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晖:中国思想史_18「儒家情绪」
“自【汉承秦制】以来,中国政治似乎总是无法摆脱【外儒内法/剂之以道】的游戏规则。在《中国思想史》中,秦晖老师带我们了解【秦制】是什么?为何法家能够打败其他思想,对中国政治影响至深乃至今天仍无法摆脱它的阴影。而人的观念和人之间的关系,又如何深受这套规则影响和塑造。”
「儒家情绪」
1. 宋明理学原本针对社会弊病
儒学发展到宋明,就出了现所谓的宋明理学。
大家都知道这个理学有两大支,就是程朱理学和陆王心学。
以前人们批判儒家的时候,说程朱是客观唯心主义者,因为他们老是强调有一种道或者一种规矩,这种规矩是天理,是不以人们意志为转移的,所有人的行为都要符合天理,不能乱来。
那么陆王心学恰恰相反,很多人以前给它扣了一顶帽子,叫作主观唯心主义者,那就是陆王这一支是很强调主观能动性的。
确实,他们认为人们有自由发挥的合理性,人们想的一切都是有根据的。“百姓日用即是理”,“理”并不是什么玄而又玄的东西,老百姓衣食住行就是“理”,满街都是圣人,人人皆为舜尧,“理”不是掌握在一两个人的手里的,在某种意义上讲,“理”就是一种自由思想。
为什么当时会出现这两支主张呢?
显然当时的社会有非常严重的弊病。
就是一方面有些人不守规矩,为所欲为,蛮不讲理,随便乱来,造成很多问题;另一方面,老百姓又被束缚得很厉害,举手投足,动辄得咎,很多事情都不准他们做。
那么这两种意见当然是冲着这两种东西来的。
那么大家知道,多一点自由也好,多一点管束也好,跟我前面讲的道家有为无为一样,就看你是对谁而言。
其实很容易理解,在秦制下最大的问题就是统治者太自由,他的权力不受制约,可以为所欲为;而老百姓太不自由,他们被管束得无所措手足,被束缚得很厉害。
从朱熹、王学这些人的话看来,其实他们心里是有所指的。
2. 宋明理学的结果背离了初衷
可是大家知道,如果你仅仅是从形而上的角度讲这个东西,而没有在制度层面解决老百姓的right(权利)和对统治者的power(权力)的限制,那么最终这些说法都会走向反面。
就是你要大家守规矩,结果你限制不住皇上,但是你可以限制住老百姓;你说要给大家自由,结果老百姓得到自由很困难,而当官的为所欲为却很容易。
所以程朱之学也好,陆王之学也好,实际的效果都是走向了反面。
比如,一讲程朱,大家想起来的就是什么“饿死事小失节事大”,什么“存天理,灭人欲”。
“存天理,灭人欲”这句话也不是不能说,皇上的人欲我觉得就该灭,但是你能灭吗?
要灭就灭老百姓的人欲,皇上无论怎么穷奢极欲都是天理,老百姓柴米油盐酱醋茶都成了人欲,就会就变成这样。
而阳明讲的“百姓日用即是理”,其实百姓日用也没有多少自由,但是贪官污吏从这里头得到了启发,我们大可以发挥主观能动性,什么理啊这些我们都可以不管。
所以有人说,阳明之学对明代后期的官场腐败起了很坏的作用,就是当官的喜欢阳明之学,因为阳明之学给了他们更多自由。
其实当官的也喜欢程朱之学,因为程朱之学把老百姓的手脚管得更死。
但是儒家本意是这样的吗?
可能本意并不是这样的,但是实际效果就是这样的。
3. 左右都不为百姓的尺蠖效应
我经常讲在这种体制下,会产生一个问题,就是我在谈论经济问题的时候讲的“尺蠖效应”。
就是说,这个政策一下左、一下右,所谓左就是管得很紧,所谓右就是放得很开,一收一放,就相当于自然界的一种虫,叫作“尺蠖”,这个虫就是一伸一缩,一伸一缩,但是它的一伸一缩都是朝着一个方向的,不是取平衡的。
也就是说,政策放开也是有利于上层的,不利于下层的,收紧也是有利于上层不利于下层的。
中国历史上也经常有这种左右的争论,像西汉年间的盐铁会议,就有两大派。
以贤良文学代表的那一派就主张政策要放开,不能什么国家都管得太死;以桑弘羊为代表的一派,就认为国家把什么要管死,最重要的一个体现就是盐铁官营政策,实际上不光是盐铁了,凡是当时赚钱的事,几乎都是国家垄断的。
可是后来你会发现,盐铁官营到底是为了什么呢?
大家知道在今天的西方也有左派,也主张国家要管很多事情,要给老百姓提供社会保障和公共服务。
可是桑弘羊已经讲了,他们搞这个东西根本就不是为老百姓的。按照他的说法,当时的穷人不是懒汉就是醉鬼,饿死活该,国家根本就不该救济他们,“贫穷者,非侈则惰也”,救济穷人就是“夺力俭而与侈惰”,这是法家的原话。也就是说救济穷人、帮助弱势者那是最傻的事儿,这些人本来就是不该存在的。
当然他们搞国家管制、搞国家垄断,也绝不是给老百姓提供社会保障,那么到底是为什么呢?
就是为政府、为皇上,就是要强化国家机器,强化皇上的权力。
那么反过来当时的另外一拨人,就是贤良文学。
贤良文学主张中央不应该搞这么多的垄断,应该让下面自己去搞。
这些人是主张市场自由吗?是主张发展民营企业吗?是主张自由竞争吗?
其实也不是,看看当时贤良文学的那些主张,就知道他们讲的反对盐铁官营,主要是指要回到汉武帝以前,盐铁主要是由诸侯王经营的那个制度,就是让有权有势的人去搞而国家不要搞。
那么老百姓能不能搞呢?
贤良文学说,老百姓也不能搞。
他们说,老百姓就应该世世代代地做一件事情,“工之子恒为工,农之子恒为农”,你是农民,你就只能种田,你是打工的,你就永远打工。
可见像这样的争论,左派是为强化国家权力,但是他们并不想搞福利国家;右派是要放纵这些人,但是他们也不想放纵老百姓。
当然你也不能说当时这些人的思想到底有什么问题,但是当时的制度的确就是这样的。
4. 儒家一直不满却无法改变现实
到了明末,就出来一些人,无论是对陆王还是对程朱都提出了批评,他们就直截了当地说,今天的问题就是皇帝制度、就是秦制造成的,这些人的代表就是明末的黄宗羲。
黄宗羲在《明夷待访录》中提出很多惊世骇俗的观点,大家经常引的一句话就是“为天下之大害者,君而已矣”,皇帝是天下最大的祸害,最主要的危害是剥夺了老百姓的个人权利,在这一点上,黄宗羲不仅讲得非常之深刻,而且超过了以往儒家的一些说法。
他说,在三代时,老百姓都是“人人得而自私也,人人得而自利也,有圣人焉”?
他说在那个时代,我们每个人都是可以为自己考虑的,但是有一个人不为自己考虑,那就是圣人,所以人们就把他选为君,把他推上台去,他就出于公心为大家办事,这时候就叫作“公天下”。
他说,到了秦以后就反过来了,皇上靠武力上了台,然后他就不准老百姓自私,他说“使天下人不得自私,不得自利,而以我之大私为天下之大公”。
这句话讲得非常精彩,他说,你们所有人都不能为自己考虑,不能为自己打算,你们只能为国家考虑,只能为国家打算,而国家是谁的呢?国家就是我的。
所以所谓的你们为国家打算,其实就是为我打算,打着大公的名义,实际上是搞大私,就是“以我之大私为天下之大公”。
他说,这是一种最自私、最糟糕的制度。
在法家统治两千年以后,社会一直有很大的不满,而这个不满,实际上就是来源于两千多年以前这场变动中的失败者,就是儒家。
当然对现实不满的人不能说都是儒家,也不能说儒家就是对现实不满的。
但是的确对于法家这个体制而言,在我国晚清以前的历史上,主要的批判资源还是来自儒家的。
因为在诸子百家中,主要的分歧就是周秦的对立,我称之为“崇周仇秦情绪”,这当然主要是一种儒家的情绪。
但是在从秦到晚清的两千多年历史里,儒家虽然不满,但实际上是没有真正能够行得通的解决办法。
只有到了晚清,才有了现实的可操作性,才能真正对这个社会产生极大的冲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