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佩昌｜我的信念为何发生了转变
作者：杨佩昌（留德学者）
本人与杨恒均博士有相似的背景和经历：都是党员、都曾经在体制内工作，后来有机会到国外长期学习和生活。不同的是本人来自贫困山区，且父母都是不识字的农民。
当时出国的动机很简单：学习德国的文化、管理和技术，“师夷之技以制夷”。通俗点来说就是学成后报效祖国。
刚到德国的时候，我简直是个暴怒的刺猬，也可以用“愤青”来形容。
在施密特博士的课堂上，听到他谈中国XX状况是如何的糟糕，我立即举手驳斥：“博士，这是我们的内政，您没有权力干涉！”。
在哈瑟教授的课堂上听他说：“中国的经济体制不是真正意义上的市场经济”。我回答说：“德国也并非完美。你们不是也有国营的联邦铁路吗？”
德国的一家网站上有一篇文章说：“中国人都崇洋媚外，见到欧美人都喜欢拉他们一起合影，中国女人都喜欢嫁欧美人”。我气不打一处来，立即回信：“我就是那种喜欢拉外国人来照相的人。这是因为我来自农村，从来没有见过欧美人，以为全身长毛的是一种半人半猴的动物，很好奇，所以想照张相给家乡的人看。如此而已。”
后来与施密特博士私下聊天，他告诉我：他来过中国很多次，而且很爱中国。我问他：“你既然爱中国，为何在课堂上攻击中国？”他回答说：“假如说我们生活在一个共同的村庄里，有这么一户人家，男主人经常殴打他的妻子和孩子。旁边一个人走过去说：喂，你不能这样干！难道你认为旁边说话的人是干涉其内政？”“如果村里还有另外一个人，见此情况一言不发，也不去制止。你认为这个反而比那个管闲事的人更友好？”我听后无言以对。
经过后来的学习才知道，德国联邦铁路是一个亏损的机构，私人企业没有兴趣参与，政府在没有办法的情况下才接手。其原因是德国高速公路太发达：不限速、不收费、个个城市通高速！于是公路冲击了铁路，导致一列火车有时只有几十个人乘坐。飞机票更便宜得出奇：有时29欧元就可以买到一张优惠的飞机票。当年德国还没有使用欧元，我用300马克就买到中国～德国的大折扣往返飞机票，这相当于1200元人民币！
对德国经济进行了深入研究之后，我开始对自己国家的发展模式产生了疑问：战后德国经济发展，经济增长了15年时间，国民平均收入就迈上了一万马克大关。而中国经济增长了将近三十年，而国民平均收入才两千多美元。普通工人的工资还在1000～3000元人民币区间徘徊，相当于100～300欧元。那么，经济发展的成果跑到哪里去了呢？经济发展了，为什么普通人并没有明显受益呢？
对这一奇怪的现象进行了研究之后才恍然大悟：德国政府的大致开支如下：50%用于保险、救济和补贴，20%用于安全、国防、外交，20%用于教育和科研，只有不到10%用于公务员开支。这样合理的财政支出，人民不富裕都难。
如果说上述分析太抽象的话，我在法兰克福机场、戴高乐机场免税店看到的情景就是最生动的注释：明显比普通商店贵得多的免税店，中国人人头攒动，到处是讲汉语的中国同胞。就连金发碧眼的售货员都会说汉语。然后是每个售货员都会说的一个词：“发票”。我经常纠正她们：不是“fa biao”, 而是“fa piao”。
在德国生活期间遇到的事情更让我对自己的信念产生怀疑。
有一次，一个外国邻居晚上放的音乐声音太高，我干涉无效后报警。警察来后给他警告。之后警察来敲门，告诉我处理事情的经过，并问我这么处理是否满意。天啊，我在国内真的没有享受过这样的待遇。
人们到政府机构办事，官员的第一句话不是“我能帮您办什么？”，而是“您想喝点什么？咖啡还是水？”
我帮一个朋友去莱比锡税务局，询问有什么方法可以减税。税务局的官员耐心听完后认真帮我分析，然后提出了具体的建议。按照他的方法，还真的减了不少税，朋友的心情大悦。如果我用这个问题去问中国税务局官员，可能是找抽了。
一次我带一个代表团去访问法兰克福附近的里德巴赫市市长。这位女市长原来是搞出版的。当她听说代表团汪中求先生的书籍《细节决定成败》卖了400万册时，睁大了眼睛，然后坚定地表示：“我得赶紧离任，然后重新去做出版”。我心想：难道一个市长还没有出版商油水高？
无论在德国任何一个城市，遇到的官员都很耐心，也发现他们其实很穷。无论你走到哪里，没有明显的区域发展差异，没有明显的贫富差距，看不出城乡差别。于是我真正动摇了：这是资本主义社会？好像比我们更社会主义啊。
如果说德国的这一切是万恶的资本主义制度，那我只能说：这样的资本主义也不错。
如果用一句话来形容我的感受的话，那么这句话就是：“什么主义不要紧，还是人民幸福和富裕最重要”。
许多年后，假如有人问我，当年你为社会做过的贡献是什么？我会说：我转发、传播了很多充满人性、良知、散发着正义光芒的文字，我拒绝了与邪恶同污合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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