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汉承秦制】以来，中国政治似乎总是无法摆脱【外儒内法/剂之以道】的游戏规则。在《中国思想史》中，秦晖老师带我们了解【秦制】是什么？为何法家能够打败其他思想，对中国政治影响至深乃至今天仍无法摆脱它的阴影。而人的观念和人之间的关系，又如何深受这套规则影响和塑造。”
按照我们现在的说法，叫五四运动的主题是民主与科学，或者叫德先生与赛先生，或者说五四运动最大的意义在于引进了社会主义。但是不管是民主与科学也罢，是社会主义也罢，好像这些人都认为中国从巴黎和会以后就放弃了对自由的追求。这里头首先要涉及什么叫作争取自由，因为自由这个概念，不仅自由主义讲，其它主义也讲，而且严格地说，五四以前中国人倒真的不怎么讲，是到了五四以后才讲的，后来不讲自由了也要讲解放，解放其实也还是自由，就是使你自由，那只不过是由一个名词变成了一个动词。但是不同的意识形态理解的自由是不一样的，比方说社会主义者他们讲的自由，往往讲得更多的是所谓人类自由，是解放全人类。而自由主义者讲的自由，其实很明显的是带有个人本位的特征，讲的就是个人自由、个性解放和个人权利。但是如果要说新文化运动包括巴黎和会以后向左转的新文化运动，不包括个人自由，那恐怕不是事实，尽管陈独秀的德先生赛先生这个说法，可以说是脍炙人口，使得五四运动追求民主科学好像已经成为大家都知道的一个说法。但是事实上如果根据大规模近代语料数据库进行的分析，实际上五四运动最重要的关键词还不是民主与科学，而就是我刚才讲的自由、个人、个人主义、个性解放这一类的东西。五四当然也是有民主的诉求，但是这个民主诉求并不起于五四，也不是在五四新文化运动中最引人注目的一个提法。很多人都认为是个性解放，个人这个概念传入中国是很晚的，一直到辛亥革命的时候，大家讲民主共和、天下为公讲了很多，但是讲个人、讲个体权利讲得还是很少的。1907年的时候，鲁迅曾经有一个说法，他说，“个人一语，入中国未三四年，号称识时之士，多引此为大诟，苟被其谥，与民贼同” 。1907年的时候，鲁迅说“个人”这个概念传入中国只有不到三四年，而且很多号称是时髦前卫的人，民主共和他们都能接受，但是一讲到个人，他们就引为大诟，就骂起来。如果说你是个人主义者，听起来你就像是民贼一样，听起来你就不是好人。然后鲁迅说，那当然这些人是落后了，他说实际上个人主义和自私自利根本就不是一回事。所谓的个人主义无非就是说要尊重个人的权利，至于个人怎么运用这个权利当然是另外一个问题，个人主义并不妨碍我们尊重那些甚至钦佩那些舍己为人的人，那些愿意为大家做奉献的人，钦佩那些慈善行为。只不过个人主义强调的是这些权利是在你的，每一个人，如果他把自己的东西拿来奉献，那这个人是非常伟大的。但是我们不能以所谓的高尚理由去剥夺别人的权利，去拿别人的东西来奉献，拔别人的一毛来利天下，那和你自己拔你的一毛来利天下，是完全不同的。所以鲁迅说，这个东西的确是要澄清的。他说，“夷考其实，至不然矣”。他说个人主义其实是个好东西，个人权利是非常重要的。鲁迅这句话表明个人这个概念是20世纪初才传入的，而且传入之初曾经受到抵制，正是新文化运动改变了这个局面。新文化运动使得个性解放、个人权利、个人自由成为一个大潮流。所以后来很多人都认为，个人解放或者个人自由才是新文化运动的首要特征和主要贡献。像胡适就曾经讲，他说“民国六七年，北京大学所提倡的新文化运动，无论形式上如何五花八门，意义上只是思想的解放与个人的解放”。茅盾，后来成为左翼文化一个很重要的人，他说“从思想上看，五四的建设就是人的发见和个性的解放，人的发见即发展个性，即个人主义是五四时期新文学运动的主要目标”。郁达夫也说，五四运动最大的成功，第一要算是个人的发见。一直到改革时代，像王元化先生这样的学者，他们也认为，五四在中国思想史上曾发生的最重大的作用就是个性解放。讲得简单一点，五四不是不讲民主，但是民主不是最显眼的，因为五四以前，民主几乎已经讲得都家喻户晓了，否则的话，怎么会有辛亥革命呢？辛亥以前中国虽然有立宪派和革命派的争论，其实在民主这个问题上是没有争论的，因为那些立宪派主张的都是英国式立宪。所谓的英国式立宪，就是虽然有皇帝，但皇帝是没有权力的，实际上英国虽然不是一个共和国，但是毫无疑问，它是一个民主国家。因此，民主共和不是五四的新提法，但是个性解放的确是在五四的时候成为大潮，那些人要婚姻自由，要摆脱家庭。大家知道不管是鲁迅也好、巴金也好、茅盾也好，包括郁达夫、徐志摩等等，那个时候的作品基本上强调的都是这些东西。五四运动以后，由五四运动最激进的那些人引导的潮流，对个人自由的态度越来越奇怪。实际上我们现在讲新文化运动是中国的启蒙运动，这个提法有一个很明显的缺陷，那就是如果我们只说新文化运动是启蒙运动，那我们就没有办法解释辛亥革命，因为辛亥革命把帝制都推翻了，都建立了共和，你说前面没有思想上的变化，稀奇古怪地就把帝制变成了共和，就出现了一场政治革命？我们都知道，不管是英国的启蒙运动和光荣革命，还是法国的启蒙运动和大革命，都是思想变化在前然后才有了政治变化的。当然有的，只不过这个思想变化后来被人低估了，低估的原因就是五四以前的或者说戊戌以前的中国人，虽然主张学习西方，虽然主张民主共和，虽然坚决反对秦制，但是他们不反儒家。后来不知道为什么形成一种观念，启蒙就是针对儒家的，不反儒家那就不叫启蒙。因此五四反儒家，那五四是启蒙。以前虽然反对秦制，但好像就不是启蒙。当然不是这样的。五四本身是启蒙运动的一次变调，这次变调很重要的是，从原来强调共和民主、天下为公变成强调个性自由。新文化运动还有一点很明确，就是它矛头的指向，从法里变成了儒表，从秦制变成了所谓的礼教。我前面曾经提到，从戊戌一直到谭嗣同，都是没有这种反儒的意识，但是从戊戌以后另外的一种声音就开始出现了，而且这个声音逐渐扩大，到了一战时这个声音已经开始占了主流，那么新文化运动就是集这些改变之大成。这个改变是怎么产生的呢？和我前面讲的自由个性观念的引进有很密切的关系。大家知道，如果只是讲民主共和、天下为公，只是讲反对秦制，只是讲反对法家，那和儒家是不容易产生矛盾的，但是如果讲到个性解放，那就是另外一回事了，因为如果要谈个性解放，那显然是和儒家社会冲突的。我前面讲到法家是主张大共同体本位的，强调的是皇上的权力，为了皇上可以杀爹杀妈，爹亲娘亲不如皇上亲。而儒家是反对大共同本位的，是主张小共同体本位的，因为人的一切善良都是来自家庭。重视家庭其实就是重视温情脉脉，就是重视仁义道德，因此儒家主张“为父绝君，不为君绝父”。但是不管小共同体本位还是大共同体本位，他们都不是个体本位，如果要讲个性解放，那就等于说，在家庭内部要反对父权，要强调子女对父母是独立的。这个东西儒家是不会赞成的，因为这个直接和儒家所谓的礼教是冲突的。礼教是一种小共同体本位的温情脉脉的长幼秩序，礼教本身和秦制不是一回事，但是个性解放，它直接面对的其实不是秦制，而是礼教，那么这个东西当然就会和儒家产生矛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