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晖：中国思想史_27「转向日俄」
“自【汉承秦制】以来，中国政治似乎总是无法摆脱【外儒内法/剂之以道】的游戏规则。在《中国思想史》中，秦晖老师带我们了解【秦制】是什么？为何法家能够打败其他思想，对中国政治影响至深乃至今天仍无法摆脱它的阴影。而人的观念和人之间的关系，又如何深受这套规则影响和塑造。”
「转向日俄」
关于华盛顿会议有利于中国的结论，现在中国的主流史学和官方史学其实也是认可的。
就当时的中国实际力量而言，华盛顿会议可以说是取得了很大的成功。
当时的中国，经济和军事的实力是很孱弱的，政治上又是四分五裂的，但是在这之后的几年里，能够先后收回青岛、胶济铁路、威海卫，原则上收回广州湾。再考虑中国参加一战，付出的代价很小，我们一直到一战晚期才参战，而且只派出了华工，实际上并没有参加打仗。
相比二战中国付出的代价而言，一战以后中国的所得应该是很可观的了。
但很有意思的是，新文化运动尤其是它的激进意义，对华盛顿会议的反应是很奇怪的。
新文化运动对华盛顿会议主流的态度，我觉得都还不是批评，而是什么呢？而是无视，根本就不谈这个事。
而且这个事情和巴黎和会有非常鲜明的对比，我前面提到过的数据库分析表明，《新青年》提到华盛顿会议的次数，一共只有61次，不仅少于巴黎和会的87次，而且绝大多数都是在华盛顿会议期间的新闻性的关注，也就是华盛顿会议正在召开的时候，他们就经常提华盛顿会议。
巴黎和会正好相反，在巴黎和会期间以及巴黎和会以后的一段时间，《新青年》基本上是不提巴黎和会的。华盛顿会议是1922年结束的，可是在1923-1924年间，《新青年》提到华盛顿会议只有4次，但是巴黎和会虽然是五年前的事儿，却被提到了12次。
到了1925-1926年间那就更奇怪了，这个时期的《新青年》已经成了共产主义的刊物。在1925-1926年，华盛顿会议只提到了1次，而巴黎和会被提到了60次。
所以我就觉得有点意思，已经被华盛顿会议纠正的巴黎和会随着时间的推移，被越炒越热，而纠正巴黎和会的华盛顿会议，却很快就被忘记了。这个现象是民族主义造成的吗？
2. 巴黎和会使中国人放弃学习英美？
假定说在巴黎和会上，西方列强迁就日本，拒绝支持同为协约国盟国的中国，那的确是不够朋友，严重地伤了中国人的心。可是这比起19世纪的西方列强欺负中国，那毕竟还不是一个数量级。那个时期西方人几次打上门来，结果中国战败，割地赔款。那么即使是这样，我们还是要向西方学习。
到了巴黎和会，说实在的，就是他们没有仗义执言帮我们对抗日本，他们自己并没有什么新的对华扩张之举，我们怎么就会一怒之下就不学他们了呢？
这个事情其实说起来不那么合乎逻辑，所以我觉得真正发生这样的转变，可能是另有原因的。
3. 救亡使中国人转向学习日俄？
大家知道，后来打我们的俄国和日本，那更不够朋友了，为什么我们还学他们呢？
而且中国人老早就知道学习打我们的人和抵抗侵略其实是没有矛盾的，就是所谓的“师夷长技以制夷”。实际上中国在历史上，往往是欺负我们最厉害的那些人，反而成为我们的学习对象，大家想想是不是？
在19世纪，中国面临的外部压力主要来自西方列强，可是那个时候正是中国学西方的呼声一浪高过一浪，而且是由儒家开始的。
到了20世纪，中国面临的主要两个新威胁就是俄国和日本，这两个国家不仅野心很大，而且这两个国家有着真正的领土野心。
但是恰恰就在这个时期，中国对外学习的对象发生了转变，这和所谓的救亡到底有多少关系呢？
在华盛顿会议以后，大概7年以后，中国面临的外部压力又空前加剧了，主要就是1929年中东路事件和1931年的九一八事件，这两件事情都是外国军队大规模地打进中国，一开始是苏联，后来是日本，而且都是在东北发生的。从这里看起来，救亡仍然是头等大事。
可是这与中国的启蒙、与中国的对外学习究竟有什么关系呢？
4. 十月革命使中国人看好苏联模式？
大家知道一战期间发生的俄国革命，对中国也是有很大的影响的，毛泽东有一句名言，叫作“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我们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
但是同样根据我前面讲的数据库分析，有人又发现了一个有趣的事实，就是《新青年》提到十月革命的次数比提到一战要少得多，只有后者的64%。在十月革命的当时乃至以后几年，这个革命被提及的次数也是很少的，在1919-1920年间，更是明显下降。1917年十月革命刚发生的时候提过几次，到了1919-1920年上半年就没有再提，而到了1920年的下半年，也就是中共当时正在筹办，中国人突然间开始对十月革命有了很大的兴趣，到了1921年那就是爆炸性的增长，《新青年》就频繁地提十月革命，十月革命就成了一个非常大的热点了。
那么有人就提出，“与其说是十月革命一声炮响使国人知道了社会主义，毋宁说是接受了社会主义才使国人听进去了俄国这一声炮响；是由于知识分子越来越认同社会革命乃至接受社会主义以后，他们才对十月革命越来越有兴趣。”
如果我们再联想到十月革命以后的苏联和巴黎和会、华盛顿会议期间的西方影响，那就更有意思了。
按照流行的说法，巴黎和会上西方列强没有主持公道使国人心寒，而十月革命初期，苏俄对华曾经有高调的平等表态。
比如说十月革命初期，苏维埃政府就对华发表了《卡拉汉宣言》，那里头真的是很慷慨，说沙皇从中国取得的一切都是不合理的，我们都不要了，全部都退还给中国，讲得很动听。
有些人就说，你看巴黎和会，西方人对我们不仁不义，而列宁好像对我们很慷慨，于是中国人一下子就倒向列宁了，是不是这样呢？
几年以后这两件事情很快就走向反面了，巴黎和会对中国不公平，但是这个事儿在华盛顿会议上已经被纠正了。
而《卡拉汉宣言》的慷慨，很快中国人就发现根本就不是那么回事，苏联不仅什么都没有让，反而得寸进尺，对中国的欺负可以说比沙皇有过之而无不及。
大家知道在1924年中苏签订了解决悬案问题大纲，这个《大纲》基本上已经表明苏俄要继承沙俄在中国的一切权益，《卡拉汉宣言》连影子都没有了。
也就是说，这个事情已经完全向相反的方向发展，你再说有多大多大的影响，恐怕就很难了。
可是恰恰这两件事情在几年以后，被中国的这些知识分子讲得越来越多。那么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呢？
5. 启蒙转向不是因为救亡
国人之所以无视华盛顿会议，并不是因为列强没有让步，而是因为当时的国人。我这里讲的“国人”主要是指新文化运动的精英及其后续的国共两党，国共两党都是新文化运动的后续产物。
使列强让步的是北京政府，国人不喜欢这个政府，所以国人就不怎么提。
而国人在列宁上台以后四五年才对十月革命越来越有兴趣，也不是因为这几年之后，苏俄对华外交越来越友善、越来越平等，恰恰相反和这个是没有什么关系的，苏俄在这以后的几年，可以说是对华越来越坏，但关键问题是，我上面提到的这些“国人”对苏俄的社会改造和新社会模式越来越看好，这才是真正的原因。
也就是说，和救亡没什么关系，和这些国家对中国到底有没有威胁，是不是损害了中国也没有太大的关系。
变化的动力主要来自启蒙本身，而不是来自所谓的救亡，不是因为西方对中国的威胁变得更大，使得中国的学习对象从西方转向的更为友好的苏俄，进而学习目标也从西方式的自由主义转向了苏俄式的社会主义。
而是相反，由于国人启蒙的兴趣转向了社会革命，转向了所谓的社会主义，因此导致国人主要是新文化精英的救亡抗争对象从俄国那里移除，而集中对准了西方。
（本集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