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晖：中国思想史_17「变儒为吏」
「变儒为吏」
汉代以后在秦制基础上使用儒家话语，需要经过一些改造，就是“儒表”必须适应于“法里”。
到了宋以后，这个改造非常成功，一个表现就是科举制。
在秦汉时期，儒和吏的矛盾是非常突出的。
所谓“吏”就是国家的雇员，为国家办事的，他们的责任就是不分青红皂白，贯彻皇上的意志。
而儒是所谓的“从道不从君”，专门讲道理的，类似于公共知识分子，专门批评现实的，所谓的“恒言君之恶者谓之忠”。
所以儒和吏是关系很微妙的。
秦始皇时代是根本没有儒生存空间的，只有吏，法家就说是以吏为师。
但是到了汉武帝的时候，他就倡导儒了。可是尽管汉武帝号称是“独尊儒术”，实际上一直到东汉末年，人们仍然认为儒的实际地位是很低的。
东汉末年的王充和王粲都讨论过儒吏的关系问题，王粲曾经专门写过《儒吏论》，说大家不要看不起儒，不要太看重吏，所谓的“儒有所长，吏有所短”。就是说，吏不是万能的，儒也不是什么都不能的。
到了东汉末他还这么讲，可见那时候儒的地位并没有像我们想象得那么高。如果儒的地位真的很高，他就应该讲吏也是可以的。
但是后来这个问题就逐渐解决了，解决的途径主要就是靠科举制，就是通过科举把儒变成吏。
但是通过科举把儒变成吏到底是吏被儒化了，还是儒被吏化了呢？
这是一个很有意思的问题。
2. 科举的制度设计是法家的
科举制这一套说法，都是儒家的，而且越到后期，科举制的考试题库也是来自儒家，具体地讲就是来自朱熹，标准答案也是儒家的。
但实际上它的制度设计是完全法家化的。
科举有一个特点，就是完全不考虑德望人员，它的前提就是每一个人都单独直接面对朝廷的考试，由皇帝来挑人。
而皇帝挑人不是挑贤人、善人、道德高尚的人，甚至也不是挑治国的专家。
唐太宗的话说得很到位，“天下英雄入吾彀中”，他既没有说天下善人、贤良“入吾彀中”，也没有说天下的专家“入吾彀中”。
大家知道所谓英雄，“多智为英，有胆为雄”，英雄就是既聪明又大胆的人。
这个词在古汉语中是没有道德褒义的，甚至略有一点道德贬义，就是聪明大胆但又不顾道德的人，类似于我们今天讲的“枭雄”。
那么所谓“天下英雄入吾彀中”，其实就是国家通过一场智力测验把那些聪明的人都网罗在中间。
傻瓜是通不过科举的，能够作好八股文的人都是相当聪明的人。
科举最初是不重八股的，是重策论的，策论还有点“修齐治平”的味道，讲究治理天下的真实才学，治国平天下。
但是策论不可能有标准答案，评价全看考官，而考官就像现在的左右一样，会有很多流派。
从法家的角度看，这就会形成小圈子，形成所谓的“朋党”。因为考官总是要赏识、提拔和自己政见相同的人。
因此与其考策论，不如考没有用的文章，而且要聪明人才能写的没有用的文章。
没有用就可以用客观标准来衡量，有用的话，到底对谁有用，反而就很难控制了。
科举考试就要尽可能地切断“乡举里选”造成的人际关系。这显然是法家的追求。
3. 儒家为何狂批科举？
虽然朱熹的《四书集注》到了明清成了科举的标准答案，但是科举最早的批评者之一就是朱熹。
他说，科举不如九品中正，九品中正又不如察举征辟，察举征辟当然更不如周代的乡举里选。反正总是一代不如一代，科举是最坏的。
他还说，宋要想光复中原，除非五十年不搞科举，否则是没有指望的。
为什么朱熹讨厌科举制呢？
他说，“德行之于人大矣”，说挑人就是要挑有德行的人。
他说，“故古之教者，莫不以是为先，至于成周而法始大备，其人材之胜，风俗之美，后世莫能及之。”
他说，西周时代搞的乡举里选，是最好的，人才济济，而且风俗很纯美。
他说，“汉室之初尚有遗法，其选举之目必以敬长上、顺乡里，肃政教，出入不悖所闻为称首。魏、晋以来，虽不及古，然其九品中正之法，犹为近之。及至隋、唐，遂专以文词取士，而尚德之举不复见矣。”
他说科举最糟糕的就是“尚德之举不复见矣”，自从有了科举以后，大家读书就是为了做官了，而不是为了提高自己的道德。
从唐到现在就更坏了，“积至于今，流弊已极，其势不可以不变。”到了现在，这个制度已经坏到极点，不改变是不行的。
其实晚清废科举的时候，有人就引了这段话。
因此你说晚清废科举仅仅是西化、激进主义导致的，恐怕也很难说。像这种反科举的论断，其实已经很早就有。
4. 考出来的官 来源复杂的吏
现在我们有一种说法，说科举是很进步的，甚至说西方的文官考试、公务员制度都是学了科举的。
因此有一个人就说了一句非常挖苦的话，他说潜艇的原理借鉴了鱼的鱼鳔。是不是可以说潜艇的发明者是一条鱼呢？
这当然是不能这样说的。
现代政治制度，其实要解决两个问题，一个是权力来源的合法性，只能来源于老百姓授予。
另外一个是行政工作的专业性，就是具体办事情要专家，所以现代政治制度一定要有政务官和公务员。
所谓的政务官，就体现了权力的来源，这些官肯定是选举产生的，但是办事能力是需要积累的，于是需要有一批职业官僚，这些职业官僚就是所谓的公务员。
这些公务员是不能选举的，因为如果一选举就会任期很短，而且选举它会有党派倾向，具体办事的人不能有党派倾向的，不能说管财政的就给左派多拨款，给右派就不拨款，这怎么能行呢？
所以具体办事的人要讲才干，那怎么办呢？
那就是靠考试，所以公务员考试就是这么来的。
讲得简单点，就是政务官靠选举，掌权的是选出来的；办事的是考出来的，事务官靠考试。
可是科举考试恰恰和这个原则是对立的。
科举考出来的官，都是现代政治制度中认为应该选出来的官，比如州长、县长、各部的部长，这些官都是政务官，所谓的尚书、侍郎、知县、知府、知州、巡抚基本都是科举出身的，因此政务官在法家的体制上是不选举的，只要考试，为什么呢？
因为道理很简单，在专制体制下，就根本无所谓政务官，所有的政务官在皇上看来都是替他办事的，都是他的狗腿子，无所谓政务不政务官。
但是具体到办事的人，一直到晚清一个最搞笑的现象就是，最具体办事的人反而不是需要考试的。
传统的衙门事务无非就是两项，一项就是钱粮，一项就是刑名，这两项事情，一般人不懂的，不懂怎么办？靠吏。
自从有了科举制度以后，就有所谓的官吏之别，官是考试出来的，吏是怎么产生的呢？
吏的产生在中国传统社会的后期就变得非常之杂了，这也是中国政治制度的一个非常糟糕的地方。
关于吏，可以说国家就没有任何正式的规定，就是靠当官的自己去找人，有的找朋友，有的掏钱雇社会上的人，还有些地方专门出这些人，什么绍兴师爷，甚至明代还专门有这样的规定，说吏是一种很下贱的事儿，只能给那些比较蠢的人来做，如果你连续十次参加科举考试都考不上，证明你是个不可造就的人，那就不让你考试了，你去做吏，让你去做办事的人。
尤其是下级办事的人，在隋唐前后的一段时间，被认为是衙门中的下级衙役，这些人甚至是需要世袭的，被认为是一种比较下贱的户口，魏晋时期吏是专门的一种户籍，叫作“吏户”，这个“吏户”你是不能逃避的，从东汉开始就有所谓的吏逃亡的记载。
所以我觉得，虽然西方的公务员考试显然是一个很成功的制度，而且这个制度不能排除它就真的是受到中国科举制度的启示。
但是中国的科举制度甚至包括现代公务员考试制度，和西方的文官制度，还是有本质的区别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