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方言学成就
一、两汉时期
中国古代方言学是由西汉扬雄的《方言》奠基的。《方言》全称《輏轩使者绝代语释别国方言》，是中国历史上第一部方言学著作，也是世界上最早的一部方言比较词汇集。《方言》包括了周末和秦汉的方言材料，用平面描写的方法，就地域的差异来进行方言词语的比较。《方言》的价值主要表现在：
第一，重视民间口语，能以活的语言为对象进行调查研究，这与现代的方言调查已很相近，这对于两千年前的学者来说是很难得的。
第二，《方言》以词语作为调查研究对象，不受文字限制。由于不受文字束缚，有些字实际上只是起标音作用，可见扬雄调查方言已具有一定的语言学观点。
第三，既看到方言的复杂性，又看到方言的一致性。《方言》第一次触及方言的分区和“通语”的概念，杨雄不但能在错综复杂的语言现象中找出共同的因素，而且还研究了词语使用的频率和意义的转变（所谓“古今语”、“转语”“语之转”），并用“通语”一词代替过去的“雅言”，这在语言理论上是有创造性贡献的。
第四，《方言》在编纂方法上具有相当的科学性。它的体例是既着重不同空间的比较，又顾及不同时间的异同；既尽量罗列特殊的方言词语，又注意条分缕析，即异求同。这就充分体现了方言“同中有异，异中有同”的特点，使所揭示的方言现象既有明晰的特征，又有一定的区界，这是相当科学的。
《方言》之后，东汉刘熙的《释名》从语音和词义两方面探求名物的由来和异同，同时也涉及方言，保存了一些当时的方言材料。
二、魏晋南北朝时期
这一阶段方言研究的最高成就当推郭璞的《方言注》。《方言》的价值深为晋代郭璞所识。郭璞为《方言》作注，对《方言》中的词语加以解释或说明，常以晋代方言来和扬雄所记录的汉代方言相比较，以证实古今词语的变化，指明某些汉代方言词语保存在何地，转移到何处，或已发展为通语。郭璞的《方言注》对《方言》是富有创造性的说明和补充。因此王国维说：“读子云书可知汉代方言，读景纯书并可知晋时方言”。
三、隋唐至元明时期
自汉末魏晋以来，随着佛学在中国的发展，中国传统语言学从上古时期的以训诂为中心转到了以音韵为中心，出现了很多韵书，虽然其中不乏“各有土风”之作，多少透露了一点地方方音的信息，但由于隋唐以后对共同语的要求迫切，着重中原正音，排斥方言的风气在音韵研究上很突出。《切韵》的目的就是想针对方音分歧的现象而有所取舍，定出统一的标准音来。《切韵》以后的韵书，如《唐韵》《广韵》《集韵》等也都以正音为目的。至于当时的方言情况，只能在一些杂谈笔记中看到一点蛛丝马迹。在相当长的历史阶段中，看不到真正从方言角度来系统描写某个方音的专书。只是到了元代周德清《中原音韵》，才打破了隋唐以来方言研究陷于停滞的局面，此书对于探讨普通话语音的形成和发展是非常重要的。
《中原音韵》以后，元明两代很少有其他以方言为对象的著作出现，只是在一些笔记中零星记载了一些方言材料，如张位《问奇集》卷下《各地乡音》中就分区罗列了南北各地的不同语音，虽不能使我们全面地了解方言的语音系统，但对当时各地的语音特征也能略知大概。
自魏晋至元明，传统语言学研究偏重于语音，方言的调查研究也很少涉及语音以外的内容，对于方言词汇的搜集整理没有多少发展。一些笔记体著作，如《困学纪闻》《辍耕录》《丹铅总录》《庄岳委谈》《七修类稿》等，都只有一些关于方言的零星记录，其规模远不能跟《方言》相比。《方言》重视调查口语词汇的优良传统实际上中断了。到明末方以智，对方言的认识有了质的转变，把方言俗语的地位提高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认为汉语的语音、语义的发展变化大都保存在不同的方言中，主张利用方言以通古今之变。在他的巨著《通雅》中有专章考证方言俗语的语音语义的流变。只可惜由于政治的原因，方以智的著作在清代流传不广，他卓越的见解并未引起足够的重视。
四、清代
清代是我国传统语言文字学全面发展的时代。方言俗语得到了学者的重视。以方言词语的搜集和考证为中心的方言研究工作相当活跃。出现了不少搜集和考证方言俗语的著作，这类著作按其性质可大致分为两类：
一类是以考证某一词语的历史渊源为目的，如翟灏《通俗编》、钱大昕《恒言录》、范寅《越谚》等。其中范寅《越谚》在方法、观点上较之同类著作略胜一筹，值得引起重视。《越谚》如实记录了绍兴方言，在辑录方言词语的同时，还注意到语音，这是与众不同的地方。他认为“今之雅，古之俗也；今之俗，后之雅也”， 能突破因袭思想的束缚，比较注意人民群众日常口语，所以取得了较高成就。
另一类是专为方言俗语考求其古雅的本字，如胡文英《吴下方言考》、杨恭桓《客话本字》等。
在辑录考证方言俗语的同时，清代学者还撰写了一些续补疏校《方言》的著作，如杭世骏《续方言》、戴震《方言疏证》等。
在清代方言研究中，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刘献廷《广阳杂记》。刘献廷是能够了解科学的方言调查方法的学者，可惜他调查汉语方言的宏愿未能实现。
五、清末民国初
这一阶段方言研究成就最大者当属章太炎。他认为应该大力提倡对实际方言的调查研究，亲自搜集了不少当时流行的方言词语，撰《新方言》11卷，吸取明清两代音韵训诂的研究成果，注意从音韵演变的角度来考释词语的转变，从而探求词语的渊源。他能比较严格的依据古今语音的变化条例来考释词源，又注意到用实际方言的事实来旁证，从而获得了超越前人的成就。《新方言》堪称为运用传统方法研究方言的最高成就，为后人提供了不少有用的方言资料。张氏还尝试对个别地方方言进行调查，他是我国近代最先给汉语方言分区的学者，分为10区，在当时条件下，这种划分虽不很准确，但首创之功不可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