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晖：中国思想史_29「中介日本」
“自【汉承秦制】以来，中国政治似乎总是无法摆脱【外儒内法/剂之以道】的游戏规则。在《中国思想史》中，秦晖老师带我们了解【秦制】是什么？为何法家能够打败其他思想，对中国政治影响至深乃至今天仍无法摆脱它的阴影。而人的观念和人之间的关系，又如何深受这套规则影响和塑造。”
儒学、礼教跟新文化有矛盾，五四新文化针对礼教、倡导自由个性，这一点是毫无疑问的。
但是这也不能解释新文化运动为什么以儒学作为主要的批判对象，或者说儒学作为新文化运动主要的敌人，你还是不能说的，为什么呢？
因为第一，如果你引进的自由主义是一种英美式的自由主义，或者说西方式的自由主义，那么这个自由主义当然会和儒学有矛盾，但是你不能说它会与法家的矛盾更小。
如果你是一个个人本位的自由主义者，那么你不会赞成小共同体本位的儒学，但是你更不会赞成大共同体本位的法家，你是不会满意于家长权，但是你更不会满意于皇权，没有什么理由认为自由主义应该把儒家看得比法家更可恶，这是第一点。
第二点，自汉武帝以后，“儒”这个概念已经从一个思想流派，在相当程度上变成了一种文明识别的符号体系，就像欧洲的基督教。
在近代以前，无论是古罗马的基督教会，还是中世纪的基督教会，都不见得有个人自由的观念，甚至这两个时期的基督教，各个支派都曾经是不宽容的，是搞异端审判和鼓吹圣战的，比如十字军等等。但自由主义和个人自由观念是必须消除这些东西的，在实现了宗教宽容，取消了宗教审判，取消了异端审判，
实现了政教分离、信仰自由以后，个人自由完全可以在基督教文明中实现，并且和教会共存。
同样，在“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中国，自由主义的理想如果要实现，它只是要消除“罢黜百家”之“独尊”，但是它不需要消除所谓的“儒术”。
消除这些弊病以后，个人自由也完全可以在所谓的儒家文明中得到发展，但是你也很难解释它为什么会成为新文化的主要敌人。
我觉得，这里头有一个因素是值得重视的，就是当时这个自由个性的潮流传入中国，不是从欧美直接传入的，而是经过日本中转的，因此这种自由个性、自由诉求，是“日本式的自由主义”。
2. 留日学生带回自由观念
新文化运动中影响大众的个人自由观念，不是直接来自欧美，而是很大程度来自日本。
我们知道在甲午以后，尤其是庚子以后，一方面学习西方的必要性被越来越多的人认可，另一方面日本被认为是学习西方成功的典型。
国人多以日本为学习西方的中介，再加上文化与地理更接近，留学成本更低，不仅一般的老百姓是这么看的，当时的清政府也是这么看的，因此清政府也极力推动留学日本。
用张之洞的说法，“西学甚繁，凡西学不切要者，东人已删节而酌改之”。
他说，西学太庞大了，哪些西学最重要、哪些西学不太重要，日本人已经先学过一通了，因此他们已经把西学做过选择，他们认为重要的，那应该就是重要的，他们认为不重要的，应该就不重要，日本已经帮我们选过一道了。
其实他们都认为，日本能够成功也是学的西方。
这个时候对西方的崇拜并没有降温，只不过这些人认为学习西方太难，但是日本因为学习西方很成功，所以向西方学习其实就是通过日本为中介就行了。
那么在官民双方的努力下，留日大潮兴起了。当时有人说是，迄那时为止，人类历史上规模最大的出国留学潮。
在庚子以前，中国向美国派出的所谓的“留美幼童”和派到欧洲学海军的所谓的“留欧学生”，总共只有200人左右，但是在庚子以后，留学生就读日本的，在1905年这一年已经达到8600多人，那一年回国的就达到2000多人，大批中国学者在日本读书是以前从来没有过的。
而且还有一个特点，当时国人赴日不仅数量大，而且与国内的政治文化变革联系非常紧密，中国在日本的政治侨民是很多的。
所谓的政治侨民，就是流亡到那边去的。
大家知道维新派在戊戌失败以后，革命派在辛亥成功以前，都是以日本作为主要的流亡地的，那么这些人在流亡过程中自然也受到日本的影响，而且把这种影响带回到国内。
晚清新政中，很多在国内官方机构内，用我们现在的说法，在体制内推动新政的也是留日的，比如杨度、汪荣宝这些人。
尤其是到了一战，从1914-1918年这几年，欧洲是兵荒马乱的，很多东西都停顿了，因此出国留学几乎就全是到日本的，而这个时候又正好就是个人自由观念大举进入中国的时候。
因此可以这样讲，19世纪的西学东渐主要是靠华人赴西和西人来华完成的，像郭嵩焘，像我前面讲的很多人。
在19、20世纪之交的个人自由思潮，包括以这种思潮为标志的新文化运动，则主要是留日学生带动的。
最初倡导个人自由的典型人物就是章太炎，章太炎又带出来一帮所谓的“章门弟子”，包括鲁迅、周作人、许寿裳都是他的弟子，
包括后来成为共产党缔造者的所谓“南陈北李”—— 陈独秀、李大钊，以及在新文化运动中，文化姿态最激进的几个人，比如说主张废除汉字的钱玄同，包括直接点名批判孔子的易白沙、吴虞这些人，他们在新文化运动时期的个人自由思想的形成，都和他们的留日经历是密切相关的。
3. 明治维新是日本版周秦之变
当时日本的个人自由思想的确是相当发达，很多人到了日本以后，对这点印象很深。那么日本的个人自由当然是受到西学的影响，尤其明治以后，其实明治以前也没有那个东西。
但是这种思想虽然是从西方引进的，但是却明显地受到了明治维新时期日本独特的问题意识所培育。
而这个问题意识和中国是有非常大的不同，就是日本明治时期的近代化，不是一个走出秦制的过程，而更像是一个走出周制的过程。
虽然我们说日本好像受到中国的影响很大，包括汉字什么等等，但是实际上日本最基本的社会制度跟中国是相差很远的。
日本长期以来都是所谓的封建体制，就是类似于西周时代的封邦建国、诸侯林立的状态，天皇实际上就像周天子一样，是虚位的，没有实际的权力。
而明治维新干什么呢？明治维新在很多人看来，其实就是要改变这种诸侯林立的状况，用当时的日本人的说法，叫作“大政奉还”。
所谓“大政奉还”就是把诸侯的权力交还给天子。还有一个就是“废藩置县”，其实就是中国讲的“废封建、立郡县”。日本以前有六十多个国，其实就是六十多个诸侯，还有比国下一等的诸侯，一共有三百个，那么在明治维新时期，这些都被废掉了，然后建立了郡县。
在这个过程中，很多人都强调，说我们搞明治维新就是要建立中央集权。
明治维新的先驱吉田松阴，这个人是很多明治思想家的老师（虽然这个人在明治前叶就被保守派给杀掉了，但是这个人通常被认为是维新的先驱）。
吉田松阴就说，“天下为天皇一人之天下，而并非为幕府之天下”，就是明治维新就是要确立天皇的家天下，天下就是天皇一个人的，不能是那些诸侯的，要建立所谓“一君亿兆臣民”，皇上只有一个，下面都是他的臣民，不允许有诸侯、贵族。
明治元勋木户孝允曾经有一个说法，当时的说法叫“一新”，他说“三百诸侯举而其土地人民还纳，不然一新之名不知在何”。
他说，如果我们不能做到把三百诸侯的土地、人民都由天皇给统一起来，那我们的维新到底新在哪里呢？因此这个明治元勋心目中的“一新”其实就是实现了周秦之变式的大一统，他只字没有提宪政民主。
当时这样认识的人其实是挺多的，实际上在他们看来，就是一场新版的“周秦之变”。
那么新在什么地方？新就在这个过程中受到了西方的启示。
4. 日本在脱亚入欧前已脱儒入法
与中国周秦时期的儒法斗争类似，日本在明治时代“脱亚入欧”之前，曾经经历过一场所谓的“脱儒入法”的江户时代，现在的思想史界叫作“新法家运动”。当时日本有几个很有名的思想家荻生徂徕、太宰春台、海保青陵，这几个人是一个学派，通常叫“徂徕学”。
这几个人都是强调遵荀崇韩、存孔灭孟，这些人说荀子、韩非很不错，他们对孔子倒还比较客气，他们说孔子说说也就罢了，但是他们最反感的就是孟子，什么“民贵君轻”，这一套他们是非常之不要听的，包括程朱理学他们也不喜欢。他们说，“儒者尽蠢物也”，说现在我们就是要搞霸道，不搞王道，说王道是悖理之道，而霸道才是合理之道。
这个东西到了明治就和“脱亚入欧”联系起来了。
在明治时期，日本批判儒家是批判得很厉害的，我们讲后来日本又开始比较尊重儒家，那是在后来了。在明治时期，像那吉田松阴、福泽谕吉这些人，说实在的反儒是反得很厉害的。
但是你要说，他有没有从西方引进一些宪政什么东西，当然也引进了不少。比如说，明治维新的宣言里头就有一条叫作“万机决于公论”，也就开了国会。
但是日本明治时代的国会是没有立法权的，实际上是天皇的一个咨询机构，真正代表公论的不是国会，而是天皇，以及他指定的一些智囊，伊藤博文这一类的人。
那么说学西方引进了一些宪政成分，比如说制定了宪法，那么这个东西是不是假的呢？当然也不假。
明治维新引进的西方宪政主要是用来消除所谓藩权的，也就是用宪政来消解诸侯的权力，但是不用它来消解天皇的权力。那么消除了藩权以后，皇权反倒做大了。
（本集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