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晖：中国思想史_11「六亲不认」

“自【汉承秦制】以来，中国政治似乎总是无法摆脱【外儒内法/剂之以道】的游戏规则。在《中国思想史》中，秦晖老师带我们了解【秦制】是什么？为何法家能够打败其他思想，对中国政治影响至深乃至今天仍无法摆脱它的阴影。而人的观念和人之间的关系，又如何深受这套规则影响和塑造。”

「六亲不认」

1. 用强者政治取代长者政治

百代皆行秦政制，这个秦制当然就是法家的这一套。

那么这一套有什么特点呢？

就是把原来周制或者儒家主张的小共同体的那一套彻底颠覆，变成是大共同体本位的，而要做到大共同体本位，实际上是需要解构小共同体的。

就是在小共同体内部制造离心趋向，希望大家六亲不认，因此秦制的一个很突出的特征就是反宗法。

在周制下“人各亲其亲，长其长”，人们属于成千上万个小家长，天子虽然有大宗、嫡派、总家长之名，毕竟我的附庸的附庸不是我的附庸，不可能越过各级家长直接控制臣民。

同时，各级家长与家属之间的关系都是伦理性的长幼尊卑关系，而不是、至少不完全是行政上的上下级关系，更不是雇佣式的主仆关系。

如果我们打个比方，儿子有孝敬父亲的义务，但是父亲也承担了某种责任，他是不能随便“解雇”儿子的，这和老板解雇工人是不一样的。

那么法家改革的很重要的内容就是要改变这个东西。

儒家的那一套可以说是一种长者政治，就是按照家庭的逻辑，长者和家庭成员之间存在着一种，虽有上下之分，但是又温情脉脉的关系。

那么这个关系如果维持不下去了，当然会有两种选择，一种是家长不能说了算，那么我们就大家说了算，这就是所谓的从“长者政治”变成“众人政治”。

其实古希腊就是这样走的，像雅典城邦，它原来也是贵族统治，所谓的贵族就是家长，雅典城邦也是个小共同体，但是后来贵族说了不算，就变成是平民，大家说了算。

但是这种例子很少，更多的例子，不光是中国，世界上很多都是长者政治行不通，那就来强者政治，靠亲情不行了那就靠暴力，强者为王，枪杆子里面出政权，有枪便是草头王。

那么法家改革的重要内容就是把长者政治变成强者政治，也就是儒家最反对的，用霸道来取代王道。

那么这个过程需要采取一系列非常极端的反宗法措施。

2. 强拆“强宗大姓”

商鞅变法的一个核心措施就是强制解散大家庭，规定“民有二男以上不分异者，倍其赋，父子兄弟同室内息者为禁”，就是强制分家，有两个儿子的，两个儿子长大了必须分家，不准搞那种三代同堂、四代同堂的大家庭。

大家庭搞得很大、凝聚力很强，你想干啥啊？人人都听爹的，谁听我的呀？他就不能容忍，所以要解散大家庭。

其次，在家庭之上也要切断家族纽带，以强制手段迁徙、拆散所谓的“强宗大姓”。

在秦制下，“强宗大姓”是一个强烈的贬义词。

对于“强宗大姓”，从秦到汉都有一个政策，就是不准族居，对大家族要强行拆散。

史料中有很多具体操作的例子，比如郑弘，这个人有一个比较大的家族，但到了汉武帝时期，就“徙强宗大姓不得族居，将三子移居山阴，因遂家焉”，就是你这个家族很厉害，国家就规定你的几个子女必须分散到各个省，从齐国把他的一个儿子弄到浙江，一个儿子弄到四川，总而言之不准你们住在一块。

所谓“强宗大姓不得族居”，就是为了瓦解小共同体，皇权要一竿子插到底，不能有所谓的“我的主人的主人不是我的主人”，不能有这种现象。

3. 扬忠抑孝 大利灭亲

第二就是所谓的“扬宗抑孝”，鼓励所谓的“大义灭亲”。

儒家是讲亲亲高于尊尊的，“为父绝君，不为君绝父”，孝比忠更重要。

当然这个“忠”在先秦时代，不只是针对君而言的，后世一讲“忠”就是对皇上而言的。

在先秦的文献中，“忠”其实就是你对我好，我对你好，不一定是对皇上。

在先秦的儒家中，这并不是重要的，“为父绝君”可以，“为君绝父”是不行的。

可是法家截然相反，韩非就明确地讲，“孝”是要不得的，我们只能提倡“忠”。

有一句话叫“忠孝不能两全”，可是韩非的逻辑要比这个极端得多。

他讲的就不是这两者很难两全，他讲的是，这两者绝对不能并立，也就是说你要忠于君，你就必须有杀爹杀妈的那种勇气，你如果要孝，那你就很有可能会造反，他把这种对立说到这种地步。

大家知道后世叫“儒表法里”，这个话已经很难听了，大家都不愿说的，但是韩非是可以说得出来的。

他讲，“君之直臣，父之暴子也。父之孝子，君之背臣也”：

他就认为这两者是对立的，你如果是父亲的孝子，那你就是我的叛逆，所谓的背臣。那么如果你是我的忠臣，那你对父亲就是暴子，你就得造你父亲的反，因此他鼓励所谓的“大义灭亲”。

但是法家其实是性恶论者，是不相信什么道义的，那么既然你不相信道义，怎么会有大义灭亲这事呢？

所以，法家讲的大义灭亲，其实实际操作中是大利灭亲，就是用威胁利诱的办法让你去检举父母、检举老师。

总而言之，就是离散小共同体的凝聚力，在小共同体内制造一种六亲不认的氛围。

法家的这个制度实际上是用现实利害来促使人们趋炎附势，在法律上是提倡告亲，禁止容隐，并且用威胁利诱来促使这一点。

比如，秦律中有明确的规定，说妻子犯了罪，如果丈夫告发妻子那是有奖励的，什么奖励呢？就是这个妻子的财产可以用来奖励丈夫。那么如果丈夫犯了罪，妻子告发丈夫也是有奖励的，什么奖励呢？就是妻子的财产可以保留不被没收。

大家想想这个说法，如果要能够操作，首先你就要搞清楚两口子的财产中什么是老婆的，什么是老公的，说实在的，现在我们要搞清楚都不是很容易的事儿，何况当时。

难道秦朝当时已经有了婚前财产公证了吗？怎么能够讲得清楚哪个财产是你的，哪个财产是我的呢？

我都觉得很奇怪，可是你会发现秦在有些方面的确是非常现代化，在鼓励大家六亲不认方面，那的确是个性解放到了让人瞠目结舌的程度。

在秦律中，国家可以垄断一切，在国家面前任何人的产权都得不到保证，但是在一个家庭内，每一个人的产权似乎是得到了高度的保证。

也就是说，秦搞的是私有制还是国有制呢？

它在一个家庭内搞私有制，鼓励每个人都为自己考虑。

一个家庭内老婆有自己的财产，老公有自己的财产，父子之间也是各有自己的财产，甚至秦律中有规定，“父盗子”如何如何，“子盗父”如何如何，“假父盗假子”又如何如何。

乍一看，还以为是我们现在的民法典呢，这个财产关系能落实到个人的，可是法家真的是主张个人独立吗？真的是主张我们现在讲的个性解放吗？真的是要捍卫每一个人都有自己的人权吗？

当然不是。

法家讲的这种灭亲、六亲不认、家庭内所有的人都可以独立，是为了把人从家庭中解放出来，变成皇上的工具，不是说要把这些人解放出来变成真正的独立公民。

实际上，如果不考虑大小共同体之间的矛盾，法家也是同样要强调君权和父权的单向性的。

就是儿子服从父亲，臣民服从皇上，如果这两者不发生冲突，法家同样是要维护的，而且维护得比儒家还要彻底。

董仲舒讲的“三纲”，就是“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实际上先秦的儒家从来没有一个人讲过，这句话不是儒家的主张，而是法家的主张。

韩非就明确讲“臣事君，子事父，妻事夫，三者顺则天下治，三者逆则天下乱”。

而且韩非还专门补充了一句，他说这三者是无条件的，不以君主的好坏为转移。

“人主虽不肖，臣不敢侵也”，也就是说哪怕是暴君，你也不能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