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晖：中国思想史_30「以日为师」

“自【汉承秦制】以来，中国政治似乎总是无法摆脱【外儒内法/剂之以道】的游戏规则。在《中国思想史》中，秦晖老师带我们了解【秦制】是什么？为何法家能够打败其他思想，对中国政治影响至深乃至今天仍无法摆脱它的阴影。而人的观念和人之间的关系，又如何深受这套规则影响和塑造。”

1. 日本军国主义兴起

日本在明治以后，当然有向自由民主制度发展的一些可能性，尤其是在明治以后的大正天皇时期，日本应该说是议会的权力和民主制度都是有所上升的，这个时期一般叫作“大正民主”，但是大正民主为期很短，只有几十年，很快就又逆转了。

到了昭和时期，在军部专权和北一辉的皇道社会主义的推动下，日本一个是走向军国主义的强化，那些军人根本就对宪政不感兴趣；

另外一个就是当时日本有一些原来是左派后来变成极右派的人，比如日本那个时候流行社会主义，日本式的社会主义叫作皇道社会主义，就是强调兵农结合、军民一体去反对所谓的财阀。

（图：日本当时对国民进行军国主义教育）

按照这些人的说法，日本当时有钱的、资产阶级是所谓的财阀，被认为是鼓吹自由民主、那种所谓西方来的不健康的东西，他们对此很反感。

那么对于日本传统的贵族，他们也很反感。他们认为这些人就是诸侯，妨碍天皇权力的上升。

那么天皇权力要强化，靠谁呢？靠农民。他们认为，农民下层是最拥护天皇的，贵族不可靠，因为要跟天皇分庭抗礼，财阀也不行，财阀有钱了就不把天皇放在眼里。

因此，天皇应该和最底层的老百姓结合起来，而最底层老百姓的代表就是日本的军队，因为日本军队是当时唯一的下层穷人比较容易上升的渠道。

因此，日本的那些军队，尤其是那些比较极端的军人，是既看不起贵族也看不起财阀，但是他们狂热地忠于天皇，说要搞所谓的社会主义，说日本的腐败都是财阀和贵族造成的。

那么这种兵农一体、效忠天皇势力的成长，最终就使得短暂的大正民主成为一个小插曲，而这个由明治到昭和的主流，也使得日本走上了军部扩张、天皇独断，以举国体制穷兵黩武，制造虎狼之师的军国主义道路。

2. 中国人也曾想搞军国主义

“军国”和“军国主义”这一类的词，在抗日时期的中国成了严重的贬义词，可是在清末民初，“军国”和“军国主义”这个词在传入中国的时候是褒义词，而且是带有很浓的褒义的，是大家都想学的。

日本的军国主义其实是学的德国，用“军国主义”来形容类似于俾斯麦那样的主张，也是日本人的发明，然后再传到中国。

传到中国以后，很多人就认为“军国主义”是我们发展的方向。

在英国留学的严复是最早把军国主义当作中国发展方向的。他当时提出，中国历史的发展就是要从宗法社会变成军国主义。

而这个变革按照他的说法，如果你要强调族，那你免不了就要带出所谓的血缘关系，所以他说我们现在不能讲这些，不能讲血缘，不能分满汉，我们就是要建立一个军国，就是把秦始皇的道路继续再走彻底。

他的这个说法当时受到几个留日学生的批评，这几个人就是戊戌以后成为大人物的汪精卫、胡汉民和章太炎。

这三个人有一个共同特点就是留日。这三个人就反驳严复，反驳什么呢？他们说，如果我们不把满洲人给干掉，那中国就没有希望走军国的道路，这实际上是把反满当作建立军国的一个条件。

因此我们可以看到，这个时候虽然有这样的争论，但是无论是严复还是反驳他的这三个人，其实都是主张军国主义的。

3. 军国主义是想把人变成国家工具

搞军国主义要有一个条件，什么条件呢？就是严复讲的，“言军国主义，期人人之力”。

如果你要搞军国主义，那你就要把中国的每一个人都变成独立的人。

什么叫成为独立的人呢？日本原来是一个封建社会，日本的武士有点类似于西欧中世纪的骑士，他们都是有主人的，或者说他们当时都是藩主的家臣，这有点像中国在西周、春秋时代的状况。

他说如果是这样，这个军国就建立不起来，因为每个人都是爹的人、妈的人，藩主的人，宗族的人，那谁是国家用得着的人呢？其实就是韩非的那个说法。

因此我们就要让他们自立，要让他们自由。这个所谓的自立、所谓的自由，其实本来应该说是自由主义的追求，也正是因为这样，日本就兴起了自由主义。

但是这种自由主义是一种独特的自由主义，为什么说是独特了呢？

那就是因为当时在日本兴起的个人解放，实际强调的是个人对于家庭、家族、乡里、采邑、藩主等依附性的亲缘社会、熟人社会，但绝不是对民族、国家、人民等等所谓大共同体的独立，甚至把个人从家庭、家族、宗藩中解放出来，就是为了让他们能够成为国家或者天皇伟大事业的工具。

明治时代推崇的个人自由，只是说你可以不听爹的，可以不听妈的，可以不听你原来的主人的，但是你必须听天皇的，你对国家是没有什么自由可言的。

（图：日本军国主义士兵）

明治时期，日本的确是社会风气很开放的。

所谓的婚姻自主、个性解放，女性自由甚至所谓的性解放都给当时在日本留学的中国人很深的印象。

那种开放实际上就是要教人从父母的人变成天皇的人，而并不是成为真正独立的人。那种倾向搞到极端的时候，就是我们看到日本在二战期间的状态。

养儿不尽孝去当神风队，养女不事夫去做慰安妇，子女可以不从父母、不守妇道，私奔苟合不以为意，但是国家一有令、天皇一有号召，你就必须为国献身。日本式的个人主义就这样与军国主义成了二位一体的怪胎。

当然福泽谕吉作为一个启蒙思想家，他不会直接鼓吹这种要妇女为国献身的邪恶制度。

但是这种日本特色的启蒙逻辑如果贯彻到底，似乎好像就得这样，因为它要求所有的人摆脱一切，全心地听国家的，国家要你怎么样就怎么样，等于是你从别的一切那里解放出来了，但是你就成了国家的最彻底的工具了。

4. 日本式自由主义反儒不反法

到了明治维新，日本式的自由主义达到了高潮。日本启蒙思想的最大代表福泽谕吉，他一方面鼓吹子女要独立于父母，家臣要独立于藩主，个人要独立于群体，而且讲得很极端，“一身独立，一家独立，天下国家亦独立”，独立即自己支配自己的身体，“无依赖他人之心”，独立自尊的根本意义恰恰在于主张个人的自主性。这都是福泽谕吉的语录。

但是福泽谕吉在另一方面又宣传无条件地忠于天皇，为此专门还批评儒家，说儒家妨碍忠君。

这一点其实在他之前，他的老师吉田松阴就已经讲过。

吉田松阴说，我们将要建立一个“一君亿兆臣民”，就是大家都忠于一个皇帝，我们要批判孔子，因为孔子不忠君。

那么福泽谕吉也是延续这个说法，他说中国之所以搞不好，就是因为中国的文化人深受儒犬主义的教养。

他说，中国的这些士大夫，皇上下一道命令，他老是要想想是不是符合孔孟之道。他说，这就不行，老对皇上的意志评头品足，那怎么能行呢？中国士大夫由于受到儒家的影响，头脑比较复杂，“难于惟君主之命是从”。

他说，我们日本的武家那就很好，大多无知不懂学问，“只以武士道精神而重报国之大义”，一听说是国家的利益，他们就会义无反顾地去做，就像“水之趋下”一般的自然。

他说，我们日本的这些人不是儒家，不会考虑什么道统、什么微言大义这些东西，就是一切行动听指挥，而且只听皇上的指挥，皇上指到哪儿就打到哪儿，所以我们要把儒家的那一套都给消除。

这样一来，他就会把儒家作为主要的敌人，欧美的自由主义或许不会这样，因为欧美的自由主义是既反对小共同体本位，也反对大共同体本位，所以不会认为法家要比儒家更好。

但是日本的自由主义就不是这样，日本的自由主义，它是不会反对法家的，那它当然就会把儒家作为最主要的敌人。

5. 日本人想摆脱劣根性追随法家

随着军国主义在福泽谕吉身后的继续发展，强大起来的日本逐渐逐渐就从学习西方变成了对抗西方。

尽管他们已经不再讲“脱亚入欧”了，“脱儒入法”他们仍然是讲的，而且他们在“脱儒入法”的形势下，也仍然在进行所谓的日本传统的批判。

这个批判在一些军国主义狂人中发展得很极端，就是所谓的反传统，认为日本过去受儒家的影响变得懦弱，变得甘于所谓的岛国意识，说日本以前那些人受儒家的影响不求上进，窝囊在一个岛国里头，只知道孝敬爹妈，那个很糟糕，这种劣根性我们一定要摆脱。

那么摆脱劣根性依靠什么资源？第一，他们那个时候既反儒也反西，那么他们崇奉的，第一当然是被日本认为国粹的神道。

但是第二，他们仍然佩服中国的法家，认为中国的法家代表了一种所谓的大陆精神。

什么叫大陆精神？就是称霸大陆的精神，不甘于在一个岛上的精神。他们说这个东西可以治疗日本的岛国病。

因此我们就看到，明治以后日本走向军国主义几乎是“脱儒入法”的一种逻辑延伸。

（图：日本军国主义浮世绘）

当时日本有一个很极端的军国主义学者，这个人叫佐藤清胜。这个人在1939年，出版了大部头的一本书，叫作《大日本政治思想史》，这本书的一个特点就是极力贬低儒学对日本的影响。那么这个时候已经不是欧风美雨的明治时代了，而是随着大和魂、武士道的膨胀，以佐藤清胜为代表的这些军国主义意识形态，已经是很敌视西方的，同时也很蔑视中国。

当然所谓蔑视中国，主要就是蔑视儒家。但是，耐人寻味地说，他仍然很崇拜韩非式的所谓“法治”，同时也仍然对日本的传统表示不以为然。

他认为，如果要摆脱这种传统，那么我们就得离开日本列岛到大陆去，那他就是一个非常极端的侵略者。

他有一个非常突出的主张，就是日本要迁都，说日本要把首都首先迁到朝鲜，再迁到满洲，然后下一步还要迁，他没有说迁到哪里，有人说就是要迁到北京或者南京，到了这个地方，日本人就能学会大陆精神了，如果还是窝在日本，那劣根性就老是解决不了，只有到了大陆，受到韩非这些人（熏染），他们才会有大陆精神。

佐藤清胜因为很讨厌日本，所以在日本进行任何的建设，他都认为是不好的。修铁路，他认为没有必要；装电线，他也认为没有必要；疏浚运河，他也认为没有必要。

为什么呢？

因为这些东西搞了以后，日本人就住得更舒服了，就更不愿意摆脱劣根性了，因此如果日本人要摆脱劣根性，干脆在日本不要搞任何的建设，日本人要发展就到大陆去发展，只有在艰苦的条件下，日本人才可以摆脱自己的劣根性。

因此，这个人在既反西方又反儒家的同时，又是日本国民性的一个严厉批判者，但他唯独对一件事情感兴趣，就是中国法家的那一套暴力的东西。

像这样的事儿，当然对中国是有很大的影响。

6. 学习日本不等于亲日

一个国家对另外一个国家思想界的影响，其实我们应该把它和国家利益方面的渗透或者利用分隔起来。

其实向哪一个国家汲取思想之源，这和国家利益上侵略哪个国家不是一回事。就像19世纪中国和西方列强有反侵略的问题，但是也有很多人从西方那里汲取了思想资源，汲取思想资源并不是为了西方的利益，而是为了中国的利益，包括学习日本也是这样。

这些人受日本的影响是很显然的，但是当然不能说他们在国家利益方面就是亲日派，像鲁迅这样的人，受到日本的影响是很深的，但是你说他是不是受到日本政府的指使？这个好像没有任何依据。

当然现在也有一些骂鲁迅的人，有这样的说法，我觉得也没有什么证据，

鲁迅也好，章太炎等等也好，他们主张向日本学习，而且的确是受到日本思想很深的影响，但是他们本身在政治上和日本没有什么特殊的关系，这一点还是应该承认的。

（本集完）