述，并经过拷问自己来探索五四知识分子的精神世界。是中国现代抒情小说的最初体式，作者多集中于创造社，如郁达夫、倪贻德、陶晶孙、王以仁等，代表作品有郁达夫的《沉沦》《春风沉醉的晚上》《银灰色的死》等。他们受19世纪欧洲浪漫主义文学影响，吸收日本“私小说”的创作特点和现代主义小说的手法，加以创造性的发展，主张再现作家自己的生活和心境，减弱对外部事件的描写，而侧重于作家心境的大胆暴露，包括暴露个人私生活中的灵与肉冲突以及变态性心理，作为向一切旧道德旧礼教挑战的艺术手段。这种小说更新了传统的小说作法，丰富了小说的体式，以独特的美学价值，为中国现代小说的发展作出了历史贡献。是指清末民初专写才子佳人的言情结合休闲通俗的《礼拜六》风格为主流的文学派别，繁盛于1912年至1917年，情调和风格偏于世俗化、媚俗化，创作量很大。鸳鸯蝴蝶派作家中最有影响的是被誉为“五虎将”的徐枕亚、李涵秋、包天笑、周瘦鹃、张恨水。代表作“四大说部”：《玉梨魂》《广陵潮》《江湖奇侠传》《啼笑因缘》。文学研究会以《诗》《小说月报》《文学旬刊》等为阵地，聚集了一批风格相近的诗人。1922年6月，朱自清、俞平伯、周作人、郑振铎等八位诗人出版了诗合集《雪朝》。他们反对贵族文学，提出了“血和泪的文学”的口号，直面普通民众的不幸人生，在诗中或鞭笞现实，或同情底层社会的不幸，或展示自我复杂矛盾的情感世界，探寻人生的价值与意义，使诗真正做到了“为人生”， 表现出关注现实、同情下层平民的写实主义精神，开创了新诗的现实主义精神。20年代初，创造社诗人郭沫若、田汉、成仿吾、郑伯奇等人接受西方浪漫主义诗人的影响，强调诗歌创作的灵感、激情与想象，主张诗歌形式“绝对的自由”，形成一套比较完整的现代浪漫主义诗学体系。其作品主要发表在《创造季刊》《创造周报》《创造日》上，代表作品是郭沫若的诗集《女神》。创造社浪漫诗歌的精魂是破旧立新，中心内容是表现自我，诗体特征是“绝端的自由”，表现出狂飙突进的五四时代精神。五四高潮后，诗人们受日本短歌、俳句和泰戈尔《飞鸟集》影响，“小诗”盛行诗坛。代表诗人有冰心和宗白华。其特点是形式短小，或缘事抒情，或因物起兴，或寄情于景，以捕捉刹那间的自我感受与哲思，充分体现了人觉醒之后的内在困惑。不以写景见长，而以表现哲理取胜。然而，“小诗”篇幅过短、容量小，不足以表现繁复深刻的思想与情绪。成立于1924年夏，次年，徐志摩接编《晨报副刊》，创设《诗镌》《剧刊》，开始形成新月诗派。代表诗人有闻一多、徐志摩、饶孟侃、朱湘等。这是一个自由主义作家的文学团体，影响大，倾向复杂，受西方唯美主义文艺思潮影响较深。他们努力使新诗规范化，其举措为“本质的醇正”、“情感的节制”、“格律的谨严”。闻一多主张诗的“音乐美、绘画美、建筑美”是其新格律诗的基本主张。这一诗派对中国新诗的发展曾发生过相当的影响。发生于20年代中后期，代表诗人是李金发，重要诗人有王独清、穆木天、冯乃超等。他们受西方现代哲学思想与艺术熏染，对五四落潮后的中国和自我命运深感迷茫，强调表现人的内心感觉，在远距离的事物中发现诗的联系，突出“暗示”在诗歌艺术中的地位，重视读者在欣赏过程中的能动作用。虽存在着不能准确运用汉语和生硬模仿法国象征派的弱点，但对象征主义诗艺的移植、借鉴，开创了新的诗风。穆木天提出了“纯粹诗歌”的概念，要求将诗与散文划清界限，把纯粹的表现的世界作为诗的领域；诗应具有不同于散文的思维方式与表现方式，即强调诗的暗示与朦胧的特质。王独清与之呼应，强调“色”“音”在“纯粹诗歌”中的重要性，纯粹诗人须“为感觉而作”，不求民众了解。这种纯诗观念，旨在纠正新诗太实、太露的弱点。1923年，共产党员邓中夏著文反对新诗人专门做“欣赏自然”“讴歌恋爱”“赞颂虚无”的诗歌，反对所谓的“新浪漫主义”和“为艺术而艺术”的派别；提出新诗人“须多作能表现民族伟大精神的作品”，“须多作描写社会实际生活的作品“；主张”文体务求壮伟，气势务求磅礴，造意务求深刻，遣词务求警动”。沈泽民亦强调革命的实际生活经验对于革命文学创造的重要意义。蒋光慈是其代表诗人，《新梦》是中国现代第一部为十月革命和社会主义新生活放生歌唱的诗集。 闻一多主张新诗要有音乐美、绘画美、建筑美。音乐美是指诗歌借助于音尺、平仄、韵脚等获取某种节奏，在听觉上给人一种音乐感。绘画美是指诗的词藻要求力求美丽，富有色彩，讲究诗的视觉形象和直观性。建筑美是指诗歌因“节的匀称和句的均齐”而在视觉上给人一种建筑的立体美感。1918年4月，《新青年》设立“随感录”栏目，鲁迅、李大钊、陈独秀、刘半农、钱玄同、周作人等新文化运动的倡导者在此发表杂文，以随感形式对现实做敏锐的反应，“对于中国的社会，文明，都毫无忌惮地加以批评”，倾注了探求新的社会理想的激情，论战色彩浓厚，充分体现了“五四”的青春精神，而每位作者都保持着鲜明的个人风格。该作家群奠定了杂文在中国现代散文史上的地位，影响深远。是指冰心的散文，以行云流水的文字，说心中要说的话，倾诉自己的真情，满蕴着温柔，微带着忧愁，显示出清丽的风致。其中“心中要说的话”，即“爱的哲学”，宣扬自然爱、母爱和儿童爱。有对下层人民的同情，探索人生的惆怅，对祖国、故乡、家人、大海的眷念，也有基督教义和泰戈尔等内容融会其间。 20世纪20年代，在浙江上虞白马湖地区，夏丏尊、丰子恺、朱自清、朱光潜、叶圣陶、俞平伯等人形成了共同的散文风格。这批作家的散文推崇夏目漱石，同白马湖的青山秀水相呼应，朴素清新、淡雅隽永，满贮温馨与韵味。其中夏丏尊为代表。《语丝》周刊创办于1924年11月，多发表针砭时弊的杂感小品，以倡导幽默泼辣的“语丝文体”而得名。鲁迅被称为“语丝派主将”，其他成员还有周作人、林语堂、孙伏园等。其批评的文字“富于俏皮的语言和讽刺的意味”，基本特色是“任意而谈，无所顾忌，要催促新的产生，对于有害于新的旧物，则竭力加以排击”，文艺思想接近于文学研究会，对中国现代散文发展作出了重要的贡献。出现于20年代，多是欧美留学归国的自由主义知识分子，散文创作的思想取向与鲁迅和部分“语丝”派成员相对立，代表作家有徐志摩、陈西滢、吴稚晖等。徐志摩的散文表情达意常一语嫌不足，又添一语，淡描恐不尽，再用浓抹，繁复华丽，文笔轻盈飘逸。陈西滢的作品行文流畅，有相当的西方文学修养，议论由事出发，富有幽默感。由中国留日学生组织，主要成员有李叔同、曾孝谷、欧阳予倩、陆镜若等。1907年2月在东京演出了《茶花女》第三幕，随后又公演了五幕剧《黑奴吁天录》，引起东京戏剧界的轰动。该社“以研究新派为主”， 创造出借鉴西方，适应现代文明需要，以语言、动作为主要表现手段的新的戏剧形式，时称“文明新戏”。他们注重演出的布景、道具、服饰、化装、表演的“写实性”，以建立新的演出方式。虽然创作剧本极少，但注重翻译改编外国剧作，标志着中国现代话剧艺术的自觉探讨与创造。也即“业余”戏剧，20年代初，素有传统的学生业余演剧活动出现了一个高潮，并成为这一时期话剧运动的中心。他们针对文明新戏职业化与商业化所产生的种种弊端，提出“以非营业的性质，提倡艺术的新剧为宗旨”的宣言。全称为“中国左翼作家联盟”，成立于1930年3月上海，重要出席人有鲁迅、冯雪峰、郭沫若、茅盾、郁达夫等。会上通过的理论纲领宣告：“我们的艺术是反封建的，反资产阶级的，又反对‘失掉了社会地位’的小资产阶级的倾向”，并表明要“援助而且从事无产阶级艺术的产生”。鲁迅在会上作了题为《对于左翼作家联盟的意见》的重要讲话，总结了革命文学倡导过程中的经验教训。左联提倡和实践的无产阶级革命文学，对中国现代文学的发展产生了深入而持远的影响。形成与30年代中期，代表作家有萧红、萧军、端木蕻良、舒群、骆宾基等。他们的创作构成了“左联”文学的一部分，开了抗日文学的先声，第一次把作家的心血，与东北广袤的黑土、铁蹄下不屈的人民、茂草和高粱融合在一起，展现出浓郁的眷恋乡土的爱国主义情绪和粗犷的地方风格。代表作有萧红的《生死场》、《呼兰河传》，萧军的《八月的乡村》，端木蕻良的《鴜鹭湖的忧郁》。1932年，林语堂创办《论语》半月刊，1934年9月主持出版小品文半月刊《人间世》，次年9月又有《宇宙风》问世，依托这三个刊物为阵地，形成了一个标榜“性灵文学”的文学流派。林语堂提出了自我表现理论，强调对内部灵魂的封闭性的自我审视与表现，绝对排斥自我之外的国家、民族、人民、社会的关注、探索与表现；强调人的性灵的自然流露，要求文艺摆脱社会的“约束”，回归“自然”，作为个人生命的本能的、非意识的表现。该理论表现了在大动荡的时代，一部分自由主义知识分子不能掌握自己的命运而产生了对外部世界的幻灭感。是指以茅盾为首的一类小说。茅盾通过精细观察和运用一定的社会科学思想对社会生活进行分析，努力构建历史性的巨大内容、宏伟的结构、客观的叙述，以及不断创造时代典型，这种依靠理性分析来开拓形象思维的深广度的创作方法，从典型环境来解释并塑造典型人物，在戏剧性强的情节中凸显人物性格及其成长史的写法，逐渐成为左翼文学公认的主流，因而影响深远。茅盾在运用思想对社会现象不懈的理解和分析中，构思长篇巨制。他从《蚀》（《幻灭》《动摇》《追求》）到《子夜》，标志着现代文学第二个十年长篇艺术达到的高峰。沈从文的中篇小说代表作。描写撑渡船的老人与他的孙女翠翠相依为命的纯朴生活，以及当地掌水码头团总的两个儿子同爱一个翠翠以致造成的悲剧结局。小说达到了乡情风俗、人事命运、下层人物形象三者描写完美和谐、浑然一体的境地。风俗描写注重本色，充满诗情画意，与故事、人物的情调合一。围绕翠翠描述的宁静自足的生活，醇厚的人情美、人性美，正直、朴素、信仰简单而执着的地方民族性格，加上乡村风俗自然美的渲染，托出了作者心向往之的那块人类童年期的湘西神土。小说用“梦”与“真”构成的文学图景，同文本外的现实丑陋相比照，使读者从中认识“这个民族过去伟大处与目前堕落处”。（相关阅读：京派沈从文考点多多，读这本书全搞定）30年代小说的一个重要的文学现象，即“革命+恋爱”的小说模式。代表作家是蒋光慈，代表作有《最后的微笑》等，他的这些作品在革命题材的一贯粗豪的情感中注入浪漫的柔情，极力为革命者蒙上一层罗曼蒂克的面纱，内容不是革命如何战胜恋爱、如何为恋爱所累，就是在革命中情感得到升华，形成了“革命+恋爱”的概念化、模式化写作，被称为“革命的罗曼蒂克”。茅盾、瞿秋白等对普罗文学的这种形式曾给予批评。形成于30年代，代表作家有沈从文、废名、卢焚、萧乾等，他们在北京创办《现代评论》《水星》《骆驼草》《文学杂志》等刊物。1 其作品显现出了乡村中国的文学形态。2 注重“回忆”，忆及逝去的美，和眼前的现实进行对照；并对平凡的人生命运投入极大的兴趣和审美眼光，使得美由绚烂归于平静无奇与自然调和。3 具有诚实、从容、宽厚的审美感情，善于发掘普通人生命的庄重和坚忍，主张充分个性化和情绪的内敛、理性的节制。4为现代小说提供了比较成熟的抒情体和讽刺体样式。5 具有深邃的文化底蕴。指20年代末至30年代初，出现在上海文坛的一个现代主义的小说流派，代表作家有张资平、叶灵凤等。这些小说注重表现现代都市社会中人们的紊乱、变态的心理状态，描写人性与现代文明的冲突，具有意识流特征。1新文学的世俗化和商业化，受市民审美趣味牵动；2过渡性地描写都市，在城市罪恶中发现美，沉醉于物质享乐又感到负罪，心理扭曲变态；3首次提出“都市男女”主题，造成一种“新式的肉欲小说”；4重视小说形式的创新，尝试心理的、象征的、新鲜大胆的小说用语和多种多样的表达式。是30年代海派文学中重要的一支现代主义小说流派，代表作家有施蛰存、刘呐鸥、穆时英、黑婴、禾金等。以《无轨列车》《新文艺》《现代》等刊物为主要阵地。该派小说表现了半殖民地大都市形形色色的日常现象和世态人情，并侧重展现都市生活的畸形与病态；引进多种现代派手法，在小说结构、形式、方法、技巧等方面有所创新；在人物刻画上，运用弗洛伊德精神分析学说，注重开掘和表现潜意识和变态心理。它是中国最完整的一支现代派，上接20年代末张资平、叶灵凤等的性爱小说，下联40年代以张爱玲为代表的沪港市民传奇，是海派小说承上启下极重要的一个阶段。（相关阅读：新感觉派小说的艺术特色）李劼人在1935年到1937年间，写了著名的连续性历史长篇小说《死水微澜》《暴风雨前》《大波》，以四川为背景，描写出自甲午战争到辛亥革命前后二十年间广阔的社会图画，具有宏伟的构架与深广度。其中，《死水微澜》有突出的生活和艺术魅力，但笔法较为琐屑，后两部因生活积累不足以支持宏大的创造意图，显出艺术细节粗略的缺欠。写于1927年至1932年，是张恨水第一部具有现代意义的通俗巨制。小说结构完整划一，写京城三世同堂的国务总理金家，以其七少爷金燕西和出身寒门的女子冷清秋的婚姻悲剧为主线，穿插与金家有关的百十个人物，写出巨宦豪门一朝崩溃，整个家族树倒猢狲散的结局。作品着眼于大家庭腐朽过程的描绘，既不单纯地暴露，亦不沉醉于富丽生活的渲染，在故事中开掘对社会和人生的认识，洋溢着一种道德理想及其受到现实无情摧残后引发的伤痛感慨。书中人物描写的细致、倒叙的开头、结尾呈半开放式的状态，与新文学打通了。（相关阅读：又一剧翻拍辣眼睛，张恨水要哭了）小说写平民少爷樊家树与天桥唱大鼓书的少女沈凤喜的爱情悲剧。除了主要的情节线索，摩登女郎何丽娜、侠女关秀姑的插入，使故事平添了都市的富丽场景和乡间的传奇色彩。表现出现代都市生活与传统道德心理相互冲突的主题，蕴含了作者对传统文化在现代失落的惋惜回顾的复杂心情。1通过对沈凤喜柔弱虚荣性格、天真薄弱意志的刻画，反反复复的心理叙述，深入女主人公心灵深处。2作品在社会言情外渗入“武侠”因素，细腻中挟带着豪爽。3小说最后设计了全开放的不交代主人公结局的非鸳蝴式结尾。4全书细细叙事的传统声口和文化气味仍然浓厚，而风俗环境描写直逼西方小说笔法。成立于1932年9月，发起人有穆木天、蒲风、杨骚、任钧（卢森堡）等人，总会建立在上海，机关刊物《新诗歌》。这是“左联”领导下的一个群众性诗歌团体，与共产党领导的革命斗争有着直接、自觉的血肉联系。他们主张诗歌自觉地表现大时代阶级斗争的“疾风狂雨”，要求诗人站在“（无产）阶级的意识形态”的立场上把握与反映现实，要求“诗与诗人的大众化”。（1.及时迅速地反映时代的重大事件，表现工农大众及其斗争，强调诗歌对实际革命运动的直接鼓动作用，扩大了诗歌的表现领域，表现了强烈的理想主义与英雄主义色彩，别具刚健、粗犷、壮阔的美。2.强调“诗的意识形态变化”，加强诗的理性化色彩；但也意味着“自我”在“集体”、“小我”在“大我”中的融合，诗人主观世界的消失与对艺术个性的忽略。3.采取直接描摹现实的方式，致力于“歌谣化”，导致抒情性因素减弱与叙事性因素加强的趋势。不足：1把诗歌作用归结为直接的宣传与鼓动，容易忽视诗歌本身的艺术特质，成为意识形态的传声筒；2大都是急就之章，艺术上比较粗糙；3完全否定与抹杀了非重大题材的作品，导致了诗歌的单一化。）以1928年创刊的《新月》月刊新诗栏及1931年创刊的《诗刊》为主要阵地，基本成员除徐志摩、饶孟侃等老诗人外，还有陈梦家、方玮德等南京青年诗人群。他们坚持超功利性的、自我表现的、贵族化的“纯诗”立场，在主张“本质的纯正、技巧的周密和格律的谨严”的同时，出现了向自由诗发展的趋向；特别强调抒情诗的创造，字里行间流露出幻灭的空虚感，迷茫的感伤情绪，通过暗示和象征构成隐晦的艺术境界；从十四行诗体里发现了中西诗歌诗体形式的某种“契合点”，从而为新诗的形式创造提供了新的经验。出现在30年代，由后期新月派与象征诗派演变而成，戴望舒《我们的记忆》成为现代派的起点，代表诗人有戴望舒、施蛰存、何其芳、卞之琳、废名、林庚、金克木等，以《现代》《新诗》《现代诗风》为主要阵地。他们强调要写纯然的“诗”与“现代”的诗，展现出现代都市的风景线和“都市怀乡病”的感伤情绪；将文言语词入诗，以情绪驾驭诗歌韵律；追求诗的朦胧美，“意”与“象”、“人”与“自然”的浑然一体，并与传统诗歌主流有着深刻联系。鲁迅将20年代所写的《不周山》（后改为《补天》）等3篇小说与30年代中期写的5篇从历史与传说中取材的小说合辑，对记载“故事”里的古人进行新的激活与阐释。1将古代神话英雄与圣贤人物拉回到日常生活情景中，抹去其英雄主义、浪漫主义的神光，还原于常人、凡人的本相。2有意打破时空界限，采取“古今杂糅”的手法，揭示了古与今的深刻联系，以“油滑”的姿态对现实进行揭露和嘲讽。3或显或隐、或浓或淡地存在着“庄严”与“荒诞”两种色彩与语调，互相补充、渗透与消解。 30年代初，林语堂先后创办了《论语》半月刊、《人世间》《宇宙风》，都以发表小品文为主，提倡超远的立场，进行幽默、闲适和独抒性灵的创作。大力提倡幽默，除了作为一种美学追求，更是作为一种写作立场，一种人生姿态，追求对现实作冷静超远的旁观，除去讽刺的心灵启悟。主张小品文应“以自我为中心，以闲适为格调”，“宇宙之大，苍蝇之微，皆可取材”。突的许多联想，对国民性改造以及传统文化转型的思考贯穿其中，读来饶有趣味，文化含量较高；幽默情味从容睿智，行文结构轻松自然，具有娓语式的笔调。是指30年代当过中小学教员、把文学教育作为写作目标之一的一支散文作家队伍，代表作家有丰子恺、夏丏尊、叶圣陶诸先生。他们大都是上海立达学园的同事，聚在开明书店周围，他们把写散文作为一种思索方式，注重理念，讲究结构的叙事与议论结合的语式，许多作品的拟想读者就是青少年学生。其作品平淡如水，明白如话，善于在平凡中开掘生活的哲理，追求高远的情境，严谨而有韵致。解放区文学创作的基调是明朗、朴素的，热情赞美新社会新制度，普通的农民、士兵、干部成为作品中重点表现的对象，集中写民族斗争、阶级斗争和劳动生产，现实性、政治性和政策性都很强，表现出新的生活形态风貌。自觉探求文学民族化大众化，在充分吸收改造民间传统艺术形式的基础上，形成了一些新的文体，如新评书体小说、新章回体小说、民歌体叙事诗、新歌剧等。缺失：文学发展的片面性——强调文学运动配合和服务于政治，相对忽视了文学自身的艺术规律；强调工农兵方向，出现了轻视知识分子的倾向；强调对民间传统艺术形式的继承，放松了对艺术应有的高雅优美部分。指抗战时期上海租界的文学，存在时间是从1937年11月上海沦陷至1941年12月珍珠港事变日军侵入租界止。这时期的租界，四面都是日军侵占的沦陷区，仅租界内是日军势力未到而英法等国控制的地方，故称"孤岛"。文艺工作者利用租界这一特殊环境进行抗日文学活动，称"孤岛文学"。孤岛文学最有影响的，一是杂文，孤岛作家唐弢、柯灵、王任叔（巴人）等发表了很多紧密联系现实、爱憎分明的杂文，王任叔和阿英关于杂文曾发生颇有影响的"鲁迅风"的争论，后出版杂文刊物《鲁迅风》；二是戏剧活动特别活跃，于伶和《夜上海》《长夜行》等反映沦陷区人民生活和斗争的剧本，阿英的《碧血花》《海国英雄》等南明史剧，歌颂爱国主义和民族气节，产生了很大的社会影响。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的东北沦陷区文学，1937年“七七”事变后的华北沦陷区文学，以及1941年底太平洋战争爆发后的孤岛文学，统称为“沦陷区文学”。1在“乡土文学”旗帜下，产生了一批揭示沦陷区人民真实的生存困境与不屈不挠的民族生存意志而又富于乡土气息的现实主义作品。2一些作家从个体的战争体验出发，转向对作家（知识者）自我的平凡性、对“软弱的凡人”的历史价值、对人的日常平凡生活的重新发现与肯定。3雅文学与俗文学两大文学潮流在对立中呈接近趋向。通俗小说的空前繁荣及“通俗小说现代化”的努力；以上海为中心的职业化、商业化的剧场戏剧的空前繁荣；钱钟书、师陀、张爱玲在雅文学方面的成就。1942年5月，中共中央在党内整风的基础上召开了延安文艺工作座谈会，毛泽东所做的发言整理为《讲话》。毛泽东论及了延安整风中提出的许多问题，对当时当地的文艺运动有现实针对性，对革命文艺历来所关注并需要重点解决的诸多理论问题也做了系统的论述，是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中国化”的重要成果。1核心命题：革命文艺“为群众”以及“如何为群众”。a明确提出了文艺“首先是为工农兵服务”，然后才是为城市小资产阶级劳动群众和知识分子服务。b在解决“如何为群众”问题时突出作家、艺术家的“思想改造”，使他们“大众化”，即“文艺工作者的思想情感和工农兵的思想情感打成一片”。2强调文艺从属于政治，要求文艺工作者自觉地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在此前提下，要求“政治性与真实性的统一”。3其他方面的理论创建：文艺源于生活却“应该比普通的实际的生活更高，更强烈，更有集中性，更典型，更理想，因此就 更带普遍性”；文艺“必须继承一切优秀的文学艺术遗产”，要批判地继承和革新。由毛泽东于1938年提出，在解放区以正面阐述学习为主，讨论未充分展开。在国统区，一方以林冰为代表，重视民间旧形式；另一方以葛一虹为代表，完全否定民间形式有可以批判继承的合理成分，认为旧形式都是封建“没落文化”，全盘肯定五四新文学，无视其与人民大众脱节的弱点。1“到处都有生活”说。主张在题材方面让作家有充分选择的自由，作家应根据所熟悉的生活范围和适于自己艺术创造力发挥的条件去确定写作的题材。2“精神奴役创伤”说。主张继承“五四”提倡过的“改造国民性”主题，应看到人民群众的“精神要求虽然伸向着解放，但随时随地都潜伏着或扩展着几千年的精神奴役底创伤”。 40年代，胡风主持的《七月》《希望》等杂志，在抗战时期国统区进步文艺界很有影响。它团结了路翎、丘东平等小说作者，主张在现实主义旗帜下反映活的一代人的心理状态，作品充满了生活的血肉感，以及对于人的心灵的直视力量。略带欧化的语言一经他们的驾驭，也显出一股动力和拗劲。这些作品多数被编入《七月文丛》，由胡风亲自写序文。代表作路翎的《财主底儿女们》等。是在艾青的影响下，以胡风为中心，以《七月》及以后的《希望》《诗垦地》《诗创作》《泥土》《呼吸》等杂志为基本阵地而形成的青年诗人群，代表诗人有鲁藜、绿原、冀汸、阿垅、牛汉等，他们提倡革命现实主义与自由诗体为主要旗帜，追求诗歌与时代的密切结合，以及诗歌的史诗品格，在抗日战争与解放战争时期国统区的诗歌创作中产生了巨大影响。阿垅《纤夫》里的纤夫形象既具有普通纤夫的历史具体性，又包含了深广的历史内容，即普通人民身上的坚韧强劲的民族精神和古老民族的顽强生命力。绿原《给天真的乐观主义者们》向生活的底蕴开掘，表现出民族自信力与历史乐观主义精神。40年代，穆旦与《诗创造》的诗人们创办《中国新诗》提倡“新诗现代化”，也即“新传统的寻求”，其基本概念为“综合”。他们提出的诗的新倾向“纯粹出自内发的心理需求，最后必是现实、象征、玄学的综合传统”，强调“诗的思维与语言的根本改造”。即在民间传统歌谣形式中注入革命的内容，以达到宣传、教育、普及革命思想的目的，基本主题为歌颂革命、革命政党、政权、领袖与军队。一方面，通过政党、政权、群众团体的组织动员力量，用群众运动的方式，开展工农兵群众性的新歌谣的创作运动。另一方面，组织知识分子到工农兵中进行采风，同时进行人与诗的改造。1918年钱玄同和刘半农的双簧戏，正式拉开了新文学与封建复古主义思潮斗争的序幕。复古主义者反对新文化运动和文学革命，却暂时没有人公开出来讲话。于是钱玄同把社会上的各种反对意见归纳起来，化名"王敬轩"写给《新青年》编者写信，再由刘半农写复信予以批驳，两信同时发表，名为《文学革命之反响》，借以扩大文学革命的影响，引起了广泛的社会注意。最早代表复古主义文学思潮出来反对文学革命的是林纾（琴南）。这位古文家极力反对以白话文代替文言，写了《论古文白话之消长》《致蔡鹤卿太史书》，对白话文运动大张挞伐，又在《新申报》上发表《荆生》《妖梦》等文言小说，影射攻击文学革命领袖。北大校长蔡元培在致林纾公开信中则重申了"思想自由、兼容并包"的原则，李大钊、鲁迅也发文谴责"国粹家"历史倒退行为。林纾所代表的守旧派对新文学的反攻，并没有什么理论力度，只停留在人身攻击和政治要挟的层面，反而激起了新文学阵线义无反顾的抗争。中国近代小说流派 。约在1915～1918年间与鸳鸯蝴蝶派前后相继，盛行于上海。当时多种杂志、大小报副刊均刊载这类小说，代表作是1918年出版的《中国黑幕大观》及续集。此类小说反映了这一流派作者游戏的、消遣的、趣味主义的文学观。《中国黑幕大观》洋洋百万言，涉及社会各界人物、事件，但不外乎都是些风流案件、私*秘史之类，专以揭露阴私、泼污水、进行人身攻击为能。虽然揭露了社会上的种种丑恶，但在写法上赤裸裸地描绘现实，社会效果适得其反，有些作品还成了军阀、政客相互中伤、攻讦的工具，在五四运动后即销声匿迹。钱玄同、沈雁冰、鲁迅曾撰文加以批判。是五四以来最大的以探索新诗理论与新诗创作为主的文学社团。1923年成立于北京，该社活动在1927年春移往上海，1933年结束，主要成员有胡适、徐志摩、闻一多、梁实秋等。他们把《晨报副刊》作为阵地，后又创办《诗刊》周刊、《新月》周刊。新月社是一个涉及政治、思想、学术、文艺各领域的派别，在思想上组织上都表现了资产阶级自由主义特点。它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的贡献主要在于新诗，闻一多、徐志摩等人针对自由体诗出现的散文化倾向，提出新格律诗的主张，即新诗的"三美"主张。他们对于诗歌艺术的追求带有唯美倾向，但在一定程度上克服并纠正了五四以来白话新诗过于松散、随意等不足，在当时对于新诗在艺术技巧上的发展有重要意义。徐志摩《再别康桥》、闻一多《死水》等是新月社的佳作。得名于《语丝》周刊。《语丝》创刊于1924年11月，1930年3月停刊，语丝社随之消散。《语丝》主要撰稿人有孙伏园、周作人、鲁迅、林语堂等。它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最早以散文创作为主的刊物，主要发表杂感、短评、小品等。语丝社作家的散文创作形成了独具风格的"语丝文体"，这种文体在思想内容上任意而谈，斥旧促新，在艺术上以文艺性短论和随笔为主要形式，泼辣幽默，讽刺强烈，文字中"富于俏皮的语言和讽刺的意味"，特色是"任意而谈，无所顾忌，要催促新的产生，对于有害于新的旧物，则极力加以排击，——但应该产生怎样的‘新''''，却并无明白的表示，而一到觉得有些危机之际，也还是故意隐约其词"。以鲁迅为代表的尖锐泼辣的杂文和以周作人、林语堂代表的幽雅的小品形成了该社散文创作两大类，对散文发展有重要影响。 又称文明戏。是中国话剧运动的第一阶段。开始于1907年，留日学生曾孝谷、李叔同、欧阳予倩等在欧美、日本话剧运动的影响下，组织话剧团体春柳社，改编演出《黑奴吁天录》等话剧。辛亥革命前后，新剧团体很多，演出以民族民主革命为内容的政治戏居多。辛亥革命后，新剧很繁荣，以演家庭伦理戏居多。"五四"前夕，新剧趋向衰落，其原因：一是新剧商品化，迎合小市民趣味，内容庸俗低下，二是新剧都是幕表戏，没有完整的剧本，只有分场的故事梗概，由演员上台随意发挥，艺术水平和演技很难提高。"五四"文学革命批判堕落的文明戏，一些戏剧家提出"爱美剧"口号，中国话剧运动由此进入第二个阶段。 中国五四运动后兴起的非职业戏剧运动，简称爱美剧。"爱美剧"系英文Amateur的音译，意为业余的，"爱美剧"指业余演剧。1921年1月，汪优游在"五四"新思潮推动下，针对文明戏商业化的弊病，首次提出脱离资本家的束缚、仿西洋组织一个非营业性质的独立剧团的设想，并与陈大悲等13人成立了民众戏剧社。不久，陈大悲著《爱美的戏剧》，遂在社会上引起热烈反响，于是爱美的戏剧迅速取代已经没落的文明戏，成为20年代初期中国话剧活动的主流。爱美的戏剧运动以学生为主体，中心在北京、上海。它是现代话剧在中国舞台上最初的尝试，在批判文明戏的基础上，介绍西方戏剧的学说与方法，对中国话剧进行了革新。因而是文明向现代话剧过渡的产物，从理论上使新的戏剧观念进一步完善、具体化，主张"教化的娱乐"等等。 指1928-1929年鲁迅、茅盾与创造社、太阳社关于无产阶级革命文学的论争。起因是创造社、太阳社在倡导革命文学时，由于受到国内外革命阵营内左倾思潮影响及自身世界观原因，在理论主张方面存在严重的机械论错误倾向，批判清算鲁迅、茅盾、郁达夫等，全盘否定五四新文学传统。鲁迅肯定无产阶级文学的发生有其历史背景，批评他们忽视文艺的特征、夸大文艺的作用及宗派主义倾向，茅盾也批评他们题材过于狭窄和标语口号倾向。这一论争的性质是革命作家内部的论争，扩大了革命文学的影响，促进了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学习，提高了思想认识；论争中鲁迅翻译了普列汉诺夫的《艺术论》等马义文艺理论著作，从而为左联成立准备了条件。 1931年11月左联执委会通过的《中国无产阶级革命文学的新任务》的决议提出，今后的文学，必须以"属于大众，为大众所理解、所爱好为原则"，明确规定"文学的大众化"是建设无产阶级革命文学的"第一个重大的问题"，为此成立了"大众文学委员会"，大众化问题成为左翼文学理论的焦点之一。左联时期有三次规模较大的文艺大众化讨论：第一次是在1930年春左联成立前后，第二次是1931-1932年，这两次着重讨论了文艺大众化的意义，大众文学的形式问题，也涉及到内容、语言向群众学习的问题。第三次是1934年，讨论旧形式的采用，提出大众语和文字拉丁化的问题。鲁迅在《论新旧形式的采用》中"拿来主义"思想是文艺大众化讨论在理论上的重要收获。 "五四"以后第一个新的戏剧团体，1921年3月在上海成立。发起者为沈雁冰、郑振铎、熊佛西、陈大悲、欧阳予倩等十三人。5月创办了《戏剧》月刊，这是以新的形式最早出现的一个专门性戏剧杂志。民众戏剧社强调戏剧必须反映现实和负担社会教育的任务，认为它"是推动社会使前进的一个轮子，又是搜寻社会病根的X光镜"。总的说来，是和文学研究会的"为人生"的现实主义文艺思想基本上一致的。此外，他们还介绍了罗曼罗兰的"民众戏院"及西欧的小剧场运动，以助长"爱美剧"的声势。民众戏剧社的主要贡献是将"五四"革命精神在戏剧理论方面作了充分的发挥，也强调舞台实践，鼓励青年学生参加"爱美剧"运动。 1926年，赵太侔、余上沅等一批留美学生在徐志摩主持的北京《晨报》副刊上创办《剧刊》，提倡"国剧运动"。他们主张从整理与利用旧戏入手去建立"中国新剧"：在戏剧观念上，主张发扬传统戏曲"纯粹艺术"的倾向；在戏剧表现上，提出要"探讨人心的深邃，表现生活的原力"，因而赞赏西方象征主义与表现主义艺术，进而提出要糅合东、西方戏剧的特点，在"写意的"与"写实的"两峰间，架起一座桥梁，并预言"再过几十年大部分的中国戏剧，将要变成介于散文、诗歌之间的一种韵文的形式"。——他们的这一设想，带有浓重的理想主义色彩，由于不适合当时社会的需求，终未能实现，但作为一种选择的可能性，在现代戏剧发展史上留下了痕迹。 1928-1930年革命文学初期，是普罗文学阶段，创造社、太阳社作家是普罗文学的主要作者。普罗文学反映了北伐大革命时期和革命失败后的某些社会现实，描写了工农的生活和斗争，表现了一些小资产阶级革命家在革命低潮时期白色恐怖下的心态。作品很多，具有很强的革命气息，一时风靡文坛，产生很大社会影响。但是普罗文学存在严重缺陷，最主要的错误倾向是"革命的浪漫蒂克"，把残酷的现实斗争理想化，浪漫蒂克化，同时，革命文学初期的图解左倾盲动的政策等偏向未得到清算，因此成功的作品不多。代表作有蒋光慈《短裤党》《菊芬》等。 在无产阶级革命文学运动的倡导时期，创作方面也存在过一些幼稚倾向，其中最突出的即所谓"革命的浪漫蒂克"情调。它在思想意识上流露出小资产阶级的狂热性和感伤情绪，在艺术方法上则带有公式化概念化的弱点。作品有华汉的《复兴》、蒋光慈的《短裤党》。这种现象一出现，立即受到鲁迅的批评；没有多久，也引起较多的革命作家的注意。像张天翼、丁玲、艾芜、沙汀等人，他们不再把作品作为政治概念的图解，而是从生活出发，以真实地反映现实，来激发人们批判和改造旧世界的热情；小资产阶级的思想意识也有所克服；从而提高了革命文学作品的思想艺术水平。 英雄儿女的革命加恋爱，是普罗文学许多作品的重要内容，一时成为流行主题。一方面反映了大革命前后的青年知识分子面临个人与革命冲突的普遍问题，其中孕育着30年代知识新人的最初形象。另一方面，也暴露出某种对生活的片面理解与表达。但正是此类小说曾积极影响了一代青年走向革命道路，这说明其确实和着时代的节拍，即便是带有浓重理念痕迹的故事与人物，也能投合当时一部分知识青年兴奋地追求光明的共同心理。 1932年的阳翰生的《地泉》重版，可以看作是左联有计划地清算初期革命文学创作中错误倾向的一个重要事例。《地泉》三部曲《深入》《转换》《复兴》是初期革命文学中一部有影响的代表作。重版时，瞿秋白、茅盾、钱杏屯阝、郑伯奇四人为之分别作序，对"革命的浪漫蒂克"进行了清算，否定将人物描写变成"时代精神号筒"的简单化写法，以及概念化、公式化的弊病，提出新兴文学应当唾弃这样的创作方法，坚决地走向"唯物辩证法创作方法"由"拉普"（俄罗斯无产阶级作家联合会）提出，而于1930年11月国际革命作家联盟代表大会所确认。强调世界观对创作直线式的决定作用，完全用哲学方法或世界观取代艺术方法，认为作品成功的关键在于通过具体的人物和生活的描写将唯物辩证法体现出来，那么图解政治概念就是合理的。以左联为核心的无产阶级文学运动，后期从苏联引入这一口号，作为一种创作方法，其影响比以往其它方法更加深远，甚至一直延续到当代。作为无产阶级文学的一种基本创作方法，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是1932年苏联首届作家代表大会确定的。它要求文艺家从现实的革命出发，真实地历史地具体地描写现实，这种艺术的描写还必须用社会主义精神从思想上改造和教育劳动人民的任务结合。这个口号的提出，是为了清算"拉普"机械论的文学思想以及"唯物辩证法创作方法"的偏误，所以有强调"写真实"的一面。（传入时有些变形，由于周扬在左联的领导地位，文章几乎给此后左翼文坛对创作方法探求定下了调子，即既吸收了其中有利于现实主义恢复与发展的因素，又不能从根本上摆脱左倾机械论的束缚）1931年至1932年，"左联"与"自由人" "第三种人"展开论争。"自由人"指《文化评论》的胡秋原，"第三种人"指《现代》的苏汶。论争以文艺的阶级性、文艺性与政治的关系为中心。先是胡秋原发表《阿狗文艺论》，批判提示民族主义文学的法西斯主义实质，同时批评左翼文坛"将艺术随落到一种政治的留声机"。以后，他又发表《勿侵略文艺》等文。"左联"的《文艺新闻》载文批评胡秋原，苏汶即发表文章声援胡秋原。鲁迅、瞿秋白、冯雪峰等分别发表《论第三种人》、《文艺的自由与文学家的不自由》、《关于"第三种文学"的倾向与理论》等文，与胡苏二人展开论争。他们批评了胡苏二人有着文艺脱离政治脱离阶级而自由的错误倾向，同时也检讨了"左联"机械论错误和左倾宗派主义错误，这是论争的重要收获。指1936年上海左翼文学界关于国防文学和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这两个口号的论争。这两个口号都是因日寇扩大对华侵略和国内阶级关系的新变化，为适应党中央关于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策略要求而提出的。国防文学口号先由上海文学界地下党领导周扬提出，并由此开展了国防文学运动和国防戏剧、国防诗歌活动。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口号由党中央特派员冯雪峰到上海和鲁迅、胡风等商量后由胡风撰文提出的。受到主张国防文学的一些作家的指责而发生论争。鲁迅撰文提出两个口号可以"并存"，批评了主张国防文学的一些左翼领导人的关门主义、宗派主义错误。这是左翼文学界在新形势下围绕建立文艺界统一战线由于某些思想分歧而发生的论争。通过论争达到了新的团结，为过渡到抗战文艺运动和建立广泛的文艺界抗日统一战线准备了思想条件。"中国左翼戏剧家联盟"的简称，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进步戏剧家统一战线组织。1930年成立于上海。刘保罗、田汉、赵铭彝、于伶等曾担任党团书记。剧联成立后，起草并通过《中国左翼戏剧家联盟最近行动纲领》，除在上海设立总盟外，先后在北平、汉口等地设立了分盟和小组，使左翼戏剧运动在全国范围内迅速发展。在演剧方面，团结进步的戏剧工作者，组成50多个左翼剧团。其中上海就有艺术剧杜、南国社等。剧联领导的演剧活动，具有革命性、群众性和战斗性的特色。为了开展工人演剧活动，剧联成立了工人演出委员会，推动了工人剧运的发展。左翼戏剧运动为后来话剧向职业化、实用化过渡准备了条件。为中国无产阶级戏剧运动初步开拓了道路，培养出了一批优秀的戏剧人才。1936年初，根据形势发展的需要，自动宣告解散。是属于国民党的一个文学派别，主要成员有潘公展、王平陵、朱应鹏、范争波、黄震遐等。文艺主张鼓吹要建立"文艺的中心意识"，声称"文艺的最高意义，就是民族主义"。主要刊物《前锋周报》、《前锋月刊》。代表作是《民族主义文艺运动宣言》、黄震遐的小说《陇海线上》《黄人之血》。"民族主义文学"的中心意识"民族意识"，实质上是封建意识与法西斯思想的混合，以此否定阶级意识，抹煞阶级斗争。鲁迅、茅盾、瞿秋白等著文揭露其"屠夫文学"、"杀人放火文学"的实质及丑恶表现。现代派得名于1932年出版的《现代》大型文学杂志，主要负责人为施蛰存、苏汶、戴望舒三人。《现代》发表各类作家的作品，包括左翼作家的作品。在《现代》上发表诗歌的人很多，一批诗人从思想到艺术有许多共同倾向，称之为"现代诗派"。现代诗派的首领是戴望舒，主要成员有徐迟、路易士、卞之琳、何其芳等。后又编《新诗》杂志，推进这股现代派诗潮。现代诗派的诗作表现了幻灭中的追寻、对现实的理性批判意识和孤独寂寞的心态，追求语言的自然质朴、形式的自由舒展，以新异的手法提升了诗歌的表现力。这股现代派诗潮，因后期新月诗派向现代派转化，而汇成一股不小的潮流。被人称之为新诗的黄金时代和成熟期。除现代派诗外，还有现代派小说，以施蛰存、穆时英为代表，创作了一批心理分析小说和新感觉主义小说，称之为心理分析派和新感觉派。（相关阅读：新感觉派小说的艺术特色）代表作家施蛰存。其特点是运用弗洛伊德学说深入细致地严肃地描写人物的性心理、性压抑、性转移、性变态等等。此前，鲁迅、郭沫若、郁达夫、叶绍钧、庐隐等的一些作品中，都有性压抑、性心理分析的成分，但一般都是以现实主义、浪漫主义为主要创作特色，性心理描写作为其中的因素、成分。而施蛰存这时期创作了一批性心理分析小说，代表作有《梅雨之夕》《春阳》《石秀》等。心理分析派小说在现代小说中别具一格，丰富了文学表现生活的内容和手法。 发生于抗战后期和解放战争时期。论争的一方以胡风为主，胡风撰文论述作家在创作中主观和客观的辩证关系，十分强调主观精神的作用，克服创作中的客观主义和主观主义偏向，争取现实主义的胜利。胡风的理论是有深度的、见解独到的。文章发表后，受到一些人责难。论争延续到40年代后期，邵荃麟、林默涵、胡绳等发表批评文章，胡风写《论现实主义的路》进行答辩。 1938年12月，梁实秋在他主编的副刊上发表《编者的话》：“与抗战无关的材料，只要真实流畅，也是好的，不必勉强把抗战载搭上去。至于空洞的抗战八股，那是对谁也没有益处的。”虽不能说他在宣传文学“与抗战无关”，但他对抗战文学的态度，却不无偏颇之处。罗荪、宋之的、张天翼等撰文批判。郁达夫的《关于抗战八股的问题》既充分肯定文学为抗战服务，也批评分析了八股病的原因。 该派是1940年前后出现的国统区的一个颂扬国民党统治、宣传法西斯主义文艺派别，因出版《战国策》杂志和在《大公报》开辟《战国》副刊而得名。代表人物是陈国济、陈铨、雷海宗等。他们提倡历史重演说，鼓吹强权政治。在文学上他们力图使文学恭恭敬敬地为国民党法西斯政治服务，主张以"恐怖•狂欢•虔恪"为创作的"三道母题"，并把文学纳入表现恐怖的特务文学和表现狂欢的色文学的轨道。陈铨的话剧《野玫瑰》把国民党间谍作为民族英雄歌颂，是其创作标本。 30年代中国现代派诗歌创作中三位风格独异的诗人：何其芳、李广田、卞之琳，1936年出版了合集《汉园集》，内收何其芳《燕泥集》、李广田《行云集》、卞之琳《数行集》，因此而得名。他们注重以诗歌传达独特的气质：何其芳主要表现青年人朦胧的理想和淡淡的忧伤；李广田的诗歌，风格质朴，蕴藉深沉；卞之琳善于在不露声色中深含着情感与哲理，对现代诗歌的客观化、非个人化等艺术手法进行了有益的探索，文字奇巧。 中国共产党在国民党统治区领导的第一个话剧团体。由郑伯奇、沈端先等发起，1929年秋在上海成立。社长郑伯奇。出版《艺术》和《沙仑》等戏剧刊物及《戏剧论文集》，旗帜鲜明地提出了发展新兴戏剧及"无产阶级戏剧"的口号，并先后组织了两次公演，介绍了法国左翼剧作家罗曼罗兰的《爱与死的角逐》等具有革命倾向的剧目。它有力地促进了无产阶级的革命戏剧理论建设，为中国左翼戏剧家联盟的成立准备了条件。 上海"孤岛"和国统区内典型的通俗、先锋两栖作家，是徐訏和无名氏。这类作家的出现，一定意义上反映了40年代城市读者对小说的欣赏趣味的提高。有人称之为"后浪漫主义小说"，强调了他们的文学品位，既有浪漫主义理想，又渗入现代主义精神。他们的小说具有浪漫主义的手法，抒情的笔调，但又不同于郁达夫代表的前期浪漫派小说，而是更多神秘荒诞色彩。代表作有徐訏的《风萧萧》等。1938年，田间来到延安，发起街头诗运动，积极提倡"抗战的，民族的，大众的"诗歌。所谓街头诗，就是群众的诗，经是抄写在村庄的门楼、墙壁上或印成传单散发的通俗的政治鼓动诗，也叫墙头诗或诗传单。田间的街头诗最为突出，结构上采用"阶梯式"分行形式，诗句短而有力，节奏感强，在群众中广为流传，起到鼓舞人民、打击敌人的战斗作用，被闻一多称为"时代的鼓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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