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汉承秦制】以来，中国政治似乎总是无法摆脱【外儒内法/剂之以道】的游戏规则。在《中国思想史》中，秦晖老师带我们了解【秦制】是什么？为何法家能够打败其他思想，对中国政治影响至深乃至今天仍无法摆脱它的阴影。而人的观念和人之间的关系，又如何深受这套规则影响和塑造。”
其实用中国第一个驻外大使郭嵩焘的话讲，那个时候中国人第一次看到西方，感触最深的其实还不是船坚炮利，而是所谓的“郭嵩焘每叹羡西洋国政民风之美”。就是他们的制度比我们正义，西洋比大清更仁义，而且这个仁义是在儒家的价值观尺度内讲的，不是从自由主义、社会主义、西方文明的角度讲。当然所谓西方比我们更仁义，指的不是国际关系，国际关系弱肉强食，郭嵩焘在这个问题上一点都不含糊。但是如果要讲到内政，所有这些出洋的人最大的一个感觉，就是西方那些国家对自己的老百姓真是比我们国家做的要好得太多了。而他们的那里的人才真的活得像个人的样子，他们的老百姓过得比我们的好，他们的经济比我们发达。他们说，那些国家的政治真是天下为公，真是老百姓在参与的，真是皇上不把天下当作自己的，他们的法律是讲道理的，他们的吏治要比我们的清明得多，等等等等。这些话遍见于当时和西方有过接触的人的话语里，用那个时候的说法，叫作“了解夷情的人”。那么总的来讲，这些人对中国的现实有着很深的不满，而这些不满集中表现为对秦制的不满，所以我把这些人叫“反法之儒”，就是对法家那一套反感的、带有古儒理想色彩的人。这些人是当时中国向西方学习运动的最初推动者，而且一直到新文化运动之前，他们也仍然是推动者。第一，他们学习西方，其实主要是基于一种道德理想，这个道德理想是带有古儒三代色彩的理想，他们总是用所谓的三代观念去套，一套，就觉得西方比中国更像三代，这是他们学习西方的主要动力。而所谓的“富国强兵”，也就是功利主义的目标，反而是次要的，或者说是顺带，甚至有些人就公然就说，如果强兵是在秦制基础上强的，还不如不强，甚至有些最极端的人说，中国吃了败仗是有好处的，因为中国的军队太强了，会扩张君主之祸。其二，他们的主张其实是一种“引西救儒”的思路，说儒学这一套，孔孟这一套，在今天的中国那是受到很大的压力，已经被秦制、被法家搞得不行了，我们现在如果要真正复兴儒学，复兴孔孟的理想，那就得向西方学习，就是引进西方的制度来摆脱儒家的困境。在张之洞那个时代有一句话，叫作“中学为体，西学为用”，可是比张之洞更早的一些人，他们反而很强调学习西方就要学体，用是次要的，或者说学习西方要学本，末是次要的。什么叫作“用”呢？当然就是洋枪洋炮。什么叫作“末”呢？“末”就是西方人会做生意，其实会赚钱是非常重要的，所谓的不很重要，显然是基于儒家的所谓的“重义轻利”了。而西洋的所谓“政教”，所谓的“居民一体，上下一心，推举之法，天下为公”之类，也是根据古儒的三代观念、封建观念、民本观念所理解的西方共和民主制，这才是他们认为最需要学的“本”和“体”。讲得简单一点，他们认为西方的民主共和非常符合他们的理想，这就是所谓的“天下为公”。*第四，那么他们在提出这些主张的时候，中国要拿什么本土资源来跟西方接轨呢？主要就是儒学，而且是儒学中最反对秦制的思孟学派，他们对法家批评很厉害，对儒家向法家看齐的那些人，比如荀子，骂得也是很厉害。第五，这些热心学西的人，直到新文化运动，都不太注意西方文化对个人权利的重视。如果你跟他们讲西方的文明是个性自由，是个性解放，是个人权利，那他们是不会喜欢的；但是他们对民主共和就特别喜欢，认为那是天下为公。最后导致辛亥革命的，主要就是这样一种东西，天下为公，对家天下的冲突。但是辛亥革命的时期，中国并没有出现所谓的个性解放，出现大家都逃婚摆脱包办婚姻，纷纷都离家出走当娜拉，像这样的现象是那个时代没有的，而是到了新文化运动的时候才有的。我们今天经常把新文化运动叫作中国的启蒙运动，可是如果我们只把新文化运动叫作启蒙运动，那就会造成一个很难理解的现象，因为通常启蒙带来的思想解放是政治上变革的前提，比如说在西方，它是18世纪先有了启蒙运动，然后才有所谓的革命或者改革的。像法国，是先有了卢梭、孟德斯鸠，然后才有了法国大革命。可是在中国就好像很奇怪，先有了一个辛亥革命，才有了所谓的启蒙。其实严格地说，中国真正的启蒙应该是两次，第一次启蒙其实是在辛亥以前的，这时的启蒙的特点是反对“法里”，但是并不反对“儒表”，不仅不反对“儒表”，恰恰是很多很多怀有古儒心态的人看到西方以后，那个“崇周仇秦”的情绪就被激发出来，因此这个“儒表”不仅没有成为启蒙的障碍，反而成了启蒙的很强大动力，因此这一场启蒙其实比我们想象的要重要得多，没有这样的启蒙，你就很难设想有辛亥那样的事儿发生。像郭嵩焘他在《伦敦与巴黎日记》中有一段很有名的话，他说“三代以前独中国有教化耳，自汉以来，中国教化日益微灭，而政教风俗欧洲各国乃独擅其胜，其视中国，亦犹三代盛时之视夷狄也”。他说，我们中华文明是非常伟大的，在三代的时候我们中国确实是全世界最文明的地方，但是秦汉以后就不行了，就礼崩乐坏了，他说三代的文明就转移到欧洲去了。他说，欧洲人现在看我们中国，就像三代的时候我们看夷狄是一样的，我们现在成夷狄了，他们成三代了，这个文明都在他们那里。从鸦片战争以后，一直到戊戌，这些先进的儒者痛恨秦以来的法家化过程，他们追求西学，恰恰是希望以所谓的“西儒”来消除法家化，复兴古儒的道德理想。按照谭嗣同的说法，“二千年来之学，荀学也，皆乡愿也。”什么叫作“乡愿”呢？那就是墙头草，两面倒，趋炎附势，谁掌权就听谁的，有奶便是娘，没有自己的任何原则，“群四万万之乡愿以为国，圣教安得不亡？”在古儒的话语中，乡愿的反义词叫作“乡绅”，就是乡举里选产生的小共同体代表，坚持儒家道德立场的人。乡绅的一个特点，就是所谓“从道不从君”，就是我不是为权力服务的，我要捍卫道统的，如果皇上讲的不符合道统，我是要反对他的。可是这些人在中国已经没有了，中国只剩乡愿了，那么乡绅都跑到哪里去了呢？他们一看说，哇，西方的乡绅很多。大家知道这个“议会”这个词最早被翻译成什么吗？就被翻译成“乡绅房”。鸦片战争刚刚打过徐继畬就说，“聚乡绅于工会，欧罗巴诸国皆从同”，说在欧洲各国有一个共同的地方，就是他们把乡绅都集合在一起，在一个地方，这些乡绅都不听皇上的，只是替天行道，为民请命，在那里呱啦呱啦的，然后皇上对他们都很尊敬，都奈何他们不得。你看这叫什么？这就叫三代的盛世，这就叫天下为公，哪像我们这样，乡绅都没有了，只剩下一帮乡愿。那么像这样的痛感，像这样的不满，说实在的，也不只是晚清才有，像黄宗羲等等也发表过类似的言论，可是那个时候他们怎么办呢？他们的理想要么就寄托于遥远的乌托邦式的三代，要么就设想有一个桃花源，总之在现实中你是找不到支点。但是到了晚清就不一样了，晚清的儒者找到了一个仁义的支点，那就是西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