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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文》副主编:方方日记真的不咋样

互联健谈 2020-11-11


安黎,1962年出生于陕西省耀县(今铜川市耀州区)农村。1992年初调入西安市文联《美文》杂志社从事编辑工作至今,现为《美文》杂志副主编。中国作家协会会员、陕西省作家协会理事、西安有突出贡献专家。

《美文》副主编安黎:

方方日记真的不咋样


疫情肆虐期间,身处武汉的作家方方,其日复一日的日记,瞬间爆红,化为万众瞩目的一道风景。

日记很深刻吗?不深刻。只是浮光掠影地平面抓拍,而不是鞭辟入里地深度透析。

很全面吗?不全面。仅为一鳞半爪,而非上下左右地面面俱到。

很丰满吗?不丰满。仅为枝条的细微末节,而非树木的整体风貌。

揭示了什么秘闻吗?没有。她之所讲,自媒体早已沸沸扬扬。

揭示了什么真相吗?也没有。她之所言,并不新鲜,皆为人所共知的旧闻。

也就是说,她笔下之陈述,凡正常人,只要设身处地想象和感同身受地体会,都能预判得到。

换句话说,她的日记,尚且止步于常识的范畴,距离思想的领域还很遥远。
 

那么,她的日记为何会引发如此热烈地回响?

依我之分析,原因无非有三:

一,她是在说人话,而不是在打官腔。人话,就是家常话,随意,亲和,没有套路和模板,不正襟危坐,不故弄玄虚,亦不居高临下。

二是她唇舌之所言,正是大多数人心中之所想。也就是说,她说的事实和道理,与受众心中所想的欲说的,有其高度的重合性,因此才点燃公众共鸣的激情。

三,众多写作者都以权衡利弊的精明,或缄默不语,或加入了另一种合唱,唯独她还在执拗地坚守于一己的独唱,于是她的话语,就成了万绿丛中的一点红,成了那些厌恶虚假渴望真实者唯一可以依偎的精神呼吸机。无数憋闷的人,怀揣一肚子的怨愤,却找不到发泄的通道,于是纷纷朝她的日记聚拢而来,并借用她的文字,来排遣自己的情绪,抒发自己的心声。


 
方方的日记,并非那么地口无遮拦,而是欲言又止的,是浅尝辄止的,甚至是在沿着一条既定的轨道亦步亦趋:天气,医生朋友的说法,邻人或朋友的视频,对已公开的某个事件和甚觉荒唐的某种现象的评述等,依序排列,而又蜻蜓点水,未敢在某一个焦点上多加停留,更不敢对其过多地纠缠与深究。其基调是平缓的,清浅的,又是郁闷的、幽怨的、焦虑的、忧伤的和悲愤的。
 
方方尽管置身疫情肆虐的中心地带武汉,但就其受害的轻重而论,她还未深陷悲剧的漩涡。

和武汉绝大多数市民一样,她只是被禁足,被惊吓,既无衣食住行之忧虑,又无失却至亲至爱之痛楚。对于那些绝门绝户的家庭,对于那些失去父母的孩子,对于那些失去孩子的父母,她不过是一个具有同情心与同理心的路人甲而已。

真正的苦难者,眼泪已经流干却听不到他们的哭声,内心鲜血淋漓却看不见他们的哀嚎。他们的表情,被亢奋的口号声所遮蔽。

作为旁观者的方方,心有戚戚而不忍,于是就以打抱不平的姿态,替他们呻吟几声,抱怨几句,甚至不乏勇敢又不乏小心翼翼地略微揭开他们面纱和衣襟的一角,将他们的泪痕和伤口,展示给世人过目,仅此而已。但奇异的是,她却已成为无数口炮的箭靶,遭到一阵阵口诛笔伐的炮轰。

炮轰方方者,已不能容忍死灰里有一粒火星,不能容忍吹拉弹唱的合奏中有一支游离之外的独奏的笛子。他们,在一种“正确”的话语体系里浸泡日久,已被“正确”同化,脑子俨然已硬化成了板结的钢筋水泥,连人之常情都可以罔顾,连极其私人化的日记之所写,都要横加讨伐和干涉。
 
灾难中的伤痛不该被记录吗?
灾难中的悲苦不该被言说吗?
灾难中的胡作非为不该被追问吗?
如果不能,作家的存在又有何必要?

站在大海浅滩的方方,根本就不敢涉足深水区,仅是撩拨了几下水花,替那些家破人亡的冤魂和他们苟活的家人,发了几句鸿毛般轻浅的牢骚,何错何辜?
 
面对灾难,作家应该抱持怎样的站位,应该以怎样的角度来书写,这样的问题,本来是一池清水,答案明晰无误,却硬是被那些不知文学为何物的搅局者,搅和成了一滩浑水,及至于成为一道即使探讨也探讨不清的悬疑。

就这等话题,在千年之前,杜甫老先生就用他不朽的“三吏三别”,为后人做过示范,可惜太多的后人至今还要对其浪费唾沫地争论不休。

在“车辚辚马萧萧”征战声中,杜老先生没有被壮士奔赴疆场的豪迈迷惑眼睛,没有歌咏战争的波澜壮阔和勇士的骁勇善战,而是把聚焦的目光,对准了咸阳桥上妻儿离别夫妻分手时撕心裂肺的哀恸。

他是饱蘸着血泪写作的,其笔下的每一个字词,都仿佛在呻吟,在控诉。他哀叹于连绵的战事,强加给苦民超重的负担;他忧患于沉重的徭役,造成草民生活的苦不堪言……

杜甫,在当下的语境里,无疑属于离经叛道之类,但谁又敢说他不是伟大的爱国者呢?

不体恤小民的冷暖,不体察民众的饥饱,却夸夸其谈于自己是何等地爱国,不觉得很荒诞吗?

这样的爱国,是无头之帽,是无脚之鞋,是虚伪的,是虚妄的,更是冷血的。


 
就方方日记表达的内容,只是一个生理和心理皆健全的人,再正常不过的精神反应而已,谈不上出格,更无涉于别有用心。但在沙漠里,一根绿草就是卓越的存在;在无栋木的荒野,一株竹子也足以让人惊喜不已……方方就这样在稀里糊涂间,像随波逐流的贝壳一样,被推进贴有英雄标签的煎油锅,成为孤独的英雄。
 
方方这样一位柔弱的女性,成为孤独的英雄;她闪烁其辞的日记,成为振聋发聩的稀有声音,注解的,是全民侏儒化的实情,绝非什么荣光之事。
 
美容师有美容师的职责,解剖师有解剖师的职责,七十二行,各不相扰,又各有其责。

作为个体化劳动者的作家,就应该关注生命的沉浮,关注人性的黑白,关注个体的命运,关注渺小的人在强大的现实中的困惑和困境、爱恨和离合,而不是陷入某一种宏大叙事的体系之中掘金捞银并自鸣得意。

任何一个貌似宏大的历史叙事,无不像隆隆开过的压路机,将无数的蝼蚁碾得粉身碎骨。而蝼蚁,就是现实中的你我,以及你我的兄弟姐妹。
 
在石头与鸡蛋的相碰中,作家就应站在鸡蛋的一旁。作家,不是压路机的同伙,而是照亮蝼蚁和草芥的夜灯。关注蝼蚁,关注草芥,关注那些不幸者的不幸,替他们发声,为他们代言,是作家不可推卸的责任。

唯有如此,作家才能与良知同行,与道义牵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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