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汉语”就是近代的汉语吗？差远了！
什么是近代汉语？什么是近代汉语？
“近代汉语”这个名称，恐怕多数读者还不很熟悉。有人看到这个名称，就认为是中国近代史(1840-1919)期间的汉语，这是误解了它的含义。什么是“近代汉语”？这要从汉语史的分期说起。
汉语有着悠久的历史。根据汉语的发展变化，汉语的历史可以分为若于不同的时期。但对于汉语史的分期，各个学者不尽相同。大家比较熟悉的，是王力先生在《汉语史稿》中提出的分期。
(一)公元三世纪以前(五胡乱华以前)为上古期。(三、四世纪为过渡阶段）
(二)公元四世纪到十二世纪(南宋前半)为中古期。(十二、十三世纪为过渡阶段)
(三)公元十三世纪到十九世纪(鸦片战争)为近代。(自1840年鸦片战争到1919年五四运动为过渡阶段）
(四)二十世纪(五四运动以后)为现代。(见《王力文集》第九卷p.48)
国外汉学家也对汉语史的分期提出过自己的看法。比如瑞典汉学家高本汉(B.Kalgren)认为《诗经》以前是太古汉语( le proto-chinois)，《诗经》以后到东汉是上古汉语( le chinois archaique)，六朝到唐是中古汉语(l＇ancien chinois)，宋代是近古汉语(le chinois moyen)，元明是老官话( le vieux mandarin)(高本汉《中国音韵学研究》，赵元任、李方桂、罗常培译)。日本汉学家一般把汉以前称为“上古”，把六朝至唐末称为“中古”或“中世”，把宋元明称为“近世”，把清代称为“近代”。
吕叔湘先生的意见和上述意见不大一样。他说：
什么是近代汉语？这涉及汉语史的分期问题。一种语言在某一个比较短的时间内发生比较大的变化，就可以把这以前和以后分为两个时期。可是语言的演变只有通过书面记录オ得以观察，而这又必然要受到用以记录语言的文字的响。汉语是用汉字记录的，汉字不是拼音文字，难于知实的反映口语。秦以前
的书面语和口语的距离估计不至于太大，但汉魏以后逐渐形成一种相当固定的书面语，即后来所说的“文言”。虽然在某些类型的文章中会出现少量口语成分，但是以口语为主的“白话”篇章，如敦煌文献和禅宗语录，却要到晚唐五代才开始出现，并且一直要到不久之前才取代“文言”的书面汉语的地位。根据这个情况，以晚唐五代为界，把汉语的历史分为古代汉语和近代汉语两个大的阶段是比较合适的。至于现代汉语，那只是近代汉语内部的一个分期，不能跟古代汉语和近代汉语鼎足三分。(《近代汉语指代词・序》)
他又说：
我们的看法是，现代汉语只是近代汉语的一个阶段，它的语法是近代汉语的语法，它的常用词汇是近代汉语的常用词汇，只是在这个基础上加以发展而已。(《近代汉语读本・序》)
在这里，我们不打算全面地讨论汉语史的分期，而只想谈谈有关“近代汉语”的问题。
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汉语史的分期不取决于中国历史的分期，而取决于汉语自身的发展变化。这个道理是很明显的。比如，1949年前后，中国的社会性质发生了根本的变化，在历史上显然应该分为两个时期。但在此前后汉语却没有发生根本的变化，因此都属于通常所说的“现代汉语”。因此，我们所说的“近代汉语”，也绝不是指中国近代史(1840～1919)期间使用的汉语。
那么“近代汉语”应该是指什么时期的汉语呢？这里首先要涉及的一个问题是“近代汉语”是否包括现代汉语在内，或者如吕叔湘先生所说的，整个汉语史是“二分”还是“三分”。
从汉语发展的历史来看，吕叔湘先生“二分”的主张是有道理的。大体上说，汉语可分为“文言”和“白话”两大系统，而“白话”的来源可以追溯到唐宋时期。从唐代开始，现代汉语的语法和基本词汇就逐步形成，吕先生说“它(现代汉语)的语法是近代汉语的语法，它的常用词汇是近代汉语的常用词汇，只是在这个基础上加以发展而已”，这是符合事实的。当然，拿现代汉语和唐宋元明清的语言比较，都会有些不同，这并不奇怪，语言是不断发展的；但是，如果因为ー个阶段和另一个阶段有所不同，就把这些阶段都分成不同的时期，那汉语就会有很多个时期，这样的划分也就没有意义了。这样说绝不是贬低现代汉语研究的重要性。我们生活在20～21世纪，当然首先要研究20～21世纪的汉语(现代汉语)。但是从汉语的发展史来看，这并不成为把现代汉语单独划分为一个时期的理由。如果再过500年，回过头来看，大概会觉得20~21世纪的汉语和元代的汉语、明代的汉语一样，有发展有差别，但是没有根本的变化。也就是说，20～21世纪的汉语，和13～14世纪(元代)的汉语、14～17世纪(明代的汉语等一样，只是7世纪(唐代)以后汉语发展的一个阶段。
但话又说回来。也许500年后会把20-21(或18-21)世纪的汉语看作7世纪以后汉语发展的一个阶段，但我们生活在20～21世纪，理所当然地要特别重视20～2世纪的汉语，即现代汉语。现在13亿中国人都在学习和使用现代汉语(中国的少数民族也要学习和使用现代汉语)，随着中国国际地位的提高，会有越来越多的外国人学习现代汉语。所以把现代汉语分出来，作为和古代汉语、近代汉语并列的一个阶段，加强对现代汉语的研究，也是有理由，有必要的。把近代汉语和现代汉语作为两个阶段，研究者可以各有侧重，这样也有利于研究的深入。当然，我们也提倡近代汉语和现代汉语的研究能够在各有侧重的基础上互相打通，因为这两者本来就有十分密切的联系。
除了上述理由以外，我们把“近代汉语”看作一个介于“古代汉语”和“现代汉语”之间并和它们鼎足而三的历史时期，还有一个实际的考虑：如果采用“二分”法，把“近代汉语”看作一个继“古代汉语”＂之后而一直延续到今天的历史时期，而“现代汉语”只是这个时期的第二阶段，那么，对于这个时期的第一阶段(即“古代汉语”之后，现代汉语”之前的那个历史阶段)，就没有专用的术语来加以指称。以往对“古代汉语”(主要是上古汉语，即先秦和西汉的汉语)和“现代汉语”都有比较多的研究，唯独对中间那一段的研究比较薄弱。现在，对中间那一段汉语的研究逐渐被重视，而研究者往往把那一段的汉语称之为“近代汉语”，尽管各人心目中对“近代汉语”的上限和下限的认识并不统一，但绝大多数人所说的“近代汉语”不包括现代汉语在内，这一点却是一致的。为什么多数研究者都喜欢在“三分法”的意义上来使用“近代汉语”这名词呢？从消极方面来看，不这样做，那“中间一段”汉语史就缺乏一个专有名称；从积极方面看，单把那“中间一段”汉语史称为“近代汉语”，就使“近代汉语”的研究范围更加集中，研究目标更加明确。反之，如果按二分法的意义来使用“近代汉语”这个名词，那么当讨论到“近代汉语语法”、“近代汉语语音”时，就应当把唐宋以来直到现代汉语的语法或语音都包括在内了。
我们倾向于采用“三分法”，并不是忽视近代汉语和现代汉语的联系。事实上，这两者之间的联系是非常紧密的。前面已经说过，如果用“文言”和“白话”作为分界，那么近代汉语和现代汉语是同属于“白话”这个系统的。近代汉语是这样一个历史时期：那些使得现代汉语区别于古代汉语的语法、语音、词汇请要素，绝大多数在这个时期中先后出现，并且在这个时期中发展、定型；等到现代汉语的语法、语音、词汇系统形成，这个时期就告终结。
出于这样一种认识，我们认为在讨论近代汉语的上限和下限时，不应该泛泛而谈，而应该始终把近代汉语与现代汉语的这种密切关系作为ー个基本的出发点。什么时候汉语中出现了较多古代汉语所无、现代汉语所有的语法、语音、词汇的新要素，这就是近代汉语的上限。什么时候汉语的语法、语音、词汇系统开始变得和现代汉语基本一致了，这就是近代汉语的下限。
但这是一个基本原则。原则确定了，具体做起来，还会遇到许多困难。
困难之一是由于书面语和口语的差异。中国古代的书面语，直到“五四”以前直是文言文占着统治地位。我们当然不能据此来给汉语史分期，汉语史的分期，必须根据口语的状况。但历史上口语的状况，我们又只能通过那些反映口语的书面语来了解。“问题在于我们如何的揣摩它是如何的代表当时的语言罢了”(高名凯《唐代禅家语录所见的语法成分》)。而这“揣摩”的工作就不很容易。比如，教煌变文和宋人话本都是重要的白话资料，但敦煌变文多半是文白夹杂，而宋人话本基本上是白话。后者反映当时的口语是没有疑问的，但前者的文白夹杂是反映了当时的口语正处在种过渡时期呢，还是由于摆脱不了前一时期书面语言的影响所致？这个问题的不同回答就会牵涉到对晚唐五代时口语状况的看法，从而也牵涉到近代汉语的上限。如果晚唐五代的口语还是从文言到古白话的过渡阶段，那么近代汉语的上限就要推迟到宋代；如果晚唐五代的口语基本上已是古白话，那么近代汉语的上限可提前到晚唐五代。
困难之二是语法、语音、词汇的发展变化不同步。因此在分期问题上，主要着眼于语音和主要着眼于语法词汇，得出的结论就可能有差异。比如王力先生在《汉语史稿》中说：“近代汉语的特点是：(1)全浊声母在北方话里的消失；(2)-m韵尾在北方话里的消失；(3)入声在北方话里的消失，等等。”主要是着眼于语音的。而上引吕叔湘先生关于近代汉语的论述，主要是从语法和词汇的角度来谈的。这也是这两位著名学者对于“近代汉语”上限的看法不同的原因之一。
正如汉语史的“二分”和“三分”的问题还可以继续讨论一样，“近代汉语”的上限和下限问题也还可以继续讨论。我们现在对近代汉语的研究还很不充分，而真正科学的结论，是应该在深人研究的基础上得出的。但是，既然要开展对近代汉语的深入研究，总要大致划分一下近代汉语的时期。所以，我们不妨根据现有的研究成果，大体确定一下近代汉语的上限和下限。
先说上限。吕叔湘先生主要根据敦煌文献和禅宗语录中的白话成分，把近代汉语的上限定为晚唐五代。这个看法是有根据的。尽管敦煌文献和禅宗语录多数还是文白夹杂，但“文＂的部分主要是受古代汉语书面语的影响。正如苏联汉学家C・E・雅洪托夫在《七至十三世纪的汉语书面语和口语》(译文载《语文研究》1986年第4期)中所说的：“我们在变文中找到了几乎所有列人我们清单(见表一)的近代汉语语素“还有很多另外的近代汉语虚字”。只是“变文作者使自己的文献人为地文言化＇，用它们的上古汉语同义词替换口语词”。这就说明晚唐五代时的口语已经是古白话，或者说，当时口语的语法、词汇方面已经有不少要素和我们今天所说的话(现代汉语)相同了。
但进一步考察，就可以看到：这些语法、词汇方面的新的要素，有不少在变文之前就已出现，只是在变文以前的文献资料中它们是零星地存在，不如在变文中那么集中罢了。比如处置式(“把”字句)、代词“你”、“他”、“这”、“那”、“是勿”(后来写作“什么”)、“争”、助词“底”(后来写作“的”)、语气词“无”(后来写作“吗”)等，都产生于唐代初期或中期(均见第四章)。所以，从语法、词汇方面看，近代汉语的上限或许可以提前到唐代初年。
从语音方面看，新要素的出现要晚一些。王力先生所说的那三项语音变化，只有浊音清化在晚唐五代已经开始，而入声的消失在晚唐五代还只是微露朕兆，-m尾的消失除个别方言例证外，在晚唐五代还看不到确凿的例证。但从总体上看，晚唐五代可以看作近代音发展的起点。正如周祖谟先生在《变文押韵和唐代语音》一文所说“现在北方话的韵母系统就是在这二十三摄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要研究普通话语音发展的历史，不能不以此为起点。”如果把语音和语法综合起来看，那么，比较慎重的说法是：近代汉语的上限是晚唐五代。
再说下限。从反映口语的文学作品使用的语言来看，清代乾隆年间写成的《儒林外史》、《红楼梦》的语言已基本上和现代汉语一样了。瑞典汉学家高本汉曾对明清五部小说作过统计，结论是“为因”、“甚”、“元”等明代白话小说中使用的词语在《红楼梦》中已经消失，而将近30种现代汉语中常用的词语和格式在《红楼梦》中都已出现(见B. Karl gren，New Excursions on Chinese Grammar， BMFEA 24，1952)。正因为《红楼梦》的语法和现代汉语语法大体一致，所以王力先生才能用《红楼梦》为主要语言材料来写成《中国现代语法》。语音方面，明末的《正音捃言》和清初的《五方元音》反映出当时的语音系统已和现代汉语语音系统基本一致，只有一个主要的差异：当时的[tsi]和[ki]还没有变成[tɕi][参见唐作藩《正音捃言的韵母系统》(《中国语文》1980年第1期)，陆志韦《记五方元音》(《燕京学报》第34期)，龙庄伟《五方元音音系研究》(《语言研究》1989年第11期)]。而在乾隆八年成书的《圆音正考》反映出当时不少人口中[tsi]、[ki]都已变成[tɕi]，这就说明在18世纪中期，近代汉语音与现代汉语音最后一个主要的差异也已消失了。因此，我们可以把近代汉语的下限定为18世纪中期，或者粗略一点说，定在清初。
袁宾(1987)提出：汉语的历史阶段由主干部分和交替重叠部分组成，南宋、元、明、清是近代汉语的主千，但近代汉语研究不限于这个时期，可以上下推延几个世纪。这个想法，对于近代汉语研究来说是适用的。实际上，在近代汉语研究中，无论是溯源还是讨流，都超出了晚唐五代到清代初期这个时间范围。因为上下限只是一个历史时期的大体划分，实际上语言的演变是不能用分期的上下限来割断的。特别是清初到19世纪末这一段的汉语，虽然按分期来说是属于现代汉语而不属于近代汉语，但这一段的语言(语法，尤其是词汇)和“五四”以后的语言(通常所说的“现代汉语”就是指“五四”以后的语言)还有若干不同，研究这一段语言对于研究近代汉语是如何发展到“五四”以后的语言是很有价值的，所以，不少近代汉语的研究者对此也十分关注，通常也把《红楼梦》、《儿女英雄传》等列入近代汉语研究的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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