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和语言学在彼此的土壤里生长

摘自【日】池上嘉彦《诗学与文化符号学——从语言学透视》

编者的话

语言与文学，你中有我，我中有你。语言是“结构体”，文学作品也是个“结构体”，当它们交织，会碰撞出怎样的火花？会不会产生奇妙的化学反应？这其中又会有怎样的研究价值？关于这一点，在日本语言学家池上嘉彦的《诗学与文化符号学——从语言学透视》一书中有详细阐述，本文节选自第一章《从语言学到诗学——文学中语言学方法的可能性及界限》。

--以下是正文--

文学作品乃至文学表现被赋予超越日常的语言结构的某种结构，这一点很明显。换言之，由于纳入了这样的结构之中，语言便可能带有超出日常语言的价值。

关于文学作品的“语言性”，我们看到文学作品以语言为素材。作为素材的语言本身是个结构体。因而文学作品就是以自身为结构体的东西作为素材而成立的结构体，即比语言高一层次的结构体。

于是，我们在这里看到了在两个不同的层面上进行平行作业的可能性。一种作业是分析具体的“言语表现”，规定其背后的“语言体系”；另一种作业是，分析具体的文学作品乃至文学表现，规定其背后的体系。用符号学的术语来说，这都是分析具体的“信息”（符号表现），规定其背后的“代码”（符号体系）的尝试；前者研究的是“语言信息”和“语言代码”，后者研究的是“文学（或诗学）信息”和“文学（或诗学）代码”。一般可以想象“信息”背后有“代码”存在，所以，若承认具有不同于日常语言价值的“文学（诗学）信息”的存在，那么设想其背后有“文学（诗学）代码”的存在，可以说是必然的逻辑归结。

现阶段基于对“语言信息”的分析来规定“语言代码”的尝试，在语言学的各个领域已经取得许多成果。然而，基于对“文学（诗学）信息”的分析来规定“文学（诗学）代码”，还是尚未开拓的领域。既然如此，——而且，因为承认前者和后者的作业的平行性——我们有足够的理由将前者的手法运用于后者。即，在具有分析规定结构体的手法这一点上，语言学可以介人文学问题有着坚实的根据。

那么，语言学与文学这个对象相结合时，都有过什么样的研究，或可能有什么样的研究呢？作为可能性，首先可以大体分为两种来考虑。（1）将文学作品当作与通常的语言同层面的结构体来处理；（2）将文学作品当作层面高于通常的语言的结构体来处理。在（1）中，可以原样使用语言学的方法；（2）则是语言学方法延长的尝试。再则每一种方法都可以区别：（a）描写性研究，即以能够凭直觉判断为文学作品的语言文本的存在为前提，描写其语言特征及结构特征，即所谓归纳性研究；（b）功能性研究，即作为产生文学表现的原理，设想并说明语言的某一特定的作用（功能），也就是所谓演绎性研究。

作者简介

池上嘉彦，1934年生于京都市，先后就读于东京大学英语英文学专业和美国耶鲁大学语言学专业，1969年获得耶鲁大学语言学博士学位。曾任德国慕尼黑大学、英国伦敦大学客座教授，现为东京大学名誉教授、昭和女子大学教授。主要研究语义学、符号学、诗学和认知语言学。现任日本认知语言学会会长。著有[意味论]（大修馆书店，1975）等。另有译著多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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